一月 2007

问清楚了我迟到的原因之后，老艾不再多言，默默坐回顶头的主管桌前，依然黑着脸，依然不带任何喜怒之色，依然纹丝不动。二十分钟以后，老艾召集全组人员开会，他有几句话要说。这是明确各分组之后的第一次小组会议，我正好借机认认组员们的面孔。令我吃惊的是，这一组14人中，我居然一枝独秀!好嘛，虽说红花也要绿叶扶，就算我是一朵红花，小花，香花，名花，野花，狗尾巴花……甭管是什么花吧，也绝不需要13片绿叶绿草来衬呀。扬头看看也在开会的另一组，嗬哟，俊男靓女眼花缭乱，有说有笑打情骂俏的，正应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俗语。 老艾并不往那一组瞧上一眼，只看着渐渐靠拢的本队人马，似乎对这万绿丛中一点红未感到丝毫不妥。

老艾实在是个办事很细心的人。他手上拿了一张名单，开列了所有组员的名字。传阅一番后，每个人在自己名字旁打勾，表明名字并不错，人数也不错。清了清嗓子，老艾开始发表演说。首先介绍他自己，姓字名谁，来自哪国，在加国待了多久，在SBO工作了多久，如此这般一一做了交代。接着他表示欢迎大家互相介绍介绍，认识认识，了解了解，谁愿意说说自己的基本情况的现在可以开口了。片刻之间，全组默然，13片绿叶，哦，不，算上老艾，共14片绿叶一起望向我这朵唯一的花——很有点女士优先的儒雅。打小儿我就不怵当众演讲的场面，于是大大方方简简单单地报上名来，说着很高兴认识大家一类的客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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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明确了顶头上司以后，我开始留意老艾的行踪。每天一踏进工作区，尚未打开电脑正式审核广告之前，我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飘向老艾的办公桌。有点紧张有点不爽的是十次望过去九次能看到老艾如雕塑般坚守岗位不挪窝的剪影，真够有定力的。一般说来，掌握好上司上班时间的规律有时确能发生某些微妙作用。比方说，如果下属比上司早到，哪怕只早来一分钟，留给上司的印象就是这小子准时，堪为可栽培之材也；如果上司比下属早到，那么这一天下属得十二万分小心身边是否埋了枚定时炸弹，万一不幸碰巧赶上领导同志黑着脸，就得时时留神上司有没有借迟到为由拿下属当个出气筒解解闷的嗜好了。跨越三个区四座城市换乘两路公车外加青铁，少说也得折腾一个小时的舟车劳顿才能抵达SBO，对我而言迟到和不迟到的概率几乎对半。要是赶上哪天多约了个客户，多打了几个电话，多聊了几句闲话，迟到的风险立马加大，那就更要多看两眼老艾的脸色了。

不过老艾的脸色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那是没办法的事，他来自非洲，土生土长的非洲黑人，除了眼眸和牙齿，周身上下透出来的只能是——怎么那么黑!从表相上看，可以认为他整天都“黑”着脸，或者换句话说，想看看更黑的脸，先去分辨清楚比煤球更黑的煤球是啥子模样吧。既然脸色不那么好看，那么，就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吧。我不敢说保证，只能尽量、争取、基本、大体、试着不迟到。可是，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某天下午，我比平时晚了近半个小时才溜进广告中心，电脑开机的叮咚声还未响起，老艾已悄无声息地站在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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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办公区将最中心的位置划归给了广告中心，十一列纵队，每列九张桌子，共99台电脑。不知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从数字上来看倒是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河图洛书被视为中华文化中阴阳五行术数之源，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皆可追源至此。古人对数字“九”极为重视，如西汉经学家孔安国的《尚书 洪范传》提到：“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皆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序。”西汉天文学家刘歆亦说：“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九畴是也。” 其九畴，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正龟背之象也。”可见数字九在中国哲学框架中数理学上的地位。在小衍之数的五行中，一、三、五为阳数，其和为九，所以九为阳极之数。九十九则意味着阳极之极，在传统文化中已是最大的数字了，因此中国人通常以“活到九十九”比喻高寿。然而，奇怪的是，广告中心的99台电脑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长治久安欣欣向荣的工作稳定性，而是让我联想到另一句俗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从一开始就感受到落日余晖的凄凉。

电脑桌背向而放，每两列的尽头打横放置的是supervisor的桌子，直接监控在每位supervisor的眼皮子底下的员工少则18人，多则36人。通常我不会把自己安放在戴九履一的位置，离现管们太近有溜须拍马的嫌疑，远离他们又有熟视无睹的忌讳，还是走中庸之道稳妥得多。往往一进入办公大厅，我就陷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其貌不扬的我在人堆中是怎么拨拉也择不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在广告中心我有种自生自灭的落魄感，三个星期过去了，我还是没能与顶头上司——那位叫金的女士谋上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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