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年抗洪

当年是哪一年已经记得有点模糊了， 大概不是94年就是95年的光景，推算起来还是94年的可能性更大些。那年，从四月份开始，全国由北到南陆续拉开抗洪抢险战斗，北始黑龙江，南到珠江口，到处看到洪水泛滥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画面。每天一打开报纸，铺天盖地的特大号标题往往被“百年一遇”、“抗洪抢险”、“严防死守”、“保卫家乡”等吓你没商量的字眼所淹没。唉，天灾降临的时候，别说是著名的江河湖泊了，就是平日不怎么出名的小沟小溪，都足以淹民殃民了。

一进入六月，广西各地普降暴雨，每逢特大洪峰扫过之时，无论城市还是乡镇，一律陷入一片汪洋之中，梧州、柳州、桂林等主要城市也相继沦陷。梧州是全区内涝最严重的地方，随便下场暴雨就能淹没好几条大街，水势轻易地就能涨到五层楼的高度。柳州的情况稍好，四楼以上的住家除了出门不太方便以外基本上没有生命的危险。桂林是最有诗情和创意的城市，勤劳勇敢的人民撑着竹排穿行在大街上，来不及扎竹排的卸下汽车内胎（当然越大越好）捆巴捆巴也能凑合着划上街。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还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上班上学多少受点影响，迟到早退误点旷工在所难免。

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全家人都从桂林搬到了首府。虽说南宁也时不时地下场豪雨暴雨，也有老街发生内涝的情况出现，但城市内的基本交通工具还是以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为主，也没听说哪里停工停课。到了七、八月份，北部湾海面上的台风接二连三地形成，风力几乎没有小于十二级的。那时天气预报员还没养成给台风起个好听或恐怖名字的嗜好，只是按时间顺序老老实实地编个号了事，而当年的台风居然编到了三十几号。北海、钦州、玉林、防城港依次告急，随着南宁警戒水位的日益攀升，“百年一遇”和“严防死守”的呼声在首府也日益高涨起来。

横贯南宁市的是一条名叫邕江的大河，各大新闻媒体宣传的“严防死守”就是要守住邕江两岸的防洪大堤，每天的电视画面都能看到子弟兵们冒着酷暑扛着编织袋、麻布包（里面装的不是沙子就是石块）加固大堤。咱老妈天天盯着电视看，尽管分不清穿着草绿色军装的是当地驻军还是野战部队或是民警交警武警刑警，老太太嘴里总咕哝着心疼他们：“多热的天！多重的活！多好的孩子！看看，脸都晒破皮了……”一两天后，电视镜头里出现了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大学生志愿者”，一大帮戴着遮阳帽的大学生忙碌在大堤上。老太太点着头，正想赞叹两句，却象想起来什么似的突然转过脸瞪着我说：“你的同学们都上大堤义务劳动去了，你在家晃悠什么呢？”我吓了一大跳，赶紧解释：“这帮小朋友都放假了，有时间，可我得上班呀。”那年月，我对自己已经走向社会颇觉得意，把比我年龄小的人一律叫做“小朋友”。老太太有点不依不饶，大约看到我没被晒爆皮心有不甘：“那你可以跟领导建议建议，现在保住大堤才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得了吧老太太，说得倒轻巧。您还不知道我们单位？局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广场，我找谁提建议去？”我也没客气，两句话就截住了咱老妈的话头。

洪水来势汹汹，上涨的速度惊人，一夜间就超过了邕江大堤的紧戒水位11米之多，而最大的洪峰还未抵达南宁市！记得那天一上班，全局就召开了紧急大会，传达区党委的总动员令，把区直机关的干部职工都动员起来修筑堤坝，抗洪抢险。局长一传达，处长一号召，科长一响应，全局上下立刻行动起来，马上成立了抢险和救护两个大队。男士们全部归入抢险队，准备开拔到大堤上扛沙袋；女士们纳入救护队，在大堤下安营扎寨组织救援。想想看，全市这么一动员，往大堤上跑的人们不亚于百万雄狮呀，别说没那么多沙袋，连落脚的地盘大概都没留够。好在领导总是有远见的，等群众的热情达到沸点的时候，领导做了总结，说抗洪作战要分期分批，让大家都回家换能跑远路的衣服鞋袜。那时手机还没现在这么普及，还是那种象块大黑砖头的美其名曰“大哥大”的手提电话，且只发给副局以上级别的领导使用。我们这些群众呢，只有回家守在各家的电话座机旁待命。后勤服务部想得很周到，为防洪峰来临时造成全市断水断电，他们帮全局职工每人准备了一箱方便面、一箱矿泉水和一包蜡烛。动员大会一结束，大家就赶紧行动起来，领完自己那份备战备荒的干粮后各自回家待命去了。

抢险队的任务比较容易懂，咱老妈对救护队的职责不太理解。老太太认为抢险和救护就象电影上演的那样，男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在前面冲锋陷阵，女士们扛着单架把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扎抢救，于是很忧虑地对我说：丫头，你晕血呀，怎么能去营救伤员呢？指不定谁抬谁下战场呢。我也没闹得太清楚救护队到底是个啥组织，不过我的认知比老妈可就高明多了。据我理解，救护队就是在大堤下搭个帐篷，支口大锅，里面熬着绿豆汤或凉茶，旁边再摆几把桌子椅子放两糖罐子。抢险队的队员们要是口渴或中暑了，我们就舀碗绿豆汤或凉茶送过去，爱放白糖的放白糖，爱放红糖的放红糖，凭个人所愿。当然，我们还会准备一个医药箱，蚊叮虫咬的给盒清凉油，划破口子的给张创可贴，跌打损伤的给块狗皮膏，伤筋动骨的给瓶按摩油。谁要是真流了血，估计也轮不到我们救护了，直接就给拉医院了。关键是守着电话，一有命令马上出发，这可是保卫家园的大事，马虎不得。

头一夜电话没响，电视上却播出大好喜讯：一号洪峰顺利地渡过了市区，邕江大堤保住了。第二天清晨再看新闻，二号洪峰也顺利通过，没有人员伤亡。天气预报还特别安慰性地介绍说，未来两三天多云间晴，邕江水位有望回落。看这意思，我们不必在家待命了，回单位正常上班吧。果然，一上班局里又召集全体职工开会，会议上先通知所有人员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再宣布抢险队、救护队就地解散，然后再次传达了区党委的指导精神，动员广大群众积极自愿捐款捐物支援灾区。说是自愿，由于下面地市重灾区损失惨痛，局里对干部职工提出了参考建议：每人捐出一个月基本工资（多则不限），四件长衣物（多则不限；短装也可以捐，只不计入捐赠件数），更鼓励大家捐出被子毛毯等防寒用具。虽然没有明说捐款捐物的底线，但对干部职工的政治觉悟局领导是完全放心的。

财务处的人忙了起来，打出每位在职员工和退休人员的月工资，再把花名册送到各处。只同意按财务处报来的数额捐赠的，就在自己的名字旁签个字，下个月的工资财务处会自动扣发；愿意多捐者，手续上有点麻烦，首先得填上多捐金额，再与基本工资相加得出共捐数目，再把多捐数当面交给财务处，财务处和本人同时在花名册上画押才算完成整个程序。关键时期领导们总是身先士卒，一走廊的局长仿佛开了核心会似的步调一致，每个人捐的数额都一样。这让我想起《红楼梦》里贾老太太为凤姐过生日而发起的那场凑份子运动。最高领导者先开口说“我出二十两”，然后冷眼旁观儿孙媳妇们的“觉悟”，紧跟者将来总有好处，这会子小气的人没准儿哪天就触霉头了。领导们先表了个态，底下人赶紧琢磨琢磨看着办吧。

要不怎么说中国人爱跟风呢，我刚到家跟咱老妈说着单位里的动员大会，咱老爸的小车也开进了家属区。老爸一进门就告诉老太太：“帮找四件长衣服出来，我明天拿办公室去。”老太太白他一眼问：“下个月工资是不是被扣了？最好能捐床棉被？”“哟，老太太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嘛。”老爷子性情一向随和，明知区直机关传达了同一精神，也不说破。趁着老妈翻箱倒柜找着长衣物，我笑着问老爷子捐了多少？老爷子真是个老实木讷人，居然说没看，反正在财务送来的名单上签了个字。“嗳哟老爸，您怎么没半点思想觉悟呢？”我一听就着了急，赶紧卖弄一下从局里听到的“小道”消息：“区里对这事儿可重视了，组织部正通过捐款考察梯队干部哪。这么好的表现机会，您咋没感觉呢？”老爷子的心态从来都是忒沉稳的：“爱考察谁考察谁去，咱不凑热闹。”然后老爷子一脸坏笑着调侃我：“丫头，你的觉悟达到了一个啥高度？”“比基本工资高了十来块钱吧，我凑了个整数交上去，明天写光荣榜的时候省点笔墨。”我刚参加工作，第几梯队啥的且轮不上我。

“都过来看看，”老妈在屋里喊着，“捐这些出去差不多了吧？”老爷子坐着没挪窝，我赶紧跑到老太太跟前：“行了，这四件给老爸拿去，这四件给我。”“我只挪出来了一床薄被，是你带单位去还是让给你老爸？”老太太手里正叠着一床半新被子问我。“给老爸。我要是带到单位去了还不成了挤兑处长？非逼着那老家伙找床更好的交上去，他不恨我才怪。”在机关里挣面包，千万得小心其中错综复杂的人际人情关系，半点错不得，否则连自个儿怎么死的都闹不清楚。

群众的热情是高涨的，捐款捐物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仅一天各处就收齐了全处职工的捐赠物资上交到办公室，单位大门口的标语栏里很快就贴出了大红色的光荣榜。光荣榜按处室、人名、捐款数、捐物量排列，捐了棉被的单列一行小字。全局一百来号人的名字全上了榜，列在前面的自然是几位局长，随后是办公室及各业务处室，垫底的是后勤部和附属公司。这个光荣榜对我来说就是个走过场，扫一眼我捐的钱数没错就完事。可这张红底黑字的光荣榜却惹得我的直接上司老大的不高兴。鄙人所在的处室在单位里也属于业务处室，可每次开会啦搞活动啦填表啦我那个处总是排在业务处室的最后——凭心而论我们的工作也确实不能给全局争多大的脸。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处里谁也没觉得低人一等，偏偏这次处长较上劲了，看了榜回处里后黑着脸召集全处开会。

处长不是一个有城府的人，他一黑着脸喘粗气，底下人都猜得出来是为什么。不是有传言组织部想籍此考察干部吗？处长大概认为自己很有希望成为局长候选人，或许上级已经开始考察他了也未可知，于是在捐款时比局长们多捐了五十块，捐衣物时也比局长多捐了一套。可在那张光荣榜上，我们处依然被排在了中间偏后的位置——大多数人都只看头几行字，谁能保证有人看到处长是全局捐款最多的一个呢？至少全处的人应该知道一下，最好全处的人能为处长打个报不平儿。我不知道其他处室是怎么开会的，反正我们处一开会就只能以处长的意志为意志，说白了就是只能有一种声音。痛苦之处在于，处里每个人都得发言表态，都得直截了当或绕着弯儿夸奖处长，不然在这个处就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处里没几个人，除我之外都算工作过三五年的老同志了，大家伙儿把处长的脾气早已摸得透透的，所以一开会，溜须的，拍马的，阿谀的，奉承的，挪揄的都有，每次会都开得足够热闹。还好，这种场面我是见过的，读书时也练就了一口纯正京片子，发起言来还像那么回事，可着劲儿忽悠呗。“处长急灾民之所急，想灾民之所想，不光捐款数上全局第一，而且捐物上也不甘人后。这是什么精神？什么觉悟？全局上下，谁能有这个精神？这个觉悟？再者说了，处长有了这种觉悟，为人还很低调，明明可以要求把名字放在光荣榜首位的，却因有些人的一时疏忽排在了后面，可处长去争了吗？没有，因为处长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处长这种高风亮节的行为值得全处乃至全局认真学习。”一边说着话我一边暗地里庆幸，我多有预见性啊，幸好那床被子让给咱老爸了，要不然后果很难估计。最后，在全处职工的强烈要求下，处长把“高风亮节”四字写入了个人的总结里，这个会才算圆满结束了。靠，这卵鸟人！（桂林的骂人话，看得懂的看，看不懂的也别问了）

轰轰烈烈的抗洪就此划上完美句号。发工资的那天家里气氛比较冷清，咱老妈也不追着老爸要买菜钱了，只是自个儿轻声嘀咕：“这个月还要用老太婆的退休金养家。”其实咱老妈不老，那会儿也才五十小几，只不过退休得早，想在家多清闲几年。“老太太，您急什么呀，局长家不也得买菜不是？哪能因为支援灾区全局职工都没法糊口了？您就瞧好吧，不出两天，菜篮子问题一准儿解决。”果然，发工资后还不到两天呢，财务处就通知大家去领降温费、加班费，全局上下一片欢腾。数额不多，刚好补偿了我的捐款，可离处长的“损失”还相差甚远。好在处长还沉湎于“高风亮节”中，没黑着脸逼着全处发言。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来年，我能想起来的细节只有那么多了。今天跟老妈通话谈到这事，老太太还说家里的抽屉里还有几支长短不一的蜡烛。“还记得吗？那些蜡烛还是当年你们单位抗洪前发的呢，每回停电你爸就点它，十几年了，还能用。”谁说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来着？这不整个儿一造谣吗。咱家的蜡烛如此经用，难道用的是美国的白蜡日本的技术？真是的，下回谁再敢说这样的话，我就拿咱家的蜡烛当例子，教育教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