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交织话医院

爸爸的病终于确诊了，多发性脓肿，右半边的内脏，如肺、肝、肾，均发现多个脓肿。正是这些脓肿，使得爸爸的不规则性发烧持续了近四十天。内脏脓肿不属疑难杂症，也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做个超生波穿剌，将脓毒排出体外，病人有望痊愈。至此，全家人的心是分别放回了各自的肚子里，爸爸没有生命危险，也许再过两个星期，就可出院回家调养了。

因我身在海外，无法亲睹爸爸住院、检查、治疗的全过程，只能每天至少一个电话打给守候在旁的妈妈，很是道听途说地“搜集”到一些有关爸爸发病治病的内部消息。通过过滤和筛选这位“可靠人士”及“消息灵通人士”传达的最新资讯，我大致勾勒出了一幅爸爸住院治疗的流程图。三月十一日，因眩晕和高烧爸爸被120送往医科大急诊室，紧急处理后送心脑外科留院观察。一系列检查之后，断定为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即轻度脑萎缩、帕金森综合症早期和老年痴呆症早期。两个星期以来，医生用打胰岛素、服抗生素和配糖尿病餐等方法，使爸爸的血糖得到了控制，难以抑制住的是断断续续的高烧。三月底，院方怀疑高烧由肺炎引发，建议病患做肺部透视。四月初透视结果出来，爸爸的肺部有纹路和阴影，遂转科到呼吸科治疗。又过了两个星期，用抗生素、雾化（物化？）、控制血糖等方法仍不能有效抑制高烧，于是院方怀疑病患肝部发生了病变。经过预约，至四月中旬，病患做了整个腹腔照影，专家进行了会诊，于四月二十三日确诊为多发性脓肿，建议转科到肝胆科进行超生波穿剌。二十四日做B超，确定脓肿位置，但因肝胆科的主任医师未参加会诊，转科未果，病患继续留在呼吸科观察。至于什么时候能转科并进行穿剌治疗，目前还没有得到院方的明确答复。

我问过妈妈，为什么爸爸的病要花近五十天才能确诊？妈妈很无奈地向我解释，有什么办法呢？爸爸是有医保的，每次检查和用药之前，医生都要先打个报告给医保部门，得到属于或不属于医保报销的明确答复后，再通知病患家属签字。如不属医保范围，还要等病患家属交了足够做检查或治疗的钱后才安排预约。从打报告到家属签字到交钱再到预约直至最后进行检查或发药或手术治疗，少说也得两天时间。象爸爸做的腹腔照影，从打报告到推入照影室足足等待了五天。另外，周末专家和主治医生都不上班，除了不马上开刀就会死人的病外，其他病患都等上班后再说。这样一查再查，三等四等的，可不就要五十天才能“确诊”？再问妈妈估计什么时候爸爸才能出院呢？妈妈说，呼吸科是不能进行超生波穿剌的，只能转到肝胆科后才能预约；虽然转科得到了医保的同意，可肝胆科的专家要经过会诊后才同意接收病患；专家什么时候有空来会诊及肝胆科有没有病床还是个未知数；走完转科、预约、穿剌、治疗、观察、恢复等程序，最乐观也得两星期。马上放五一长假了，长假期间能不能安排治疗谁也没底，所以五月中旬或下旬爸爸能回家就算万幸了。

在电话里，我的语气慢慢变得强硬了，对医院的做法表现出极大不满。如果一个星期后脓肿增多变大或出现在其他部位上，是不是又要重新拍片或转科？实在想不明白如今的医院怎会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分明是在延误病情，不把病患的疾苦当回事嘛。妈妈叹着气说咱跟医院呕不起这个气，上次爸爸拒绝拍片，她签字时犹豫了片刻，医生对他们马上就变得很冷淡了，所以拖了五天才给做了照影。现在也不可能转院治疗，任何一家医院都不会接受上一家医院的诊断的，再做一轮检查花钱不说，还耽误时间，不如就等着转科做穿剌吧。对医生，妈妈还得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问病情，等预约，生怕得罪了他们让爸爸受委屈。有一个周末爸爸发高烧，妈妈急得到处找医生给看看，却被告之“急什么，医生也是人，也需要休息”；还有一次熟人介绍了同医院不同科的另一位专家来打声招呼，本指望能早点安排对爸爸的会诊，却被其他医生讥讽为“就你急，这世道，谁还能没个关系呢”；妈妈本想送点礼物或打个红包给医生们，只因尚没摸清走后门的路数而不敢轻举妄动。若不是妈妈天性乐观大度，这几十天的煎熬恐已超出老年人所不能承受之重。

到今天为止，爸爸已经住了四十六天医院。每天的住院费约为千元上下，算下来家里垫付的医药费超过了五万元（人民币）。对普通家庭来说，这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好在目前我们还可以应付这项开支，还不至于因手头吃紧而四处借贷。哥哥三天两头在出差，干脆把他的银行卡和密码留给妈妈，以备医院催款时能随时划帐。我已托人带了一笔钱给妈妈应急，并且预留了一部分存款准备寄回国内。即使爸爸再多住一个月的医院，我们也还有能力支付医疗费。昨晚妈妈告诉我，同病区的人都很羡慕爸爸，因为他有医保，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欠费，因为晚上请有护工，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最高的定餐标准，白天还有人定时送菜送汤……为了照顾爸爸，这些本就是家里人应该做到的事，哪里值得别人羡慕呢？妈妈的语调渐渐低沉下来，娓娓讲述了两件她亲历的事情。

在心脑外科住院时，隔壁病房里住着一位脑溢血病人，五十来岁的样子，昏迷不醒。他的太太是一位来自农村的瘦小妇女，妈妈第一次见到她时，就看见她一脸愁容地蹲在走廊里。她告诉妈妈，院方让家属准备八万元手术费，什么时候钱到账什么时候进行手术。手术前维持生命的药费每天是四千元，她说东拼西凑的钱还不够付药费的，到哪里去借手术费？那天妈妈正好帮爸爸打了中饭，端着进病房的时候看见农妇在啃一个生红薯，当即妈妈的泪就流了下来，将饭盒递给了农妇。第二天农妇的丈夫就出院了，他们跟医院签的协议是“自愿放弃治疗，后果自付”。

转到呼吸科后，同病房有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得了肺结核，在病床上缩成一团。想着首府大医院水平高，设备好，或许能治好老人的病，于是家里凑了几千块钱，在儿子的陪同下由县里来到首府。仅仅住了六天院，就花完了他们交给院方的八千元预付款，医生通知护士，等下一笔预付款到账后再给老人发药。老人的儿子是位下岗工人，每年的收入只有三千多元。这六天里，儿子每天给老人定份最低标准的伙食，自己只买二两白饭就着一块咸菜圪塔，因为在医院，每二两饭可以免费赠送一块咸菜。每到吃饭时间，只要妈妈在病房里，总会端碗饭菜送过去，说是我们定多了，或送重了，请他们帮忙消化一部份，免得浪费。第七天早上，他们也签了“自愿放弃治疗，后果自付”的协议，儿子背着老人出院了。走出病房的时候正好碰上妈妈，四十岁的汉子把嘴唇咬得乌紫，也没能控制住两行滚落的清泪。

听着故事，不觉间我的双眼已是一片模糊，电话线那头的妈妈也是哽咽难言。良久，妈妈才告诉我，同病房的人都说爸爸的福报大，是这几个病房里住院时间最久、接受检查最多、最有望痊愈的病患了。福报？我都不敢提这两个字。也许，与农村妇女和下岗工人比起来，爸爸的福德资粮似乎要厚重些；可是放眼全国全世界，挣扎在各医院治病的广大普通百姓，有谁敢说自己的福报大？就个人而言，人的生命是短暂而脆弱的，如果无法掌握自己的生死又不能选择往生的去处，能说这样的人福报大吗？就社会而论，如果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因付不起住院费而自愿放弃治疗，生活在同一历史背景下的人民有多大的福报可言呢？尝一尝那位农妇啃过的红薯、看一看那个汉子流下的眼泪，谁敢嘲笑他们的福德浅薄呢？

对于爸爸的病，我帮不上任何忙，能做的只是念几句经文，点几盏灯回向，写几篇文章聊解苦闷罢了。我所做的这些，于改变现有社会现象毫无用处，于缓解爸爸的病情亦无从说起。或许，我该静下心来考虑爸爸出院后的治疗和调养问题，也顺便想想自己年老时的处境和如何积累点福德资粮以备不虞之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