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5月12日14:28这个时刻,已经过去20天了。
那些惨痛、壮烈、悲情的文字,声音,图片,影像,是我们这些身在灾区以外的人可以感知这场巨大灾难的唯一途径。我们震惊,流泪,哀悼;我们感动,钦佩,崇敬;我们捐钱,赠物,献血,恨不能亲自加入志愿者的队伍。
面对中国经历的这个巨大的自然灾难,我们的媒体新闻报道似乎以前所未有的能量,在发挥着它的积极作用。二十天中,来自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捐赠款物已超过了400亿元,而从四面八方赶到灾区救援的志愿者也已达到了15万多名。这些举世瞩目的大新闻,又将更大地鼓舞人们救灾的士气。一场汶川大地震,唤醒了中国的公民精神。我们看到,无所不在的新闻媒体(尤其是现在我们有了更加时效、透明的网络),对我们的道德感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看着那些惨烈的灾难现场的报道,我不由得对记者这一职业油升敬意。比起那些正在实施救援的人们,他们要面临的不仅是一个职业的困境,更是一个道德的困境。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只能做一个“非介入”者,因为“介入者不可能记录;而记录者又不可能介入”(苏珊·桑塔格)。
当遍地瓦砾的灾区开始弥漫着尸体的异味,已经竭尽全力的救援者,可能已经几十个小时没有休息,却眼睁睁看着大量的灾民伤残和死去。面临如此残酷死亡的同时,还要承受无能为力的内疚感和绝望感,这该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坚韧的力量?!而记者却要在这种情形下,在自己的照相机或摄像机后面,观察和记录他人的痛苦和不幸;对于那些普通人根本不忍目睹的现实,他们却要以“铁石心肠”来“安之若素”。这真是难以承受的职业和道德的双重困惑。我就在一个记者的博客帖子里看到他在现场发给同学的短信:“真不想做这个劳什子采访了,想加入志愿者的队伍。”他还在文中说到,“文字记者采访灾难,更大的辛苦可能还不在采访,在于写作——那是一种心理折磨。”“只能坚持,只能用血肉之躯坚持”——正如这位记者的朋友对同行所说的。
想想从前的唐山大地震,三十多年前的意识形态没能为真实的报道留下空间,而今日媒体的时效和透明已足以令人欣慰。从这一方面来说,今天的记者又是幸运的,他们可以把照片和文字展现出来(或许也不是完全的展现),尽可能地发挥他们职业的力量。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又是谁在努力提醒我们:接下来更为漫长的灾区重建过程,我们要做的将会更多。
20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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