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

　　　　　　　　　　　　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
　　　　　　　　　　　　　　　　　　　——我的爱乐之旅

　　我属于标准的“六八式”一代——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受高等教育。在我看来，最令我们这一代人幸福快乐的莫过于年少时的读书时光，那种单纯无忧和自在逍遥是现在的学龄孩童根本无法体验甚至难以想象的。

　　不知为何，我对于童年的记忆，一向不很真切。那些能清晰地回忆起童年以至幼年往事的人总是让我羡慕不已。也许那时我只知道和小伙伴们瞎闹疯玩吧，过于单纯的快乐不容易烙下深刻的印记。当我在最初的那些记忆中搜索，画面最明晰的常常是同一件事。我想这是因为它的发生，几乎改变了我的整个小学生活。

　　那是二年级新学年伊始，我们全年级四个班的小朋友在学校礼堂里列队站好，并逐个地被要求唱两嗓子或现学几个舞蹈动作。有三位老师（后来我在他们的教诲下直到小学毕业）手持花名册在一旁观察和筛选。一个高个男生和一个文静的女生尤其引人注目，他们清澈亮丽的童声，让老师们的眼里闪出惊喜：这将是一个完美的二重唱组合！后来，他们两个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男女声的领唱。至于我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意外的是，我仍旧被编到的二（四）班的队伍中，幸运地成为了本校“文艺班”的一员。我说幸运，其一是我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还内向害羞得厉害，唯一说得过去的入选理由大概是我一年级时的成绩好；其二是这个“文艺班”偏偏在我这一届学生中产生，还真是“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了；这最重要的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其三，是自从进了这个“文艺班”，整个小学时期我就再也没上过全日制的文化课了。这在一个孩子看来，是何等幸福快乐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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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班”的孩子只在上午学文化，下半日的课程美其名曰“练功课”。说是“练功”，不过是一些有老师指点的唱唱跳跳。当然，管弦丝竹也是有的，但与现在琴童们的受苦受累相比，那简直与玩耍无异了。我想，那时我一定是个毫无艺术表演天分的孩子，因为几年中，我由最初的舞蹈组换到了声乐组，再到乐器组，几乎一样也学不成器。如此“不可教也”，简直令人沮丧。但在当时，我没有感到来自老师或家长的任何压力。每日放了学，就可以跑到田野里去疯玩。什么捕蝴蝶捉蝌蚪，偷番茄采野果......实在想不出什么可玩的，还能从家里揣上几个红番薯和小伙伴们到田埂上烤着吃了。

　　还是在声乐组的时候，母亲得知我的一些同学之所以被分在乐器组，是因为家里原来就有小提琴，于是下狠心花一个月的工资（好像是35块钱）借出差上海的机会给我买回了一把小提琴。母亲比较喜欢音乐，大学里也是个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我还看过她在校演出的照片呢，真个青春洋溢，光彩照人。可惜工作以后，她的生活似乎就不再和“艺术”沾边儿，我想她是把自己的音乐梦寄托到了我身上。当母亲兴奋地带着我和新买的小提琴去找我的音乐老师时，却被遗憾地告知目前学小提琴的人数已超，而且老师执意认为我学扬琴更合适。回来后，母亲仍抱着一线希望叫我试着学琴，可我这个家中的“乖乖女”，才练了一周的夹琴，就再也不愿碰小提琴了。要是那时就有人给我讲讲不让须眉的女大提琴家杜普蕾的天才童年，诸如三岁的时候听到大提琴的声音，就吵着要那件乐器什么的，我会更加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不是个学乐器的料。母亲无意强逼我学琴，为了对得起那35元的工资，也抽空拉两支简单的曲子。但在我听来，小提琴的声音，唧唧嘎嘎的，实在没什么趣味可言。后来，这把琴遭遇了极其不幸的命运：它被我家中作恶多端的老鼠们咬断了马尾，连琴身上漂亮的S孔也给啃得惨不忍睹，以至于我们后来搬家都没带上它。

　　我别无选择地开始敲起了扬琴。两根小竹棍（后来我知道它们有个雅致的学名叫琴竹），在一排排一组组的琴弦上敲敲打打，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哈，这显然更和我意：简单易学不说，还手指不疼，脖子不酸。也不知是不是那时的演奏曲目实在不够美妙的缘故，我从来只当扬琴是“练功课”的任务。总之，我弹的《井冈山上太阳红》、《火车向着韶山跑》之类的曲子，从没有让我萌生出丝毫学习音乐的兴趣，而且在我看来，他们远不如我母亲工作的图书资料室里那些五花八门的杂志期刊来得吸引人。这每日半天的 “练功课”，也有让我偶尔得意的时候。每当指挥老师不在，我们这个中西乐器混杂的管弦小乐队便听命扬琴。一曲待奏，扬琴手——也就是坐在正当中的我了——两只小竹棒一挥，演奏就开场了......

　　转眼小学就快毕业了，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我与音乐的缘分被一件看似非常偶然的事情命定了一生。我去看了一场来自香港的电影——《屈原》，而这电影里的一支插曲完全改变了我对音乐的态度。当这首古雅的《橘颂》在影片中悠然响起，我被侍女婵娟弹奏古琴、吟唱屈原诗作的画面深深吸引住了，霎那间，我发现了音乐的美。我就像习武之人被打通了什么仁督二脉，不仅就此开了窍，而且内外功夫也与日渐长。我开始着迷音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曾写过一小文专门描述这首《橘颂》带给我的触动和影响，全文见：《从此，我爱上了音乐》。）


　　我开始潜心收集每一首自认为好听甚至是可能好听的歌曲词谱，不管是来自杂志报刊，还是同窗好友，首首必工工整整抄入我的“歌本”，一一学来。不要说早已听熟的那些歌，就是非常陌生的曲子也不在话下，毕竟文艺班里也不是白混的，区区简谱还能把我难住了？喜欢上了唱歌，我遂与从前文艺班里的头号女领唱过往甚密，虽然上了初中，我们已不在同一班级。她也有自己的“歌本”，整个初中，我们就这样天下歌曲一大抄，积存下好几本歌曲集。而我们俩的友谊不被时空所隔维持至今，想来和这有着极大的关系。抄下的歌曲中，不乏电影主题歌、插曲，台湾校园歌曲，当然也少不了邓丽君的柔蜜情歌或曰靡靡之音。因为曲目涉及极其广泛，我也学会了模仿各种女歌手的嗓音及唱腔，李谷一、朱逢博、郑绪岚、远征、朱明瑛、成方园、苏小明......等等等等。甚至关牧村、罗天婵的深沉醇厚，我也试着学它一二。那时许多好听的歌都来自国外的电影，于是用不同语言演唱也成了我热衷学习的内容。英文歌自不用说，印地语的也学了不少。当年热门的几部印度歌舞片，《流浪者》、《大篷车》、《奴里》，这些片子里的著名插曲我几乎全都学过。甚至德文的（电影《英俊少年》插曲），日文的（电影《绝唱》主题歌），只要我有唱片，都会逐字逐句地揣摩跟唱。我并没有什么目的和方向，只是喜欢那些旋律，那些声音，为它们动情，为它们痴迷......

　　在喜欢上唱歌的同时，我也开始了对音乐的另一种膜拜。那时我家里不仅有非常好的收音机，还有一个电唱机，而且还是一个带喇叭箱和立柜的唱机。两年后，它由单声道升级为立体声，并配有漂亮的唱片柜，其豪华程度在那个年代，你称它为“发烧”音响绝不为过。父亲是个电机工程师，但在动手能力方面，几乎算得上一个十项全能：我家里的电扇（带细细铁丝网罩的那种台式，当时邻居们都还不知电扇为何物）、收音机、音响柜、小桌椅，甚至我和妹妹的各种令邻居小朋友无比艳羡的DIY玩具，无一不是父亲自己动手做的。实用的，美观的，创意的，前卫的，一应俱全。我们全家因此受益不说，最开心的是已迷上音乐的我几乎拥有当时最好的音响。

　　有了唱机，自然会买唱片。那时我父母同在一个大型的军工厂工作，我们住的家属区在离开城区十里外的商业极不繁荣的城乡结合部。好在父母常常出差，可以时不时地从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购回一些唱片，这可不是谁都能有的SHOPPING良机。就像藏书家也不是人人做得，那天一阁的范钦，虽知书爱书，且有财力，但不也得在全国各地做上不大不小的官儿才收得齐那么多珍贵的地方志吗？回想起来，那时忙碌的父母可以用来听唱片的时间实在是少而又少，于是乎，每日陶醉在唱片堆里的就只有我了。

　　家中的唱片，大都是33 1/3转的半透明的塑料薄膜唱片，五颜六色的，大的一张五毛五分钱，小的三毛钱。也有厚厚的黑色胶膜LP，音质好，不容易受损，但价钱贵好几倍，以我父母当时的经济能力，自然不当它是首选。至于唱片的曲目，可谓各路英豪，一网打尽：电影歌曲、流行歌曲、中国古曲、西洋古典、轻音乐，甚至歌剧和京剧。

　　由于没有老师指点迷津，我基本是在乐海中盲目地遨游，我的听乐进程也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兴致所至。歌曲总是最快被接受的，但也最容易被我喜新厌旧。常常是会唱这首歌不久，就不再多听了。之后我发现比歌曲好听也耐听的是那些西洋古典音乐的小品。那些逐步被我从唱片堆中淘选出来的钢琴、小提琴独奏或管弦乐小品，被我一再地细细聆听，以至于到今天我还能准确无误地回想起那些我热爱的唱片的颜色：肖邦的几首练习曲、夜曲和舒曼的梦幻曲是在一张绿色的大唱片上；马斯涅的《沉思》，盛中国演奏，是一张蓝色的小唱片；还有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海顿的小夜曲也都是蓝色的。同一时期喜欢上的唱片，还有一些著名的圆舞曲和波尔卡舞曲。而且，伊凡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还有瓦尔德退费尔（天知道我怎么把这个古怪的作曲家名字记住了这么久）的《溜冰圆舞曲》，那时在我听来是比那个圆舞曲之王写的《蓝色多瑙河》更好听的曲子，尽管后者更为赫赫有名。

　　这其中，被我一直视为珍品的是一套两张的黑色LP——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全曲，中央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演奏，黎国荃指挥。天鹅们在幽静的湖畔翩跹起舞，那些舞蹈性极强、旋律最为优美抒情的段落使我对留着大胡子的柴可夫斯基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还有那些充满异域情调的曲名：匈牙利的查尔达什舞曲，西班牙舞曲，拿波里舞曲，更是带给我无限神秘的想象。虽然我看不见天鹅们舞蹈的画面，但她们却如精灵般在音乐中闪现着美丽的身形和灵光。爱屋及乌，我连这唱片封套上的那幅蓝调子的油画，都一并喜欢上了。

　　也许母亲注意到我终于从懵懂变得有些开化了，她给我订了《音乐爱好者》。尽管这份杂志并非是完全面向专业音乐人士的，但才上初中的我能看得明白的文章一定非常有限。因为我记得它曾以连载的形式分期介绍世界十大男高音和女高音，当我看到那些歌唱家陌生的名字和面孔时，心中非常纳闷为何中国最有名的李谷一、朱逢博榜上无名。现在我当然知道，那些曾令我陌生的名字非卡拉斯、萨瑟兰、苔芭尔蒂这些顶级的花腔或戏剧女高音莫属。想到这，我也禁不住要对从前稚气天真的困惑哑然失笑了。不过，《音乐爱好者》多少弥补了我在爱乐之路上没有良师益友的缺憾，它对我施加的影响直到日后才渐渐被我认知。印象中，我最初接触到《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并知道陈刚、何占豪的名字就是因为这本杂志。那时我不仅不会把这部作品与越剧的《梁祝》扯到一块，还知道它的国际地位和知名度。不久以后，我从家中的唱片里找到了《梁祝》小协的全曲。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使我的音乐欣赏趣味从小品短曲提升到了相对大型的管弦乐作品。也许是我听这部作品实在太早又听得太多的缘故，我对有人现在还在大谈特谈《梁祝》会表露出一种不屑，甚至嗤之以鼻。这显然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对另一部地位同等的中国作品——钢琴协奏曲《黄河》，就不会犯这怪毛病。

　　对音乐的痴迷，使我将家中的唱片一一听了个遍，不喜欢的那些就被塞到唱片柜的底层，冷藏了。渐渐地，我的音乐胃口越来越大，相形之下，唱片食粮的供给日渐短缺。可是天无绝人之路，距我家三、四里以外的地方新开了家不知什么商店，竟然兼售密纹唱片。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个礼拜，我几乎都在周六的下午尽可能地带上我的零用钱，徒步奔向我的“乐土”。那时的零用钱是很有限的，我常常不得已空手而返，但这并不会减弱我去“乐土”的热情。久而久之，和店员混熟了，他们新到的唱片，我就是买不了，也能在那里先听为快，过过瘾。

　　我的另一个音乐食粮的来源是电台。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为数不多的古典音乐节目，周日上午八九点钟的一档交响乐欣赏栏目，我差不多是雷打不动的忠实听众。其实这节目我虽每次都听，但并不是非常热爱。究其原因，一是我那时已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二是我的爱乐之旅还没有自然行进到真正喜欢交响乐的阶段；三是这档节目总是将整部交响曲分段播放，中间穿插许多解说，我觉得怪枯燥乏味的。那些教听众如何欣赏作品的解说词非常非常的程式化，我就记得播音员在翻来覆去地说那些交响曲术语：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主题、动机......好端端的一部作品给搞得支离破碎，这显然比那乐章间的多余掌声要恶劣多了。


　　接下来，我的爱乐之旅朝更高的欣赏层次迈出了的大大一步。不过，这可不是那些电台的交响乐节目的功劳，而是我听的一次现场音乐会。记不清是高二还是高三的时候，杭州剧院有一场来自苏联的室内乐乐团的音乐会，我买了张丙级票，一个人去看了。这个晚上，我听到了莫扎特的K525——第十三号小夜曲。第一章刚开头，那个迷人的节奏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凝神屏息地听完整曲，牢牢记下的是：如此优雅动人的音乐，是莫扎特写的！对于这第一乐章的主题，我是过耳未忘；而我对这首小夜曲的好感，从后来发生的事情上更可见一斑：读大学时，我在杭州的三联书店花13元买的第一张进口的大盘面LP（单面约25分钟），就是莫扎特作品的音乐会——“A MOZART EVENING”，其中第一首就是 K525。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生活也可谓辗转颠簸，这张唱片却始终不离不弃，虽然我早已不再听LP，更没有了带转盘的唱机。

　　自这场音乐会后，我开始关注室内乐并逐渐喜欢上了这一类作品。我发现自己不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拒绝旋律感不强的作品了，而对于比较大型的管弦乐作品，我会更专注更积极地去聆听、去感受。我的聆听范围明显地拓宽，从前被我冷落的一些唱片又被我翻出来重新放入唱机。只是我始终无法接受的是歌剧。无论是家里唱片中的曲目，还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片断，都让我断定歌剧是我永远都无法爱上的古典音乐，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中央歌剧院在杭州剧院的一场演出。这是现场音乐会魅力无与伦比的又一个绝好的例子。那天我听的全都是著名歌剧的精选唱段。虽然我听不明白台上的演员在唱什么，但他们的声音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一个人站在台上，没有麦克风，歌声却穿透着整个剧院空间。音量宽阔，音色美丽，咏叹调抒情又动人——原来歌剧如此妙不可言！回到家里，我找出仅有的几张歌剧唱片，欣喜地发现音乐会里听到的唱段几乎全都在了：《蝴蝶夫人》之“晴朗的一天”，《图兰朵》之“今夜无人入睡”，《艺术家的生涯》之“冰冷的小手”，还有《费加罗的婚礼》、《塞维亚的理发师》中的著名咏叹调，以及最经典的莫扎特《女人善变》中的重唱及威尔第《茶花女》中的合唱“饮酒歌”......

　　另一个给我深刻影响的现场演出是来自德国的一个无伴奏合唱音乐会。 具体唱的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或许我当时就没搞明白），似乎是赞美诗一类，但我清晰记得她们清一色的黑长裙，肃穆纯净的歌声像是来自天堂。我十分肯定的是，那是我第一次对宗教音乐产生好感。我甚至相信，日后我如此着迷巴赫的音乐与此不无关系。


　　进入大学后，没机会天天煲我的电唱机了，而我与音乐的缘份却以新的方式在继续。我入学的时候，适逢八十年代全民弹吉他的狂潮，我这个“六八式”的大学生，又是个音乐爱好者，岂有不赶此大潮之理？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入了吉他初级班。吉他是一向宠爱孩子的姨妈给买的。当时我迷音乐已经被母亲斥为“玩物丧志”得厉害，买琴的事遭到她的反对：“她又不会弹，给她买什么琴啊？”，这反对的理由显然不合逻辑，姨妈一句话就挡了回去：“买了琴，才能学会弹嘛！”于是，我有了一把漂亮的“西湖”牌吉他。开课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报名的初级班教的是古典吉他演奏法，而我手上拿着的却是一把钢丝弦的弹唱琴。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上了几堂课，发现老师弹的也不过尔尔。更糟糕的是，他的传道授业解惑时间极短，基本上是一大群学生在那儿瞎拨乱奏一通，一堂课就草草结束。我初通了一些吉他常识及最基本的指法，吉他班的学习便半途而废。对吉他的热情出现转机是因为偶然认识了一个吉他弹唱高手。他在杭州制氧机厂工作，是该厂业余乐队的主音吉他手，并任吉他班的讲师。说起来，他仅给我上过两个半天的吉他课，却达到了胜读N年书的效果。我一下子豁然开朗，原来眼中复杂的调性、和弦构成，其实颇有规律可寻，而给一般的歌曲配上简单的伴奏和弦也不是什么难事。有了这位良师的点拨，我才真正走上了吉它弹唱自学之路。慢慢地，我不仅能照中级弹唱的曲谱将一些较为复杂的节奏音型弹出来，甚至能听着一些歌曲磁带，在琴上摸出几乎一样的有旋律感的伴奏指法。

　　大三的时候，我和几位同学组成了一个吉他演唱组。首次登台是在学校的礼堂，虽说是中文系艺术节的演出，却有很多外系和外校的同学前来观看。这一唱，便出了名。有时去食堂打饭或打开水，也有不认识的同学走到跟前对我说：“Hi! 你是XX乐队主唱吧？能教我弹吉他吗？” 这感觉虽然让我有点窃喜，但我喜欢吉他，是因为它独特温暖的音色，还有它与我的亲和。这种亲和已经有人描述得相当贴切，我只好在这里引用一下：“吉他是和人最亲近的乐器。一琴在怀，人琴一体，多少亲密无间！五指拨在六弦上，好像声音是直接从身体里发出来，了无滞障。心灵的最微小的波动，大脑的一丝闪念，也会最原样地传达到琴弦上。”（严锋） 多少个夏日的黄昏，我坐在寝室西窗前，面对着夕阳弹唱我心爱的歌曲。夕阳火一样在天的那边燃烧，老式三层楼的宿舍里空气灼热，我把吉他弹得热情而激越，歌声唱得深情而奔放。连每天雷打不动定时去教室看书的室友都静立倾听，迟迟不想挪步。我抱着我的琴在校园里唱，背着它去西湖边唱......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有关我们曾经“白衣飘飘”的年代，有关我们的理想和迷茫，有关我们无悔的激情和青春。毕业前给同学留言，同寝室有两位坚持要我在她们的纪念簿里写下平日里我最爱唱的歌，因为这些歌词将勾起她们对我最深刻最美好的记忆。


　　刚毕业那几年，我辗转于杭州、珠海和宁波这几个城市间，居无定所，生活飘荡。我的爱乐历程几乎处在停滞不前的阶段，弹弹吉他听听磁带也是偶一为之。当我的生活终于在宁波安定下来，经济状况也略微好转时，我给自己买下了第一套音响。此时，唱片早已从LP更新换代为CD，而进口的正版CD都标着令人啧舌的价格。我在杭州和宁波两地到处搜寻买CD的唱片店。原装进口的，引进版的，D版的，卡口的，只要有喜欢的曲目，一概兼收并蓄。虽然听了这么多年音乐，我并没有在意过作品的演绎者。也就是说，刚开始买CD那会儿，我不知道还有版本一说。

　　一日，我在宁波城隍庙的一家小店铺发现许多卡口古典音乐CD，当即就买下一大叠，因为卡口CD一般是JAZZ、乡村类的居多。回到家里，随意捡出一张钢琴协奏曲来听。当一个陌生的慢乐章缓缓奏出，我眼前的客厅竟悄然幻化成一片辽阔的俄罗斯荒原。乌云在慢慢聚集，天色阴沉而昏暗，突然一线阳光透过云层，直射入你的内心。阳光渐渐弥漫开来，大地一片从容和宁静，驱散了你所有的不安和忧郁......萧斯塔科维奇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我被这第二乐章沉郁之下升起的明媚和温暖感动不已。可惜的是这张碟口子打得太大，到第二乐章快结束的时候，就开始跳音了。我当即就拿上这张CD又跑回到店里，央求老板给我试听他所有的同张CD，终于给我找到一张可以听完第二乐章的。这结果当然不能让我满意，于是我又到处寻觅完整的萧斯塔科维奇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很快，我在杭州的外文书店唱片柜台中发现了它，我兴冲冲地捧回了这张NAXOS公司的低价版，还没听完就大失所望：这难道是那首我渴慕的老萧的第二钢协吗？第二乐章打动我的俄罗斯广袤的沉郁与苍凉感哪里去了？这时我才开始注意唱片封面上显示的演奏乐团和指挥，这时我才明白同一作品在不同的指挥棒下完全有可能变为另一首风格、内涵都迥异的曲子。

　　这件事情以后，我不再盲目买CD了。很快我发现了一些选购唱片的指南类书籍，知道了企鹅评鉴三星带花对于古典音乐CD的权威性。很多时候，我去CD店会随身带上那本蓝色封皮的《音乐圣经》，以免多花冤枉钱。那时我特别爱去宁波迎凤街的“唯真”唱片店，这家店铺面很小，装饰简洁朴素。店老板也爱听音乐，他进的CD大多是企鹅评鉴三星带花的进口版本，而且店内提供《音乐圣经》之类的书备查。店内有一套不错的音响，每次我对一张盘犹豫不定时，老板就会主动拆了包装放给我听，不买也没关系。尽管我每次买碟都经过精挑细选，甚至忍痛割爱，但一个月下来，我花在这家小店的钱也有七、八百元。这笔数目现在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在当时却是我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也许是后来廉价D版的古典音乐CD委实风光过一阵，也许是宁波买正版进口CD的人屈指可数，像“唯真”这样精明又懂点CD版本的老板也无法将他的小店维持得太久。一日我骑车路过迎凤街，竟然找不到这家唱片店了。折回来仔细又寻了一遍，才从“唯真”原来略显品味的木制门面装饰上勉强辨认出它的位置。令我有点伤感的是，取代“唯真”的竟是一家极不起眼的烟杂店。

　　后来CD买得多了，我便不再盲从“圣经”，而是依照自己的偏好和口味选择指挥、乐团和演奏家。这时我的客厅已越来越像一间CD屋，而我在版本方面的鉴赏力也逐渐“资深”起来。对于那些进口版的CD，我不仅能从英文版的封面上认出大部分的作曲家、曲名和演绎者，连一些德文、法文的CD内容，我也能猜它个八九不离十。庆幸的是，我没有因为对版本的关注而掉进“发烧”的泥潭。我对那种深陷在版本比较中已趋近技术层面的爱乐方式，始终不能苟同。虽然版本“发烧”和那些听高级音响不听音乐的器材“发烧”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觉得将一部作品听上十几个或更多的版本，再把同一个指挥同一个乐团在不同时间的录音比来比去，这种听乐方式距离音乐反而有点远了。

　　五年前，我在上海进修英文。努力攻读之余，当然不忘搜罗古典音乐唱片，因为我呆的不是别的城市，是上海。这里不仅有国内最高级别的音乐学府，还有大批的爱乐人士，大小古典音乐CD店更是多不胜数。说到这些店，我要特别一提的是从前上海大厦旁的一家D版店，我对其有着特殊的好印象。别看这家店专售D版，但唱片版本都很好，店主甚至卖过我苦苦寻觅不到的傅聪。最令我感动的是，这家店四面顶天立地的唱片柜上，所有的D版都被主人用透明封套包裹得整整齐齐，并贴上中文的小标签，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有关曲目及版本的详细说明，这景象真让我叹为观止。在这里，每一张唱片都受到了比正版还要隆重的礼遇。我相信老板一定是爱乐之人，才会如此用心地对待它们。我最后一次去那里是那家店不幸着火之后的几天，大堆CD放在纸箱里贱卖，虽然我买到了几十张极便宜的CD，但心里真为这家店感到惋惜。

　　我进修的语言学校就在上海师大附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带进了“马槽”书店和沙龙，我有幸认识了“马槽”沙龙的一群资深爱乐人。上面说到的上海大厦旁的那家小店就是“马槽”的朋友推荐给我的。与这些朋友的交流，使我多年来孤独的爱乐旅程终于有了同伴。“马槽”书店，每日高朋满座，店主人“马槽姜”，师大薛教授，律师行黄翻译，检察官小陆，长笛手小谢，尽管隔行如隔山，但音乐之爱把我们聚在了一起，交流的快乐让我深感吾道不孤。转眼回到宁波已多年，筵席散去的惆怅仍不时萦绕心头。想念“马槽”，想念与“马槽”朋友们一起听拉威尔G大调钢琴协奏曲的那个静静的夜晚。那个夜曲般的第二乐章，还有米凯兰杰利从容的触键，清澈澄明引人冥想的琴音，大家默不作声，却有心弦在共振......


　　我有位爱乐的朋友常说，“听音乐是很个人的事情。” 我很认同这种说法，但我依旧渴望交流，渴望与人分享我孤独爱乐之旅的温暖与百感交集。好友嘉茗有一次问我：“你听了这么多年音乐，有了这么多的听乐感受，为何不写点什么让我们也分享一下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可一向拙于笔的我迟迟不敢提笔。直到有一天，我来到了加西，成了茗禅，在这个爱乐人的博客里，和大家谈谈我喜爱的音乐作品和音乐家。我受到加西众多朋友们的鼓励，他们与我或深或浅的交流激发着我记录下更多的听乐感受，而我的爱乐旅程也变得更加温暖起来。

2005.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