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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清时期的伊斯兰教学者 刘智《天方至圣实录》
清时期的伊斯兰教学者 刘智《天方至圣实录》
作者:李云飞 选自《中国伊斯兰史通鉴》 伊斯兰人文学术整理
“以儒释经”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出现很多知识渊博的伊斯兰教学者,他们的思想著作不仅影响了那个时期的穆斯林社会,还引起了当时崇尚儒学的非穆斯林学者的关注。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学者主要有张中(明末清初)、刘三杰、马注、刘智、伍遵契、孙可庵、袁国祚、丁荣光、马复初、蓝煦等,可以说其人数之多,著作之丰富,内容之深邃,都是以往各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人们开始以各种形式来诠释伊斯兰教思想或教义,在宣传中引用了大量的儒、释、道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并就伊斯兰教的教义思想和这些宗教进行比较性研究。这些动机,无疑向人们证实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在,以及它的教义思想的正确性。就该时期伊斯兰对人们的影响程度而言,这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一千年来还是未曾有过的事。在这种比较研究中,主要还是针对儒家文化思想来进行的,甚至是在主动向这一文化靠拢。就这个问题,马注和刘智两人的思想是很有代表性的。
马注,字文炳,号仲修,明崇祯十三(1640)生于云南金齿(今保山)。他并非是出身于精通伊斯兰教宗教文化的“阿訇”之家,尽管他自称是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十五世孙。其父亲马师孔,曾考取乡试。他本人则自幼读儒书,并在当地小有名气,很快以“经济之才”见称于滇。至南明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桂王朱由榔从南宁退守云南并建国滇中,内阁扶纲在桂王面前荐举马注,遂被擢为中书,后改锦衣侍御。后来清政府派遣清军征剿云南残明势力,桂王逃往缅甸,马注便弃官隐居僻野,靠教学和撰文写字为生。康熙四年(1665),马注游学武定,并应邀在当地教学,门人弟子逐渐增多。在此期间,他才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并研读伊斯兰教经典。康熙八年(1669)年,马注因担心驻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在此谋反,决定离滇北上,借此游历各大清真寺,探访伊斯兰学者。他从武定出发,取道贵州,经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最后到达北京。京城的宗王把他请到府中谈论兵法及天官时日,马注将自己所著《烟波钓叟赋》拿给宗王看,并说:“昔武王伐商,兵不满万,一战于牧野,而克纣于亿万之师。周以甲子日昌,殷以甲子日亡。由此观之,胜负之权在德而不在众,兴亡之柄由主而不由人。机谋奇伏,时日天官可为有德者助,而不可为无道之资也。”宗王很赞同他的观点,把他留在府中,敬如上宾。而马注此时已对仕途没有任何兴趣,他主动离开王府,专心于教学,门人弟子与日俱增。他对仕途的看法,正如其在一首诗中所言:“一将名成万骨枯,功高那见百年庐。锦城蝴蝶离宫殿,汴水鱼虾绕市都。花竹秦台今是梦,衣冠明世昔成墟。古来多少王侯第,客舍于今问有无?”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在云南造反,清廷派兵讨伐时试图任命马注为副参谋随军出征,他却推辞说:“昔陈恒将伐鲁,孔子谓父母之邦不可不救,乃使子贡说恒,移师伐吴,一举而存鲁霸越,卒免鲁国之羞。今寇逆盘距滇中,滇人迫于势之不得已而附之,破屋无完瓦,破国无完民,伯叔兄弟,亲戚故旧陷于水火而不能拯,反设计以阱之,虽功加九锡,于心何忍?吾闻智者不失身以趋势,仁者不杀人以求荣。时乎!时乎!非世之不能用予,乃予自不能用世尔。”此后,马注究心写作,不问政事。
康熙二十一年(1682),马注为了提高伊斯兰教在清朝社会的影响力,并使其政治化、中国化,以达到“阐扬正教”的目的,遂撰《请褒表》上呈康熙皇帝,请求其对伊斯兰教加以肯定和鼓励。但该文撰成后,屡次上呈康熙,未能应召,马注自叹道:“抱道不出,其咎在己,既己出而道不行,非人力之不周。吾之不遇皇上,主也。皇上岂知我哉?”康熙二十二年(1683),马注撰写出中国伊斯兰教义学著作《清真指南》,该书成为他一生中最主要的著作。他查阅群经,摘抄其中精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究心撰写,遂于康熙二十二年完成初稿。该书“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天地之秘,神鬼之奥,性命之理,死生之说,巨细隐显。”全书最终定稿为十卷,是马注毕生重要的研究成果,是自王岱舆所著《正教真诠》以来,更为系统且全面地阐述伊斯兰教义及其理论的汉文著作,影响广泛。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马注离京返回故里。他离京后,取道山东、江苏、浙江,继而辗转到达陕西,在此晋谒咸阳王陵。一路之上,他将所著《清真指南》稿本,向有识之士请教。当时,山东的马延龄,南京的马之骐、刘三杰、袁汝琦,湖南的皇甫经,广陵的古之瓒,陕西的舍起云等人,都是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学者,见到《清真指南》一书后,纷纷咏诗相赠。康熙二十六年(1687)秋,马注自西安来到阆中。次年二月,再由四川返回云南故里,结束了二十余年的漂泊生涯。当时,康熙帝命礼部翰林院,博采民间遗书古籍,远在云南的马注,想借此进京呈献伊斯兰教经书,但因年事已高,难以再千里迢迢北上京城,无奈中写了《进经疏》上呈康熙。在这之后,他就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云南武定府发生宣传“新教”事件,马注才再次出面处理此事。据称,一年后马注去世,结束一代经师的人生历程。他始终致力于对外进行宣教活动,几次试图为康熙皇帝讲解伊斯兰,并以《清真指南》一书来阐发自己对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之间存在着“道义相同”的“以儒释经”思想,流露出一种迫切希望使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心态。
相比之下,刘智的“以儒释经”思想更为成熟,而且著作丰富,在当时的儒学思想家中有一定的名气。刘智是江苏上元(南京)人。其父刘三杰是当时著名的伊斯兰经师,曾为马注校订过《清真指南》。他常叹伊斯兰经典博大精深,却无法译作汉文与儒家理论并存,于是历时八年,阅遍儒家经史子集及杂家之书,又历时六载,习读伊斯兰教经典,再用四年时间遍览佛、道之书,并查阅西洋书籍一百三十七种,会通诸家来阐述伊斯兰教的哲学理论思想。最终撰成《天方性理》,将伊斯兰教一神论同儒家性理学说融会贯通。他将该书概括为三句话:首言大世界理象显着之序以及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与其变化生死之故;次言小世界身性显着之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与其圣凡善恶之由;末章总合大小世界分合之妙理、浑合之精义而归竟于一身。当时,时任礼部尚书的王泽弘看过《性理》一书后,感喟道:“《大易》、《尚书》之言性也,浑而确。太极通书之言性也,正面严。今天方之言性也,详而核,其言先天也,则天理之节文莫不条分而缕析之。其言后天也,则人性之品第莫不伐毛而洗髓焉。天方言性固至于此,而刘子之心思才力固至于此哉!今之人刻鹄雕虫技止此耳。刘子乃能以心思才力用之于至正至精,而不惑于干竺欧罗之说,亦大可敬矣!”又说:“《易》,一卜筮耳。而言先天者宗之,言后天者宗之。其言先天也,若天不言而代之言。其言后天也,若天有成命而复其命。古今儒者之立言,莫不如是。亦何忧其无本,而借天方以大其传耶?然刘子、马子世其家学,各遵其所闻,各行其所知,皆能与吾儒相为发明,相为补救。而刘子益虚心究学,会贯儒者之典,以日新其机而富有其业,则天方无书,自刘子而有书,吾儒绝学,有刘子而可与共学也已! 岂非世道之大幸欤?”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元正也有所感触说:“天方去中国数万里,衣冠异制,语言文字不同形声,而言性理,恰与吾儒合。其言先天后天,大世界小世界之源流次第,皆发前人所未发,而微言妙义,视吾儒为详。不得于理者,见于图;不得于图者,见于文。两义发明,而天人之秘密、性学之根底,了如指掌焉!恍忽肤浅之辈,复能拟议于其中乎?诸家横肆之说,当亦从此洗矣!作是书者伊谁?西方圣人创之于前,群贤宿学传之于后;白门刘子汉译以授中国,中国将于是书,复窥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则是书之作也,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光大吾儒。”王泽弘、徐元正二人可算得上是当时儒家思想的上层代表人物,能对《天方性理》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刘智“以儒释伊”的尝试已在中国立足。如果说,刘智欲改造孔孟儒学、程朱理学的某些思想、理论、概念,用以阐发伊斯兰教的哲理,使伊斯兰教哲学研究在中国形成一种独特的体系并融入中国文化的话,那么他已经初步获得了成功。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刘智又撰写了一部中国伊斯兰教礼仪典制著作,名为《天方典礼》。伊斯兰教的礼仪典制,如信条、五功礼法、伦理道德、婚丧嫁娶及生活中常用的教法教规等,条目浩繁,一般人很难掌握。为此,刘智以阿拉伯文著作《天方礼法书》为蓝本,采集其中对民生日用最关紧要的部分,编译成册,取名《天方典礼择要》。因担心初学之人难以读懂,又将书中内容分为纲、目两种,以纲为正文,以目为注解,故又称《天方典礼择要解》,后简称《天方典礼》。该书是刘智继《天方性理》之后又一部“以儒释伊”之作,或称“用儒文传西学”、“原儒语以明其义”之作。有人称刘智此举是“反经异俗”,说他与先前的王岱舆、马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崇儒,受环境所迫;也有人说他们想借儒争取立足之地;更有人说他们标新立异,别树一帜。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伊斯兰教与儒家确有相通的伦理道德思想。人们都称儒、道、释为三教,道、释可称教,而儒独不能,因儒家所要阐述的只是人伦道德及社会主张,只能称其为“学派”,故此它才有与伊斯兰教在“礼”方面的诸多共同之处。当时的礼部侍郎徐倬是有名的儒士,读过《典礼》一书后,也说:“是礼也,虽自天方而理通天下。”后来该书以两江总督采进本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五《子部•杂家类存目二》中。
雍正三年(1725年),刘智整理编写了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传记著作《天方至圣实录》。该书是介绍先知穆罕默德生平的著作,以系年记事手法编写而成。刘智自康熙六十年开始编撰此书,初因缺乏史料,进展缓慢,后来他在河南朱仙镇寻觅到赛氏家藏的记述先知生平的波斯文著作《忒尔准墨》,遂以此书为蓝本,三易春秋,十更居处,三改其稿,最终撰成《天方至圣实录》一书。全书共二十卷。前三卷,叙述了人祖阿丹到先知穆罕默德之间五十代圣人的传光小传及四统(世统、国统、道统、化统)源流图说,并列有穆罕默德年谱。四至十六卷,谈到了先知穆罕默德的诞生、成年及“为圣”。卷十七,收录了马注撰写的散文诗《至圣赞》,对诗文内容作了详尽的注释。卷十八,收辑了先知穆罕默德的仪行(即“圣行”)。卷十九,附录有对当时信奉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礼制、科制、官制、国纪等考证资料。卷二十是赞颂碑记序说,载有:明高皇帝百字赞、明太宗敕谕、明武宗皇帝评、敕回回太师文、回回天文书序、敕建清真寺碑记、敕赐清修寺重修碑记、敕建净觉礼拜二寺碑记、天方圣教序、天房赋、清真教考叙、群书释疑跋、清真教说、回回说等文。此外,他的著作还有《五功释义》、《真镜昭微》等,这里不再逐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