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四千年？八千年？
07-07-31
08:16:05, 分类: 文化 中华文明：四千年？八千年？
中华文明：四千年？八千年？
某网友A问：“中华文明到底有多少年？ 本人在日本，经常能听到中国4千年文明的说法，而且都是带着崇敬的口气说的。比如说，打广告卖一种中药或健康食品时，就说“中华4千年悠久文明孕育而成的”。但俺在中国受的教育一直告诉我中华民族是有5千年文明史的。到底哪个正确，怎么一到日本就少掉1千年了呢？还望专家指点。俺有个猜想，不知是否正确，即：4500年<中华文明<5000年，比如4700多年。所以，中国人就四舍五入成5000年了；而日本呢，则认为还没到5000年，当然就称4000年了。就这事，俺也问过好些日本人，呵呵，他（她）们跟俺一样，无非是“老师教的；书上写的；或不都是这么说的吗?”等，也问不出个所以然。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不管是谁，都是以崇拜，羡慕的语调说中国有4千年文明的，绝不是为了贬低中国，而故意把中国文明少说1千年。（日本自认为他们有2000年文明史）”
我的回答：文物考证出来的，只有3500年，说4000年已经是多了。
另一个网友L置疑我的说法：“中國的考古進展很快，你可能不知道，中國已發現8000年前的甲骨刻符。学者们已经在考证“中华万年文化”，你的知识需要更新！贾湖文化遗址的重大发现 贾湖文化遗址有许多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出土的骨笛已具备七音节结构，可以吹奏完整的乐曲，它把人类音乐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乐器；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比安阳殷墟甲骨文早四千年，比素称世界最早的古埃及纸草文字还早一千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雏形；遗址中发现的实物材料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在八、九千年前就会酿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见连接 http://www.zgwy.gov.cn/jhwh/jhjj.asp 惊世发现：贾湖文化。今年是黃帝紀元4705年。黃帝前還有歷史，說5000年不錯。如果把4705年去了尾，那說4000年也不算什麽錯。http://news.xmnext.com/domestic/shehui/2007/02/02/145850.html”
到底哪个说法正确呢？这不但涉及到历史也涉及到政治。
首先，不要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概念，而这两个概念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全部来自西方。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在考古学上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cultivate），后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文化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
文明指有人居住，有一定经济文化的地区。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里，文明和文化有截然不同的含义。文明一词本身就有“城市化”和“城市的形成”的含义。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Civis”，城市的居民，含义为人民和睦地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引申后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其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等。对于文明出现的判定标准，主要是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国家制度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城市的出现，可以说城市是文明的标志。最早的文明是在公元前3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文化和文明的最大差别，是文明时期有城市出现，文明还要有文字产生。概念清楚了，中华文明到底多少年也就容易解答了。
中国的殷商(商朝)文明形成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而所谓的更早的夏朝文明(公元前2000年)缺乏考古证据，不但没有城市，更没有文字，参见附文。如此算来，中华文明只有3600年，其他说法是3500年，3100，3000年。我采用的是3500年的说法，有把中华文明拔高的意味。
贾湖文化不能算是文明，不符合文明的定义，只能叫文化，而不能叫文明，因为贾湖文化不但没有城市被发现，就连其“契刻符号”是否算做文字还有争论，参见相关学术论文。因此，中华文明最早的是商朝，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只有3500年，而不是8千年或者万年。
关于“清华教授倡议恢复“黄帝纪年” 复旦学者称想法愚蠢”，这个争论，根据文化和文明的定义，也很好判断。清华大学教授许文胜表示，“纪元相当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起始，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都有特殊定义。中国的纪元实际是全世界最早的，早于埃及、巴比伦，代表着中国人在4700多年前就进入文明时代”。这位清华的教授根本连文明的定义都没搞清楚，如此的清华教授，足见中国学术界腐败和水平低劣的程度，简直是中国之耻。复旦大学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说：“这种想法(恢复“黄帝纪年&rdquo
愚蠢且矫情，并且是不可行的。这个想法没有任何意义，纪元实行了2000多年，为全世界接受，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标记，“把纪元改过来就能让我们更有民族自信心？就能让我们更好抵制西方文化侵略？就能让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发展得更好？”，黄帝是个传说，本身有虚构成分。许多祭黄仪式和祭孔仪式是一些无生命力的、僵死的仪式。
前文提到，关于中华文明多少年，不但是涉及到历史，也涉及政治，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上看，儒家一直把持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儒家观点是憎恨乱臣贼子的，但是，周朝的文王和武王却都曾经是商朝的臣子，他们推翻商朝，实际就是商朝的乱臣贼子，而儒教的祖师爷孔子正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主张复辟周朝的。儒教遇到一个难题，不可以否定孔子，不能说周文王和周武王是乱臣贼子，于是编造出了夏
朝，意思是，商朝是篡夺了夏朝，那么 ，周朝推翻商朝则是况扶正义，而不是乱臣贼子。
政治方面，过去有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5千年的文明历史的说法，最初来自历史巨骗梁起超，当时的背景是推翻满族人的清朝，恢复汉族人的朝代，不但对满族人进行打压甚至屠杀，参见清史稿的“忠烈传”，同时，还夸大和美化汉族的文明，孙文的革命党搞了什么“黄帝纪年”，中华5千年的文明历史就是哪个时候开始的。民国继续捍卫这个“5千年的文明历史”，现在整个华人文化圈也在维护“中华5千年的文明历史”的真理，谁反对，谁就是不爱国，谁就是汉奸，谁就是贬低汉文化，等等大帽子和棍子。这就是某些历史学家和网上历史发烧友的真面目，这些人不敢面对真理，撒谎不但不是无耻的，而且是荣耀的，是爱国的，是爱中华文化的。类似捍卫“中华5千年的文明历史”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所谓的中国“四大发明”，中国的“四大文明古国”，卫星上可以肉眼看到万里长城，美国西点军校有雷锋的像，晚清的严复是日本前首相的同学，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下半旗，等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奇怪现象，撒谎是正义的，说真话是汉奸败类。中国知识分子如此的特性是相当普遍的，未来中国的强盛靠谎言和伪大的祖宗就可以实现么？
附：
夏朝是周朝人编造出来的？！--皇帝为什么叫“九五至尊”
“九五”源于《易经》。《周易》六十四卦的首卦为乾卦，乾者象征天，代表帝王的卦象。乾卦由六条阳爻组成，是极阳、极盛之相。从下向上数，第五爻称为九五，九代表此爻为阳爻，五为第五爻的意思。九五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第一爻。这里的“九”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判别数字阴阳属性的符号。九五是乾卦中最好的一爻。第五爻是君位，代表帝王，在乾卦中阳气在这个位置达到最盛，代表广施德行，慢慢积累，从初九到达五爻，最中正刚健，是帝王之德的象征，别的身份不可能配上这一爻。九六，超过九五，过犹不及，就成了“九六，亢龙有悔”。
后来人们把“九”和“五”作为具体的数字运用，是为了契合代表帝王的“九五“之爻，“九“和“五“两个数字在建筑上的使用也符合美学原则。 中国古代把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
北京故宫作为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宫廷建筑，处处体现着帝王的至高无上，如天安门城楼其城台设五个门洞，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故宫中许多建筑物的开间多为九间或五间，惟独太和殿的面宽是十一开间，在整个故宫是独一无二的。《周易》的释义词句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北京故宫太和殿名字的由来据说就源于此。
《易经》又称《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并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五经。
《易经》以一套符号系统来描述状态的变易，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和宇宙观。它的中心思想，是以阴阳两种元素的对立统一去描述世间万物的变化。《易经》最初是占卜用的书，但它的影响偏及中国的哲学、宗教、医学、天文、数学、物理、文学、音乐、艺术、军事和武术。广义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分为《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由于《易经》成书很早，大约在西周时期，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易经》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撰写了《十翼》，又称为《易传》，以解读《易经》。
现在流传下来的《易经》版本据说为周文王所演，因此也称为《周易》，《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 。春秋时期的孔子被认为是《十翼》的创作者。 《十翼》是对《易经》的诠释，有十篇：一、彖上传，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称“大象”），四、象下传（又称“小象”），五、系辞上传，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八、序卦传，九、说卦传，十、杂卦传。汉武帝以后，《十翼》被称为《易传》，并被视为《周易》的一部分。
然而，据现代考古学研究，周文王、孔子不是《易经》的作者，《易经》作为儒家的最重要的经典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孔子尊重周朝，在春秋时代主张复辟周朝，而后世无耻的儒教弟子更是把孔子当成祖师爷，不断的给孔子和周朝贴金，儒教在中国历史上制造的谎言无数，比如，美国学者研究(Sarah Allen ,1991)，夏朝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是周朝编造出来的朝代，证据是夏朝的文字记载都来自周朝和后世的儒教弟子，比如司马迁的史记，而且，编造出来的夏朝的象征刚好和商朝相反，周朝和后世儒教弟子伪造的夏朝，目的是为了周朝篡夺商朝正名和制造舆论，可怜现代人依旧在考证所谓的夏朝，但是，包括轰轰烈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都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记载。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
感谢现代的考古学，发现了商、周朝的占卜用的兽骨和龟甲上的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钟鼎文；1970年代，湖南长沙的西汉马王堆出土了将近完整的、公元前二世纪的《易经》、《道德经》和其它书籍，是现存《易经》的最早版本，并包含了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孔子所著的《易传》。这些资料揭穿了儒教制造的关于《易经》版权的天大谎言，不是什么周文王或者孔子写的《易经》。比较马王堆出土的《易经》和周朝的钟鼎文，《易经》不可能是周文王写的，成书日期应是西周后期，大约公元前九世纪末。现时一般认为《易经》并非任何一个传说或历史人物的著作，而是西周时期占筮用的文字编纂而成。儒教的罪恶远远不止于国家浪费了大量钱财考证其编造的“夏朝”存在，儒教是中国落后西方的罪魁，详细的参见，“从宋元明清四朝历史，看中国挥刀自宫－－国学，亡国之学也”。
附：
Sarah Allen (1991),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Mythical Opposite of Shang: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Sarah Allen noted that many aspects of the Xia are simply the opposite of traits held to be emblematic of the Shang. Classical Chinese historians such as Sima Qian had access to records going only as far back as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implied dualism between the Shang and Xia, Allen argues, is that while the Shang represent fire or the sun, birds and the east, the Xia represent the west and wa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ythical Xia, Allen argues, is a necessary act on the part of the Zhou Dynasty, who justify their conquest of the Shang by noting that the Shang had supplanted the Xia.
附：
贾湖刻符与中华彝族万年文明史 zt
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发现一批相当于 裴李岗文化的屋基、灰坑、陶窖、墓葬，并出土文物数千件。
贾湖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总体上都在7000一8000年范围内，若按树轮校正 数据，则在7500－8800年之间（《河南省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 报》，《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出土文物中有三件龟甲各刻有一个符号，一件石器上 竖排连接地刻有四个符号。《发掘简报》指出：“在这些龟甲和随葬品中的骨器、石器上 发现的契刻符号，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这批契刻符号的发现，为研究汉字 的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贾湖遗址考古成果公布后，不少学者撰文认为，贾湖刻符的发现，为探索中国文字 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中唐建先生在《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 重大考古理论意义》一文中提出了肯定的看法：“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的发现 及其考古绝对年代的确定，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的证据”，这“不 但是到目前为止新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甲骨契刻符号，也是至今我国年代最早的文字或文 字前形式。”从而肯定殷商甲骨文的源头在其前5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时代，亦即汉文 字的起源、发展已有约九千年的历史。不过，贾湖甲骨契刻符号究竟是文字或只是文字 前形式,用汉古文字与之比较进行探讨，目前尚未能得到完整而令人信服的结果。
我于1993年2月专程赴河南郑州，在省文物研究所得以亲睹正在清理、复原中的甲 骨、石饰刻符，以及骨器（未见有刻符的含器）、石器、“陶器等部分出土实物。将贾湖遗 址甲骨、石饰刻符与彝族传统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在彝文中不但全能见到与贾湖刻符形 同或形似的文字，而且对竖排契刻于石饰上的四个刻符，用彝文亦可释读出具有完整性 的含义，同时贾湖遗址出土的一些文物，在其他民族特别在汉族中已不见踪迹，而在现 令彝族地区尚能寻见到与其相同或相似的日常用物。这种绝非偶然或巧合的现象，亦可 证明彝族传统文字与约九千年前的贾湖刻符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文字的创制与使 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结合近年在彝区调查发现的彝族古老历 法十月太阳历与十八月历等古代文化加以佐证，据此可以提出中华彝族具有万年文明史。
彝文何以与贾湖刻符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这有必要首先对彝文作一些概略的介绍。
一、彝族传统文字简介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自己的 语言和起源时代久远，独具特性且发展完善的传统文字即彝文。彝文首先表现于拥有载 体形制多种多样、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文献。
现今尚流传和遗存彝族地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岩书、布书、皮书、纸书、瓦 书、木犊、竹简、骨刻、木刻、金石铭刻、印肇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根据纸质和 极少部分所署的抄写年代，彝文文献多形成于明、清时代。但不等于说彝文文献都首撰 成书于明、清。除续修的谱牒，部分金石铭刻，以及汉文古籍译作等彝文文献夕卜，绝大 部分彝文书籍，特别是彝族毕摩（祭师）传统用于各种祭祀的典籍，是按世代流传下来 的内容与格式，从原非纸张为书写原料的典籍上，转而传抄成纸书，即绝大部分彝文文 献成书年代远不止于明、清时代。现存彝文文献，根据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或署有年代可 考而较方者，有云南红河州境3000多年前原始岩画组合画面中的彝文岩书、西汉时代的 云南昭通彝文铜印（堂琅印）、蜀汉时期的贵州“妥阿哲纪功碑”、南宋开庆己午年（公 元1259年1的“拦龙河碑纪”等。
在彝族历史上，彝文文献从它产生第一部的那时起，与其紧密伴随的即是天灾人祸 的无情摧残，其中尤烈者为历来的焚烧，但它毕竟是植根于民族顽强的自我意识之中，终 究“野火烧不尽”，在“****”结束以后，终于得到了人们的公正认识。目前幸存的彝文 产献，除石刻在贵州境内尚存260多块、云南境尚存700多块外，纸书等类型文献，国内有关部门及国外英、法、美、德等国收藏的数量，据粗略统计，总计约有一万二干余 册，据各地初步普查，尚有约五千多册仍存于彝族民间。
彝文文献以其丰富的内容，涉及了彝族古代社会的各方面，客观地反映了彝族社会 发展的历史。由于彝族社会发展史上末曾出现巫史的真正分离，彝文文献多由彝族巫职 毕摩世代抄流传下来，且多用于巫事。因此，彝文文献尚处于以原始宗教为主要表征 的多学科融汇于一体，大多没有形成各具鲜明学科特点的专门著作。综观滇、川、黔、桂 四省区现存彝文文献，据其包罗的内容，可归类分为原始宗教类（此类又可分为祭祖、祭 奠、祭神、消灾除祸、驱魔送鬼、诅咒盟誓、招魂、祈福、占卜、祭祀神坐图谱等经 书）；历史、谱碟、神话、哲学、伦理、天文律历、地理、文学、医药、农牧生产、军事、 契约、帐簿、通告、译著、文字等十五大类。
彝文文献书写格式为左起直行，多无标点。其文章风格，诚如杨成志先生在《云南 罗罗的巫师及其经书》一文中指出：“罗罗经的语句，多系五言，意义简朴，音韵自然。 且段落分明，毫无错乱。虽其中有长短句，要之，朗诵起来，也极合着节奏，纯是一种 方诗词的上品！……至其字画的方劲和秀丽，更可做我国文字学家的参考品。 拥有诚如上述文献的彝文，属音节表意方块文字，在明、清以来的汉文史志中常被 称为“銮字”、“题书”、“罗罗文”、“贝玛文”、“白马文”、“毕摩文”等。彝文在彝族历 史上曾有过统一或约定俗成的通用时期，但随着彝语方言、土语的产生及其与日俱增的 差异，作为记录彝语符号的彝文，亦形成了各具方言、地区特色的多流派，有如战国时代 的汉字六国文。不同的彝语六大方言相互通话有困难，掌握不同流派的彝文，相互阅 读文献亦不易。不同方言、地区间彝文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使用的单字多少不一。常用字 与异写字区别不一；同意近音的彝文写法不一；形同音异义不一等。但这些差异毕竟不 是不同文字性质上的差异，所以都具有共同的特性。
彝文字体书写规律与汉字相同，但无谓偏旁和部首，唯将书写的首先着笔的第一笔 或第一部分笔划称为主笔。彝文造字是于不同主笔的不同部位分另咖以不同笔画而形成 若干独具形、音、义的单字，彝文主笔最常见的有二十六种；彝文有独体与合体两种，合 体字较少，独体字则占百分九十以上，因而笔体较简，二至五划的字约有百分之八十以 上，八划以上的字极少；彝文字体富于变化，但有一定的造字规律，首先，彝文亦如汉 字“六书”，有少量的象形、指事、会意及大量的通假字。“通假”不是造字法，是音节 表意文字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为适应语言的需要出现的用字法。彝文通假现象普遍， 不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而且往往“本有其字”却不辩字义地“依声托事”。彝文 的通假借用，改变了它的表意性，所以严格他说，彝文是表意为主而兼有表音的文字。
彝文合体字少，不似汉字采取形声结构来多产字，而是采用字体结构易位、增添笔 划等方法来多产字。结构易位有上下易位、左右易位；增添笔划则指在已具独立形、音、 义的独体字不同部位增添不同的笔划，形成另具形、音、义的字。
彝文再一特点是异写繁多，每字的异写少则二、三个，多则四、五十个。其因除不 同方言、地区书写有差异外，彝文在流传中书写带有随意性而同一字笔划可多可少，甚 至可正写反写；再是流传中逐渐发展演化，以致原始字与多个演化字混用。从这点来讲， 往往能从其中看出彝文的原始面貌和其发展演化的一些轨迹。从总体来看，由于彝族社 会经济发展缓慢、彝文在野自生自衍等历史原因，彝文的发展和演化速度是了丰常缓慢时。 彝文以其独具的特征表现出了古老的风貌，那它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在近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众说纷纭，却向无定论。此前有关彝文起源或首见流传时代的 论说，较具代表性的有唐代说、晋代说、汉代说、借用战国六国文说、春秋时代说、殷 商时代说、龙山文化时代说、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代说、半坡韶文化时代说、最远九干年前说等。虽负无定论，但从这些各有所据的众说中，亦能看出彝文起源时代的久远。
在上述众说中“借用战国六国文”一说，虽是一种未对彝文全面认识的臆说，但毕 竟看出彝文与古汉字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两者的共同点则在殷商甲骨文中有明显的表现。
彝文与甲骨文的共同点，首先表现于两者同出巫职。彝文的创制、收集整理以至运 用，都与彝族巫职毕摩有紧密的关系。各地彝族民间传说和彝文文献记载，都说毕摩创 制了彝文，井由他们改进而运用。在彝族社会发展历史中，历来彝文多囱毕摩掌握和运 用，彝文文献亦多由他们世代抄而流传下来；殷商甲骨文是商代后期贞人（巫职）在 为商王占卜时，将占卜的事和其后的验辞，连同占卜者姓名，刻在甲骨卜兆旁形成的王 室占卜记录。其二是彝文与甲骨文都具有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法。但这些造字法本 身具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彝文开拓了有如上述产字多的易位、增笔等造字法，甲骨文则寻 找到了产字多的形声结构造字法；其三是彝文与甲骨文通假现象普遍，囱此都改变了两 者的纯表意性；其四是彝文与甲骨文都是异写字繁多，彝文的异写字有如上述，笔画可 多可少，甚至可正写反写而带有随意性，甲骨文亦是同一字细部繁简不定、部位正反不定、 偏旁不定而有随意性。
不仅如此，我曾仅将流传于滇东北彝区的彝文与1965年版《甲骨文编》作过比较， 两者字形相同者达、22字，相近者达86字。这些仍非巧合的诸多现象，少至可察见彝文 与甲骨文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了彝汉文同源。但两者在甲骨文产生 前较早时代即分流，其后各自独立发展成各具特性，不同体系的两种文字。汉字体系最 迟在殷商时代即成官方文字，其后与周代青铜铭文、战国及秦汉帛书、简犊文字、魏晋 的石刻文字紧密相衍接发展，从播、篆、隶书等几经演变为今日通行的楷书。彝文则如 前述，由于主客观的诸多历史原因，未得与时代同步发展，不舍其固有的风貌。数干年 来顺应自然法则，缓慢发展而逐步完善。
彝文与甲骨文所具有的共同点表明两者有着共同的源头，而甲骨文即汉字的源头，学 术界一般都认为是近代以来地下考古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郭沫若在具体 谈到西安半坡遗址陶器刻符时曾说：“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中 国原始文字的子遗。”到近年为止，在我国若干考古遗址中，已有32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中发现陶器刻符共达680多个形体，这些陶符用汉方文字甲骨文与之比较研究，目前尚 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然而，用彝文与之比较，则能或多或少地对多处出士的陶符分 别解读大部或一部分，如在年代上各具代表性的距今约八千年的甘肃泰安大地湾，距今 约六千年的西安半坡、临漳姜寨，距今约四干二百年的山东邹平丁公，距令约四千年的 青海柳湾、甘肃马厂等遗址陶符。
《文汇报》1994年8月3日第七版报导：“湖北考古工作者最近在宜昌县杨家湾（新 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把（汉）文字起源推到6000年前，比商代殷 墟甲骨文还早2000年。”又《华商时报》1995年1月4日报导长沙考古工作者经过两年 的研究，在一块距今710O年至6900年的彩陶残片上解读出一篇许多图画与符号夹杂的 散文。
以上列举的一些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古老方块字即彝汉文的共同源头还在更久远的 时代，这从彝文能释读贾湖刻符可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二、贾湖刻符与中华彝族万年文明史
贾湖刻符中的三个龟甲刻符，分别于不同的三座墓葬中出上，其形分别为 ，第一个刻符与甲骨文“目”极为相似；第二个刻符相似于现代汉字的“日第三 个刻符目前未能从汉字方今体例中寻到与其相似的字，该刻符经细辩，属明显人为契刻 痕迹仅左上角一横及竖折一划，中间斜竖一划及右下角斜划为龟甲的自然纹；若将龟甲 本身自然纹排除，仅看两划人为契刻痕迹即为“七”形。
上述三个龟甲刻符，在彝文中与之形似的文字分别为，其本意第一字 为“禽”；第二个字“福禄”；第三字为“神座”。
契刻有四个竖排且连接符号的石饰，是一件柄形石饰，形似劈裂的剑柄残件，首部 俯视呈半圆形，其面上刻符号，柄部有竹节状突起。刻石饰经辩析，人为契刻痕迹已较 浅淡，其上有明显的砸、碰线形痕迹，因而整个契刻面显得模糊。若将砸、碰痕迹排除， 人为契刻痕划在石饰一端有“”形四短竖划，若将此端为首端，则四短竖下方 直行刻有“”形四个符号。这四个石饰刻符与彝文比较，分别与之形似 的彝文有“”，其本意分别第一字为“雷”或“阳光”；第二字为“天”； 第三字为“门”；第四字为“闭”。连接起来直译为“雷天门闭”，意译则为“天雷门莫 开”。
上述四个石饰刻符能用彝文释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已是具有完整意义的语言记 录，并且此语言的语法与彝语的语法完全一致。
贾湖遗址出士的文物，不仅有如上述彝文能完全释读其甲骨、石饰刻符，而且其中 一些文物在彝族地区还能见到与之相似的用物。例如有刻符的柄形石饰与彝族毕摩神杖 上选用兽骨或青石雕制的半圆柄杖头非常相似；权形骨器与彝族毕摩诸多法器中的“神 箭筒，，相似；一批兽胛骨与彝族毕摩请多占入法中用于占卜的猪、羊、胛骨完全相同；骨 笛与彝族方时多用禽骨制作，现今多用竹子制作的小竖笛相似，其吹奏法亦相似；漳牙 器与彝族男子随身佩带作锥、香针、避邪獐牙锥完全相同；猪牙骨器与彝族年老妇女作 挽发、头饰的猪獠牙完全相同；条形骨器与彝族用株木或牛肋骨制作的揉绳器相似；环 形石饰与彝族男子用玉石或硬木制作的耳坠相似。
中原地区一向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五千年文明的摇篮，而西南地区则是 “蛮荒”之地。然而反映中原地区远方文化的贾湖裴李岗文化与“蛮荒之地”的彝族传统 文化何以如上述有如此的相同点？这可以分析出这佯或那样的“可能”，但最根本的一点， 则应从形成中华民族影响较大的方芜族群的演变史中寻找其源头。任乃强先生在《羌族 源流探索·序言》中指出：“羌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族的主 要族源之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羌族演变为许多支系，其中一部分融合于汉族； 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若干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出现过和现今仍存在的我国西北、西 南各少数民族，溯其来源，大部与羌族有关。”方羌族群形成于西北康青藏高原，随着历 史的发展而迁徙和演变，到夏、商、周乃至秦汉时代，汉文典籍将留居甘、青一带的方 羌民族称为羌和戎，汉应曛《风俗通义·四夷》说“羌本西戎，卑溅者，主牧羊，故 ‘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羌戎有时单称，有时称氏羌、巴戎、巴氏等。又因其多居 我国西境而有时称西羌、西戎、羌戎。
中国的方史发端于传说时代的“三皇”，“三皇”说法不一，但按孔安国《礼记·月 令，疏》、皇甫温《帝王世纪》、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等说，指的是“太吴伏蒙 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此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所说：“稽方蒙 黄”。“三皇”，之首“伏蒙生于成纪”（《帝王世纪》）即今甘南天水地区，为方芜居地；炎 帝“长于芜水”（《史纪·五帝本纪·正蒙》），“姜水”即源于甘肃渭源县的方渭水今渭 河，“姜水，，即“羌水”，渭河发源地亦为方羌居地；据《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 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 为姜。，，所以炎帝和黄帝是“同父异母兄弟”（清马绣《绎史》），两者同属方羌部族。这 些记载说明方羌部族的一支自西北游牧先人中原地区，并从这里孕育了后来发展起来的。 灿烂的中原文化；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即为方羌人的后裔。
彝族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多的一个民族，关于彝族的族源，学术界大多认 为是方羌人南迁的一个分支所形成。方国瑜先生《彝族史稿》说：“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 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河涅一带的就是古羌人，分向 几方面迁徙，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就是彝族的祖先。”彝族自称繁杂，但古代大多 自称“罗罗”，就是现在仅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而言，在彝族总数中尚有三之一多自称 “罗罗”。《山海经·海外北经》载有“罗罗”。其地域约为今甘肃张掖、酒泉一带，《汉书 ·地理志·张掖郡·番和》条称当地羌人为“罗虏”《大明一统志》称四川凉山彝族为 “罗蛮”、称滇西彝族为“罗罗”；《华阳国志》与蜀汉诸葛亮《后出师表》统称今滇、川、 黔彝族为“青羌”；《蛮书》称彝族的唐代先民之一为“羌虏”。在汉文献中“羌戎’’和 “罗罗”多为互称，可见彝即羌，羌即彝。但“羌”、“彝”都不是自称。“羌”为牧羊人； “彝”的原写“夷”为负弓狩猎之人，在华夏族形成后，“芜”和“夷”才同被视为华夏 族区域外围野蛮、落后的民族。
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贾湖类型新石器时代遗址，据文物部门调查和发掘，主要分布在兰河中上游支流沙河、洪河流域，最北可达汝河和颖河流域，最东达大别山北麓的皖 中一带（参见张居中《试论贾湖类型的特征与外围文化的关系》），据徐祖生先生考证，上 述区域是远方东夷集团的势力范围（《中国方史的传说时代》）；又据何光岳先生考证，东 夷集团的始祖是太吴，太吴氏原属西羌族团由甘、青高原最早迁到燕山山脉，与土著人 融合，其中一部演化为东夷集团（《东夷源流史》）。太吴即伏蓑，与‘伏蒙生于成纪，相 吻合，而且传说中的“太吴之墟”就在今河南省淮阳一带。中原地区直至有史可稽的夏 王朝第一代夏王启的父亲夏“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黄帝的后裔姬周女始 祖原出自姜姓，所以《诗·大雅·民生》说：“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邦，西夷之人也”。 所谓“西夷”即西羌，故姬周属羌戎；至于秦的族属，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说： “秦之为戎，固不自疑”；在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中，晋南绎县有“蒙戎”、夏县 有“茅戎”；豫北王屋山有“郧戎”、豫西熊耳山有“阴戎”、豫中临汝县西南有“蛮戎”， 为春秋时“戎蛮子国”所在。《左传》桓公十二年载：“齐、吕、申、许由大姜”，“姜”出 自主羌戎；“许”即今河南中部许昌，“申”乃申国，在今豫西南南阳，这说明河南一带 自古以来有不少羌、戎曾居住，后来才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民族乃至汉代始称的汉族。河 南贾湖遗址刻符之所以能用彝文进行释读，同时出士的一些其他文物，尚应用于彝族生 活习俗中，这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了。
一个民族的发展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一般认为其标志是铁矿冶炼的开始、城 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并运用于文献的记录，而其中最主要标志则是文字的发明及其运 用。贾湖遗址的考古绝对年代为7500一8500年，现今出士的刻符、骨笛、雕磨精细的石 饰等非为人士前数百年才形成，其中仅文字的发明到成文的应用，其间至少需要经历数 千年或更为漫长。彝文之绝非巧合地对贾湖刻符能予释读，当可证明彝族具有万年文明史。
大胆提出如此有俘中国人常识的拙论，绝非孤证臆说。历法的发明和运用应亦是一 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在彝族地区调查发现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以其季节性 准确，每月日数恒定便于记意而具科学性与实用性，据刘尧汉教授考证，十月太阳历产 生于伏蒙时代，至少已有万年以。上历史；仍于近年在彝族地区调查发现的彝族十八月历， 虽已无实用意义，但具有重大的科学史价值。它不仅比十月太阳历更为古老原始，而且 由其揭示了曾使用过十八月历而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美洲墨西哥玛雅人与亚洲中国彝 族古代文明的渊源。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成说，是根据从有史可稽的夏王朝距今四千多年，再 上溯约一千多年作为“三皇五帝”时代而提出的五干多年。此即“文起豢、炎”（梁肖绩 《王嘉（拾遗）．序》），意为中国的文化、文明始于伏蒙时代。以及诗人黄遵宪所言“蒙 轩造书契，令始岁五千”，都是以文字的发明为起始点。其实，蒙、炎、黄即使史有其人， 他们代表的各是一个时代，史家顾颌刚认为“三皇到现在约有十万年”（《秦汉的方士与 儒生》）。从“三皇”之首伏蒙到现代，虽然未必有十万年，但当在万年以上。
丁文江先生在本世二十年代就指出：“西北是棵棵（罗罗）的老家，他们的文字根本与汉文同源，但权早就与汉人隔绝，所以看不出他们的直接关系，将来傈棵文的研究进 步不但可以发现语言关系，而且或者可以知道文字的源流”（《烫文雕刻·自序》）。由 彝文与殷商甲骨文比较所得出的彝汉文同源与丁先生所言的彝汉文同源，这个源头是在 万年前的伏蒙时代。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由彝族所保留的传统文字和彝族十月太阳历，说民族确实“文起蒙、炎”，但中华民族的文明不是“今始岁五千’，而应该是“今始岁万年”。
某网友A问：“中华文明到底有多少年？ 本人在日本，经常能听到中国4千年文明的说法，而且都是带着崇敬的口气说的。比如说，打广告卖一种中药或健康食品时，就说“中华4千年悠久文明孕育而成的”。但俺在中国受的教育一直告诉我中华民族是有5千年文明史的。到底哪个正确，怎么一到日本就少掉1千年了呢？还望专家指点。俺有个猜想，不知是否正确，即：4500年<中华文明<5000年，比如4700多年。所以，中国人就四舍五入成5000年了；而日本呢，则认为还没到5000年，当然就称4000年了。就这事，俺也问过好些日本人，呵呵，他（她）们跟俺一样，无非是“老师教的；书上写的；或不都是这么说的吗?”等，也问不出个所以然。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不管是谁，都是以崇拜，羡慕的语调说中国有4千年文明的，绝不是为了贬低中国，而故意把中国文明少说1千年。（日本自认为他们有2000年文明史）”
我的回答：文物考证出来的，只有3500年，说4000年已经是多了。
另一个网友L置疑我的说法：“中國的考古進展很快，你可能不知道，中國已發現8000年前的甲骨刻符。学者们已经在考证“中华万年文化”，你的知识需要更新！贾湖文化遗址的重大发现 贾湖文化遗址有许多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出土的骨笛已具备七音节结构，可以吹奏完整的乐曲，它把人类音乐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乐器；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比安阳殷墟甲骨文早四千年，比素称世界最早的古埃及纸草文字还早一千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雏形；遗址中发现的实物材料证明，我们的祖先早在八、九千年前就会酿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见连接 http://www.zgwy.gov.cn/jhwh/jhjj.asp 惊世发现：贾湖文化。今年是黃帝紀元4705年。黃帝前還有歷史，說5000年不錯。如果把4705年去了尾，那說4000年也不算什麽錯。http://news.xmnext.com/domestic/shehui/2007/02/02/145850.html”
到底哪个说法正确呢？这不但涉及到历史也涉及到政治。
首先，不要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概念，而这两个概念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全部来自西方。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在考古学上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cultivate），后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文化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
文明指有人居住，有一定经济文化的地区。在考古学和人类学里，文明和文化有截然不同的含义。文明一词本身就有“城市化”和“城市的形成”的含义。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Civis”，城市的居民，含义为人民和睦地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引申后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其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等。对于文明出现的判定标准，主要是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国家制度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城市的出现，可以说城市是文明的标志。最早的文明是在公元前3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文化和文明的最大差别，是文明时期有城市出现，文明还要有文字产生。概念清楚了，中华文明到底多少年也就容易解答了。
中国的殷商(商朝)文明形成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而所谓的更早的夏朝文明(公元前2000年)缺乏考古证据，不但没有城市，更没有文字，参见附文。如此算来，中华文明只有3600年，其他说法是3500年，3100，3000年。我采用的是3500年的说法，有把中华文明拔高的意味。
贾湖文化不能算是文明，不符合文明的定义，只能叫文化，而不能叫文明，因为贾湖文化不但没有城市被发现，就连其“契刻符号”是否算做文字还有争论，参见相关学术论文。因此，中华文明最早的是商朝，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只有3500年，而不是8千年或者万年。
关于“清华教授倡议恢复“黄帝纪年” 复旦学者称想法愚蠢”，这个争论，根据文化和文明的定义，也很好判断。清华大学教授许文胜表示，“纪元相当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起始，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都有特殊定义。中国的纪元实际是全世界最早的，早于埃及、巴比伦，代表着中国人在4700多年前就进入文明时代”。这位清华的教授根本连文明的定义都没搞清楚，如此的清华教授，足见中国学术界腐败和水平低劣的程度，简直是中国之耻。复旦大学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说：“这种想法(恢复“黄帝纪年&rdquo
愚蠢且矫情，并且是不可行的。这个想法没有任何意义，纪元实行了2000多年，为全世界接受，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标记，“把纪元改过来就能让我们更有民族自信心？就能让我们更好抵制西方文化侵略？就能让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发展得更好？”，黄帝是个传说，本身有虚构成分。许多祭黄仪式和祭孔仪式是一些无生命力的、僵死的仪式。 前文提到，关于中华文明多少年，不但是涉及到历史，也涉及政治，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上看，儒家一直把持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儒家观点是憎恨乱臣贼子的，但是，周朝的文王和武王却都曾经是商朝的臣子，他们推翻商朝，实际就是商朝的乱臣贼子，而儒教的祖师爷孔子正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主张复辟周朝的。儒教遇到一个难题，不可以否定孔子，不能说周文王和周武王是乱臣贼子，于是编造出了夏
朝，意思是，商朝是篡夺了夏朝，那么 ，周朝推翻商朝则是况扶正义，而不是乱臣贼子。
政治方面，过去有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5千年的文明历史的说法，最初来自历史巨骗梁起超，当时的背景是推翻满族人的清朝，恢复汉族人的朝代，不但对满族人进行打压甚至屠杀，参见清史稿的“忠烈传”，同时，还夸大和美化汉族的文明，孙文的革命党搞了什么“黄帝纪年”，中华5千年的文明历史就是哪个时候开始的。民国继续捍卫这个“5千年的文明历史”，现在整个华人文化圈也在维护“中华5千年的文明历史”的真理，谁反对，谁就是不爱国，谁就是汉奸，谁就是贬低汉文化，等等大帽子和棍子。这就是某些历史学家和网上历史发烧友的真面目，这些人不敢面对真理，撒谎不但不是无耻的，而且是荣耀的，是爱国的，是爱中华文化的。类似捍卫“中华5千年的文明历史”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所谓的中国“四大发明”，中国的“四大文明古国”，卫星上可以肉眼看到万里长城，美国西点军校有雷锋的像，晚清的严复是日本前首相的同学，联合国为周恩来逝世下半旗，等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奇怪现象，撒谎是正义的，说真话是汉奸败类。中国知识分子如此的特性是相当普遍的，未来中国的强盛靠谎言和伪大的祖宗就可以实现么？
附：
夏朝是周朝人编造出来的？！--皇帝为什么叫“九五至尊”
“九五”源于《易经》。《周易》六十四卦的首卦为乾卦，乾者象征天，代表帝王的卦象。乾卦由六条阳爻组成，是极阳、极盛之相。从下向上数，第五爻称为九五，九代表此爻为阳爻，五为第五爻的意思。九五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第一爻。这里的“九”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判别数字阴阳属性的符号。九五是乾卦中最好的一爻。第五爻是君位，代表帝王，在乾卦中阳气在这个位置达到最盛，代表广施德行，慢慢积累，从初九到达五爻，最中正刚健，是帝王之德的象征，别的身份不可能配上这一爻。九六，超过九五，过犹不及，就成了“九六，亢龙有悔”。
后来人们把“九”和“五”作为具体的数字运用，是为了契合代表帝王的“九五“之爻，“九“和“五“两个数字在建筑上的使用也符合美学原则。 中国古代把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
北京故宫作为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宫廷建筑，处处体现着帝王的至高无上，如天安门城楼其城台设五个门洞，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故宫中许多建筑物的开间多为九间或五间，惟独太和殿的面宽是十一开间，在整个故宫是独一无二的。《周易》的释义词句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北京故宫太和殿名字的由来据说就源于此。
《易经》又称《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并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五经。
《易经》以一套符号系统来描述状态的变易，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和宇宙观。它的中心思想，是以阴阳两种元素的对立统一去描述世间万物的变化。《易经》最初是占卜用的书，但它的影响偏及中国的哲学、宗教、医学、天文、数学、物理、文学、音乐、艺术、军事和武术。广义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分为《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由于《易经》成书很早，大约在西周时期，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易经》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撰写了《十翼》，又称为《易传》，以解读《易经》。
现在流传下来的《易经》版本据说为周文王所演，因此也称为《周易》，《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 。春秋时期的孔子被认为是《十翼》的创作者。 《十翼》是对《易经》的诠释，有十篇：一、彖上传，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称“大象”），四、象下传（又称“小象”），五、系辞上传，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八、序卦传，九、说卦传，十、杂卦传。汉武帝以后，《十翼》被称为《易传》，并被视为《周易》的一部分。
然而，据现代考古学研究，周文王、孔子不是《易经》的作者，《易经》作为儒家的最重要的经典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孔子尊重周朝，在春秋时代主张复辟周朝，而后世无耻的儒教弟子更是把孔子当成祖师爷，不断的给孔子和周朝贴金，儒教在中国历史上制造的谎言无数，比如，美国学者研究(Sarah Allen ,1991)，夏朝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是周朝编造出来的朝代，证据是夏朝的文字记载都来自周朝和后世的儒教弟子，比如司马迁的史记，而且，编造出来的夏朝的象征刚好和商朝相反，周朝和后世儒教弟子伪造的夏朝，目的是为了周朝篡夺商朝正名和制造舆论，可怜现代人依旧在考证所谓的夏朝，但是，包括轰轰烈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都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记载。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
感谢现代的考古学，发现了商、周朝的占卜用的兽骨和龟甲上的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钟鼎文；1970年代，湖南长沙的西汉马王堆出土了将近完整的、公元前二世纪的《易经》、《道德经》和其它书籍，是现存《易经》的最早版本，并包含了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孔子所著的《易传》。这些资料揭穿了儒教制造的关于《易经》版权的天大谎言，不是什么周文王或者孔子写的《易经》。比较马王堆出土的《易经》和周朝的钟鼎文，《易经》不可能是周文王写的，成书日期应是西周后期，大约公元前九世纪末。现时一般认为《易经》并非任何一个传说或历史人物的著作，而是西周时期占筮用的文字编纂而成。儒教的罪恶远远不止于国家浪费了大量钱财考证其编造的“夏朝”存在，儒教是中国落后西方的罪魁，详细的参见，“从宋元明清四朝历史，看中国挥刀自宫－－国学，亡国之学也”。
附：
Sarah Allen (1991),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Mythical Opposite of Shang: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Sarah Allen noted that many aspects of the Xia are simply the opposite of traits held to be emblematic of the Shang. Classical Chinese historians such as Sima Qian had access to records going only as far back as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implied dualism between the Shang and Xia, Allen argues, is that while the Shang represent fire or the sun, birds and the east, the Xia represent the west and wa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ythical Xia, Allen argues, is a necessary act on the part of the Zhou Dynasty, who justify their conquest of the Shang by noting that the Shang had supplanted the Xia.
附：
贾湖刻符与中华彝族万年文明史 zt
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发现一批相当于 裴李岗文化的屋基、灰坑、陶窖、墓葬，并出土文物数千件。
贾湖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总体上都在7000一8000年范围内，若按树轮校正 数据，则在7500－8800年之间（《河南省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 报》，《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出土文物中有三件龟甲各刻有一个符号，一件石器上 竖排连接地刻有四个符号。《发掘简报》指出：“在这些龟甲和随葬品中的骨器、石器上 发现的契刻符号，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这批契刻符号的发现，为研究汉字 的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贾湖遗址考古成果公布后，不少学者撰文认为，贾湖刻符的发现，为探索中国文字 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中唐建先生在《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 重大考古理论意义》一文中提出了肯定的看法：“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的发现 及其考古绝对年代的确定，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的证据”，这“不 但是到目前为止新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甲骨契刻符号，也是至今我国年代最早的文字或文 字前形式。”从而肯定殷商甲骨文的源头在其前5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时代，亦即汉文 字的起源、发展已有约九千年的历史。不过，贾湖甲骨契刻符号究竟是文字或只是文字 前形式,用汉古文字与之比较进行探讨，目前尚未能得到完整而令人信服的结果。
我于1993年2月专程赴河南郑州，在省文物研究所得以亲睹正在清理、复原中的甲 骨、石饰刻符，以及骨器（未见有刻符的含器）、石器、“陶器等部分出土实物。将贾湖遗 址甲骨、石饰刻符与彝族传统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在彝文中不但全能见到与贾湖刻符形 同或形似的文字，而且对竖排契刻于石饰上的四个刻符，用彝文亦可释读出具有完整性 的含义，同时贾湖遗址出土的一些文物，在其他民族特别在汉族中已不见踪迹，而在现 令彝族地区尚能寻见到与其相同或相似的日常用物。这种绝非偶然或巧合的现象，亦可 证明彝族传统文字与约九千年前的贾湖刻符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文字的创制与使 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结合近年在彝区调查发现的彝族古老历 法十月太阳历与十八月历等古代文化加以佐证，据此可以提出中华彝族具有万年文明史。
彝文何以与贾湖刻符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这有必要首先对彝文作一些概略的介绍。
一、彝族传统文字简介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自己的 语言和起源时代久远，独具特性且发展完善的传统文字即彝文。彝文首先表现于拥有载 体形制多种多样、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文献。
现今尚流传和遗存彝族地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岩书、布书、皮书、纸书、瓦 书、木犊、竹简、骨刻、木刻、金石铭刻、印肇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根据纸质和 极少部分所署的抄写年代，彝文文献多形成于明、清时代。但不等于说彝文文献都首撰 成书于明、清。除续修的谱牒，部分金石铭刻，以及汉文古籍译作等彝文文献夕卜，绝大 部分彝文书籍，特别是彝族毕摩（祭师）传统用于各种祭祀的典籍，是按世代流传下来 的内容与格式，从原非纸张为书写原料的典籍上，转而传抄成纸书，即绝大部分彝文文 献成书年代远不止于明、清时代。现存彝文文献，根据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或署有年代可 考而较方者，有云南红河州境3000多年前原始岩画组合画面中的彝文岩书、西汉时代的 云南昭通彝文铜印（堂琅印）、蜀汉时期的贵州“妥阿哲纪功碑”、南宋开庆己午年（公 元1259年1的“拦龙河碑纪”等。
在彝族历史上，彝文文献从它产生第一部的那时起，与其紧密伴随的即是天灾人祸 的无情摧残，其中尤烈者为历来的焚烧，但它毕竟是植根于民族顽强的自我意识之中，终 究“野火烧不尽”，在“****”结束以后，终于得到了人们的公正认识。目前幸存的彝文 产献，除石刻在贵州境内尚存260多块、云南境尚存700多块外，纸书等类型文献，国内有关部门及国外英、法、美、德等国收藏的数量，据粗略统计，总计约有一万二干余 册，据各地初步普查，尚有约五千多册仍存于彝族民间。
彝文文献以其丰富的内容，涉及了彝族古代社会的各方面，客观地反映了彝族社会 发展的历史。由于彝族社会发展史上末曾出现巫史的真正分离，彝文文献多由彝族巫职 毕摩世代抄流传下来，且多用于巫事。因此，彝文文献尚处于以原始宗教为主要表征 的多学科融汇于一体，大多没有形成各具鲜明学科特点的专门著作。综观滇、川、黔、桂 四省区现存彝文文献，据其包罗的内容，可归类分为原始宗教类（此类又可分为祭祖、祭 奠、祭神、消灾除祸、驱魔送鬼、诅咒盟誓、招魂、祈福、占卜、祭祀神坐图谱等经 书）；历史、谱碟、神话、哲学、伦理、天文律历、地理、文学、医药、农牧生产、军事、 契约、帐簿、通告、译著、文字等十五大类。
彝文文献书写格式为左起直行，多无标点。其文章风格，诚如杨成志先生在《云南 罗罗的巫师及其经书》一文中指出：“罗罗经的语句，多系五言，意义简朴，音韵自然。 且段落分明，毫无错乱。虽其中有长短句，要之，朗诵起来，也极合着节奏，纯是一种 方诗词的上品！……至其字画的方劲和秀丽，更可做我国文字学家的参考品。 拥有诚如上述文献的彝文，属音节表意方块文字，在明、清以来的汉文史志中常被 称为“銮字”、“题书”、“罗罗文”、“贝玛文”、“白马文”、“毕摩文”等。彝文在彝族历 史上曾有过统一或约定俗成的通用时期，但随着彝语方言、土语的产生及其与日俱增的 差异，作为记录彝语符号的彝文，亦形成了各具方言、地区特色的多流派，有如战国时代 的汉字六国文。不同的彝语六大方言相互通话有困难，掌握不同流派的彝文，相互阅 读文献亦不易。不同方言、地区间彝文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使用的单字多少不一。常用字 与异写字区别不一；同意近音的彝文写法不一；形同音异义不一等。但这些差异毕竟不 是不同文字性质上的差异，所以都具有共同的特性。
彝文字体书写规律与汉字相同，但无谓偏旁和部首，唯将书写的首先着笔的第一笔 或第一部分笔划称为主笔。彝文造字是于不同主笔的不同部位分另咖以不同笔画而形成 若干独具形、音、义的单字，彝文主笔最常见的有二十六种；彝文有独体与合体两种，合 体字较少，独体字则占百分九十以上，因而笔体较简，二至五划的字约有百分之八十以 上，八划以上的字极少；彝文字体富于变化，但有一定的造字规律，首先，彝文亦如汉 字“六书”，有少量的象形、指事、会意及大量的通假字。“通假”不是造字法，是音节 表意文字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为适应语言的需要出现的用字法。彝文通假现象普遍， 不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而且往往“本有其字”却不辩字义地“依声托事”。彝文 的通假借用，改变了它的表意性，所以严格他说，彝文是表意为主而兼有表音的文字。
彝文合体字少，不似汉字采取形声结构来多产字，而是采用字体结构易位、增添笔 划等方法来多产字。结构易位有上下易位、左右易位；增添笔划则指在已具独立形、音、 义的独体字不同部位增添不同的笔划，形成另具形、音、义的字。
彝文再一特点是异写繁多，每字的异写少则二、三个，多则四、五十个。其因除不 同方言、地区书写有差异外，彝文在流传中书写带有随意性而同一字笔划可多可少，甚 至可正写反写；再是流传中逐渐发展演化，以致原始字与多个演化字混用。从这点来讲， 往往能从其中看出彝文的原始面貌和其发展演化的一些轨迹。从总体来看，由于彝族社 会经济发展缓慢、彝文在野自生自衍等历史原因，彝文的发展和演化速度是了丰常缓慢时。 彝文以其独具的特征表现出了古老的风貌，那它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在近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众说纷纭，却向无定论。此前有关彝文起源或首见流传时代的 论说，较具代表性的有唐代说、晋代说、汉代说、借用战国六国文说、春秋时代说、殷 商时代说、龙山文化时代说、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代说、半坡韶文化时代说、最远九干年前说等。虽负无定论，但从这些各有所据的众说中，亦能看出彝文起源时代的久远。
在上述众说中“借用战国六国文”一说，虽是一种未对彝文全面认识的臆说，但毕 竟看出彝文与古汉字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两者的共同点则在殷商甲骨文中有明显的表现。
彝文与甲骨文的共同点，首先表现于两者同出巫职。彝文的创制、收集整理以至运 用，都与彝族巫职毕摩有紧密的关系。各地彝族民间传说和彝文文献记载，都说毕摩创 制了彝文，井由他们改进而运用。在彝族社会发展历史中，历来彝文多囱毕摩掌握和运 用，彝文文献亦多由他们世代抄而流传下来；殷商甲骨文是商代后期贞人（巫职）在 为商王占卜时，将占卜的事和其后的验辞，连同占卜者姓名，刻在甲骨卜兆旁形成的王 室占卜记录。其二是彝文与甲骨文都具有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法。但这些造字法本 身具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彝文开拓了有如上述产字多的易位、增笔等造字法，甲骨文则寻 找到了产字多的形声结构造字法；其三是彝文与甲骨文通假现象普遍，囱此都改变了两 者的纯表意性；其四是彝文与甲骨文都是异写字繁多，彝文的异写字有如上述，笔画可 多可少，甚至可正写反写而带有随意性，甲骨文亦是同一字细部繁简不定、部位正反不定、 偏旁不定而有随意性。
不仅如此，我曾仅将流传于滇东北彝区的彝文与1965年版《甲骨文编》作过比较， 两者字形相同者达、22字，相近者达86字。这些仍非巧合的诸多现象，少至可察见彝文 与甲骨文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了彝汉文同源。但两者在甲骨文产生 前较早时代即分流，其后各自独立发展成各具特性，不同体系的两种文字。汉字体系最 迟在殷商时代即成官方文字，其后与周代青铜铭文、战国及秦汉帛书、简犊文字、魏晋 的石刻文字紧密相衍接发展，从播、篆、隶书等几经演变为今日通行的楷书。彝文则如 前述，由于主客观的诸多历史原因，未得与时代同步发展，不舍其固有的风貌。数干年 来顺应自然法则，缓慢发展而逐步完善。
彝文与甲骨文所具有的共同点表明两者有着共同的源头，而甲骨文即汉字的源头，学 术界一般都认为是近代以来地下考古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郭沫若在具体 谈到西安半坡遗址陶器刻符时曾说：“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中 国原始文字的子遗。”到近年为止，在我国若干考古遗址中，已有32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中发现陶器刻符共达680多个形体，这些陶符用汉方文字甲骨文与之比较研究，目前尚 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然而，用彝文与之比较，则能或多或少地对多处出士的陶符分 别解读大部或一部分，如在年代上各具代表性的距今约八千年的甘肃泰安大地湾，距今 约六千年的西安半坡、临漳姜寨，距今约四干二百年的山东邹平丁公，距令约四千年的 青海柳湾、甘肃马厂等遗址陶符。
《文汇报》1994年8月3日第七版报导：“湖北考古工作者最近在宜昌县杨家湾（新 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把（汉）文字起源推到6000年前，比商代殷 墟甲骨文还早2000年。”又《华商时报》1995年1月4日报导长沙考古工作者经过两年 的研究，在一块距今710O年至6900年的彩陶残片上解读出一篇许多图画与符号夹杂的 散文。
以上列举的一些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古老方块字即彝汉文的共同源头还在更久远的 时代，这从彝文能释读贾湖刻符可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二、贾湖刻符与中华彝族万年文明史
贾湖刻符中的三个龟甲刻符，分别于不同的三座墓葬中出上，其形分别为 ，第一个刻符与甲骨文“目”极为相似；第二个刻符相似于现代汉字的“日第三 个刻符目前未能从汉字方今体例中寻到与其相似的字，该刻符经细辩，属明显人为契刻 痕迹仅左上角一横及竖折一划，中间斜竖一划及右下角斜划为龟甲的自然纹；若将龟甲 本身自然纹排除，仅看两划人为契刻痕迹即为“七”形。
上述三个龟甲刻符，在彝文中与之形似的文字分别为，其本意第一字 为“禽”；第二个字“福禄”；第三字为“神座”。
契刻有四个竖排且连接符号的石饰，是一件柄形石饰，形似劈裂的剑柄残件，首部 俯视呈半圆形，其面上刻符号，柄部有竹节状突起。刻石饰经辩析，人为契刻痕迹已较 浅淡，其上有明显的砸、碰线形痕迹，因而整个契刻面显得模糊。若将砸、碰痕迹排除， 人为契刻痕划在石饰一端有“”形四短竖划，若将此端为首端，则四短竖下方 直行刻有“”形四个符号。这四个石饰刻符与彝文比较，分别与之形似 的彝文有“”，其本意分别第一字为“雷”或“阳光”；第二字为“天”； 第三字为“门”；第四字为“闭”。连接起来直译为“雷天门闭”，意译则为“天雷门莫 开”。
上述四个石饰刻符能用彝文释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已是具有完整意义的语言记 录，并且此语言的语法与彝语的语法完全一致。
贾湖遗址出士的文物，不仅有如上述彝文能完全释读其甲骨、石饰刻符，而且其中 一些文物在彝族地区还能见到与之相似的用物。例如有刻符的柄形石饰与彝族毕摩神杖 上选用兽骨或青石雕制的半圆柄杖头非常相似；权形骨器与彝族毕摩诸多法器中的“神 箭筒，，相似；一批兽胛骨与彝族毕摩请多占入法中用于占卜的猪、羊、胛骨完全相同；骨 笛与彝族方时多用禽骨制作，现今多用竹子制作的小竖笛相似，其吹奏法亦相似；漳牙 器与彝族男子随身佩带作锥、香针、避邪獐牙锥完全相同；猪牙骨器与彝族年老妇女作 挽发、头饰的猪獠牙完全相同；条形骨器与彝族用株木或牛肋骨制作的揉绳器相似；环 形石饰与彝族男子用玉石或硬木制作的耳坠相似。
中原地区一向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五千年文明的摇篮，而西南地区则是 “蛮荒”之地。然而反映中原地区远方文化的贾湖裴李岗文化与“蛮荒之地”的彝族传统 文化何以如上述有如此的相同点？这可以分析出这佯或那样的“可能”，但最根本的一点， 则应从形成中华民族影响较大的方芜族群的演变史中寻找其源头。任乃强先生在《羌族 源流探索·序言》中指出：“羌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族的主 要族源之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羌族演变为许多支系，其中一部分融合于汉族； 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若干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出现过和现今仍存在的我国西北、西 南各少数民族，溯其来源，大部与羌族有关。”方羌族群形成于西北康青藏高原，随着历 史的发展而迁徙和演变，到夏、商、周乃至秦汉时代，汉文典籍将留居甘、青一带的方 羌民族称为羌和戎，汉应曛《风俗通义·四夷》说“羌本西戎，卑溅者，主牧羊，故 ‘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羌戎有时单称，有时称氏羌、巴戎、巴氏等。又因其多居 我国西境而有时称西羌、西戎、羌戎。
中国的方史发端于传说时代的“三皇”，“三皇”说法不一，但按孔安国《礼记·月 令，疏》、皇甫温《帝王世纪》、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等说，指的是“太吴伏蒙 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此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所说：“稽方蒙 黄”。“三皇”，之首“伏蒙生于成纪”（《帝王世纪》）即今甘南天水地区，为方芜居地；炎 帝“长于芜水”（《史纪·五帝本纪·正蒙》），“姜水”即源于甘肃渭源县的方渭水今渭 河，“姜水，，即“羌水”，渭河发源地亦为方羌居地；据《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 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 为姜。，，所以炎帝和黄帝是“同父异母兄弟”（清马绣《绎史》），两者同属方羌部族。这 些记载说明方羌部族的一支自西北游牧先人中原地区，并从这里孕育了后来发展起来的。 灿烂的中原文化；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即为方羌人的后裔。
彝族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多的一个民族，关于彝族的族源，学术界大多认 为是方羌人南迁的一个分支所形成。方国瑜先生《彝族史稿》说：“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 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河涅一带的就是古羌人，分向 几方面迁徙，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就是彝族的祖先。”彝族自称繁杂，但古代大多 自称“罗罗”，就是现在仅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而言，在彝族总数中尚有三之一多自称 “罗罗”。《山海经·海外北经》载有“罗罗”。其地域约为今甘肃张掖、酒泉一带，《汉书 ·地理志·张掖郡·番和》条称当地羌人为“罗虏”《大明一统志》称四川凉山彝族为 “罗蛮”、称滇西彝族为“罗罗”；《华阳国志》与蜀汉诸葛亮《后出师表》统称今滇、川、 黔彝族为“青羌”；《蛮书》称彝族的唐代先民之一为“羌虏”。在汉文献中“羌戎’’和 “罗罗”多为互称，可见彝即羌，羌即彝。但“羌”、“彝”都不是自称。“羌”为牧羊人； “彝”的原写“夷”为负弓狩猎之人，在华夏族形成后，“芜”和“夷”才同被视为华夏 族区域外围野蛮、落后的民族。
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贾湖类型新石器时代遗址，据文物部门调查和发掘，主要分布在兰河中上游支流沙河、洪河流域，最北可达汝河和颖河流域，最东达大别山北麓的皖 中一带（参见张居中《试论贾湖类型的特征与外围文化的关系》），据徐祖生先生考证，上 述区域是远方东夷集团的势力范围（《中国方史的传说时代》）；又据何光岳先生考证，东 夷集团的始祖是太吴，太吴氏原属西羌族团由甘、青高原最早迁到燕山山脉，与土著人 融合，其中一部演化为东夷集团（《东夷源流史》）。太吴即伏蓑，与‘伏蒙生于成纪，相 吻合，而且传说中的“太吴之墟”就在今河南省淮阳一带。中原地区直至有史可稽的夏 王朝第一代夏王启的父亲夏“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黄帝的后裔姬周女始 祖原出自姜姓，所以《诗·大雅·民生》说：“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邦，西夷之人也”。 所谓“西夷”即西羌，故姬周属羌戎；至于秦的族属，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说： “秦之为戎，固不自疑”；在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中，晋南绎县有“蒙戎”、夏县 有“茅戎”；豫北王屋山有“郧戎”、豫西熊耳山有“阴戎”、豫中临汝县西南有“蛮戎”， 为春秋时“戎蛮子国”所在。《左传》桓公十二年载：“齐、吕、申、许由大姜”，“姜”出 自主羌戎；“许”即今河南中部许昌，“申”乃申国，在今豫西南南阳，这说明河南一带 自古以来有不少羌、戎曾居住，后来才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民族乃至汉代始称的汉族。河 南贾湖遗址刻符之所以能用彝文进行释读，同时出士的一些其他文物，尚应用于彝族生 活习俗中，这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了。
一个民族的发展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一般认为其标志是铁矿冶炼的开始、城 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并运用于文献的记录，而其中最主要标志则是文字的发明及其运 用。贾湖遗址的考古绝对年代为7500一8500年，现今出士的刻符、骨笛、雕磨精细的石 饰等非为人士前数百年才形成，其中仅文字的发明到成文的应用，其间至少需要经历数 千年或更为漫长。彝文之绝非巧合地对贾湖刻符能予释读，当可证明彝族具有万年文明史。
大胆提出如此有俘中国人常识的拙论，绝非孤证臆说。历法的发明和运用应亦是一 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在彝族地区调查发现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以其季节性 准确，每月日数恒定便于记意而具科学性与实用性，据刘尧汉教授考证，十月太阳历产 生于伏蒙时代，至少已有万年以。上历史；仍于近年在彝族地区调查发现的彝族十八月历， 虽已无实用意义，但具有重大的科学史价值。它不仅比十月太阳历更为古老原始，而且 由其揭示了曾使用过十八月历而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美洲墨西哥玛雅人与亚洲中国彝 族古代文明的渊源。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成说，是根据从有史可稽的夏王朝距今四千多年，再 上溯约一千多年作为“三皇五帝”时代而提出的五干多年。此即“文起豢、炎”（梁肖绩 《王嘉（拾遗）．序》），意为中国的文化、文明始于伏蒙时代。以及诗人黄遵宪所言“蒙 轩造书契，令始岁五千”，都是以文字的发明为起始点。其实，蒙、炎、黄即使史有其人， 他们代表的各是一个时代，史家顾颌刚认为“三皇到现在约有十万年”（《秦汉的方士与 儒生》）。从“三皇”之首伏蒙到现代，虽然未必有十万年，但当在万年以上。
丁文江先生在本世二十年代就指出：“西北是棵棵（罗罗）的老家，他们的文字根本与汉文同源，但权早就与汉人隔绝，所以看不出他们的直接关系，将来傈棵文的研究进 步不但可以发现语言关系，而且或者可以知道文字的源流”（《烫文雕刻·自序》）。由 彝文与殷商甲骨文比较所得出的彝汉文同源与丁先生所言的彝汉文同源，这个源头是在 万年前的伏蒙时代。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由彝族所保留的传统文字和彝族十月太阳历，说民族确实“文起蒙、炎”，但中华民族的文明不是“今始岁五千’，而应该是“今始岁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