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最文明最伟大的王朝

我个人比较喜欢中国古代的建筑，尤其是宫殿，从中我发现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越早的年代，皇帝的宫殿规模就越庞大，汉朝未央宫周长10千米，面积有6平方公里，到了唐朝，大明宫有3.11平方公里，缩小了一半，到了明朝，紫禁城的面积只有0.72平方公里，连唐大明宫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如果你要说，汉代未央宫就是最大的了，那可就错了，谁都知道秦始皇的阿房宫三百里，有人说阿房宫没建起来秦朝就灭亡了，这个不算，也行，《孟子》中有一段对话，提到了周文王和齐宣王的园林，前者是方七十里，后者是方四十里。

中国文化有个毛病，喜欢厚古薄今，皇帝也是年头越早，人品越好，伏羲女娲、三皇五帝都是圣人，夏禹商汤、周文武王，都是贤君。对待历朝历代，也是鼓吹汉唐怎么伟大，怎么了不起，什么顶峰了，盛世了的，一提到宋元明清，就说是走下坡路，衰败了，一代不如一代了。孔老二就坚信西周好，西汉末年有个王莽，是孔子的fans，硬说周代比汉代强，大搞复古运动，把官职名称、国家制度以及货币服饰统统改成先秦时代的东西，闹得个鸡飞狗跳，天下大乱，自己也死于非命。现在还有一群汉服癖也要复古，以为这样就能恢复曾经的“盛世”，我想下场也只能跟王莽、希特勒一样。

秦始皇是个喜欢创造奇迹的人，他那三百里的阿房宫到底建没建起来暂且不表，光是骊山陵墓，万里长城这两样，在当时的，乃至在今天看来，都是空前绝后的大工程，要知道，秦代的生产力远不及后来的唐宋明清，人口也只有几千万左右。有人看到这，一定会赞叹秦始皇“了不起”，可他为什么会这么“伟大”？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比后来的统治者要贪婪、奢靡、暴戾一百倍、一千倍！人民遭的罪也要比后来深重一百倍、一千倍！甚至一万倍！他要完成惊世骇俗的工程，依靠的不是合理的经济实力，而是通过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近乎杀鸡取卵的滥用民力物力达到的。

秦朝的徭役非常繁重。法律规定，男子17岁就需到官府登记户籍，从此开始服徭役，直到60岁才能免除（有爵的人可提前到56岁止役）。徭役分为三种：一是“更卒”，每年一次，在本县、本郡服役一个月；二是“正卒”，一生一次，期限一年，主要是在本县本郡参加军事训练和维持地方治安；三是“戍卒”，也是一生一次，期限一年，或屯戍京师，或戍守边疆。但是，秦朝官府往往突破法律的规定，超额征发徭役。据估计，战国末中国人口2千万人，秦始皇北筑长城征调三十万，南戍五岭又五十余万，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又七十余万，加上修驰道等其他徭役，每年征调服役的不下三百万人，占到总人口的15％。当时全国青壮年男子仅有三四百万人，有时男子不够征调，还役及妇女，形成“丁男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刑法志》）的局面。

汉代呢？汉朝的赋税有人以为轻，其实是重，据《汉书-食货志》：汉代征收人头税，如算赋，凡15岁至56岁的男女，每人每年上缴120钱，商人加倍征收。口赋，即儿童人头税，凡7岁至14岁儿童，每人每年上缴20钱。还有更赋，就是代替徭役的税金，凡15岁至56岁的男子，要服兵役2年，每人每年在郡上服役1个月，叫做更卒。想不服役者，每月交2000钱抵偿，称作践更。每人每年还要戍边3天，不去者，交300钱可免，叫做过更。还有算缗，即财产税，汉朝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凡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的财产按照每两千钱缴纳120钱的比例交税。有车一辆，交240钱车税。有船五丈以上者，每艘交120钱船税。隐匿财产不报者，戍边一年，财产充公。还鼓励举报者，以至于官府没收的财物堆积如山。另外还规定商人及其子女不得做官，不得拥有私家土地，不得穿着名贵丝织品等等，但未能遏制商人的富裕。由此可见，汉朝的田赋轻，而人头税和更赋重。

汉武帝时期，好大喜功，对外作战无休止，《汉书-食货志》记载：“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已经到了人吃人地步，他穷兵黩武、扩疆拓土，结果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多半。武帝中、后期（前133—前90年）是人口发展停滞时期，《汉书》对武帝中、后期人口，累有“户口减半”的记载。如《汉书·五行志》云：武帝“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直至宣帝时期的夏侯胜，仍慨叹武帝时“天下流离，物故者半”。

隋炀帝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百万人。修运河，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人，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又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无数。繁重的兵役和徭役,迫使农民大量离开土地,农田荒芜,造成饥荒。社会生产受到破坏，阶级矛盾激化，大规模的隋末农民战争爆发了。

唐初行租庸调法，实行府兵制，徭役有所减轻，但中期以后，服役增加，民户复大量逃亡。唐征伐作战，大肆征兵，致使民无宁日。杜甫有感于此，作《兵车行》以抒其愤忿之意。宰相杨国忠继任剑南节度使，用残酷强迫征兵的办法（《资治通鉴-天宝年间》，从内地搜罗了十余万兵，加上辎重兵近二十万，由李宓率领，于天宝13年发动对南诏的进攻，然而，汉族人民厌恶这场战争，有的人宁愿用石头把自己的手臂砸断，以逃避当兵，白居易的名作《新丰折臂翁》描写的就是这个事情，无法逃避而被强迫前往的，父母妻子夹道哭送，士气极为低下，在李白诗《古风》中描写出征情况有：“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通鉴》中说，杨国忠强迫征兵后，“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镇野”。南诏在吐蕃的援军协助下，大败唐军于龙尾关，包括李宓在内，或被杀，或被俘，二十万人没一个逃得回去。

唐中期安史之乱前，人头税、强行征兵和徭役都是那时国家进行战争和建设的重要手段，这种无偿的使用民力做法，越来越凸现出其野蛮残酷的一面，也越来越遭到人民的反抗。

清朝康熙时期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彻底废除了人头税。

安史之乱后，府兵制崩溃了，朝廷开始采用募兵的办法，徭役也出现了用支付银钱代替的现象，这反映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宋代大量募兵，此后的明清都采用这种办法，清朝除了旗人必须要承担义务兵制度外，对其他人都采用出钱招募的办法，如曾国藩手下大将鲍超，其父鲍昌元是夔州协马兵，道光25年，17岁的鲍超考补守兵，名额只有一个，而应试者60多人，鲍超技艺超群，几次较练，他都是第一，始得入伍。清朝后期，遭遇太平天国的叛乱，但仍然坚持招募乡勇的办法来平定，没有像杨国忠那样强行征兵，也没有出现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唐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这才是真正的奇迹。

清代宫殿用的是前朝的旧宫，陵寝的规模比前代都要小，道光的慕陵更是连标志性建筑--明楼都免了，这不是说清朝没有能力修建更大的建筑，而是故意节俭，这是进步的表现，不是无能，如同今天的领导人只能把骨灰放到八宝山一样。明代无限制的开采珍贵的楠木，导致楠木几乎灭绝，开采的代价也非常沉重，进山的人只有一半能活着出来。到了嘉靖年间重修太和殿时，因为找不到原来那样的巨木，只能把大殿缩小为明初的一半，清朝康熙年间，重修太和殿时，连嘉靖时代那么大的木材也找不到了，只能用数根松木困扎起来合为一柱，如果康熙不顾物力之艰难，一定要在建筑上超过明代，就算巨木能够找到，又不知要花费多少钱，死多少人了。

汉代可以分封诸侯王，诸侯拥有的地盘比朝廷直辖的还大，地盘上的人民和税收都归诸侯王，还拥有庞大的军队，东汉诸王们收入每年在2000万钱（一万钱合黄金一斤）左右，相当于三公年俸的五倍以上，汉章帝则将诸王年收入升至8000万，提高到三公的20倍，这还不包括皇帝对他们的经常性大规模赏赐。而清代，亲王们都被限制在京城的王府里，不管军也不管民，年收入不过是1万两白银，不及地方总督的一半。

明朝初年修建紫禁城，大兴土木所需的劳动力都是无偿征调，每月只给五升米的口粮，他们“人人上不得奉养父母，下不得欢妻抚子，近年以来，愈见工减甚多，无处役使匠人。（《大诰三篇》）”这种无限期的征用全国工匠，已经形成苦役，在兴建凤阳的时候，就发生了工匠暴动的事件，为此朱元璋曾杀掉大批工匠（见《明中都城考》）在明代征调民夫役作相当繁重，《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元年定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每岁农隙，其夫赴京供役，每岁率用三十日，遣归。”永乐十九年三大殿失火，翰林侍讲邹辑上书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官蚕食，耗费国储，工作之夫，动以百万，岁终供役，不得躬耕田亩”以全国壮劳力计算，这百万之人占其一半左右，说是举国之力并不夸张。明中叶之后，国库入不敷出，营建皇宫大兴土木都是依靠加派，搜刮民财来进行，“自北方诸府至广西、贵州外，其他量地贫富，骤增银一百十五万有奇，而苏一府乃八万五千”。而嘉靖年间的税收大约为五百万两，据《明史孙应奎传》：“余五百万外，搜刮又四百余万，所出自诸边年例（边防费）二百八十万外，新增二百四十四万有奇，修边又八百万..”明朝跟秦朝、隋朝一样，亡于人民的起义。

而清朝乾隆年间虽也大兴土木，但不是靠徭役，而是通过花钱招募工匠来完成的，手工业中的雇佣制普遍推行，工匠记日给酬，物料也由官府采购。尽管大兴土木也会骚扰民间，但毕竟不是无偿的劳役与征调。当时，人口日增，耕地有限，时有灾荒，饥民众多。有些建筑项目是雇募灾民，进行施工。受雇宫廷，给值较高，借以糊口。壮工每工给值八分，瓦、木、石、裱等工每工给值一钱五分以上，雇值高于民间，故应雇者众，趋之若鹜，并未因此而民怨沸腾，引起反抗。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国库盈馀的白银达7,800万两，这也了皇帝兴修园林足够的财力支持，所以乾隆才能一面下江南，一面普免天下钱粮，这跟汉唐明的皇帝动不动就伸手向百姓要钱，一有大动作就加税加役截然相反。清朝的做法和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由于人头税、强行征兵和徭役的消失，使得统治者不能再继续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大喜功而去滥用民力物力，所以宫殿就变得越来越小，统治者也从奢侈变得越来越节俭。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统治者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小，越来越受社会的制约，这是一种历史进步。

秦始皇是创造了工程奇迹，但是他死后三年，秦朝就被起来反抗的人民推翻了；汉武帝是能打仗，可是全国人口死了一半，不知道他是在杀敌人还是在杀自己人；隋炀帝修了大运河，他几乎是看着隋朝完蛋的；唐朝贞观之治几乎在征讨高丽的战败中步隋朝后尘，开元盛世更是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中被划上了句号，宋朝明朝则压根没有可称道的盛世。而康雍乾盛世呢，她延续了一百多年，比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总和还长，乾隆死后四十多年，清朝才遭遇鸦片战败，转入衰落，这比秦汉隋唐都要好得多。

秦汉隋唐很多了不起成就，其实都是建立在人民无尽深重的灾难上的，是建立在统治者无止境的剥削和压迫上的，谁鼓吹这些“成就”，其实就是在鼓吹对人民的压迫，如同希特勒叫嚣复兴德意志帝国的辉煌，就是等于把德意志人民再次推到火坑中，就是在犯罪。

有人说唐朝是封建社会的顶峰，其实错了，我们要发展地看待历史，清朝的社会生产力无疑要高出唐朝许多倍，清朝才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峰，所谓月满则缺，封建社会正是因为在清朝到达了它的巅峰，也就走向了反面，踏上了灭亡的道路。

清朝200多年含辛茹苦的努力，不但最终奠定了我国的疆域，还为我们开启了迈入现代社会的大门，她废除了人头税，废除了徭役，坚持了募兵，却依然创造了了不起的盛世，真是太难能可贵了，所以，每一个有历史良心的人都应永远感谢这个伟大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