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元史新编》

　魏源《元史新编》说：“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无一童昏暴谬之主。而又内无宫闱阉宦之蛊，外无强臣夷狄之扰，其肃清宽厚，亦过于汉唐。”过去一些封建王朝的皇帝经常短命，然后是年龄很小的孩子继位当皇帝，没有执政的能力，形成母后、外戚干政，或者太监宦官把持朝政。有时候则中央势力衰弱，地方藩镇割据，不听朝廷号令。但魏源说元朝基本上没有这些问题。《元史·刑法志》中则记载：“君臣之间，唯知轻典之为尚。”就是说元代统治者喜欢表现宽仁慈厚而不搞严刑峻法。倾向于“风俗统治”，所以法律和政策都带有随意性，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太平策》）之谣，也可以说是马背上民族的诗性使然。《草木子》里说：“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这几乎接近于废除了死刑。虽然这种记载也许有水分，但总反映了一种概貌和倾向，不会是空穴来风。至于元朝开国时期为统一全国而与金、南宋互相战争中的残酷杀戮行为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元朝海外贸易活动中，"官本船"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其做法是由官府建造海船，发给本钱，"选人入番贸易诸货"，赢利朝廷得七成，经手人得三成。元王朝曾试图用这个办法垄断海贸，禁止民间自由贸易，但没有成功，于是便解除禁令，许可多种贸易形式共存。
　　　　
　　　　官本船贸易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广州所造海舶体形巨大，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记述了造船的情形："先建造两堵木墙，两墙之间用极大的木料衔接。木料用巨钉钉牢，钉长为三腕尺。木墙建造完毕，于墙上制造船的底部，再将两墙推入海内，继续施工……"
　　　　
　　　　广州海舶按大小分为艟、舴、货船三类，大艟有１２张以上的帆，２０棹橹，每橹需１５人至３０人摇动。通常海舶高达４层，卧室、客厅、货仓、厕所等一应俱全，附有救生艇３只。最大的艟舶役使上千人：其中海员６００名，内有不少熟悉水性的黑奴；战士４００名，包括弓箭射手、持盾战士以及发射石油弹的战士。所以海盗一望见元朝大舶，就遁风远逃。
　　　　
　　　　官本船上的水手，可携带眷属子女，并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船长犹如一个统领子民的大长官，威风八面。伊本·白图泰在印度的古里曾目睹中国船长上街，"护勇与黑奴等荷剑携戟，负弩前驱，奏乐鼓角，拥簇而行"。
　　　　
　　　　当他们至客居处住下来做交易时，大门两旁枪刀排排摆列，寒刃朝上，大肆炫耀武力，住多久就摆多久。伊本·白图泰赞叹："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富有强盛的了。"
　　　　
　　　　元朝海舶，皆使用罗盘式指南针。元代书籍中记录往海外各国怎样走法，大多是用"针路"。比如说，从某个地方出发，照指南针的某一方向走，走上几天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再换一个方向，走几天，又可以到什么地方……
　　　　
　　　　用"针路"航行，没有指南针，经验再丰富的水师，也无法指出正确方向。元代，人们开始把有指导意义的书籍，称为"指南"，如"探矿指南"、"养蚕指南"等。早在蒙古铁骑西征之前，中国长期的贸易伙伴大食国便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最后被东征的十字军和西征的蒙古军踏平，西欧诸国代之而起。当时地中海的通商道路落入意大利商人之手，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部城市也随商贸繁荣起来，欧亚之间海陆畅通。１３世纪末，由东方运往西欧的商品比以前增加了大约１０倍。

元代，到中国来的欧洲人数量之多是前代从未有过的。罗马教皇、各国君主一批接一批派遣使臣来到东方元帝国，建交、传教、经商。从海路抵中国的欧洲人中，有意大利旅行家、传教士鄂多立克，他于１３２２年到达广州。鄂多立克对广州副食品供应的充裕和粤菜特色印象深刻，在其《东游录》中写道："在这里，你用不着花上一个银币就能买到３００磅鲜姜！鹅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要肥，要好，要便宜，一只大如我们的两只，而且花不到一个银币就能买到一只宰好和烹调好的肥鹅。……这里也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大的蛇，很多被捉来当作美味食用。……总之，此城有大量尽可能多的种种食物。"这是外国人介绍"食在广州"见诸文字的最早记载。鄂多立克饱餐广州美食后，经东南沿海岸航道至扬州，再沿运河北上大都，在那里住了三年，最后由陆路西行回国。
　　　　
　　　　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正好相反，他和他的父亲、叔叔是通过陆路来中国的，他们于１２７１年由威尼斯出发，在路上花了４年时间才到达中国，受到忽必烈的欢迎，做了元朝的官。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的信任，曾奉命出使南洋，到过安南、爪哇、苏门答腊等地。令他惊叹的是，广州港口拥有船只竟比整个意大利还多。１２９１年初，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随大元藩属伊利汗国的使臣自广州起航，护送远嫁的阔阔真公主前往伊利汗国。他们一路历经风险，终于完成使命，然后返回了家乡威尼斯。恰好威尼斯和热那亚发生战争，参战的马可·波罗当了战俘，和一个作家关押在一起。狱中，他口述下《东方闻见录》。这本书对后世影响很大，１４、１５世纪欧洲的一些地理学家，根据它和其他资料绘制出早期的世界地图。
　　　　
　　　　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闻见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忽必烈派遣使臣出使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被岛上土人扣留了，大汗不得不派人用金子去赎回来。这个使臣回来时，带着一根长达９０掌（拇指和小指间张开的距离）、有两个手掌粗的鸟羽；还带回两根野猪牙，每根重达１４磅，告诉元帝这种野猪有水牛那么大。使臣还报告，那个岛上麒麟、野驴和各种奇形野兽非常多。忽必烈很高兴，指令商舶再去通商。至今，东非许多国家保存着元代瓷器等中国物品，可见当时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相当兴盛。
　　　　
　　　　汪大渊是我国元代著名的旅行家，曾沿海上航路游历东南亚、波斯湾、红海以及东非等地，在其游记《岛夷志略》中，列举到过的国家和地区多达９９个，他记载非洲的层摇罗国（今坦桑尼亚境内）盛产象牙、紫蔗红檀等，每有中国商船开到，土人竞相赶去做交易，他们最喜欢中国的丝缎，用来做漂亮的短裙。
写下那本著名《游记》的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同一时期周游各国，在中国呆了几年，归去后奉苏丹之命讲述所见所闻，他特别赞赏大元交通："中国的驿站制度好极了。只要携带证明，沿路都有住宿之处，而且有士卒保护，既方便又安全。"
　　　　
　　　　元代水陆交通系统空前完善，从大都到全国各地都有驿站相通，一直伸展到极其边远的地区。这应该是出于元朝统治者根深蒂固的军事意识，客观上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当时，广州"去京师万余里，然叶舟风递，穐骑星驰，不十余日可至"。
　　　　
　　　　元代寺院、道观在朝廷特许下也经营商业，在城市里或交通要道边开设了不少浴室、酒店、栈房等，和驿站提供的住宿互补。元代仅广州地区便至少设立了５４处驿站，凡是"水道津要之冲"，均有驻军防守。据大德《南海志》记载，元朝广州开通了５０条通往省内各县的航线，有定期班船往来，叫做"长河渡"；另外河网纵横的各处 头，也遍设供行人过河的"横水渡"。这两个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便利的交通网使南北物资交流畅通，当时北运商品主要为海上舶货和南方生产的米麦、绸缎、棉布、陶瓷器等；而南运商品则是北方土产和来自西域的商品。岭南商货，通常先运入吉州、赣州，再转运四方。

元世祖忽必烈上台后，更颁布诏书："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重申严禁毁农田为牧地，并在朝中设立"司农司"、"劝农司"，组织编写《农桑辑要》，在全国遍修水利，招集逃亡者开荒屯田。自此元朝官吏升迁条例中，"户口增、田野辟"成为主要的标准。 元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分省、路、府（州、军）、县４级；另有"道"，是省以下、路府之上的承转机构。宋广南东路被划分为广东道和海北、海南道。元朝廷对海南道进行了强制性开发，最具特点的是带有军事性质的屯田。
　　　　
　　　　１２９１年，元朝出动２万多军民，深入海南岛五指山区两年多，掠得６００多峒，计４.７万余黎人，然后设置定安、会同二县和万泉一寨，立屯田万户府。屯田万户府发配新附士卒及招募民户在海南、海北道开荒，由官府拨给耕牛，收取佃户田租以供军需。元成宗时，因海南屯田多瘴疠，发生严重瘟疫，只得罢军屯及万户府，将余下的民众拨归琼州安抚司管理。元顺帝时，元军又一次向黎峒采取军事行动，掠得大批黎人，遂增设万安寨，复置屯田万户府。这一次朝廷接受了以前的教训，立熟悉当地气候民情的黎人首领为万户长，让其世袭，实行以黎治黎之策。
　　　　
　　　　经过宋元４００多年的开发，海南黎族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黎人长期与汉人杂居，渐被同化；另一部分仍保持狩猎、采集等传统习俗，但也务农经商，史称"熟黎"；还有一部分生活在五指山中心地带，"不服王化"，号为"生黎"，其生产、生活方式基本上还是处于原始状态。
　　　　
　　　　元代广东省境内修水利的特点是数量多而规模小，仅广州就筑堤１１处，３４条，共长５０５２６丈，护田２３３２００亩。珠江三角洲的水利工程集中在西北边缘，有些是在宋代没修堤的地方增筑，使原来分散的堤围连接起来；有些是对低矮的旧堤加厚加高。整修后的元堤围，高度在１丈至１丈５尺之间，平均计算比宋代堤围高出３倍以上。这些堤围不但在洪水期防洪能力更强，还能加速水流出海，因而加快了下游平原的成陆速度。
　　　　
　　　　雷州的湖塘堤渠也得到修缮和扩充，海康和遂溪两县筑成小型坡塘８处，所有水利设施皆有专人管理，定期启闭，其时当地有民谣："渠之泱泱兮，长我粳稻；自今有年兮，无旱无涝。"反映了百姓对耕作环境得到改善的欢欣心情。
　　
元代国力强盛，所以没有边患，与它前面的宋朝和它后面的明朝都不同。宋朝老处在外民族侵略的威胁下，所以才有杨家将、岳家军抗击侵略的传说故事。明朝也边患不断，有的皇帝都被俘虏，最后被后金即满清所灭亡。元朝的经济也搞得不错，因此老百姓过着太平日子，很少服兵役，各国都来朝贡，政府也注意社会福利。元末叶子奇《草木子》中说：“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明朝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中说：“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因为不需要庞大的军队戍边，军费开支就减少，人民的赋税负担也就相应轻了。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中也豪唱：“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各国都来纳贡臣服，当然有自豪感了。

认清蒙古这只“狼”建立的元朝
　　
　　一、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社会
　　
　　　　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更接近奴隶社会。元朝所处的历史阶段撑死了算半封建半奴隶社会比起几百年前的唐朝的封建文明阶段来说都是大大的落后。和宋朝人民自由的经济商业社会更是大大的落后，至少落后几百年的文明进程。
　　
　　　　元朝统治实行领主分封制、工奴制这些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元朝大量“驱口”（奴隶）极其普遍的存在，证明元朝是奴隶社会。在开设的“人市”可以任意买卖驱口。在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可能有人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往往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有七千多个驱口。
　　
　　　　驱口就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驱口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赋。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主人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良人打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杀一个“驱口”与私宰牛马的刑罚几乎相等。元朝佃户地位也极其低下，元朝法律规定：主人打死佃户只杖一百七。在元朝曾是自由之身的农民再度沦于农奴的命运。
　　
　　　　元朝不止用法律的形式赤裸裸的宣布各族人的不平等，也赤裸裸的宣布同种人的极度不平等。元朝这个由低级原始民族游牧部落建立的朝代使中国又回到了奴隶社会。
　　
　　
　　二、元朝不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
　　
　　　　目前许多中国人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这是一种误解。大大的认识错误。元朝灭了南宋后迅速腐化堕落。其腐化堕落的程度与速度比满清的八旗子弟有过之而无不及。忽必烈很窝囊，对日本、瓜哇的讨伐皆力不从心，死时很窝火。忽必烈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现在吹嘘蒙古的人只有吹嘘铁木真，而铁木真死时根本就没有统一中国，别说南宋就是金朝都没完全攻占。元朝对外战绩可谓其差无比。
　　
　　　　元朝自统一中国后，其对外战争几乎是次次失败。众所周知忽必烈于公元１２７４年（至元十一年）、公元１２８１（至元十八年）两次发动对日本的远征，皆以惨败而告终。从此日本人开始从仰视中国到蔑视中国。公元１２８２（至元十九年）、公元１２８８年（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军队两次征伐安南（今越南北部）最后的结果还是都以惨败告终。公元１２８４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军远征占城（越南中南部），公元１２９３年（至元三十年）远征瓜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是均以失败告终。忽必烈抱着遗狠耿耿于怀而死，忽必烈之后元朝谈不上对外有什么战绩。历史再次证明，擅长掠夺贫穷的流氓强盗，喜欢不劳而获的原始游牧民族再抢到富贵的学者文明人的财富，享受到幸福后，它们往往表现得更贪生怕死。
　　
　　　　元朝成立后对外战绩是其差无比的。元朝不仅根本没有给中国增光，反而给中国丢尽了脸。
　　
　　
　　三、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
　　
　　　　许多国人大概都以为“倭寇之祸”始于明朝，其实“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公元１３０８（元武宗至大元年）倭寇在庆元“城郭，抄略居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倭寇欺负中国的记载。元政府对倭寇入侵表现得无能为力。公元１３０９年（元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 １３１１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尝言：“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枢密院官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元朝统一中国后不到三十年已经被日本人欺负了。
　　
　　　　元朝末年倭寇更是日益猖獗，红巾军起义时占领辽东的金、夏二州后，“倭人攻金夏州，杀红军据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赏赉而抚安之。”此时元政府竟然无耻到派人加赏倭寇。
　　
　　
　　四、元朝用法律形式规定妇女不许改嫁
　　
　　　　公元1311（元武宗至大四年）元政府颁布的法律明令规定“命妇夫死不许改嫁。”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用法律明形式确限制妇女改嫁。在《元典章》记载着“不改嫁誓状”、“失节不封赠”、“奁田需听夫家为主”等等压迫妇女权益的法律。
　　
　　　　宋朝妇女改嫁比比皆是，宋朝在法律上从未限制妇女改嫁，在关于妇女改嫁的法律上比唐朝还要宽泛、自由。可是中国有些竟认为宋朝不许妇女改嫁。很奇怪怎么能把元朝的行为怪在宋朝身上呢？
　　五、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是元朝
　　
　　　　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不是明朝而是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施行海禁的政府，元朝前后一共搞了四次海禁，四次关闭市舶司，禁止平民出海贸易。
　　
　　　　第一次海禁从公元１２９２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１２９４年（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公元１３０３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１３０８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从公元１３１１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１３１４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四次海禁从公元１３２０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１３２２年（英宗至治二年）结束。后来由于南宋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实际元朝已经失去对沿海的控制能力，所以以后再无力实行海禁。
　　
　　　　 元朝禁止出口的货物比宋朝多，不仅包括铜钱、金银铁、粮食、弓箭、马匹、兵器连中国传统的重要出口手工业品丝绵、缎匹、销金绫罗等也被列为禁止出境货物。元朝出海的限制、要求远比宋朝严苛，出海凭证也远比宋朝繁琐复杂。元朝实行的种种严苛措施使中国海外贸易日益萎靡衰落。
　　
　　
　　六、元朝使中国农业受到严重破坏
　　
　　　　元朝还没完全统一中国之前，蒙古贵族宠臣别迭竟然进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如果实行的话，中原将变成草原。中国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具有上千年的文明开垦的中国的中心地区，将毁于一旦。多亏契丹人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才保护了千年的文明成果，中国人应该记住这个汉化程度极高的契丹贵族的后裔，保护中国文明的人。但中原的大片地区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毁坏。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蒙古人开始把良田变成牧区，弄得中国境内到处都是养马场，山东沿海登、莱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甚至两淮都有养马场。“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宋朝经过上百年兴建的水利良田变成草场，致使中国农业大倒退。
　　
　　
　　七、元朝的使中国经济社会僵化衰退
　　
　　　　元朝不仅禁海还禁夜市，禁止夜间点灯，禁止结社集会，禁止民间练习武艺、打猎等等。元政府还关闭南宋贸易场，致使“舟车停留，道路萧条”，每年“越境私贩作罪者动以千人。”这说明宋以前的商业贸易是多么的繁荣，也说明生活在开放环境下的宋人不适应元朝落后的管理统治，虽然元朝法律严苛但依然有大量的宋人冒险犯法。
　　
　　　　元朝政府的专制落后的统治致使人民民生失去活力，中国商业发生大倒退。游牧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完全不懂经济规律，一点不顾民生实行的种种倒退落后的政策、措施，彻底阻碍了中国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及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宋朝先进的民主氛围、快乐的民生、繁荣的商业氛围在元朝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统治下，逐渐变得僵化失去活力。那些宣扬游牧民族输血有利于中原王朝恢复活力的言论，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

八、元朝的税收远比南宋繁重
　　
　　　　中国目前有些人用元朝政府攻占南宋后实行减免税暂时收买人心时的税收对比南宋政府末年在强敌压迫数十年时的税收，说明南宋剥削繁重而元朝的剥削轻。
　　
　　　　元朝人评价元朝的税收时说：“割剥民饥，未见如此之甚！”，元朝后期“酒课，盐课，税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 宋元之际的诗人汪元量《利州》：“云栈遥遥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城因兵破悭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五十年前好四川。五十年前是宋朝的好时光。这是宋朝遗民怀念宋朝美好的时光，元政府、南宋政府谁的税收重一目了然。
　　
　　　　南宋政府后期税收相比宋朝以前是有所加重，那是因为国家面对强敌，被迫而为。元政府攻打宋朝前的疆域包括金国、西夏、西藏、云南等大片疆域，南宋被完全包围。此时元政府用一半以上的税收做军费攻打南宋。抗日战争时期不到八年，中国已经减感不支。而南宋政府苦苦支撑四十多年，此时税收必然比常时繁重。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被围困还吃人呢。这时南宋大部分百姓都是自愿，而南宋末反而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造反现象。说明南宋很得人心，现在有人竟用南宋政府在战时的税收来证明南宋政府的“黑暗”统治。更有甚者用此时的税收代替整个宋朝的税收，真是无耻之极！！！
　　
　　
　　九、元朝比南宋贫穷
　　
　　　　元朝虽大，却没有南宋富裕。据忽必烈统一中国后统计，中国南方为１１８４万户，北方为１３５万余户，南北比例为九比一。这南方就是南宋曾统治区域。公元１２８３年，北方居民大量南流１５万户，相当于北方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元政府屡次下令禁止，并在黄河、江淮诸津渡设立了缉查南移流民机构，勒令已到南方的流民北返。但即使这样“民望南而流如水之欲东”，直到元朝灭亡也未解决严重北方人民大量迁移到南方的社会问题。这是贫民地区往富裕之地的移民。相当于今天的墨西哥、古巴往美国偷渡移民。这反映了当时的南北经济差距，也反映了宋朝统治地区的富裕。元朝中叶文宗天历年间，全国商税九十万锭，曾是南宋的江浙行省一地就达２６万锭，而当时全国中心元大都只有１０万锭。
　　
　　　　元朝的经济大部分依赖南方，就是依赖南宋统治地区。元朝的所谓经济成就只是南宋的有幸遗留，这还不包括元朝不开明经济政策造成的恶劣影响。这还不是南宋未遭到严重毁坏前的文明奇迹。元朝各方面都严重落后于南宋。是中国文明的衰退时期。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导言中说：“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 ”
　　
　　
　　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最频繁、规模最大的朝代
　　
　　　　《中国史稿》：“在号称全盛的忽必烈统治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在元朝统一全国后仅七十年，就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忽必烈统治时期，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根据元政府统计，至元二十年，大小起义二百余处，至元二十六年就增加到四百多处。几乎南方各地都有起义发生，尤以浙、闽、广、交界地区最为激烈。”这说明在南宋曾统治地区人民反抗元政府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这个起义频率规模还没有哪个朝代能超过元朝。
　　
　　　　元朝在南方的统治极不稳定，“荆湖闽广之间，兵兴无宁岁”。反元的武装起义更是前仆后继。从１２８０年（至元十七年）到１２８６年（至元二十三年）之间，漳州陈弔眼、许夫人，福州林天成、南康杜可用、廉州霍公明、郑仲龙以及福建的黄华，四川的赵和尚都先后起兵。起义的首领大都是南宋抗战将领张世杰的旧部，多以恢复南宋为号召。
　　
　　　　公元１３５１年（至正十一年）由韩山童、刘福通发动红巾军起义更是波澜壮阔，更是建立“大宋”政权，一度攻占杭州、汴梁、元上都等重要城市。并在元上都烧毁了“富夸塞北”的蒙古宫阙。朱元璋的队伍也是归“大宋”政权统辖的，最后朱元璋彻底把蒙古人赶出中国，建立“明朝”。
　　
　　　　元朝从建立的那天起，直到灭亡。农民起义就没有停止过，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最频繁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