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中国人而言究竟是什么？我很同意其中一种观点：历史是中国

历史对中国人而言究竟是什么？我很同意其中一种观点：历史是中国
人的宗教。

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
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

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
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我们不相信
末日审判，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我们相
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
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
世，坏人将遗臭万年。（余世存：《今天怎样读历史》）

那么，历史作为一种信仰，究竟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呢？

我认为，信仰历史的民族是辉煌的。

这种辉煌主要体现在对文明的传承上。将祖上遗下的东西保存好，直
至再传给自己的下一代，这是中国人骨子里普遍具有的责任感。如果
祖上的东西在经由自己手上时能再锦上添花或发扬光大，这将是自己
莫大的荣耀。

或是师者对文化的传授，或是学人对学说的拓展，或是史家对历史的
载录，或是商贾对产业的积贮……放眼望去，中华文明已不知不觉间
迈过了五千年，这终究要归功于中华民族对历史传承的推崇。

然而，我不禁要问，当这种推崇走向极端时，是否会产生对它种文明
链的极度排斥？事实证明，答案是肯定的。让一个虔诚的信徒对自己
的信仰进行否定，这无疑是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中国近代，甚至当
下，转型的曲折也就无可避免了。

信仰历史的民族是悲惨的。

长久以来，我们无法建立起对政权的有效监督机制。我们只能寄希望
于历史的监督，寄希望于历史的威慑力对统治者邪念的压制，寄希望
于历史对邪恶的最终审判。然而，当现实还未成为历史时，掌握主动
权的却始终是统治者或罪恶制造者。

我们看到，完全有能力为所欲为的君王，因慑于史官的笔墨而不敢大
肆作恶。完全可以卖国求荣的张作霖，因恐于后人的唾骂而与自己的
靠山翻脸。我们也看到，因害怕遗臭万年而一直犹豫不决的秦桧，最
终还是杀害了岳飞。那个流泪而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人，却
是最大的始作俑者！对他们而言，为与不为只是一念之间而已。而且
他们也明白，当现实成为历史时，一切也已事过境迁。

历史的审判，与其说是正义的最终彰显，不如说是邪恶在岁月冲刷下
的自动消亡，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剧吗？当下有人说，不必着急，等30
年后血案自会平反昭雪。也许确实如此，但我还是想问，既然这样我
们的存在还有何意义？若真到那时你有勇气说自己是胜利者吗？

信仰历史的民族是悲壮的。

“千秋万代名，寂寞身后事”、“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
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就是对历
史信仰者悲壮一面的充分展现，是历史让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超前的思想与行为让他们为时代所不容。幸好，这些流浪者最终被历
史所收留，也只有历史有足以包容他们的博大胸襟。被现实所抛弃的
下场他们已料到，但他们明白自己的价值所在，也相信历史最终会为
他们正名！我觉得，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信仰历史的民族是容易陷入虚伪的。

这往往是一种披着“悲壮”外衣的假悲壮。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
不胜枚举，比如明朝的邹元标。

邹元标基本没干过什么实事，但历史却记住了他，原因在于他年轻时
捅过一个大娄子。当时秉国首辅张居正的父亲亡故，按儒家传统张首
辅应离职回乡丁忧三年。但由于当时正推行改革的张居正责任重大，
万历皇帝决定“夺情”，即让他带孝留任。却不成想蹦出个“谨遵圣
贤教导”的邹元标来，批评张居正不肯丁忧实在是罪大恶极，由此拉
开了政坛上的“倒张派”对张居正的轮番轰炸。但由于得不到皇帝的
支持，“倒张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愣头青邹元标因此而遭廷仗，
并被革职流放。五年后张居正病逝，张氏集团随之垮台，邹元标时来
运转，重返庙堂，万历投其所好让其出任给事中，职司监察。但不久
他却两度上书，直接批评万历皇帝有过不改、装腔作势、无人君之
风。不久邹元标再度被革职。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邹元标的行为作了深入论述：

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过去对朝廷的惟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
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敢于直接指斥皇帝，其凭借者安
在？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冷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
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
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这种看法不无事实上的根据。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
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
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
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
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首辅申时行》）

分不清或不想分清悲壮与假悲壮，这是我们崇尚清流的儒家史书的一
大特色。

信仰历史的民族是容易陷入空虚的。

这可以直指当下，包括两种极端化的观点，简单说就是“历史无用”论与 “今不如昔”论。前者盛行于我们年轻一代。这我就毋庸多言了，因为我知道
这些人并非针对历史（也没这个觉悟），在他们眼里，除自我与享乐之 外其它都是无用的。后者却是众多学者极推崇的观点。失望于现实的他 们只得沉迷于历史。他们的最大特点是一味地“如果”。如果当年邓小 平让步，如果当年****败给国民党，如果当年我们实行君主立宪……

1981年5月29日，病榻上的宋庆龄已处于弥留之际。有记者问她，如
果孙中山不是那么早过世的话，那中国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宋氏
沉默片刻，艰难而平缓地说：“历史是没有如果的。”说罢，这位20世
纪中国舞台上的传奇女性安然谢幕。

中国人，请你珍视历史，因为这是你的信仰所在；请你活在当下，因
为这是你的价值所在；请你求索未来，因为这是你的希望所在。

泱泱大国，竟然被小日本国凌辱了十来年，这是我们每个有自尊的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我们还要天天对日本动口不动手，简直就是懦弱无能，要是我抓住机会能把日本人蘸上芥末生吃活吞了，别在网络中打口水仗，看到你身边的日本人去动手才是中国人。

有些史料大家可能看不到。
汪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订有内部秘密协定，汪的军队与抗战军队暗中相互帮助。而且汪政府为抗战军队提供物资，保护日军占领区的地下抵抗力量。
汪精卫还积极发展民族工商业，尽力避免生灵涂炭，中国经济得到短暂的恢复与发展。

历史不容抹杀 [原创 2007-01-26 17:48:10 ] 发表者: 李对龙
逢7月，大陆主流媒体都在回顾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战史。鼓动得网上的“愤青”们个个激情澎湃，活蹦乱跳。而香港的《凤凰周刊》却在这个燥热的时节，刊发了一组抗战时期中国战俘的图片。这些图片都 是一位名叫樊建川的民间收藏家，多年来花重金从日本收集来的，而在中国却基本找不到任何此类历史资。

我是在一个夜凉如水的宁静夜晚仔细瞻仰这些图片的，也只有在这时候才适合凝视它们。我无法用言辞将图片所展现的内容恰当描述出来，我想，只摘录几段图片旁的文字说明就足够了：

◆不屈的白山黑水──图中无名战士系马占山部，是中国最早的抗日武装成员。这位70多年前的战士着装显示其原非职业军人，虽为日寇刀枪相加跪在地上，仍抬起头，目光直直盯着镜头。
◆十岁的胸膛──这位陆军二等兵是已知战俘中年龄最小的，十岁。日酋一手抚其头以示关心，一手紧握杀人利器以示其威，而陆军二等兵却挺起十岁的胸膛迎上去。
◆凌厉的怒火──图中战士于武汉会战被俘，姓名不详。日军拍摄时，故意选取这位战士站在低处的角度，但被俘战士迎上去的怒火和高高挺起的胸膛却使自己更为高大。
◆缚虎──图中两位战士是抗日别动队（“8．13”上海陷落后，戴笠与杜月笙组织的以租界为依托的抵抗武装）队员，地点为上海某豪华场所。左边这位战士手、颈、腹均被粗绳捆绑，却无法捆束其眉宇间的英气

组图下面还有一篇编者所作的短文，其中一段最让人动容：

“战俘是中国文化中际遇最尴尬惨痛的群体。军人一旦做了战俘，往往一生都在周围的冷遇中煎熬。而抗日战争中的被俘者，则是中国历史上命运最惨烈沉痛的一群。抗战的英雄记忆上，他们的名字被悄悄抹去，他们的命运我们无从知晓，他们的数量，我们无从统计。更残酷的是，他们落入凶暴的日寇之手，不能获得国际法中战俘应受的保护。他们在留下人生最后一张影像后，或旋即成为日寇练习杀人的祭品，或成为苦力经过一番苦痛挣扎后被弃尸万人坑。他们风华正茂，却少有人活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圣贤教导我们要“杀身成仁”、“士可杀，不可辱”。我一向对这些以人命做代价的教条持怀疑态度，觉得它们是在抹杀人性，是完全背离自然法则的。因为无论向善还是向恶，求生都是人的本能，生存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我们不应把生命视为道德天平的砝码。若一个民族的每个人都做到“杀身成仁”，那只能说明这个民族的灵魂是扭曲 的，他们也很容易走向极端。当年军国主义时期的大和族就是例证。总之，对于“杀身成仁”的品质，我们应当赞颂，但我反对在全社会提倡它，将它当作教条向国人灌输。英雄毕竟是少数，也只能是少数。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高尚的我们痛恨俘虏，以俘虏为耻辱，所以我们刻意从历史上将他们抹了去。但看完这组还原真相的图片后，我不禁脊背发凉，再生疑问：这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真相吗？据樊建川先生估算，中国的抗战俘虏在150万以上，而我所看到的这十幅图片展现的全是中国战俘们坚贞不屈的一面──难道这150万人里就真的没有例外吗？还是连潘 建川先生也在刻意掩盖着什么？

上面只是我的推测，并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我们却有实实在在的史料证明，当年苦于国民党军队搜刮的中国老百姓，确实有帮助日本军队打中国军队的事实。我们许多人也在论证，汪精卫一干人实施的是“曲线救国”路线，而不应将他们笼统地定格为卖国贼。

我们总在批评日本人不敢正视历史（他们也确实如此），可我们就勇于正视历史了吗？我们就敢面对自己的阴暗面了吗？历史人物也是活生生的人，以意识形态抹杀历史就是在泯灭人性。

还有一件好象很有趣的事情，有必要提一下。7月7日那天，我在网上看到，小部分的“愤青”在对着当今日本干吼，而更多的年轻人则竟在喜气洋洋地庆祝情人节！据说阳历7月7日牛郎织女鹊桥会的这一天（实际应是阴历7月7，我不知道牛郎织女是否也追求现代化了？）成了东方的情人节──我没想到现在的7月7日竟还成了一个如此浪漫的 日子。我不反对大家追求浪漫，但浪漫的同时是否也应纪念一下那段对中国而言很不浪漫的往事呢？说句很滥俗的话，没有当年无数人的牺牲，哪有今天大家浪漫的闲情？今天毕竟是7月7日啊！

年轻一代就这样把历史抹得干干净净。虽然轻松，但有时是否也会觉 得空虚呢？如果你还有灵魂的话。

欲说当年好困惑——关于政治与友情的一些旧事 [原创 2007-03-09 18:21:38 ] 发表者: 李对龙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幅老照片。照片上童颜鹤发的刘少奇与荣光黑发的毛泽东，一边鼓着掌一边并排前行。两人都兴高采烈，与身后欢腾的人群相映。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是：1959年4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步出会场。

即使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看着这幅黑白照片，仍能让人感觉到人物间的亲密关系。我想，这在当时肯定是让人羡慕的一对生死搭档。但后来的历史发展大家都已经知道，自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后，他与毛泽东间的政策分歧日益加大。最终，刘少奇竟成了毛泽东巩固权位斗争中的“出头鸟”，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当年那个在遵义会议的夺权斗争中，坚决地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人，绝不会想到自己最终竟会被这个最亲密的战友置于死地。

凝视着照片，我想起了余秋雨在《霜冷长河》中很含蓄地说过的一句话：当事过境迁后，后人也许会原谅毛泽东所犯的政治错误，但绝不会原谅他对朋友的背叛。

在政治面前，友情竟是如此的脆弱不堪。魏晋时嵇康的一封《与山巨原绝交书》，写得决绝而干脆，与自己的挚友、欲举荐自己做官的山涛（字巨原）分道扬镳，也与司马氏集团彻底决裂，从此司马氏集团便对他起了杀心。但后来当嵇康真的获罪要被问斩时，他却告诉自己的幼子，只要山涛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的！嵇康死后，山涛果然对他的遗孤予以悉心的照料与栽培。

嵇康的另一位好友向秀，在嵇康被杀后为自保而屈从于司马氏集团，入世做官。他在赴任途中绕道前往嵇康旧居凭吊，并作《思旧赋》，但文章刚开头便匆忙结了尾。这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夕阳西下，冷风刺骨，物是人非，邻舍中传来幽咽的笛声……凭吊者内心的苦痛与无奈，谁能体会？短短的思旧之赋，胜过史书中对那个乱世任何惊心动魄的描述。而真能体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后人了。

儿时听单田芳的评书《大将陈赓》。当讲到国共反目，曾经的黄埔军校同窗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时，单田芳用他那特有的沙哑嗓音，将战争的惨烈与不忍描述得淋漓尽致，将流着泪扣动扳机的军士的矛盾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硝烟弥漫中，无情的子弹射向的是自己曾经的同窗好友，自己也可能被对方的子弹所击中。眼泪滴在鲜血中，两者竟是如此的无法包容。当我今日脑海中再浮现出这个场景时，真的是“欲说当年好困惑”。当年那个十岁左右的小孩，那个在无孔不入的红色熏陶中成长的小孩，透过单田芳的沙哑声音，忽然对那场争斗充满了困惑与不解，甚至是怀疑——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

即使今天我仍然不明白，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是对？是错？是虔诚？是无情？是愚昧？是无奈？今天的史学家们忙于在历史政治的是非上纠缠，却很少有人顾及是非中那些活生生的人。

只是将大家耳熟能详的几个故事又讲了一遍而已。也许按照教科书的规定，应该再发一通感慨这篇文章才算完整。但我真的感慨不起来，或者，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又看到这样一段记载，1967年1月13日夜（此时毛泽东已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刘少奇已在政治上失势），毛泽东派车把已无权无势的刘少奇接到他的住处夜谈。毛泽东关心地问“平平（刘少奇的女儿）腿好了没有？”，并建议刘少奇在家多读点书，“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临别时，毛泽东亲自把刘少奇送到了大门口。

我不知道，望着自己曾经的亲密战友远去的落魄身影，毛泽东会想些什么。

夜谈三个月后，将刘少奇置于死地的全国性的大批判开始了。

7月20号夜。

比较可笑的是，我刚才试图从我下载的《毛泽东图片集》里找到这张照片。最后真从无数老毛照片里找到了它，但问题是照片上仅有毛泽东，没有刘少奇，仔细一看照片右侧确实是剪裁过了的。呵呵，这无疑又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了。

万历的失败 [原创 2006-09-27 01:02:39 ] 发表者: 李对龙

公元1620年的阴历七月，已御宇四十八年的万历皇帝终于龙驭上宾。对文臣们而言，表面上的悲戚当然是必需的，但这位与他们消极对抗了三十年的皇帝的死，也着实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万历就这样背着“庸君”的骂名离开了人间。大明朝也已走到了尽头，继任者们对先皇遗下的这个烂摊子也实在是束手无策。史书上说：“明之亡，实于万历。”但几百年后，一位名叫黄仁宇的史学家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指出万历只不过是一件工具而已，明亡早已无可避免，他根本就左右不了全局。

让我疑惑的是，也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明清两朝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本质上都并无不同。但明朝的皇帝治国基本个个庸碌，而清朝却出了数位很有魄力的皇帝，这不能不说与个人能力有关。万历皇帝的堕落始于他与文臣们的消极对抗，黄先生由此认为万历只是一件封建专制的工具。但在我看来，万历之所以与文臣消极对抗，关键在于他自己没有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但这也的确不能全归罪于他。


在中国这个专制的帝国里，政坛就好比是一个戏台，皇帝是主角，成千上万的文臣是配角，最底层无数的老百姓是群众演员。在这个戏台上，“主角”要想维护自己的主人公地位，就必须协调控制“配角”，也间接地协调控制“群众演员”。所以，处理“主配角”的关系是戏台上的主要“戏份”。

但明朝这张戏台比较特殊，为了省心放心，皇帝自招了许多特殊的演员来充当“配角”——太监，他们的主要“戏份”就是监视文臣。有这么多半路出家且身份十分不“文雅”的“特殊演员”，来与文臣这些“专业戏剧学院”毕业的“优秀演员”抢戏，两者之间的矛盾自然是不可调和的。

正如黄先生所说，明朝初期，刚刚建立的文臣集团还不足以公然与皇帝对抗。 但到了中后期情形已大不一样，文臣集团早已羽翼丰满，他们终于有了与皇帝对抗的资本。而皇帝要想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就不能大肆削弱这种资本，这正是封建专制皇帝们最苦恼的地方。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决不能让文臣们团结起来对付自己。而幸运的是，历朝历代的文臣都是很喜欢且很擅长窝里斗的，皇帝的任务就是以居间人的姿态恰到好处地处理文臣们的矛盾，暂时解决问题却又不至使矛盾消失。

不幸的是，明朝的厂卫特务机构却是文臣们共同的敌人，他们绝不容许这群非正规化的“演员”与自己“抢戏”，且是演“对手戏”。因此，一旦厂卫机构与文臣集团矛盾激化，四分五裂的文臣们就会立刻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而他们真正所“仇”的正是太监们的“后台老板”——皇帝。

设置并倚仗上不了台面的厂卫特务机构，不注重宠信治国的主力文臣集团，不利用文臣的的内部矛盾控制他们，反而让其团结一致对抗自己，这正是明朝皇帝们的最大败笔。

因此，一旦羽翼丰满的文臣集团团结起来，他万历皇帝就真的成为了工具。而最不幸的是，万历本人也极不善处理君臣关系。

一直依赖厂卫特务机构的万历，在掌权后并未试图宠信文臣中的某一人或某一派系。他对首辅申时行倒是很信任，但此人是位诸事求和的“和事佬”。因此，一旦君臣间出现摩擦，万历在文臣中就决无内应，这也很容易导致文臣集团的团结对抗。

比如在处理立嗣一事上，假如万历在文臣中有一个死心塌地的派系，他完全可以与他们演一出“双簧”，让他们把废长立幼之事于朝堂之上谏言于自己。此时文臣中会立刻分为反对派与赞成派，而实际上的当事人万历却成了充当“裁判”的居间人。几经周折，若赞成派获胜万历就可如愿以偿，反对派也不会暗地归罪于他，若反对派获胜万历也不会成为文臣们的众矢之的——他万历两头都会是“好人”。但实际上是，在此事上整个文臣集团都成了反对派，只有万历是赞成者。

孤立无援的万历皇帝最终在立嗣一事上得罪了整个文臣集团。心灰意冷的他由此开始了与文臣们长达三十年的消极对抗。1620年他的死让文臣们暗地高兴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而大明朝也已彻底虚脱。

满口的仁义道德，实际却只有不择手段者才是强者。所谓的“明君”，只不过是深谙此道者罢了；所谓的“庸君”，只不过是不善此道者罢了——此即我们整个帝国史的“非常道”。

万历的失败，也是我们整个帝国史的失败。

惩治汉奸言论法——一场民族主义情绪支配下的闹剧



新一届两会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花哨的提案依然层出不穷。最让我觉得好玩的，是政协委员、“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奉献了毕生青春”的、以八十年代倡导改革开放的先驱自居的、近年来又因屡放厥词而臭名昭著的资深左派喻权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提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喻权域表示，当前一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为八国联军侵华特别是日本侵华翻案，针对这种情况，国家要专项立法，对那些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列强侵华翻案，特别是为日本侵华战争翻案的论者、乃至媒体负责人要以法律手段惩办。



喻权域同志能搞出这种提案，我并不觉得惊异，这倒很符合他老人家的一贯作风，也很契合许多“爱国”愤青们的口味，很受他们追捧。即使一些反对者，我看也跳不出党国思维的局限，批评言论限制的同时也不忘抒发一下自己的“爱国”之情。惩治汉奸言论法，其实就是一场民族主义情绪支配下的闹剧，它把中国现在很时髦的民族主义者们的无知，彰显无遗。



首先，它体现了民族主义者们法律方面的无知。我之所以说这个提案好玩，首先是“惩治汉奸言论法”这个名字本身就很可笑，很有点胡闹的意味。“汉奸”这个并无明确定义的词汇，早已与戒严、反革命等词汇一样，被法律编撰所弃用。即使还存在类似的犯罪行为，也已归入了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投敌罪、叛逃罪等名下。君不见那些民族主义者们恨之入骨的“汉奸”——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不知有多少被党国编织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锒铛入狱。所以根本不必再耗费资源制定这么部专门法规，对于当今的许多“汉奸”而言，只要党国想收拾他们，刑法里有不下十几种罪名都可扣到他们头上。其实喻权域这位新闻工作者也已明确表示，他特别针对的是当前一些“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为八国联军侵华特别是日本侵华翻案”的学者——是对“汉奸言论”（其实就是对言论自由）的惩治。但问题在于，这早已不是“和尚打伞”的时代，如此明目张胆地压制言论，立法委有这个胆子吗？我还在某博客网站看到，某“愤青”甚至将张艺谋、巩俐也称作“汉奸”，只因为他们加入了外国国籍，他们的电影只拍给外国人看。他不知道，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如担任过或正在担任特殊职务），公民有选择国籍的自由。



其次，它体现了民族主义者们历史方面的无知。喻权域所特指的“一些学者”，很容易就让我们想起袁伟时先生，和由他批评义和团的论文而引发的“冰点”事件。我记得当时有自由派知识分子评述，****如果不赞同袁伟时的观点，完全可以组织起一批御用学者们进行反驳，双方观点交锋，以理服人。但****跟拥护自己的民族主义者们一样，只喜欢革命，喜欢乱扣帽子，只要与自己观点相左那就是汉奸，铲之而后快！在他们眼里历史只能是一元的，只有他们所认可的历史才成其为历史！那个将张艺谋称作汉奸的“愤青”，愤恨地认为应当将某些“别有用心”的试图为汪精卫翻案的人以“汉奸罪”处治（我曾写过一篇《汪精卫“任伪”评议》，也因此文而在那个博客网站着实被扣了回“汉奸”的帽子）。在那次争论的最后我也曾跟帖评论道，这篇文章能够引起很大争议实属正常，不正常的是某些人一激动就不假思索地乱扣帽子……这条评论很快被删了去，应该是因为我在其中称***煽动民族主义的策略为***式的作为。



再次，它体现了民族主义者们道德方面的无知。我看到一些民族主义者们很奇怪地表示，他们不赞同汉奸言论法却赞同设立汉奸罪，因为前者似乎有限制言论自由的嫌疑。其实他们也明白，限制言论自由的行径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但他们同时却又以“爱国者”的姿态赞同这个荒唐的“汉奸罪”——总之，这些圆滑的家伙总是以道德卫道士自居！我想起王小波在《万寿寺》中塑造了一个老妓女的形象，她就把自己当成了妓女行列里的道德卫道士，对一个崇尚自由的小妓女恨之入骨，恨她举止随便，恨她不讲卫生，恨她讨男人喜欢，甚至恨她放响屁，最后甚至试图杀死她。但当小妓女与她当面辩驳时，老妓女却又对为何如此恨她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王小波说，这样的道德卫道士，“惯于训斥人，却不惯于说理”。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才是道德，也无须懂得，因为他们早把自己当作了道德的化身。这又让我想起贺卫方先生的博客里那个署名“红卫兵”的家伙，每当贺先生博客有更新，他都会来留下句“打倒汉奸贺卫方！”，然后便跑掉，简直就是个跳梁小丑。



最后，综合以上三方面的无知，则还体现出民族主义者们对现代普世文明的无知。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思考何为宪政民主，何为民族自决、地方自治，何为现代化与世界一体化，在他们心里只有国家——确切地说是党国，****指到哪，他们就打到哪。这恰恰体现了他们的聪明之处，他们很清楚什么是马屁股，可以使劲拍；什么是马蜂窝，捅不得；什么毫无利用价值可言。他们喜欢听高调、唱高调，却不会去聆听民生疾苦；他们希望中国的GDP越高越好，却不会去忧虑因经济过热而带来的危机；他们要为惩治“汉奸”立法，却不会甚至反对为处境凄惨的小动物们立法。他们无一不是“爱国者”，——“爱国”这个东西，可以让许多人飘起来，让许多事飘起来，这真是件颇有筹码的事情，可以让最无知的人也变得理直气壮起来。由此也可看出，喻权域能搞出这么个看似无理取闹的提案，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他已经站到了“爱国”这个制高点上。在这个制高点上，任何无理取闹也可理直气壮地进行，任何猥琐形象也可变得高大挺拔，任何谬论也变成了真理。



我甚至觉得，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不能上升到国家主义的层面，因为他们真正爱的既不是祖国，也不是党国，而是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与****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交易关系，国家主义只是这种交易关系的借口与遮羞布而已。*胡*平*在评论*刘*晓*波*的《单刃毒箭——中国民族主义批判》时说，伴随着国力军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民族主义也日渐高涨。当下的中国似乎具备了变成***的全部条件。但是*刘*晓*波*并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能够发展成行动上的法西斯。因为中国的硬实力还很不够，软魔力更是一塌糊涂。今天的中国人大都变成了精明的犬儒，满口民族大义，一肚子个人算计——这场惩治汉奸言论法的闹剧，就印证了*刘*晓*波*的这一观点。我想，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虽不至于使中国走向对外扩张之路，却足以使这个国度在无知中死去！



2007年3月5号

原载《观察》。有删节与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