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其实并不叫“武则天”
07-04-10
21:36:59, 分类: 唐朝 武则天其实并不叫“武则天”
武则天其实并不叫“武则天”。她姓武，名曌。曌也就是照，是武则天发明的字，除了用来做她的名字，没别的用。
其实就连这个名字，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当她有资格发明一个怪字来做自己名字的时候，已没人敢直呼其名。她自己也用不着。那时，她的自称已是“朕”。至于“武则天”这个称呼，在她生前，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别人，都没有用过。“则天”是她被迫移居上阳宫后
，儿子中宗李显给她上的尊号，全称是“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令去掉帝号，改称皇后。于是，“则天大圣皇后”便成了她的谥号。之所以叫“则天”，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因为她即皇帝位时，是在洛阳宫的南面正门“则天门”；另说是典出《论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所以，“则天”是她的号，不是她的名。不过就连这个称呼，也被后来的皇帝改了几回，比如“天后”、“大圣天后”、“圣帝天后”等。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著作郎吴兢编撰《则天实录》，开始使用则天二字概括性地称呼这位既是皇后又是皇帝的女人，一锤定音，武则天便成了她最通用的称呼。
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古人的称呼方式很复杂。光是表示尊敬或客气的，就有好几种。有称字的，如李太白（李白）；有称号的，如苏东坡（苏轼）；有称官衔的，如杜工部（杜甫）；有称郡望的，如韩昌黎（韩愈）；有称排行的，如白二十二（白居易）。如果是皇帝或皇后，则有谥号（如汉武帝）、庙号（如唐太宗）、徽号（如慈禧）、年号（如雍正）等。还有尊号，但不常用。至于谥号前加姓氏的，于臣则有之，如岳武穆（岳飞）；于君则无。君的称呼方式，是谥号或庙号前加朝代名，如唐明皇（谥号）、宋太祖（庙号）。姓氏加于谥号之前的君主，只有武则天一个。
这当然因为武则天的身份有点不伦不类。说她是皇后吧，她又当过皇帝；说她是皇帝吧，她
又没有庙号。再说她那个武周王朝又不怎么算数，何况她又是女人。
女人是不能当皇帝的，这是规矩。所以武则天原本不能当皇帝，除非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不过即便是李世民的儿子，也未必能当皇帝。李世民一共有十四个儿子，其中长子常山王李承乾、四子魏王李泰、九子晋王李治，都是长孙（音掌孙）皇后所生。长孙皇后是正宫，为人又极贤德，在朝臣中威望很高，李世民对她也是十分敬重的。下一任的皇帝，当然要从她的儿子当中选。承乾是嫡子，又是长子，无论“立子以嫡”，还是“立嫡以长”，他都天经地义地是太子。可惜这位太子，形象不佳（有足疾），表现也不好（瞎胡闹），后来索性在汉王李元昌和宰相侯君集的煽动下谋反，事败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再也做不成皇帝梦了。
李世民比较看好的是皇四子魏王李泰。李泰比承乾小一岁，相貌英俊，聪明好学，端肃多才，在太宗看来，是一定能成为一个有道明君的。
然而朝中的重臣却都很反对，尤以长孙无忌（已故长孙皇后之兄）和褚遂良（谏议大夫）反对最为激烈。他们主张立皇九子晋王李治。李治时年二十二岁，虽不失为一个良善青年，却是有名的糯米团子，一点用都没有。但长孙无忌等人看中的，恰恰正是他的温厚文弱、一无所长。也许，他们伺候李世民这位“英主”，实在已经很累了，不想再来一位“雄主”。如果是李泰接班，一朝天子一朝臣，没准会把他们开了涮。如果是李治呢？就好控制得多了。长孙无忌可以继续维持外戚权威，褚遂良、李世璾（绩的异体字）他们也可以继续保持元老地位，君臣共治，天下太平。
这算盘打得并不错，只是没把武则天算进去。他们当然想不到，李治身边会出现一个蛇一样的女人武则天。他们当然也想不到，李治虽然好控制，却不是控制在他们手里，而是控制在老婆手里。结果，他们把李治扶上了台，李治却在老婆的指使下把他们整了下去。
李泰这边也屡犯错误。首先是恃宠骄横，目中无人。身边呢？据说又是些阿谀奉承的小人。这就不但让朝中的老臣看不起，也让他们不放心。更重要的是，他对继位一事表现得太猴急。他自作聪明地对李世民说：儿臣只有一个儿子。将来儿臣寿尽之日，一定把他杀了，传位给晋王。这话实在太假了，只能骗鬼去。褚遂良就当面对李世民说绝不可能。天底下哪有杀了爱子传位给弟弟的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倒是传位给弟弟赵光义的，但他没有杀儿子，他自己倒没准是赵光义谋杀的（这事在历史上一直是个疑案）。而且，赵光义临终准备把皇位还给赵匡胤的儿子时，他的谋士赵普就说“一错岂可再错”。可见李泰的信誓旦旦，其实是靠不住的，虽然赵光义的故事此刻还没有发生。
李泰还犯了一个自作聪明的错误。他跑去对李治说：你平时和李元昌关系最好，现在他被砍了头，你就不害怕吗？李治本来就是个没用的人，一听，果然愁眉苦脸。李泰的意思，是要警告李治：别和我争，没好果子吃的。没想到反而提醒了李世民：立李泰，承乾和李治都会有危险。只有立李治，才能保证三个儿子都平安无事。
李泰当时就被打发到均县（今湖北省均县）去了。李治被立为太子，后来又继承皇位，
这就是高宗。历史证明，由于君臣两方面各自的原因，李世民他们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大唐王朝差一点丢了江山，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则丢了性命。
懦弱无能的李治捡了只皮夹子，真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
武则天的运气也来了。我相信，她那时一定庆幸自己是个女人。因为女人虽然不能当皇帝，却可以当皇后呀！
武则天原本也是不能当皇后的。
武则天起先并不是李治的老婆，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小老婆，名分是才人。唐沿隋制，除皇后外，皇帝的小老婆从正一品的妃，到正八品的采女，一共有八个品级。正五品的才人只能算个中等偏下。要升到皇后，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何况武则天并不十分得宠，李世民的日子又不太多。但武则天是一个有心机的女人。她把自己的蜘蛛网丝，悄悄地搭在了太子李治的身上。这位未来的年轻皇帝对自己显然要有用得多，很值得为他献身的。李治后来在一份诏书中说，自己当太子时，因为父皇宠爱，“常得侍从”。但对父皇的嫔妃，却“未尝迕目（目光相遇）”。先帝知道后，非常赞叹欣赏，“遂以武氏赐朕”。这话半真半假。“常得侍从”是真的，“未尝迕目”则是鬼话。他和那位武才人之间，岂止是眉目传情，只怕早就几番云雨了。“遂以武氏赐朕”更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既然已经赏给他了，为什么太宗死后，武则天并没有“出口转内销”，顺理成章地去做李治的小老婆，而是和太宗其他没有生育的嫔妃一样，去当了尼姑？
武则天不想在青灯古佛前了此一生。她想当的是皇后，而不是什么尼姑。何况她已经在这个年轻皇帝身上下了本钱，不能颗粒无收。不过，骆驼进帐篷，先得伸进去一张嘴。武则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尽快回到后宫去。
这时，一个蠢女人帮了她的忙。这个女人就是王皇后。王皇后是李治的发妻，出身名门，而且是太宗皇帝亲自为李治选的“佳媳”，为人正派贤淑大概没有问题，但看来或许少了点魅力。这其实也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那些正妻们的“通病”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有所论述，请参看。。所以李治的心思，便主要放在一个叫萧淑妃的女人身上。这使王皇后十分忌恨。加上萧妃有子，自己却无生育，便觉得自己皇后的地位，有点摇摇欲坠。于是，王皇后便和所有利令智昏的蠢女人一样，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得计的馊主意：把李治偷偷去看过好几次的那个小尼姑接进宫来，让她去和萧淑妃那个小贱人撕咬，自己坐山观虎斗。
有王皇后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很快都如愿以偿。武则天拿着那张旧船票，重新登上了后宫这艘豪华游艇。她觉得自己真的时来运转了。李治也很高兴武则天终于到了他手里，却不知道自己就像一只苍蝇掉进了蜘蛛网，虽然那网很柔软，很温馨，还有点香味。
王皇后却得自己吞下这颗苦果。她的主意打得并不错，只可惜找错了对象。武则天可不是一只傻乎乎只知蛮干的母老虎，而是一条蛇，一条可以在草丛里隐忍潜伏很久，但只要咬你一口就见血封喉的毒蛇。何况重返后宫的武则天，早已不再满足于当一个什么“才人”或“淑妃”。她是冲着皇后的位子来的。这可真是“前门驱虎，后门揖狼”了。尽管武则天刚进宫时，在王皇后面前温顺乖巧得就像一只猫；也尽管“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萧淑妃果然失宠，让王皇后出了一口恶气；但，王皇后也很快就发现，她的这个低智商阴谋诡计和当年何进召董卓进京的性质结果完全一样：引狼入室。
于是，两个过去相互敌对的女人决定重新联合起来，对付武则天这个更危险的敌人。但是无济于事。李治这头大尾巴羊决心投入狼的怀抱，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何况这时宫中又发生了一件奇案：李治兴致勃勃来看武则天刚生下不久的小公主，却发现小公主已死在襁褓之中。一问，只有王皇后刚刚来过，还摆弄过孩子，而且旁边没有人。这下王皇后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王皇后谋杀了小公主。小公主之死其实有多种可能。比如正好突发急病，或王皇后因为没有抚育孩子的经验，被子盖得太严捂死了，甚或就是武则天自己掐死的。姑不论。何况王皇后既犯不着，也没那么蠢，会跑到武则天的住处来杀人。但李治和王皇后，一个脑子蠢，一个嘴巴笨，一个在气头上，一个
又说不清，冤案便这么稀里糊涂地铸成。
怒不可遏的李治当时就想废了王皇后，但被武则天止住了。武则天心里很清楚，这时即便废了王氏，皇后的位子也还轮不到她。与其再添一个对手，不如让王皇后在这个位子上再苟延残喘些时日。这样既显得自己宽宏大量，又不致给别人以可乘之机。她和曹操一样具有政治天才，懂得以她出身之卑贱，地位之尴尬，要实现远大目标，还需要假以时日。这就要耐心地等待，要能忍，要沉得住气。她也懂得什么事都要水到渠成，强扭的瓜不甜。
但武则天并没有闲着。她很清楚像她这样的女人在后宫里是既遭鄙薄又招忌恨的，因此她的当务之急是搞好群众关系，改善周边环境，使自己在宫里由少数派变成多数派。这时，武则天卑贱的出身帮了她的大忙。王皇后因为出身高贵，后台又硬，难免高傲，不把周围手下人放在眼里。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和舅舅中书令柳奭（音是）也都妄自尊大趾高气扬，令宫中人十分憎厌。武则天这个出身卑贱的小女子却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如何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尤其是拉拢那些憎恶王皇后、萧淑妃的人。她也懂得无风不起浪的道理，知道如果没有那些王皇后她们一百个看不起的“小人”，后宫里就别想闹出什么事端来。终于有一天，王皇后的一项“阴谋”被揭发出来了：她居然在宫中装神弄鬼，行“厌胜”之术——一种诅咒他人致病致死的巫术。这事究竟是王皇后之母柳氏出的馊主意，还是武则天的诬陷，已不得而知。但武则天收买的那些仆人奴婢，则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反正那个身上扎满了针的木头小人在王皇后的寝宫里被当场搜出，而高宗皇帝李治这几天又刚好生病。王皇后再次有口难辩，她的被废，已是迟早的事情。
为此，武则天还必须和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元老重臣面对面地进行一番较量。
刚一交手，没两个回合，几个男人就败下阵来。
这几位两朝开济的老臣一开始可能把事情想简单了，也把对手想简单了。他们显然没有想到，武则天这个“贱人”在李治的心目中会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他们也没有想到，李治这个“娃娃”犟起来会像一头驴。他们没有进行很好的策划就匆忙上阵，以为只要他们一反对，李治和武则天就没辙了。所以，他们的反对显然有点意气用事，而且一上来，就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第一个上阵的是褚遂良。褚遂良是前朝元老，顾命大臣，反对废王立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胆气很壮，做法却不大得体。他的理由有两条：一，王皇后出身名门，先帝所选，又没有犯什么大错误，不能废。二，即便要另立皇后，也得妙选天下名门望族之女。武则天侍奉过先帝，名声太坏，不能立。最后的一招，则是把手中的象笏往地上一放，说：这象笏是陛下所赐，现在还给陛下，请陛下准臣告老还乡！
这第一炮就打走了火。目标没有对准武则天，却把炮弹全砸在李治身上。事情当然是李治引起的。毕竟是李治要换老婆，不是别人要换，或武则天公然要当。但李治是不能反对的，因为他是大唐王朝的皇帝。反对李治，就是反对大唐。至少是，公开反对皇帝，等于跟自己有仇。褚遂良一上来，就把矛头直指李治，简直就是自己找不痛快。
其实，在这场废立斗争中，不但不能反对李治，而且还要争取李治。因为要换的那个人，不管你算她是李治的老婆也好，算她是大唐的皇后也好，换不换，最后还得既是老公又是皇帝的李治说了算。既然是李治说了算，你就只能说服李治，不能攻击李治。但褚遂良说的那些话，在李治看来，句句都是攻击他，字字都和他过不去。褚遂良一开始就说王皇后是先帝所选，不能废，这就不但是拿先帝来压服李治，而且等于说他李治没有选择老婆的权利。李治也明白，他是不如先帝，但他好歹也是现任皇帝，怎么就连个换老婆的权利都没有？武则天的心腹许敬宗在朝中大造舆论，说一个老农民多收了几斗谷子，也要换老婆，何况贵为天子？这话虽然说得粗俗不堪，也不成体统，居然把至尊天子和乡下老农相提并论，但李治如果这回换不了皇后，岂不是连乡下老农都不如了？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褚遂良又说，先帝临终时，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先帝言犹在耳，陛下不会忘记吧？这就不但是抬出先帝压皇帝，而且是倚老卖老，把皇帝当小孩子，自己摆老资格了。李治血气方刚（二十八岁），又是皇帝当得正过瘾的时候（当了六年），哪里受得了这个？一听就气炸了肺。不错，李治是比较柔顺懦弱，但不等于没有脾气。事实上，柔弱的人往往倔强，正如刚毅的人往往豁达。况且，再柔弱的人，只要当了皇帝，手上有了生杀予夺之权，也会变得有脾气的。而且，正因为李治一贯被视为柔弱，也就特别怕
人家说他没用，很需要找一两只鸡来杀一杀，表示他不是好欺负的。褚遂良这一回就撞到了枪口上。
何况褚遂良还把老账也翻了出来，说什么武则天曾侍奉过先帝，天下人人皆知，陛下立她为后，如何向世人交代、向历史交代云云。这就等于说武则天是破鞋，不干不净；李治乱伦，少廉寡耻了。老实说，这话即便对普通老百姓，也不好当面说的，怎么可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皇帝说？至少，李治可以问他一句：褚遂良，你是来和朕商量事情的，还是来和朕吵架、揭朕之短的？苟有此一问，褚遂良一定无言以对。
事实上褚遂良就是来和李治吵架的，要不然他掼纱帽干什么？身为朝臣，当众交出象笏，这就不但是同皇帝吵架，而且是公开同皇帝翻脸了。褚遂良实在糊涂。他以为正义和真理在他这边，就可以理直气壮、慷慨陈词，没想到在李治眼里，这是目无君父、犯上作乱。你既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皇帝当然也可以不把你放在眼里。你既然要和皇帝断绝关系，皇帝当然也可以和你断绝关系。不信咱们君臣比试比试，看看究竟谁怕谁？于是李治勃然大怒，喝令：拉出去！躲在帘子后面的武则天也怒不可遏，忘乎所以地叫了一声：还不杀了这野种！
由于褚遂良的意气用事不讲策略，一局棋完全被他搅乱。现在，问题已经由王皇后该不该废，武则天该不该立，变成了褚遂良该不该杀。长孙无忌他们只好赶紧先来救褚遂良的命，武则天的事就顾不上了。
说起来，褚遂良也算是一个老政治家了，不知为什么遇事这么沉不住气，又这么不动脑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门第，却不知大唐王朝从李世民开始，最恨的就是门第；〖JP3〗贞观年间，高士廉等人作《氏族志》，仍以山东崔干为第一等，李世民看了就很不高兴。后来，李治和武则天又颁布《姓氏录》，进一步打击门阀观念。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先帝，却不知李治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老拿先帝和他比，老拿先帝来压他。两年后，被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的褚遂良上表自陈，重提往事，顾影自怜，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求。他说，当年承乾和李泰都想当太子，是我和无忌坚定不移地拥戴陛下；先帝去世以后，又是我和无忌不辞辛苦地辅佐陛下。我自悔有忤圣意，但希望陛下看在往事的份上，多多哀怜。他甚至还提到太宗去世时，李治扒在自己肩上痛哭失声的事。然而，这封信送到李治手里，却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据说，李治连看都没看。
公元658年，褚遂良在忧郁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
褚遂良实在是糊涂透顶。他应该知道，在专制体制下，政治人物之间，尤其是君臣之间，是没有什么交情和友谊可言的。如果对方是英雄，是虎，是豹，也许还能用理性唤醒，用真情感动。可惜李治不是。对于李治这样一只大尾巴羊，重提往事等于揭他老底，只能使他恼羞成怒。我相信，李治在看了褚遂良这封信时，一定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到这个份上了，还要摆老资格。于是把心一横：去他的，不理他！
另一位老政治家李世璾就没有这么蠢。
当李治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废王皇后、立武则天问题时，李世璾请了病假。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李世璾这病生得蹊跷。
李世璾确实有心病。
李世璾是大唐王朝的开国元勋，和李世民关系极好。他原本姓徐，因为功勋盖世而被太宗赐姓李，又因避李世民之讳，时称李璾。李世璾和李世民的关系，据说是“外虽君臣，内实骨肉”，是穿一条裤子都嫌太肥的“铁哥儿们”。李世璾生病，李世民听说胡须灰可以治，就把自己的胡须剪了烧成灰，给李世璾做药。有一天，李世民对李世璾说：我要把儿子托付给你。你不辜负李密，也不会辜负我。李世璾感动得把手指都咬出了血。可是，当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时，却莫名其妙地把李世璾贬到千里之外、万山丛中的叠州（今甘肃省迭部县）去了，并没有把儿子托给他。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璾的才能智慧绰绰有余，但你对他没有恩德，恐怕他未必对你效忠。朕现在就把他贬到天荒地远去。他如果立即上路，你将来可以重用他；他如果观望犹豫，不及时赴任，那就只有把他杀掉！
李世璾没有观望犹豫。他接到任命，连家都没有回，立即就到叠州去了。所以，李治一即位，就立即召回李世璾，委以重任。
然而李世璾却彻底地心灰意冷。他十七岁参加瓦岗军，以后又事奉李渊、李世民、李治三朝天子，几十年军旅生涯，几十年政治风雨，早已磨练得老于世故，缜密圆滑，何况太宗驾崩前的突然被贬，还记忆犹新！那一次自己如果不是看透了李世民的心思，只怕脑袋早就
搬了家。想起来真是既寒心，又后怕，不寒而栗。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我凭什么还要再掺和到你们李家舅甥之间的纠纷里去？我又凭什么还要再为你们李家出谋划策赴汤蹈火？他现在对政治、对官场、对人生，是越看越透了。他犯不着为什么朝廷纲纪或君臣大义之类空洞的东西献出生命，也犯不着和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伙飞扬跋扈的家伙搅和在一起。因此，他决定持一种超然旁观的态度。当李治向他征求意见时，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再问外人？
李世璾这个不是态度的态度却给李治以极大的鼓舞。对呀，我是皇帝。我的家务，关这些老白菜帮子什么事！这个态度也等于变相地告诉李治：并非所有元老重臣都一边倒地反对废王立武。这下子李治既有决心又有信心了。公元655年，或者说，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十三日，李治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十九日，百官请立中宫，李治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武则天终于达到了目的。
武则天到底是武则天呀！就在李治下诏立她为皇后的第三天，即十月二十一日，武则天上表，要求褒奖韩瑗、来济。韩瑗和来济都是反武派的中坚。早在废王立武之前，李治曾提出封武则天为“宸妃”。唐制，天子四妃，曰贵淑德贤。武则天却要求在此四妃之上再设宸妃。宸，北宸也，即北极星，是帝王的象征。宸极指君位，宸居则指帝王的居处，也代指君位。武则天要当宸妃，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当准皇后。这是她一时半会当不上皇后时，使出的缓冲之计。但这样一个妥协平衡的方案也遭到韩瑗和来济的极力反对，说是史无前例。在册立皇后的问题上，韩瑗和来济也是坚定的反对派，而且话说得很难听，连妲己、褒姒（音四）的故事都被翻出来了。现在武则天居然以他们曾经反对自己当宸妃为由提出要褒奖他们，韩瑗和来济都断定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韩瑗和来济估计得并不错。武则天是不会放过她的仇人的。就在她正式成为皇后的二十六天后，王皇后、萧淑妃被赐自尽。两年后，韩瑗和来济被贬。四年后，长孙无忌也被谋杀。办法是刘邦、曹操都用过的：诬以谋反。
韩瑗也被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只不过其时韩瑗已死，武则天没砍成他的头。来济的下场要好一些：他是在和突厥作战时战死的，没给武则天留下诬以谋反的机会。
当然，武则天此刻还顾不上收拾他们。她正忙着加冕呢！十一月一日，举行了隆重的册封皇后仪式。礼使英国公李世璾将皇后的玺授恭敬地奉献给武则天。接着，盛装的新皇后又来到肃仪门，接受文武百官、四夷君主的祝贺。这种朝拜皇后的仪式是由武则天首开先例的。武则天，这个木材商的女儿，太宗宫殿里卑贱的侍妾，感业寺里孤寂的居姑，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成为大唐王朝的堂堂国母。这一年，她三十二岁。
现在，作为一个女人，武则天已经到了顶。精力旺盛、才智过人而又不甘寂寞的她，便只好去做男人的事情。
使武则天成为男人的是她的男人——唐高宗李治。
史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对他这个宝贝儿子，一直是不怎么放心的。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在两仪殿接见群臣，当着李治的面问：太子的品行，天下人都知道吗？长孙无忌回答：太子虽未出宫门，但天下人无不钦仰其圣德。太宗又感慨地说，老百姓都这么讲：“生子如狼，还怕是羊”，治儿可是从小就宽厚啊！长孙无忌又说：陛下骁勇，是创业之君；
太子仁恕，有守成之德。陛下与太子性格相异，正是皇天所赐，苍生之福！
长孙无忌的话在理论上并不错。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治天下。开国之君必须是虎，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只是他没想到，羊并不只吃草。如果当了皇帝，也吃人。李世民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不过他同样没想到，李治不但柔弱，而且“好内”，喜欢听女人的。
这都给武则天以可乘之机。
李世民对李治的教育是抓得很紧的。看见他吃饭，就说：你要是知道种田的辛苦，就总会有饭吃了。看见他骑马，就说：他要是知道不让马太累，就总会有马骑了。看见他坐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民就是水，君就是舟。看见他站在树下，就说：木头有墨绳就笔直，元首听意见就圣明。真可谓用心良苦。李世民还专门写了一本叫《帝范》的书，教李治如何做皇帝。
李治的表现也不差。刚当皇帝时，他是很虚心的。有一天，李治外出打猎，正碰上下雨。李治问谏议大夫谷那律：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谷那律回答说：用瓦做就不漏了。李治明白这是在劝谏他不要因好打猎而荒于朝政，很高兴地赏赐了谷那律。对那些不该赏的，他也不留情面，颇能做到赏罚分明。他的叔叔腾王李元婴和哥哥蒋王李恽（音运）搜刮民财，屡教不改。在赏赐诸王时，李治就独不赏腾王和蒋王，说：腾叔和蒋兄反正自己会捞钱，就不用赏什么东西了。给他们两车麻绳，用来穿铜板吧。羞得二王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显然，李治并不昏庸，也不蠢。
然而他的心病却很重。
李治一上台，就面临三大难题：一，如何摆脱先帝的阴影；二，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三，如何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这三个问题他一定想了很久。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三个问题出发的。
在一般人看来，李治从唐太宗手上接过这个摊子，是很幸运的。贞观之治，成就斐然，君仁臣忠，民富国强。李世民这个盖世英主，几乎把什么都设计好了，考虑好了，安排好了，李治简直就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但，创业难，守成更难。李治的苦恼，只有李治自己知道：干好了，是先帝的福泽；干不好，是自己无能。父皇太成功了，他怎么都走不出先帝的阴影。
权臣们也是一个麻烦。他们追随先帝多年，功勋盖世，谋略过人，说是来辅佐自己的，谁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即便不谋反，总把自己当小孩子，也很可气。李治看得出，这些老家伙并不好伺候。就拿长孙无忌来说，名字叫无忌，其实无所不忌。唐太宗因李治仁弱，恐怕难守社稷，曾打算另立英武果断的吴王李恪为太子，便遭到长孙无忌的断然反对。因为李恪不是他妹妹长孙皇后所生，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结果，李恪不但没能当上太子，而且在李治登基后被长孙无忌谋杀，办法就是后来武则天对付他的那个——诬以谋反。李恪临死时曾大骂说：长孙无忌窃弄权威，陷害忠良，祖宗有灵，不久你就要灭族。史家也认为长孙无忌诬人谋反，反被人诬，多少有点算是报应。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高阳公主及驸马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谋反，阴谋废去高宗，另立荆王李元景为帝。此事与吴王李恪并无关系。长孙无忌因为曾经反对立李恪为太子，害怕李恪报复。为了去掉这块心病，便诬陷李恪插手，并亲自提审案犯，动用酷刑，锻炼成狱。李恪被赐自尽。
其实就算长孙无忌他们无忌，李治也有忌。李世民尚且猜忌李世璾，李治怎么就不猜忌长孙无忌？专制政治，最忌权臣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不杀了这些大尾巴羊，自己是睡不着觉的。羊群中总要有羊被杀，谁的尾巴大就杀谁。只不过李治下不了手。这只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头羊的小羊，性格内向，内心羞怯，一见到长孙无忌他们那狼一样的凛然目光，心里就犯怵。他们连太宗皇帝都敢顶撞，还有什么不敢的。
这些苦恼很需要向人诉说，更需要有人帮他走出困境。但是，又能和谁商量呢？后妃们只知道争风吃酷，朝臣们又心怀鬼胎。年轻的皇帝感到了孤独，感到了“高处不胜寒”。
这时，上帝把武则天派来了。
李治和武则天一见钟情。两个人的偷情，开始时可能出于一时的冲动。但很快，李治就
发现，这个比自己大四岁的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魅力，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像李治这样羞怯内向的大男孩，原本就喜欢那些比自己年龄大、介乎母亲与姐姐之间的女人，就像那些特别具有男子汉气质的人，往往喜欢比自己小、介乎妹妹和女儿之间的女人一样。更何况李治还惊喜地发现，这个女人身上有的，正是自己身上没有的。她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机敏果断、精力旺盛，与自己的多愁善感、柔弱任性、优柔寡断、羞怯无为正好相反。李治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欢欣鼓舞。他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解决他面临的三大难题。为此，他不顾一切地要把这个女人推上皇后的位子。这是长孙无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有限，跳不出“好色”或“惧内”的框框，更弄不清这位年轻的皇帝心里到底想什么。
李治寄希望于武则天的，也正是她想要做的。
我们现在已无法弄清，武则天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才能是从哪里来的。和一般的女人不同，她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和潜能，加上她那女人特有的直觉，玩起来比她老公李治更得心应手。她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要先做什么事得放一放。正是靠着这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她一步一步登上峰巅。
当上皇后以后，武则天最迫切要做的事，除废掉太子李忠，另立自己的儿子李弘为太子外，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这件事情她和李治有共识，甚至李治比她更有切肤之痛：李治已经尝到了元老派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滋味。如果这些元老重臣们动不动就联合起来和自己对着干，那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当武则天提出要重赏并提拔拥护她当皇后的那些人时，李治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其实，李治对这些人也是心存感激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当他提出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时，朝臣们基本上是一边倒的。除少数默不作声的外，大多数人都站在长孙无忌他们一边，而且一个个都那么愤激、冲动，好像他李治犯了多大错误似的。这事他想想就寒心，想想就后怕。这大唐的江山，究竟是他李治的，还是长孙无忌他们的？幸亏有许敬宗、李义府他们出来说话。他还记得，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支持他的，是李义府；在朝堂上为他大造舆论的，是许敬宗。这使他感到极大的欣慰，就像孤军奋战的斗士遇到了拔刀相助的侠客，就像一个在荒郊夜色中四顾茫然的独行者看见了远方的一缕炊烟。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在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这种支持来自非常卑微的人。不！正因为支持者是那样卑微，这种支持才更加弥足珍贵。李治从心底里赞成武则天对这几个人的重赏和重用。这样的人不赏，赏谁？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应该把这些人提拔起来，让他们和长孙无忌的元老集团抗衡。
李治有这样一些想法是很自然的。他当然不会这样去想：这些家伙究竟算是自己的队伍，还是武则天的人马？他当然也不会想到，这些家伙对自己的支持，并非都是出于什么正义、公道、原则，或是出于对君王的绝对忠诚。他们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而且事先经过了反复的掂量和考虑，这才决定出来豪赌一把，并把赌注押在武则天这颗即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身上。
至少李义府是这样的。因为李义府是小人。
李义府这个家伙，在当时的政坛上，名声是很臭的。他的外号叫“李猫”，意思是和猫一样，外表柔顺，内心狠毒，笑里藏刀。这样一个名声极坏的家伙，又是敌对集团的人（李义府的靠山是刘洎，刘洎是魏王李泰一党，和长孙无忌、褚遂良是死敌，后被褚遂良陷害），长孙无忌当然容不得他，便打算把他贬到外地去。李义府恐慌之极，问计于王德俭。王德俭说，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一个人。李义府忙问是谁。答曰武昭仪。李义府摇摇头说：恐怕不行吧！皇上早就想立武昭仪为后，一直没能成功。武昭仪自己的事都办不好，还管得了别人？王德俭笑了起来，说你这个人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武昭仪的事办不成，是因为没人支持。如果你出来支持，岂非雪中送炭？武昭仪的事就是皇上的事。你帮了皇上这个大忙，能没好处吗？李义府这才成了支持废王立武的第一个“英雄”，也成了因为此事最早受惠的人。
此后李义府一直青云直上步步高升，成为当时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不过狗总是改不了吃屎的。李义府当政以后，大概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卖官。《旧唐书》说他“专业卖官为事”，竟是个“卖官专业户”。因为贪得无厌，他连长孙无忌孙子的贿赂也收，卖给他一个司律监的官职。其他的坏事干得也很出格。洛阳有个女犯人长得很漂亮，他竟命令审判官毕正义枉法释放，然后据为己有。东窗事发后，又逼毕正义在狱中自杀。最后，由于他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民愤太大，加上他小人得志，仗势欺人，飞扬跋扈，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
，弄得天怒人怨，终于在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被捕下狱，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死在流放地。死后，韩野额手称庆，拍手称快。
许敬宗倒没有这么恶劣，也并非不学无术。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他就进了文学馆，和杜如晦、房玄龄、孔颍达、虞世南等人同为十八学士，成为李世民的政治顾问，资格是很老的。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著作等身，曾总修《五代史》、《晋书》，是个历史学家。不过此人的人品和史德都不怎么样。他的父亲在隋末江都兵变时被害，他贪生怕死，不敢营救。封德彝把这事说了出去，他又忌恨封德彝，在给封德彝作传时，添油加醋，“盛加其罪恶”。其他人如果给他送礼行贿，他也不吝吹捧粉饰之词。学问做到这个程度，实在应该算是道德败坏了。
不过，武则天和李治此刻还顾不上这么多道德的考虑。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队伍，集结自己的人马，而无论这些人是君子，还是小人。
李义府之流的得势，和褚遂良等人的被贬正成鲜明对照。人们开始认识到，得罪武则天，就是得罪皇上，甚至可能比得罪皇上还糟糕，决没有好果子吃。相反，投靠武则天，就是站在皇上一边，肯定青云直上。于是，一些犹疑不决持观望态度的人认清了形势，一些原先受排挤受压制的下层官吏和寒门士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原本就见风使舵善于钻营的小人更是有了可乘之机。武则天的旗帜下开始集结人马，她的队伍壮大了起来。
但，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骂名：亲信小人，重用匪类。
武则天并不喜欢小人。没有人会喜欢小人，连小人都不喜欢小人。可是，正人君子们都不和她合作，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再说，反对她的那些人，也不见得十分干净，也做过亏心缺德事吧？褚遂良诬陷过刘洎（音记），长孙无忌陷害过李恪。他们的手下，也有不少是小人。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既然如此，就不能再谈道德问题，只能靠政治态度来划线了。
不过，武则天重用许敬宗、李义府之流，并不完全是为了酬劳他们的拥立之功，也不完全是因为无人可用，还在于她深知小人有小人的用处。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从来就是阴谋家、野心家、独裁者最趁手的工具。乱世要靠他们兴风作浪（他们最擅长造谣告密），治世要靠他们粉饰太平（他们最擅长拍马吹牛）。尤其是搞宫廷斗争时，小人更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正人君子不肯、不敢、不屑去做的事，都可以放心地交给小人去做，而且包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何况小人用起来比君子更顺手。小人没有道德观念，好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好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怕他们翘尾巴；没有自身价值，没用时扔了也不可惜。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君子的作用是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小人的作用是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君子务虚，小人务实。有君子作榜样作楷模，人们自觉忠君；有小人作耳目作打手，大家不敢谋反。一个高明的君主，是一定两种人都要用的，就像大棒和胡萝卜缺一不可一样。武则天在她执政的后期，就大量起用正人君子，如狄仁杰。但现在还不行。她还得依靠小人，为她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人的作用无非四种：帮忙、帮闲、帮腔、帮凶。李义府没多少能耐，只能帮腔；许敬宗满腹经纶，便可以帮凶。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洛阳人李奉节状告太子洗马（为太子掌管书籍的侍从官）韦季方和监察御使李巢两人朋比为奸，图谋不轨，李治派许敬宗审理此案。许敬宗想到了当年长孙无忌利用房遗爱谋反案诬陷李恪的事，如法炮制，捏造了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李治不敢相信，许敬宗说证据确凿。李治伤心地哭着说：我家太不幸了，亲戚中总是有人居心不良。前几年高阳公主和房遗爱谋反，现在舅舅又是这样，真叫朕羞见天下人。许敬宗煽动说：房遗爱乳臭未干，高阳公主是个女子，他们谋反，能成什么气候？长孙无忌可就非同小可。他帮先帝夺取了天下，天下人都佩服他的智谋；他当宰相三十年，天下人都惧怕他的权威。陛下还记得宇文述吗？臣可是亲眼看到过隋炀帝对他们一家的亲爱信任。那可真是权宠无伦，势倾朝野，言听计从，不分彼此。结果怎么样呢？炀帝还不是被宇文述的儿子杀了？前车之鉴，陛下该不会忘记吧？
李治当然不会忘记。这事太宗皇帝曾多次对他说过：隋炀帝死于非命，就因为对宇文父子太宠幸、太信任了。于是李治又流着眼泪说：就算元舅真的这样，朕也不忍杀他。杀
李治当然不会忘记。这事太宗皇帝曾多次对他说过：隋炀帝死于非命，就因为对宇文父子太宠幸、太信任了。于是李治又流着眼泪说：就算元舅真的这样，朕也不忍杀他。杀了元舅，叫天下人怎么看朕，后代人怎么看朕啊！许敬宗这时又再次发挥他历史学家的作用了。许敬宗说：汉文帝的母舅薄昭因杀人获罪，文帝命百官往哭，含泪把他处死，至今人称圣明。长孙无忌的罪大得多，陛下有何不忍？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陛下如果姑息养奸，将来变乱生于肘腋，只怕后悔莫及。
李治完全被这个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所说服。他不再过问长孙无忌的案子，全都交给许敬宗去办理，甚至没有差人把长孙无忌召来核实一下。四月二十二日，长孙无忌的官爵封邑被剥夺，贬往黔州。牵连到此案的柳奭、韩瑗被除名，于志宁被免官。七月，许敬宗趁李治下令重审此案之机，派中书舍人袁公输前往黔州，逼长孙无忌招供反状并自缢。接着，与此案有关的官员，或贬，或杀，或充军，或除名。可怜长孙无忌一代英豪，两朝元老，三十年相国，数十载经营，权势熏天，盘根错节，却只因许敬宗摇唇鼓舌，血口喷人，便一朝倾覆，土崩瓦解，整个集团被连根拔掉。谁说舌头不能杀人？
我们现在已无法得知，武则天在此案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可以肯定，她是拍手称快的。就连李治的角色也很暧昧。表面上看，他是受了许敬宗的蒙蔽，稀里糊涂地杀了舅舅，而且一直于心不忍。但没有他的首肯、默认、纵容，许敬宗能有那么大的狗胆，又下得了那么重的毒手？也许，李治也好，武则天也好，都没给许敬宗什么指示或暗示，一切都是许敬宗自作聪明的投其所好。这其实也正是小人的本事。他们总是能知道主子想要什么想干什么，然后主动把主子想干又不便明说的事办好。这同时也是小人的可怜之处：他们不但必须帮主子干坏事，还必须帮主子背罪名。
看着政敌们人仰马翻，许敬宗笑了，武则天笑了，李治大概也笑了。
不过，李治很快就笑不起来。他发现，除掉了长孙无忌集团后，权力好像并没有回到自己手上。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是不开心。
有一件事情对他刺激很大。这件事是武则天的那个走狗李义府引起的。李义府这个家伙，仗着自己是武则天的亲信死党，又掌握着选官之权，便公然鬻官卖爵，为非作歹，连家人也横行不法，弄得民怨沸腾。李治看他闹得太不像话，便把他叫来，语气温和地对他说：爱卿的儿子女婿都不太谨慎，多有不法之事。朕倒是可以帮爱卿掩饰掩饰，不过爱卿也该教训一下他们才是。谁知李义府勃然变色，脖子腮帮都涨得通红，青筋暴起，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反问李治：这是谁对陛下说的？李治心想，这难道是臣子在对皇上说话吗？他强压怒火，说：只要朕说的是事实，何必问朕是从哪里听来的呢？
这事让李治很是恼火。李义府这个狗仗人势的王八蛋，居然连朕都不放在眼里，简直可杀！但，打狗还得看主人。一想到这条狗的主人，李治便不免有些泄气。他对他那位皇后娘娘，是越来越看不懂摸不透了。他对他自己这个皇帝该怎么当，也越来越弄不清搞不明了。过去，面对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他感到有压力。现在，换了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他又觉得受愚弄。过去他觉得江山不是他的，是长孙无忌的。现在，他又觉得这江山仍然不是他的，是武则天的。李治觉得很窝囊。
窝囊的李治进行了三次努力。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他一时兴起，决定废掉武后。可惜诏书墨迹未干，就被武则天发现，计划也就随之流产，还搭进去宰相上官仪的一条性命。十一年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他打算彻底退位让权，由武则天独掌国政，或者干脆把皇帝让给武则天去做，自己图个清静，安享晚年算了。他的胡思乱想遭到宰相郝处俊的坚决反对，说这种想法既不敬天（天道阴阳岂可颠倒），又不法祖（祖宗基业岂可送人），甚为不当。他又想禅位于太子李弘，这倒是可以的，然而李弘却在这年四月突然死去，死因十分可疑。李治发现自己的任何努力都徒劳无益。他就像一只肥囊囊的大尾巴羊，一旦当了皇帝，就和陷入狼群没有两样。之所以没被吃掉，是因为所有的狼都盯着这惟一的羊，而且狼们还需要留着他这颗羊头，以便贩卖他们的狗肉。李治完全没有办法从这狼群中突围，他只能顺其自然，当一天皇帝坐一天朝。
何况李治的健康也越来越差。在他登极十一年、武则天册立为皇后五年后，即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李治得了风眩病，目不能视，部分政务只好交给皇后处理。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患风痹；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患疟疾。总之李治的后半生，大体上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他实在已管不了许多。
然而武则天却越活越年轻，越干越红火。显庆五年李治生病以后，她就开始参预朝政，
并表现出她的政治天才。麟德元年，废后阴谋破产后，她开始垂帘听政，与李治平起平坐，并称“二圣”。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她和李治同往泰山，首开皇后参与封禅大典的先例。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她改称“天后”（李治则称“天皇”），已非一般皇后可同日而语。同年，她又发布改革政治的十二条施政纲领，实际上已成为大唐王朝的核心人物和政治领袖。因此，当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李治病逝（终年五十六岁）时，她几乎没费多少气力就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政权。
武则天在李治死后接管大唐政权，应该说并不奇怪。从公元655年册封，到683年李治去世，武则天当了二十八年皇后。这二十八年，她可没有闲着，也没有虚度。她一直活跃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而且一直在洗牌。洗一回，赢一把。在武则天当皇后的头十年（公元655年至664年）里，主政的基本上是李治。李治日日临朝，武则天临朝大体上只是偶一为之。中间十年的“二圣时期”（公元664年至674年），李治和武则天同时临朝。进入“天后时期”（公元674年至683年）以后，武则天便日日临朝，李治临朝反倒是偶一为之了。李治和武则天的位置，正好掉了一个个儿。
武则天能走到这一步，完全因为她的深谋远虑。她要求参加封禅，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女人的爱出风头，没想到这是在造舆论。她上书谈论改革，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女人的心血来潮，没想到这是在讲政治。她提出要召集文学之士来宫中修撰史籍，也没引起什么特别的注意。李治甚至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放手让武则天去抓这件“无关紧要”的事。尽管武则天特地提到了太宗皇帝的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大家还是没想到这事与当前政治有什么关系。他们想不到一个女人会有那么大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野心。直到那些为武则天编撰书籍的“北门学士”这些人经武则天特别批准，可以不经过百官办公的南衙，直接从北门进宫。北门是皇宫后门，乃皇家重地，只有皇帝、后妃、太子、王公才可出入。因此这些可以“走后门”的学士便被称为“北门学士”。终于有一天出现在殿堂之上，对朝廷的舆论和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武则天不但要研究历史，还要改写历史；不但要为自己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还要为自己组织一个顾问班子和行政班子。天后娘娘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
有如此之多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的准备，武则天距离帝位其实已只有一步之遥。
尽管有这么多的准备，武则天要当皇帝，仍并不那么容易。
按理说，皇帝驾崩，应由太子继位。武则天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当过太子。第一个是李弘。李弘早在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就被册封为太子，却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去世。许多人都说他是被武则天毒死的。可惜死无对证，何况这位太子的身体确实很差，早在他被册封为太子的那一年，就曾大病一场，以至“御医无策”。咸亨二年（公元671年
）监国时，也因多病而由戴至德等人处理政务。所以我们只好算他是病死。
第二位太子是李贤。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废。他的被废，也是一个疑案。我们只知道他们母子之间猜忌很重。有人说是因为他组织名儒注《后汉书》，大讲后妃外戚干政犯了武则天的忌讳；也有人说李贤根本不是武则天的儿子，而是她姐姐韩国夫人和李治的私生。总之，他被告发谋反，在他的宫殿里搜出兵卒甲服数百件以为罪证。这位可怜的太子被废为庶人，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死在巴州。
以数百件兵卒甲服为谋反的罪证，显然证据不足。就这么一丁点儿武器装备，能谋什么反？因此这一“确凿”的证据，就像从王皇后那里搜出的木头小人一样，完全有两种可能。一种，这些兵器武备确实是李贤私藏的，但目的却不过是自卫。另一种，就是栽赃了。栽赃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武则天栽赃，另一种是别的什么人栽赃，意在挑起他们母子之间的争斗，自己好坐收渔利。但如果武则天对她这个儿子并无猜忌，那么，这个赃就栽不成。而且，即便那些东西真是李贤私藏的，也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事实上，如果不是武则天已有废掉太子之心，就不会有人出来控告太子，更不会有人去搜查太子的府第。可见，李贤实际上是死于武则天的猜忌。
说武则天诬陷太子贤，和说她毒杀太子弘一样，并无任何证据。但武则天猜忌甚至嫉恨她这两个儿子，则大休上可以肯定。原因是当时君臣朝野都看好这两位太子。李治曾对侍臣们说：“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资治通鉴》也说李弘仁孝有礼，“上甚爱之”而“中外属心”。这当然不会让武则天高兴。武则天希望的是中外都属心于她自己，而不是属心于别的什么人。所以，李弘突然去世，当时就有人怀疑是武则天下的毒手——“时人以为天后鸩（音震，用毒酒杀人）之也”。
李弘死后，大家又转而拥戴李贤。因为这时谁都看出，武则天野心不小，李治则早已大权旁落。而以李治身体之衰弱，性格之懦弱，夺回政权，重振朝纲，几乎就不可能。因此他们都寄希望于新太子。李贤似乎也不负众望。他容貌俊秀，举止端庄，自幼就爱读书，而且过目不忘。他还主持对《后汉书》作了注释，水平相当的高，至今仍很权威。这事使他名声大振。朝野一致认为，李贤将承继大位，一主唐祚。李治甚至对李世璾说：“此子严于律己，不失为成就大业之才。”诸子如果都像李贤一样，“大唐无虞矣”！
大唐无虞，则天有忌。已尝到大权独揽甜头的武则天，很不喜欢在她兴头上有人横插一杠子。正好这时发生了明崇俨被杀一案。明崇俨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家伙，据说会一些巫术，能给人治病。他曾对武则天说，太子贤命相不好，不堪继统，应另立英王李显或相王李旦。后来，明崇俨神秘地被人谋杀。办案人员把李贤的同性恋对象赵道生抓来一问，招供说是李贤买通盗贼所杀。接着便是在李贤的马房里搜出了兵器武备。整个案件扑朔迷离无可深究。但可以肯定：或者是武则天一手制造了这一冤案，或者是武则天利用了这一案件，又在其中做了些手脚。反正，她达到了目的。
看来，李贤的书还是读少了点。他实在不该在武则天风头正健时去抢她的戏。他只知道太子可以当皇帝，却不知道连皇帝也是可以被废掉的，何况太子？
三任太子李显就是在皇帝位子上被废的。这家伙是个混蛋加草包。他比他老爸更窝囊，更好色，更怕老婆，更没头脑。李治虽然弱一点，却好歹还有自知之明，为人处事都比较谨慎稳当得体，因此也还有一定威望。李显却完全拎不清自己的斤两。上台没两天，屁股还没坐热，就忙不迭地拍老婆的马屁，要让老丈人韦玄贞当宰相。宰相裴炎不同意，这个糊涂皇帝竟然说：国家是朕的。朕就是把天下都让给他，也没什么了不起，何况只是让他当个侍中？这就不但武则天不能容忍，其他人也无法接受。哪怕说的是气话，也不能容忍。因此，这家伙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武则天和裴炎从宝座上拖了下来。
事实上李显也确实不堪为人君。神龙元年（公元７０５年），武则天退位后，他又当了皇帝，最后却死于非命。因为韦皇后想学婆婆武则天当女皇，女儿安乐公主则想当皇太女。她们合谋在馅饼里放毒药，把这个糊涂皇帝送上了西天。中宗李显这只昏头昏脑的大尾巴羊，一生栽在了他最亲密的三个女人身上：亲娘武则天、爱妻韦皇后、娇女李裹儿。不难想象，武则天就算不废他，他也当不好皇帝的。
接替李显当皇帝的睿宗李旦是个聪明人。他干脆连朝都不上，把所有的政务都交给母后去处理，说是自己年轻不懂事（时年二十二岁），无德无才，不堪执掌国政。两年后，武则天提出要还政于他，他只是叩头，死也不肯答应。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则天取代李家的人当皇帝，已是迟早的事。
然而武则天并没有匆匆忙忙把皇冠戴在自己头上。
武则天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这是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她深知，她要做的，是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有的事。中国不要说从来没有过女皇帝，便是女人执政掌权，也很不“合法”。这就要有铺垫、准备，要让人们在思想上转弯子，也要耐住性子等一等，看一看。武则天能做到这一点。她有耐心，沉得住气，但不能等太久，因为她已经六十一岁了。
事实上当时的形势也容不得她慢条斯理温文尔雅。权力斗争从来就你死我活，改朝换代更不是绘画绣花。高宗去世以后，实际上空缺的帝位已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已经演不下去。武则天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还政于子，让李治的儿子去卖羊肉；要么亮出武家店的招牌，公开卖狗肉。武则天心里很清楚，大家都在等着她摊牌，何况还有那么多人在磨刀霍霍虎视眈眈。
第一个公开跳出来和武则天叫板的是徐敬业。嗣圣元年（公元６８４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中宗李显被废七个多月、章怀太子李贤自杀六个多月后，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宣布要用武力推翻武则天的“伪政权”。徐敬业是李世璾的孙子。李世璾既然被太宗皇帝赐姓了李，则徐敬业当时也就叫李敬业。不过，李敬业现在已经同武则天翻了脸，武则天便愤怒地宣布他不再有资格姓李。徐敬业也不客气，宣布不肯和自己一起举兵讨伐武氏的叔叔李思文（已被徐敬业羁押）姓武。看来，徐敬业和武则天在这一点上倒是一致的：李乃皇家之姓，尊贵莫名，岂能让“贼人”得而姓之？李敬业既然背叛朝廷，当然仍应去姓他的徐；李思文既然追随武氏，那就让他去姓那卑贱、恶劣的武好了。
这场现在看来十分可笑的姓氏之争，当时可是进行得非常认真。双方都把这一决定诏示全国，以示自己的立场堂堂正正。其实，徐敬业姓什么倒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这次行动几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事先并无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准备，只是几个失意官僚落魄文人，凑在一起发了一通牢骚，慷慨陈词一番后，就匆忙起兵，扬言要把天下翻个个儿，岂有不败之理？
但徐敬业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一开始还是十分牛气的。他请骆宾王专门为他起草了一份檄文，对武则天进行口诛笔伐，对天下人进行宣传鼓动。骆宾王到底不愧“初唐四杰”之一，文笔好得出奇。加上自己长期郁郁不得其志，公愤加私仇，一股怨气喷薄而出，便把这篇檄文写得惊天地泣鬼神。在骆宾王的笔下，武则天原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本性不良（性非和顺），出身卑贱（地实寒微），靠着隐瞒历史（潜隐先帝之私），混入高宗后宫（阴图后房之嬖）。一进宫，就露出狐狸尾巴（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有权，就露出豺狼本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简直就十恶不赦，早应该天诛地灭（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更何况，她现在居然还妄图颠覆大唐，窃取帝位，以至于先帝的灵魂不得安息，先帝的爱子不得安宁（一抔之士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徐敬业作为“皇唐旧臣，公侯冢子”，既“奉先君之成业”，又“荷本朝之厚恩”，当然不能见死不救，坐视不管。这才“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高举起正义的旗帜，集结起除妖的武装。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啊！“南连百越，北尽山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这又是何等威武的军队啊！“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这样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以此制敌，何敌不摧），这样的军队是所向无敌的（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岂止是胜利在望，简直就已然胜利。不信，“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这确实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出色最精彩的一篇檄文，端的写得义薄云天，气壮山河，据说连武则天读了也拍案叫好，认为这样的人才居然没被发现，实在是“宰相之过”。徐敬业的叛军自然也沾光成了仁者之师、正义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可惜，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徐敬业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根本就不是王朝天兵的对手。只几个回合，就被打得七零八落，落荒而逃。
其实，徐敬业的败迹早在骆宾王的檄文中就已显露出来。徐敬业在檄文的结尾处许愿说：“凡诸爵赏，同指山河。”意思是说我徐某向大家保证，只要诸位参加我的行动，那么，事成之后，所有的爵位封赏，现在就可以指着山河为信。如此口气，似乎这大好河山，此刻就已经是他徐敬业的了，岂非狂妄之极，骄兵必败？别说此刻胜败还尚不可知，即便将来胜利了，那官爵也不该你徐敬业来封，那恩荣也不该你徐敬业来赏。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皇上的事。徐敬业以皇上的口气说话，岂非正好暴露了自己想称王称帝的狼子野心？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如果说还多少有点胜利之可能的话，那就是占了一个“义”字。现在既然以利代义，丢了政治资本，就只有自取灭亡。
事实上徐敬业败就败在这里。军师魏思温曾对他说，我们既然是以匡复唐室、勤劳王事为号召，就该直取洛阳，争取天下人的群起响应。然而徐敬业却抵挡不了所谓“金陵王气”和据地称王的诱惑，不肯北伐而要东征，结果一败涂地，在逃往高丽的途中被部下杀死。他只闹腾了四五十天便身败名裂，只能说是活该。
就在武则天取消徐敬业姓李资格的前一天，即嗣圣元年十月十八日，宰相裴炎被斩杀于都亭。他的死，也冤也不冤。
裴炎是以谋反罪被杀的。证据是他曾与叛乱分子骆宾王私下接触，并与徐敬业有书信来往。据说，骆宾王为了策反裴炎，曾编造民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并解释说：“绯衣”即裴，“一片火，两片火”即炎，“小儿”即子隆（裴炎的字），“当殿坐”自然是当皇帝了，因此激起了裴炎的反心。又据说裴炎给徐敬业的信中只有“青鹅”两个字，被武则天猜出谜底，是“十二月（青），我自与（鹅）”，也就是裴炎将于十二月在朝廷发动政变，以应扬州军事。总之，按照这些说法，裴炎的谋反，既有犯罪动机，又有犯罪事实，铁证如山，不容狡辩，该杀。
其实，裴炎与徐敬业并不是一路人。他对徐敬业这个人和徐敬业要做的事都有所警惕，并不想掺和进去。徐敬业的目的是推翻武氏，自己称王；裴炎的目的则是逼退太后，还政睿宗。他们在倒武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但分歧则更大。裴炎反对搞武装叛乱，更不想让徐敬业成什么气候。他的打算，是和程务挺一起，对武则天进行“兵谏”，就像“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做的那样。只不过张、杨搞成了，裴、程没搞成。没搞成的原因是运气不好。他们的计划，原本是打算趁武则天游龙门时，“以兵执之”，逼她交出政权。只是因为天不作美，大雨不止，这个计划一直无法实施。
因此，当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时，裴炎的心情，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终于有人向武则天的权威公开挑战，她大约再也不能一意孤行。惧的是战端一开，时局将不可收拾。而且，不管是现在对付足智多谋的皇太后，还是将来对付重兵在握的徐敬业，都是难题。但他实在不愿放弃这千载难逢可以坐收渔利的天赐良机。于是便决定豪赌一把。他对武则天说：皇帝年长，不亲政事，这才给叛匪以口实。如果太后还政于皇上，臣以为叛军不讨自平。
裴炎下的是一着险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自己兵谏不成，就借徐敬业的兵。先借徐敬业的兵逼武则天下台，再用武则天的兵逼徐敬业就范。只要太后退位，皇上还朝，徐敬业的军事行动便师出无名，再坚持下去就是谋反。那时，不说是“不讨自平”，便是要讨，也容易得多。无论兵不血刃平息叛乱，还是不动干戈夺回朝政，他裴炎都是盖世英雄，千古名臣。何况，裴炎的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徐敬业并没有反唐。相反，他打的正是匡复唐室的旗号。如果皇帝回到朝廷，徐敬业岂有不偃旗息鼓、俯首称臣之理？
可惜武则天没那么好哄。她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好笑：少跟老娘来这一套！不讨自平？天下哪有不讨自平的反贼！大军征讨还不一定平呢！以你裴炎头脑之清醒、政治经验之丰富，难道不懂这个道理？难道看不出徐敬业的真实目的是“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即便我把政权还给皇帝，他徐敬业也会借口“还政是假”云云继续兴兵作乱。看来，所谓“不讨自平”是假，要老娘下台才是真。难怪他对讨伐叛贼毫无兴趣（不汲汲议诛讨）了。对这种人，武则天从来就不手软。你裴炎和徐敬业不是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吗？那好，不管你是敲
边鼓也好，作内应也好，或者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也好，老娘先杀了你再说，免得变生肘腋，防不胜防。所以，武则天没有丝毫犹豫就把裴炎送上了断头台。平息扬州叛乱以后，又斩杀程务挺于军中。
裴炎谋反案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动。很少有人相信裴炎谋反是真的。因为谁都知道裴炎既是忠臣又是清官。裴炎被捕后，照例抄家，却发现堂堂相府，居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程务挺就更是冤枉。作为大唐一代名将和功臣，他不但没有谋反，而且在前方奋勇作战保卫边境，杀得敌人闻风丧胆不敢来犯。程务挺被害后，边境将士悲痛莫名，痛哭流涕，突厥则欢呼雀跃，大摆宴席。武则天杀程务挺，实在是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实际上，裴炎和程务挺反不反，只有武则天和他们两人心里有数。这就是：如果武则天不当皇帝，还政于睿宗，裴炎和程务挺必不反；如果武则天悍然称帝，裴炎和程务挺必反无疑。只不过这话谁都不能说出口罢了。所以，当有人劝裴炎认罪求情，或可免于一死时，裴炎只是笑着摇摇头说：宰相下狱，断无全理。多余的话无须再讲。同样，当朝中大臣担保裴炎不反，说“若裴炎谋反，臣辈也谋反了”时，武则天也只是笑着摇摇头说：朕知裴炎必反，卿等必不反。可见双方都心照不宣。
其实，不论裴炎谋反一案是否证据确凿，他的死，都是一个悲剧。对裴炎是悲剧，对武则天也是悲剧。因为他们都没有“错”，又都付出了代价，而且损失惨重。裴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而被杀的。这个主张就是：皇帝只能由男人来当，而且只能由李世民的子孙来当。从封建礼法和裴炎所受的教育来看，这是对的，是“正义”和“正道”。武则天的主张则是：强者为王。皇帝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当，而不拘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姓李还是姓别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不错，也是“正义”和“正道”。结果，裴炎和武则天为各自不同的“正义”和“正道”发生冲突，并分别付出代价：裴炎丢了性命，武则天则失去了一代名臣和一代名将，等于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不过，武则天在内心深处还得感谢裴炎。
如果说，徐敬业短命的叛乱增强了武则天的信心，使她感到天下事并非不可为之，那么，裴炎未遂的政变则提醒她要小心，万万不可大意失荆州。道路并不平坦，前途也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敬业的叛乱固然不得人心（诚如时人陈子昂所说“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自己的临朝称制也同样颇遭物议（亦如重臣刘祎之所言：“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看来，李唐宗室的残渣余孽倒不可怕，礼法传统却是很难战胜的劲敌。想当年，曹操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尚且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今武某要在寻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就更得要有非常之举。显然，对于武则天而言，她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来铺就。她头顶上那女皇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来染成。她不能等着人撞到枪口上来。她必须制造恐怖，大开杀戒，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
现在武则天深信她是在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原来就是“改朝换代”即“变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等。所以《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过，商汤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则天的革命都颇不相同。前者发生在旧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后者则发生在新王朝蓬勃兴旺之时；前者是一个男性家族取代另一个男性家族，后者却是一个女人要颠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者可只能搞宫廷政变。显然，武则天的难度更大，是否“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大成问题。然而武则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输、连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伟大女性。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革命的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赞成她革命，她就让大家都不敢开口说话。总之，她必须创造一种政治气候，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
于是武则天开始理直气壮地实行她的特务政治和恐怖统治。这种政治和统治的核心部分，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自己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谋反，是一切专制独裁者的惯用伎俩。刘邦用过，曹操用过，武则天当然也可以用。武则天的不同之处，是公开地、普遍地通过鼓励告密和起用酷吏来大规模制造冤假错案。大约很少有人像武则天这样把告密合法化并公开予以鼓励了。她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的人。即便是樵夫和农民，也可以到京师面见皇帝，提出控告。他们将由官府供给驿马，沿途享受五品官
的待遇，进京后住官家客栈，吃官家伙食，而且能得到武则天的亲自接见和赏赐。最重要的是：即便揭发不实，也不反坐，不会受到任何处分。
这种只有进项没有亏损的无本生意谁不想做。哪怕是到京城公费旅游一回，过把五品官的瘾，也值。于是乎，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武则天则每天都要坚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些告密信为她提供了许多线索，使她对朝廷中社会上的动向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实在让她喜出望外笑逐颜开。她没有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一伙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才大惊失色，匆忙应对。她也没有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告密，对于独裁者来说，真是个好东西。
因此，武则天决定重奖告密者，并从告密者当中选拔一批酷吏。这些酷吏之所以要从告密者当中选拔，是因为不屑于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不搞逼供信，又怎能把告密变成案件，置反对派于死地？在尝到告密的甜头以后，武则天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这种手段获取情报了。她还要通过对所有密告的处理，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冤案，以便把反对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事实上，只有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案件被不断揭露出来，才能证明建立告密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出身，是否读过书、有学问，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武则天的脸色，以及有足够的卑鄙和残忍。
可见，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冤假错案，这三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的。有人出来告密，就有了情报和线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当酷吏，告密者的举报才可能被“坐实”，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有了冤假错案，才能不断宣称“国家受到威胁”，从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团显得合理合法。既然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就更需要鼓励告密，重用酷吏了。如此恶性循环，恐怖的气氛也就自然形成。其实，国家何曾受到威胁？只不过武则天自己神经过敏，或者只是她杀人立威的一种借口。
尽管武则天这一手段极其卑鄙无耻、肮脏下流，却挺管用。几年下来，已没有什么人胆敢对她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有的只是一片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之声。呈报所谓祥瑞的绿纸书和言说所谓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飞往宫中，飞到武则天的丹陛之下。在装模作样进行了一番推让辞谢以后，载初元年亦即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九月九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这一年，她六十七岁。
武则天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因为她在这一场较量中，使用了最可耻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机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类社会中最卑鄙下流的行为之一。无论武则天是出于何种动机奖励告密，无论这些动机如何地被说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无论武则天登基后做了多少好事，有过多少贡献，为她奖励告密而作的任何辩解都是最无耻的谰言。我们可以不苛求武则天这个
人，但不能不谴责告密。
告密和举报是不同的。举报出于公愤，告密出于私欲；举报出于正义，告密出于邪恶。告密的动机无非两种：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愤；或是邀功请赏，讨好卖乖。反正不是为了损人，就是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着出卖。因为只有告发最隐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关系极为亲密者，这些事情又何以知晓？可见告密不仅是报告秘密，也是告发亲密，或者说是出卖。历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卖主求荣，便是卖友求荣，不是出卖亲人，就是出卖同志。所以，告密之风一开，社会风气就会迅速污染，人类那些美好的情感，如亲情、爱情、友情，便都荡然无存了。
武则天当然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她的告密制度，便是以举报之名出笼的。她最初的做法，是在庙堂的四周各放一个类似于信箱的东西——铜匦，分别收集劝农务本、朝政得失、申冤告状和天象军机四个方面的常人表奏，颇有些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的意思。她自己也声称：“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可惜，在专制政治体制下，这些说法即便不是掩人耳目，也会变成一纸空文。真正的民意并不可能反映上来，反映上来也不会被采纳，邪恶反倒可能假正义之名横行于天下。原因就在于体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民作主，民意当然就是天意；君作主，则天意也无非君意。这样，即便有种种广开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顶用的。因为说不说固然由民，听不听却完全由君。君主既然是言论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则君主一人之好恶，也就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样一来，大家当然都拣君主爱听的话说，投其所好，以谋私利，以防不虞。如此，则所谓“民意畅达，正义伸张”云云，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话。
君主们爱听什么话呢？无非吹牛拍马和挑拨离间。因为专制君主都有两个通病，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疑神疑鬼。所以，专制君主的身边，总少不了两种人，一是马屁精，二是告密者。马屁精保证他感觉良好，告密者保证他不遭暗算。即便所告之密，不过臣下们的相互攻击，也很不错。臣子们越是互不相让，互不相亲，皇上的君位就越安全。臣子们如果团结一致，那他这个君可就真是孤家寡人了。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吹捧，也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告密的。不过，歌功颂德的话不妨公开来讲，投入那铜匦之中的，便十有八九是告密。
武则天不一定欣赏告密，却需要告密。她必须查清哪些是暗藏的反对派，也希望朝廷的大臣们狗咬狗。对于这一类的权术，她是很在行的。因此她故意把举报和告密混淆起来，而且故意对举报不实者不予追究。这就不但是奖励告密，而且是鼓励诬告了。道理很简单：告别人一下，运气好一点，没准能扳倒仇人，或捞他一把。运气不好呢，也没什么损失，岂非不告白不告？
其实在这最黑暗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会“白告”。因为武则天不仅建立了告密制度，而且豢养了酷吏集团。这些人比武则天还要喜欢告密者。他们自己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是“告密专业户”，对告密自然有一种“职业兴趣”，和其他告密者也原为一丘之貉，很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结为狐朋狗党，或雇为打手耳目。再说，如果没人告密，他们就没有事情做，岂不是要砸饭碗？这些王八蛋原本就恨不得没事找事，无风也兴三尺浪，现在既然有人告密，岂有不炼成大狱之理？结果，某人只不过撇了一下嘴巴，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诽谤朝廷；某人不过只是发了几句牢骚，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妄图谋反。犯人不肯招供么？他们有的是办法。一是集体诬告，即买通雇佣一批告密者，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告发，众口一辞地诬告某人谋反，使不明真相者信以为真，被诬告者有口难辩。二是严刑逼供。比如索元礼、来俊臣的刑具，光是大枷就有十种，名称也十分吓人，有“死猪愁”和“求即死”等等。常言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酷吏的刑法既然能让死猪发愁，恨不能马上就死，可见比开水还厉害，比死亡还可怕。第三种办法更便当，就是一刀砍下犯人的脑袋，然后在预先写好的供词上按下犯人的手印。有这么多办法，什么案子不能小题大做，变成必须从重从快的大案要案？
实际上酷吏们不把案子做大也是不行的。因为武则天嘴巴上说要听取民意，其实只对谋反案有兴趣。既然是谋反，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了，非得有谋反集团不可。于是，只要有一人被密告谋反，他的亲人、朋友、同僚也都得跟着倒霉。这样一来，恐怖的气氛便立即传遍全国。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天被告发，也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案件中被牵连。除酷吏们外，每个大臣在上朝时都要和家人作生死诀别，散朝时都要庆幸今天又能活着回家。一个王朝的政治气氛到了这个份上，按理说恐怕就离垮台不远了。
然而武则天的政权并没有垮台。相反，在她登基之后，新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还当真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些成就甚至连武则天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而且被视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其实这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武则天一当上皇帝，便迅速地调整了政策，由高压一变而为怀柔，由恐怖一变而为开明。这既是武则天高明之处，亦无妨看作她本性所然。武则天毕竟不是嗜血成性的杀人狂，而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她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处，不同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就像人们头顶上的天空一样，有时候和风细雨，有时候雷霆万钧。生与杀，爱与恨，宽容与忌刻，抚慰与整肃，全都取决于政治的需要。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非凡的女人不惜翻云覆雨，左右开弓，也不惜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之初曾对臣下说过：“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素心之所鄙。”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武则天确实并不真心喜欢苛政，也不真心喜欢那些卑鄙下流、阴鸷歹毒的小人、酷吏和告密者。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雄”的人，无论他是英雄、豪雄、枭雄、奸雄，在内心深处都不会喜欢这些东西。所不同者，仅在于有些雄者完全拒绝这类下流角色，有的则把他们视为粪桶便器一类的东西，不可没有，但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武则天就是这样。她手下最有名的三个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官阶都不高，职位都不重。除了罗织罪名、诬人谋反，也没别的什么权力。道理很简单：第一，这些家伙能力不强，学问不多，人望不高，靠他们治国根本就不行，而女皇陛下并不愿意自己的国家紊乱无序、民不聊生。第二，这些家伙都是鹰犬，而鹰犬是不能喂得太饱的。喂得太饱，他们就不抓狐狸和兔子了。
武则天对告密者的厌恶使她忍不住要捉拿一下这些王八蛋。当然，只能挑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来发难，挑那些不太重要的家伙来开涮。如意元年亦即长寿元年（公元６９２年），武则天为了表示虔心礼佛，心血来潮，下令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这项禁令在八年后因凤阁舍人崔融的劝谏而被废止）。右拾遗张德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了一只羊，宴请同僚，结果被一个前来赴宴的人告发。武则天却在朝会上将告密信交给张德观看，还对他说：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人头，不要把好酒好菜拿去喂了背后咬人的狗。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名叫杜肃的告密者当众挨了一耳光，脸上火辣辣，心里灰溜溜，从此抬不起头来，再也没脸见人。
武则天这件事做得似乎不怎么地道。禁屠的命令是她下的，告密的风气也是她鼓励的，现在却把告密信交给被告看，岂非存心推翻自己的主张，而且故意出卖自己的走狗？但对待那些卑鄙下流的告密者和出卖者，没有什么比当众揭露他们出卖他们更大快人心了。正如战争只能由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而这种大快人心的效果，又正是武则天的政治需要。
此刻的武则天，已不是当年那个临朝称制、名不正言不顺的代理皇帝，而是堂堂正正的大周圣神皇帝了。新王朝要有新气象。当务之急是要刷新政治，调整政策，改善形象，是让人们感到幸福和安宁。黑暗、恐怖的岁月只能属于那个该死的李唐，不能属于光辉灿烂的武周。武周的皇帝是武曌，曌也就是光明的天空。光明的天空日月高悬，岂能再容魑魅魍魉横行？因此，告密这种卑劣的行径应该根除，而告密者则应该受到鄙视。杜肃这个蠢货在这个时候还想用这种卑鄙下流的办法来讨好卖乖，简直就是自讨没趣，愚蠢透顶。
于是，武则天决定用他那不开窍的笨驴脑袋给大家开开窍：第一，现在是新朝，需要的不是恐怖，而是祥和，你们不要打错了算盘。第二，告密或者不告密，说别人的好话或者坏话，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会看老娘的眼色，懂得按老娘的旨意去办事。老娘需要有人告密时你不告，是没眼色；不需要有人告密时你来告，也是没眼色。没眼色，挨一耳光也是活该。还有一层意思也很明显：你们大家都看见了，朕其实是很宽容的，张德违禁而未受处分便是证明。朕其实也是厌恶告密的，杜肃告密而当众出丑也是证明。至于先前的奖励告密，
重用酷吏，完全是因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大家有怨气，那就应该把仇恨集中在那些“反贼”身上。如果他们不谋反，朕又何苦要劳神费力，盖那么多监狱，养那么多鹰犬呢！
武则天到底是武则天，她不过只是拿杜肃这个小人物开了个小玩笑，就出台了一个大政策，搞掂了一件大事情：清算了过去，交代了历史，改变了方针，也撇清了自己。过去的黑暗、恐怖、肮脏、丑恶，都是别人的责任：裴炎之流要谋反，杜肃之流没眼色，而周兴之流又做得太过分（周兴已于此事发生前一年被杀），则天太后或则天皇帝是没有过错的，也是一贯正确的。现在，她慈眉善目，宽宏大量，和蔼可亲，俨然一副菩萨模样菩萨心肠。她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之上，笑逐颜开地舒展着她那张青春永驻灿若桃花的老太婆脸，全然不知道那上面沾满了血迹。
刚刚从恐怖高压之下透过气来的臣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只能诚惶诚恐，感恩戴德，扑翻在地，山呼礼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在看来武则天真应该被评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表演艺术家。她的演技十分精湛，她的表演也天衣无缝。然而人们还是不禁要问：当她签发一张张逮捕令，批准一次次死刑时，难道从来不曾想到其中会有冤情吗？当她看到一个又一个“阴谋集团”被揭发出来，被剿灭被粉碎时，难道真相信有这么多人谋反吗？
武则天明白，受害人明白，告密者明白，历史也明白。
悄然的反抗在暗中进行，办法则是“云淙酥阑怪纹淙酥怼薄Ｔ缭谖湓蛱旄崭湛脊睦婷艿氖焙颍桓雒杏慵冶５男∪吮阌米约旱难赖炝苏飧盟赖闹贫取Ｓ慵冶Ｌ氐匚湓蛱焐杓屏艘恢肿庞糜诟婷艿耐小Ｕ庵滞频男畔渲屑浞治母簦骺桓鲂《矗偶扇氩豢沙觥Ｍ泻芸炀驮斐隼戳耍埠芸炀褪盏搅烁婷苄牛渲幸环饩褪蔷俦ㄓ慵冶５摹Ｕ夥饷苄啪俦ㄓ慵冶Ｔ炀匆荡蛟毂鳌６遥蛱蟪氏淄械纳杓疲俏搜诟欠醇＃油炎肪浚值鼐有牟涣肌Ｎ湓蛱於浴胺丛簟贝硬豢砣荩呐律杓屏烁婷芟湟膊焕狻Ｓ谑牵拖穹ü蟾锩钡谝桓鲎呱隙贤诽ǖ恼俏尥炊贤坊姆⒚魅嗽忌颉で堑ひ谎慵冶Ｒ渤闪俗约悍⒚鞔丛斓奈罚饪烧媸恰笆甲髻刚撸湮藓蠛酢薄＊?/p>
一些正直的法官则公开进行抵制。他们无法阻拦告密，但坚持在办案时不逼供，不用刑，不违背审讯程序，不制造冤假错案。杜景俭“用法宽平”，徐有功“为政宽仁”，连他们的下属都受到感动，相誓不再鞭打犯人。这些法官为了维护国法尊严，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但有疑处，便据理力争。有一次，法官李日知因一死囚案与另一法官胡元礼发生争执。胡元礼蛮横地说，只要胡某不下台，这人就断无生还之理！李日知也针锋相对，毫不客气地说：只要李某不离职，此人就绝无处死之法！最后官司打到武则天那里，李日知胜诉，那个死囚保住了性命。
武则天在重用来俊臣、周兴、索元礼一类酷吏的同时，也任用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这些正直、正派法官，用心是很深的。她心里很清楚：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制造冤假错案，只是非常之法，断然不能持久的。即便不得已而用之，也要有所节制，有所缓冲，有所平衡。她也深知，来俊臣之流不过鹰犬走卒，虽不可不用，其用也有限。徐有功等人才是国家栋梁之才，必须加以保护。所以，徐有功两次被贬，三次起复。武则天问他：你通常断案，错放之人不少，你自己说该当何罪？徐有功说：法网疏漏错放罪人，不过人臣的小过；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才是圣人的大德！武则天虽不能马上接受他的说法，却也不能不承认他言之有理，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正直正派的人。
正直正派的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敌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由衷的敬重，而卑鄙无耻的小人则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其主子）的厌恶和鄙视。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是有可能得志的。不过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下场也就十分可怜。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之流，都未能猖狂太久，其中又以周兴的下场最具戏剧性。天授二年（公元６９１年）二月，酷吏丘神绩因罪被杀，有人告发周兴是同谋，而被派去审理此案的则正是来俊臣。来俊臣请周兴吃饭。酒过三巡，来俊臣很诚恳地问周兴：人犯总是不肯招供，不知仁兄有什么好法子？周兴说，这
太容易了！找一个大瓮来，用木炭在四周烧烤，再把人犯放进瓮里，还有什么不招的。来俊臣如法炮制，当真找来一个大瓮，四周点上炭火，然后取出圣旨，对周兴说：有人告发老兄。既然如此，那就请君入瓮吧！如遭五雷轰顶的周兴除了按照审讯者的意图一一招供外再无办法。他被判处流放岭南，并在流放的途中被仇人杀死。这个心狠手辣害人无数的奸贼
其实就连这个名字，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当她有资格发明一个怪字来做自己名字的时候，已没人敢直呼其名。她自己也用不着。那时，她的自称已是“朕”。至于“武则天”这个称呼，在她生前，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别人，都没有用过。“则天”是她被迫移居上阳宫后
，儿子中宗李显给她上的尊号，全称是“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令去掉帝号，改称皇后。于是，“则天大圣皇后”便成了她的谥号。之所以叫“则天”，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因为她即皇帝位时，是在洛阳宫的南面正门“则天门”；另说是典出《论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所以，“则天”是她的号，不是她的名。不过就连这个称呼，也被后来的皇帝改了几回，比如“天后”、“大圣天后”、“圣帝天后”等。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著作郎吴兢编撰《则天实录》，开始使用则天二字概括性地称呼这位既是皇后又是皇帝的女人，一锤定音，武则天便成了她最通用的称呼。
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古人的称呼方式很复杂。光是表示尊敬或客气的，就有好几种。有称字的，如李太白（李白）；有称号的，如苏东坡（苏轼）；有称官衔的，如杜工部（杜甫）；有称郡望的，如韩昌黎（韩愈）；有称排行的，如白二十二（白居易）。如果是皇帝或皇后，则有谥号（如汉武帝）、庙号（如唐太宗）、徽号（如慈禧）、年号（如雍正）等。还有尊号，但不常用。至于谥号前加姓氏的，于臣则有之，如岳武穆（岳飞）；于君则无。君的称呼方式，是谥号或庙号前加朝代名，如唐明皇（谥号）、宋太祖（庙号）。姓氏加于谥号之前的君主，只有武则天一个。
这当然因为武则天的身份有点不伦不类。说她是皇后吧，她又当过皇帝；说她是皇帝吧，她
又没有庙号。再说她那个武周王朝又不怎么算数，何况她又是女人。
女人是不能当皇帝的，这是规矩。所以武则天原本不能当皇帝，除非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不过即便是李世民的儿子，也未必能当皇帝。李世民一共有十四个儿子，其中长子常山王李承乾、四子魏王李泰、九子晋王李治，都是长孙（音掌孙）皇后所生。长孙皇后是正宫，为人又极贤德，在朝臣中威望很高，李世民对她也是十分敬重的。下一任的皇帝，当然要从她的儿子当中选。承乾是嫡子，又是长子，无论“立子以嫡”，还是“立嫡以长”，他都天经地义地是太子。可惜这位太子，形象不佳（有足疾），表现也不好（瞎胡闹），后来索性在汉王李元昌和宰相侯君集的煽动下谋反，事败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再也做不成皇帝梦了。
李世民比较看好的是皇四子魏王李泰。李泰比承乾小一岁，相貌英俊，聪明好学，端肃多才，在太宗看来，是一定能成为一个有道明君的。
然而朝中的重臣却都很反对，尤以长孙无忌（已故长孙皇后之兄）和褚遂良（谏议大夫）反对最为激烈。他们主张立皇九子晋王李治。李治时年二十二岁，虽不失为一个良善青年，却是有名的糯米团子，一点用都没有。但长孙无忌等人看中的，恰恰正是他的温厚文弱、一无所长。也许，他们伺候李世民这位“英主”，实在已经很累了，不想再来一位“雄主”。如果是李泰接班，一朝天子一朝臣，没准会把他们开了涮。如果是李治呢？就好控制得多了。长孙无忌可以继续维持外戚权威，褚遂良、李世璾（绩的异体字）他们也可以继续保持元老地位，君臣共治，天下太平。
这算盘打得并不错，只是没把武则天算进去。他们当然想不到，李治身边会出现一个蛇一样的女人武则天。他们当然也想不到，李治虽然好控制，却不是控制在他们手里，而是控制在老婆手里。结果，他们把李治扶上了台，李治却在老婆的指使下把他们整了下去。
李泰这边也屡犯错误。首先是恃宠骄横，目中无人。身边呢？据说又是些阿谀奉承的小人。这就不但让朝中的老臣看不起，也让他们不放心。更重要的是，他对继位一事表现得太猴急。他自作聪明地对李世民说：儿臣只有一个儿子。将来儿臣寿尽之日，一定把他杀了，传位给晋王。这话实在太假了，只能骗鬼去。褚遂良就当面对李世民说绝不可能。天底下哪有杀了爱子传位给弟弟的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倒是传位给弟弟赵光义的，但他没有杀儿子，他自己倒没准是赵光义谋杀的（这事在历史上一直是个疑案）。而且，赵光义临终准备把皇位还给赵匡胤的儿子时，他的谋士赵普就说“一错岂可再错”。可见李泰的信誓旦旦，其实是靠不住的，虽然赵光义的故事此刻还没有发生。
李泰还犯了一个自作聪明的错误。他跑去对李治说：你平时和李元昌关系最好，现在他被砍了头，你就不害怕吗？李治本来就是个没用的人，一听，果然愁眉苦脸。李泰的意思，是要警告李治：别和我争，没好果子吃的。没想到反而提醒了李世民：立李泰，承乾和李治都会有危险。只有立李治，才能保证三个儿子都平安无事。
李泰当时就被打发到均县（今湖北省均县）去了。李治被立为太子，后来又继承皇位，
这就是高宗。历史证明，由于君臣两方面各自的原因，李世民他们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大唐王朝差一点丢了江山，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则丢了性命。
懦弱无能的李治捡了只皮夹子，真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
武则天的运气也来了。我相信，她那时一定庆幸自己是个女人。因为女人虽然不能当皇帝，却可以当皇后呀！
武则天原本也是不能当皇后的。
武则天起先并不是李治的老婆，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小老婆，名分是才人。唐沿隋制，除皇后外，皇帝的小老婆从正一品的妃，到正八品的采女，一共有八个品级。正五品的才人只能算个中等偏下。要升到皇后，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何况武则天并不十分得宠，李世民的日子又不太多。但武则天是一个有心机的女人。她把自己的蜘蛛网丝，悄悄地搭在了太子李治的身上。这位未来的年轻皇帝对自己显然要有用得多，很值得为他献身的。李治后来在一份诏书中说，自己当太子时，因为父皇宠爱，“常得侍从”。但对父皇的嫔妃，却“未尝迕目（目光相遇）”。先帝知道后，非常赞叹欣赏，“遂以武氏赐朕”。这话半真半假。“常得侍从”是真的，“未尝迕目”则是鬼话。他和那位武才人之间，岂止是眉目传情，只怕早就几番云雨了。“遂以武氏赐朕”更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既然已经赏给他了，为什么太宗死后，武则天并没有“出口转内销”，顺理成章地去做李治的小老婆，而是和太宗其他没有生育的嫔妃一样，去当了尼姑？
武则天不想在青灯古佛前了此一生。她想当的是皇后，而不是什么尼姑。何况她已经在这个年轻皇帝身上下了本钱，不能颗粒无收。不过，骆驼进帐篷，先得伸进去一张嘴。武则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尽快回到后宫去。
这时，一个蠢女人帮了她的忙。这个女人就是王皇后。王皇后是李治的发妻，出身名门，而且是太宗皇帝亲自为李治选的“佳媳”，为人正派贤淑大概没有问题，但看来或许少了点魅力。这其实也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那些正妻们的“通病”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有所论述，请参看。。所以李治的心思，便主要放在一个叫萧淑妃的女人身上。这使王皇后十分忌恨。加上萧妃有子，自己却无生育，便觉得自己皇后的地位，有点摇摇欲坠。于是，王皇后便和所有利令智昏的蠢女人一样，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得计的馊主意：把李治偷偷去看过好几次的那个小尼姑接进宫来，让她去和萧淑妃那个小贱人撕咬，自己坐山观虎斗。
有王皇后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很快都如愿以偿。武则天拿着那张旧船票，重新登上了后宫这艘豪华游艇。她觉得自己真的时来运转了。李治也很高兴武则天终于到了他手里，却不知道自己就像一只苍蝇掉进了蜘蛛网，虽然那网很柔软，很温馨，还有点香味。
王皇后却得自己吞下这颗苦果。她的主意打得并不错，只可惜找错了对象。武则天可不是一只傻乎乎只知蛮干的母老虎，而是一条蛇，一条可以在草丛里隐忍潜伏很久，但只要咬你一口就见血封喉的毒蛇。何况重返后宫的武则天，早已不再满足于当一个什么“才人”或“淑妃”。她是冲着皇后的位子来的。这可真是“前门驱虎，后门揖狼”了。尽管武则天刚进宫时，在王皇后面前温顺乖巧得就像一只猫；也尽管“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萧淑妃果然失宠，让王皇后出了一口恶气；但，王皇后也很快就发现，她的这个低智商阴谋诡计和当年何进召董卓进京的性质结果完全一样：引狼入室。
于是，两个过去相互敌对的女人决定重新联合起来，对付武则天这个更危险的敌人。但是无济于事。李治这头大尾巴羊决心投入狼的怀抱，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何况这时宫中又发生了一件奇案：李治兴致勃勃来看武则天刚生下不久的小公主，却发现小公主已死在襁褓之中。一问，只有王皇后刚刚来过，还摆弄过孩子，而且旁边没有人。这下王皇后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王皇后谋杀了小公主。小公主之死其实有多种可能。比如正好突发急病，或王皇后因为没有抚育孩子的经验，被子盖得太严捂死了，甚或就是武则天自己掐死的。姑不论。何况王皇后既犯不着，也没那么蠢，会跑到武则天的住处来杀人。但李治和王皇后，一个脑子蠢，一个嘴巴笨，一个在气头上，一个
又说不清，冤案便这么稀里糊涂地铸成。
怒不可遏的李治当时就想废了王皇后，但被武则天止住了。武则天心里很清楚，这时即便废了王氏，皇后的位子也还轮不到她。与其再添一个对手，不如让王皇后在这个位子上再苟延残喘些时日。这样既显得自己宽宏大量，又不致给别人以可乘之机。她和曹操一样具有政治天才，懂得以她出身之卑贱，地位之尴尬，要实现远大目标，还需要假以时日。这就要耐心地等待，要能忍，要沉得住气。她也懂得什么事都要水到渠成，强扭的瓜不甜。
但武则天并没有闲着。她很清楚像她这样的女人在后宫里是既遭鄙薄又招忌恨的，因此她的当务之急是搞好群众关系，改善周边环境，使自己在宫里由少数派变成多数派。这时，武则天卑贱的出身帮了她的大忙。王皇后因为出身高贵，后台又硬，难免高傲，不把周围手下人放在眼里。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和舅舅中书令柳奭（音是）也都妄自尊大趾高气扬，令宫中人十分憎厌。武则天这个出身卑贱的小女子却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如何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尤其是拉拢那些憎恶王皇后、萧淑妃的人。她也懂得无风不起浪的道理，知道如果没有那些王皇后她们一百个看不起的“小人”，后宫里就别想闹出什么事端来。终于有一天，王皇后的一项“阴谋”被揭发出来了：她居然在宫中装神弄鬼，行“厌胜”之术——一种诅咒他人致病致死的巫术。这事究竟是王皇后之母柳氏出的馊主意，还是武则天的诬陷，已不得而知。但武则天收买的那些仆人奴婢，则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反正那个身上扎满了针的木头小人在王皇后的寝宫里被当场搜出，而高宗皇帝李治这几天又刚好生病。王皇后再次有口难辩，她的被废，已是迟早的事情。
为此，武则天还必须和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元老重臣面对面地进行一番较量。
刚一交手，没两个回合，几个男人就败下阵来。
这几位两朝开济的老臣一开始可能把事情想简单了，也把对手想简单了。他们显然没有想到，武则天这个“贱人”在李治的心目中会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他们也没有想到，李治这个“娃娃”犟起来会像一头驴。他们没有进行很好的策划就匆忙上阵，以为只要他们一反对，李治和武则天就没辙了。所以，他们的反对显然有点意气用事，而且一上来，就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第一个上阵的是褚遂良。褚遂良是前朝元老，顾命大臣，反对废王立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胆气很壮，做法却不大得体。他的理由有两条：一，王皇后出身名门，先帝所选，又没有犯什么大错误，不能废。二，即便要另立皇后，也得妙选天下名门望族之女。武则天侍奉过先帝，名声太坏，不能立。最后的一招，则是把手中的象笏往地上一放，说：这象笏是陛下所赐，现在还给陛下，请陛下准臣告老还乡！
这第一炮就打走了火。目标没有对准武则天，却把炮弹全砸在李治身上。事情当然是李治引起的。毕竟是李治要换老婆，不是别人要换，或武则天公然要当。但李治是不能反对的，因为他是大唐王朝的皇帝。反对李治，就是反对大唐。至少是，公开反对皇帝，等于跟自己有仇。褚遂良一上来，就把矛头直指李治，简直就是自己找不痛快。
其实，在这场废立斗争中，不但不能反对李治，而且还要争取李治。因为要换的那个人，不管你算她是李治的老婆也好，算她是大唐的皇后也好，换不换，最后还得既是老公又是皇帝的李治说了算。既然是李治说了算，你就只能说服李治，不能攻击李治。但褚遂良说的那些话，在李治看来，句句都是攻击他，字字都和他过不去。褚遂良一开始就说王皇后是先帝所选，不能废，这就不但是拿先帝来压服李治，而且等于说他李治没有选择老婆的权利。李治也明白，他是不如先帝，但他好歹也是现任皇帝，怎么就连个换老婆的权利都没有？武则天的心腹许敬宗在朝中大造舆论，说一个老农民多收了几斗谷子，也要换老婆，何况贵为天子？这话虽然说得粗俗不堪，也不成体统，居然把至尊天子和乡下老农相提并论，但李治如果这回换不了皇后，岂不是连乡下老农都不如了？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褚遂良又说，先帝临终时，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先帝言犹在耳，陛下不会忘记吧？这就不但是抬出先帝压皇帝，而且是倚老卖老，把皇帝当小孩子，自己摆老资格了。李治血气方刚（二十八岁），又是皇帝当得正过瘾的时候（当了六年），哪里受得了这个？一听就气炸了肺。不错，李治是比较柔顺懦弱，但不等于没有脾气。事实上，柔弱的人往往倔强，正如刚毅的人往往豁达。况且，再柔弱的人，只要当了皇帝，手上有了生杀予夺之权，也会变得有脾气的。而且，正因为李治一贯被视为柔弱，也就特别怕
人家说他没用，很需要找一两只鸡来杀一杀，表示他不是好欺负的。褚遂良这一回就撞到了枪口上。
何况褚遂良还把老账也翻了出来，说什么武则天曾侍奉过先帝，天下人人皆知，陛下立她为后，如何向世人交代、向历史交代云云。这就等于说武则天是破鞋，不干不净；李治乱伦，少廉寡耻了。老实说，这话即便对普通老百姓，也不好当面说的，怎么可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皇帝说？至少，李治可以问他一句：褚遂良，你是来和朕商量事情的，还是来和朕吵架、揭朕之短的？苟有此一问，褚遂良一定无言以对。
事实上褚遂良就是来和李治吵架的，要不然他掼纱帽干什么？身为朝臣，当众交出象笏，这就不但是同皇帝吵架，而且是公开同皇帝翻脸了。褚遂良实在糊涂。他以为正义和真理在他这边，就可以理直气壮、慷慨陈词，没想到在李治眼里，这是目无君父、犯上作乱。你既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皇帝当然也可以不把你放在眼里。你既然要和皇帝断绝关系，皇帝当然也可以和你断绝关系。不信咱们君臣比试比试，看看究竟谁怕谁？于是李治勃然大怒，喝令：拉出去！躲在帘子后面的武则天也怒不可遏，忘乎所以地叫了一声：还不杀了这野种！
由于褚遂良的意气用事不讲策略，一局棋完全被他搅乱。现在，问题已经由王皇后该不该废，武则天该不该立，变成了褚遂良该不该杀。长孙无忌他们只好赶紧先来救褚遂良的命，武则天的事就顾不上了。
说起来，褚遂良也算是一个老政治家了，不知为什么遇事这么沉不住气，又这么不动脑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门第，却不知大唐王朝从李世民开始，最恨的就是门第；〖JP3〗贞观年间，高士廉等人作《氏族志》，仍以山东崔干为第一等，李世民看了就很不高兴。后来，李治和武则天又颁布《姓氏录》，进一步打击门阀观念。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先帝，却不知李治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老拿先帝和他比，老拿先帝来压他。两年后，被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的褚遂良上表自陈，重提往事，顾影自怜，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求。他说，当年承乾和李泰都想当太子，是我和无忌坚定不移地拥戴陛下；先帝去世以后，又是我和无忌不辞辛苦地辅佐陛下。我自悔有忤圣意，但希望陛下看在往事的份上，多多哀怜。他甚至还提到太宗去世时，李治扒在自己肩上痛哭失声的事。然而，这封信送到李治手里，却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据说，李治连看都没看。
公元658年，褚遂良在忧郁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
褚遂良实在是糊涂透顶。他应该知道，在专制体制下，政治人物之间，尤其是君臣之间，是没有什么交情和友谊可言的。如果对方是英雄，是虎，是豹，也许还能用理性唤醒，用真情感动。可惜李治不是。对于李治这样一只大尾巴羊，重提往事等于揭他老底，只能使他恼羞成怒。我相信，李治在看了褚遂良这封信时，一定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到这个份上了，还要摆老资格。于是把心一横：去他的，不理他！
另一位老政治家李世璾就没有这么蠢。
当李治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废王皇后、立武则天问题时，李世璾请了病假。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李世璾这病生得蹊跷。
李世璾确实有心病。
李世璾是大唐王朝的开国元勋，和李世民关系极好。他原本姓徐，因为功勋盖世而被太宗赐姓李，又因避李世民之讳，时称李璾。李世璾和李世民的关系，据说是“外虽君臣，内实骨肉”，是穿一条裤子都嫌太肥的“铁哥儿们”。李世璾生病，李世民听说胡须灰可以治，就把自己的胡须剪了烧成灰，给李世璾做药。有一天，李世民对李世璾说：我要把儿子托付给你。你不辜负李密，也不会辜负我。李世璾感动得把手指都咬出了血。可是，当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时，却莫名其妙地把李世璾贬到千里之外、万山丛中的叠州（今甘肃省迭部县）去了，并没有把儿子托给他。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璾的才能智慧绰绰有余，但你对他没有恩德，恐怕他未必对你效忠。朕现在就把他贬到天荒地远去。他如果立即上路，你将来可以重用他；他如果观望犹豫，不及时赴任，那就只有把他杀掉！
李世璾没有观望犹豫。他接到任命，连家都没有回，立即就到叠州去了。所以，李治一即位，就立即召回李世璾，委以重任。
然而李世璾却彻底地心灰意冷。他十七岁参加瓦岗军，以后又事奉李渊、李世民、李治三朝天子，几十年军旅生涯，几十年政治风雨，早已磨练得老于世故，缜密圆滑，何况太宗驾崩前的突然被贬，还记忆犹新！那一次自己如果不是看透了李世民的心思，只怕脑袋早就
搬了家。想起来真是既寒心，又后怕，不寒而栗。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我凭什么还要再掺和到你们李家舅甥之间的纠纷里去？我又凭什么还要再为你们李家出谋划策赴汤蹈火？他现在对政治、对官场、对人生，是越看越透了。他犯不着为什么朝廷纲纪或君臣大义之类空洞的东西献出生命，也犯不着和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伙飞扬跋扈的家伙搅和在一起。因此，他决定持一种超然旁观的态度。当李治向他征求意见时，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再问外人？
李世璾这个不是态度的态度却给李治以极大的鼓舞。对呀，我是皇帝。我的家务，关这些老白菜帮子什么事！这个态度也等于变相地告诉李治：并非所有元老重臣都一边倒地反对废王立武。这下子李治既有决心又有信心了。公元655年，或者说，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十三日，李治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十九日，百官请立中宫，李治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武则天终于达到了目的。
武则天到底是武则天呀！就在李治下诏立她为皇后的第三天，即十月二十一日，武则天上表，要求褒奖韩瑗、来济。韩瑗和来济都是反武派的中坚。早在废王立武之前，李治曾提出封武则天为“宸妃”。唐制，天子四妃，曰贵淑德贤。武则天却要求在此四妃之上再设宸妃。宸，北宸也，即北极星，是帝王的象征。宸极指君位，宸居则指帝王的居处，也代指君位。武则天要当宸妃，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当准皇后。这是她一时半会当不上皇后时，使出的缓冲之计。但这样一个妥协平衡的方案也遭到韩瑗和来济的极力反对，说是史无前例。在册立皇后的问题上，韩瑗和来济也是坚定的反对派，而且话说得很难听，连妲己、褒姒（音四）的故事都被翻出来了。现在武则天居然以他们曾经反对自己当宸妃为由提出要褒奖他们，韩瑗和来济都断定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韩瑗和来济估计得并不错。武则天是不会放过她的仇人的。就在她正式成为皇后的二十六天后，王皇后、萧淑妃被赐自尽。两年后，韩瑗和来济被贬。四年后，长孙无忌也被谋杀。办法是刘邦、曹操都用过的：诬以谋反。
韩瑗也被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只不过其时韩瑗已死，武则天没砍成他的头。来济的下场要好一些：他是在和突厥作战时战死的，没给武则天留下诬以谋反的机会。
当然，武则天此刻还顾不上收拾他们。她正忙着加冕呢！十一月一日，举行了隆重的册封皇后仪式。礼使英国公李世璾将皇后的玺授恭敬地奉献给武则天。接着，盛装的新皇后又来到肃仪门，接受文武百官、四夷君主的祝贺。这种朝拜皇后的仪式是由武则天首开先例的。武则天，这个木材商的女儿，太宗宫殿里卑贱的侍妾，感业寺里孤寂的居姑，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成为大唐王朝的堂堂国母。这一年，她三十二岁。
现在，作为一个女人，武则天已经到了顶。精力旺盛、才智过人而又不甘寂寞的她，便只好去做男人的事情。
使武则天成为男人的是她的男人——唐高宗李治。
史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对他这个宝贝儿子，一直是不怎么放心的。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在两仪殿接见群臣，当着李治的面问：太子的品行，天下人都知道吗？长孙无忌回答：太子虽未出宫门，但天下人无不钦仰其圣德。太宗又感慨地说，老百姓都这么讲：“生子如狼，还怕是羊”，治儿可是从小就宽厚啊！长孙无忌又说：陛下骁勇，是创业之君；
太子仁恕，有守成之德。陛下与太子性格相异，正是皇天所赐，苍生之福！
长孙无忌的话在理论上并不错。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治天下。开国之君必须是虎，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只是他没想到，羊并不只吃草。如果当了皇帝，也吃人。李世民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不过他同样没想到，李治不但柔弱，而且“好内”，喜欢听女人的。
这都给武则天以可乘之机。
李世民对李治的教育是抓得很紧的。看见他吃饭，就说：你要是知道种田的辛苦，就总会有饭吃了。看见他骑马，就说：他要是知道不让马太累，就总会有马骑了。看见他坐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民就是水，君就是舟。看见他站在树下，就说：木头有墨绳就笔直，元首听意见就圣明。真可谓用心良苦。李世民还专门写了一本叫《帝范》的书，教李治如何做皇帝。
李治的表现也不差。刚当皇帝时，他是很虚心的。有一天，李治外出打猎，正碰上下雨。李治问谏议大夫谷那律：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谷那律回答说：用瓦做就不漏了。李治明白这是在劝谏他不要因好打猎而荒于朝政，很高兴地赏赐了谷那律。对那些不该赏的，他也不留情面，颇能做到赏罚分明。他的叔叔腾王李元婴和哥哥蒋王李恽（音运）搜刮民财，屡教不改。在赏赐诸王时，李治就独不赏腾王和蒋王，说：腾叔和蒋兄反正自己会捞钱，就不用赏什么东西了。给他们两车麻绳，用来穿铜板吧。羞得二王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显然，李治并不昏庸，也不蠢。
然而他的心病却很重。
李治一上台，就面临三大难题：一，如何摆脱先帝的阴影；二，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三，如何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这三个问题他一定想了很久。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三个问题出发的。
在一般人看来，李治从唐太宗手上接过这个摊子，是很幸运的。贞观之治，成就斐然，君仁臣忠，民富国强。李世民这个盖世英主，几乎把什么都设计好了，考虑好了，安排好了，李治简直就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但，创业难，守成更难。李治的苦恼，只有李治自己知道：干好了，是先帝的福泽；干不好，是自己无能。父皇太成功了，他怎么都走不出先帝的阴影。
权臣们也是一个麻烦。他们追随先帝多年，功勋盖世，谋略过人，说是来辅佐自己的，谁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即便不谋反，总把自己当小孩子，也很可气。李治看得出，这些老家伙并不好伺候。就拿长孙无忌来说，名字叫无忌，其实无所不忌。唐太宗因李治仁弱，恐怕难守社稷，曾打算另立英武果断的吴王李恪为太子，便遭到长孙无忌的断然反对。因为李恪不是他妹妹长孙皇后所生，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结果，李恪不但没能当上太子，而且在李治登基后被长孙无忌谋杀，办法就是后来武则天对付他的那个——诬以谋反。李恪临死时曾大骂说：长孙无忌窃弄权威，陷害忠良，祖宗有灵，不久你就要灭族。史家也认为长孙无忌诬人谋反，反被人诬，多少有点算是报应。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高阳公主及驸马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谋反，阴谋废去高宗，另立荆王李元景为帝。此事与吴王李恪并无关系。长孙无忌因为曾经反对立李恪为太子，害怕李恪报复。为了去掉这块心病，便诬陷李恪插手，并亲自提审案犯，动用酷刑，锻炼成狱。李恪被赐自尽。
其实就算长孙无忌他们无忌，李治也有忌。李世民尚且猜忌李世璾，李治怎么就不猜忌长孙无忌？专制政治，最忌权臣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不杀了这些大尾巴羊，自己是睡不着觉的。羊群中总要有羊被杀，谁的尾巴大就杀谁。只不过李治下不了手。这只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头羊的小羊，性格内向，内心羞怯，一见到长孙无忌他们那狼一样的凛然目光，心里就犯怵。他们连太宗皇帝都敢顶撞，还有什么不敢的。
这些苦恼很需要向人诉说，更需要有人帮他走出困境。但是，又能和谁商量呢？后妃们只知道争风吃酷，朝臣们又心怀鬼胎。年轻的皇帝感到了孤独，感到了“高处不胜寒”。
这时，上帝把武则天派来了。
李治和武则天一见钟情。两个人的偷情，开始时可能出于一时的冲动。但很快，李治就
发现，这个比自己大四岁的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魅力，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像李治这样羞怯内向的大男孩，原本就喜欢那些比自己年龄大、介乎母亲与姐姐之间的女人，就像那些特别具有男子汉气质的人，往往喜欢比自己小、介乎妹妹和女儿之间的女人一样。更何况李治还惊喜地发现，这个女人身上有的，正是自己身上没有的。她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机敏果断、精力旺盛，与自己的多愁善感、柔弱任性、优柔寡断、羞怯无为正好相反。李治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欢欣鼓舞。他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解决他面临的三大难题。为此，他不顾一切地要把这个女人推上皇后的位子。这是长孙无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有限，跳不出“好色”或“惧内”的框框，更弄不清这位年轻的皇帝心里到底想什么。
李治寄希望于武则天的，也正是她想要做的。
我们现在已无法弄清，武则天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才能是从哪里来的。和一般的女人不同，她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和潜能，加上她那女人特有的直觉，玩起来比她老公李治更得心应手。她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要先做什么事得放一放。正是靠着这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她一步一步登上峰巅。
当上皇后以后，武则天最迫切要做的事，除废掉太子李忠，另立自己的儿子李弘为太子外，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这件事情她和李治有共识，甚至李治比她更有切肤之痛：李治已经尝到了元老派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滋味。如果这些元老重臣们动不动就联合起来和自己对着干，那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当武则天提出要重赏并提拔拥护她当皇后的那些人时，李治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其实，李治对这些人也是心存感激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当他提出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时，朝臣们基本上是一边倒的。除少数默不作声的外，大多数人都站在长孙无忌他们一边，而且一个个都那么愤激、冲动，好像他李治犯了多大错误似的。这事他想想就寒心，想想就后怕。这大唐的江山，究竟是他李治的，还是长孙无忌他们的？幸亏有许敬宗、李义府他们出来说话。他还记得，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支持他的，是李义府；在朝堂上为他大造舆论的，是许敬宗。这使他感到极大的欣慰，就像孤军奋战的斗士遇到了拔刀相助的侠客，就像一个在荒郊夜色中四顾茫然的独行者看见了远方的一缕炊烟。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在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这种支持来自非常卑微的人。不！正因为支持者是那样卑微，这种支持才更加弥足珍贵。李治从心底里赞成武则天对这几个人的重赏和重用。这样的人不赏，赏谁？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应该把这些人提拔起来，让他们和长孙无忌的元老集团抗衡。
李治有这样一些想法是很自然的。他当然不会这样去想：这些家伙究竟算是自己的队伍，还是武则天的人马？他当然也不会想到，这些家伙对自己的支持，并非都是出于什么正义、公道、原则，或是出于对君王的绝对忠诚。他们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而且事先经过了反复的掂量和考虑，这才决定出来豪赌一把，并把赌注押在武则天这颗即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身上。
至少李义府是这样的。因为李义府是小人。
李义府这个家伙，在当时的政坛上，名声是很臭的。他的外号叫“李猫”，意思是和猫一样，外表柔顺，内心狠毒，笑里藏刀。这样一个名声极坏的家伙，又是敌对集团的人（李义府的靠山是刘洎，刘洎是魏王李泰一党，和长孙无忌、褚遂良是死敌，后被褚遂良陷害），长孙无忌当然容不得他，便打算把他贬到外地去。李义府恐慌之极，问计于王德俭。王德俭说，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一个人。李义府忙问是谁。答曰武昭仪。李义府摇摇头说：恐怕不行吧！皇上早就想立武昭仪为后，一直没能成功。武昭仪自己的事都办不好，还管得了别人？王德俭笑了起来，说你这个人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武昭仪的事办不成，是因为没人支持。如果你出来支持，岂非雪中送炭？武昭仪的事就是皇上的事。你帮了皇上这个大忙，能没好处吗？李义府这才成了支持废王立武的第一个“英雄”，也成了因为此事最早受惠的人。
此后李义府一直青云直上步步高升，成为当时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不过狗总是改不了吃屎的。李义府当政以后，大概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卖官。《旧唐书》说他“专业卖官为事”，竟是个“卖官专业户”。因为贪得无厌，他连长孙无忌孙子的贿赂也收，卖给他一个司律监的官职。其他的坏事干得也很出格。洛阳有个女犯人长得很漂亮，他竟命令审判官毕正义枉法释放，然后据为己有。东窗事发后，又逼毕正义在狱中自杀。最后，由于他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民愤太大，加上他小人得志，仗势欺人，飞扬跋扈，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
，弄得天怒人怨，终于在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被捕下狱，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死在流放地。死后，韩野额手称庆，拍手称快。
许敬宗倒没有这么恶劣，也并非不学无术。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他就进了文学馆，和杜如晦、房玄龄、孔颍达、虞世南等人同为十八学士，成为李世民的政治顾问，资格是很老的。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著作等身，曾总修《五代史》、《晋书》，是个历史学家。不过此人的人品和史德都不怎么样。他的父亲在隋末江都兵变时被害，他贪生怕死，不敢营救。封德彝把这事说了出去，他又忌恨封德彝，在给封德彝作传时，添油加醋，“盛加其罪恶”。其他人如果给他送礼行贿，他也不吝吹捧粉饰之词。学问做到这个程度，实在应该算是道德败坏了。
不过，武则天和李治此刻还顾不上这么多道德的考虑。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队伍，集结自己的人马，而无论这些人是君子，还是小人。
李义府之流的得势，和褚遂良等人的被贬正成鲜明对照。人们开始认识到，得罪武则天，就是得罪皇上，甚至可能比得罪皇上还糟糕，决没有好果子吃。相反，投靠武则天，就是站在皇上一边，肯定青云直上。于是，一些犹疑不决持观望态度的人认清了形势，一些原先受排挤受压制的下层官吏和寒门士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原本就见风使舵善于钻营的小人更是有了可乘之机。武则天的旗帜下开始集结人马，她的队伍壮大了起来。
但，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骂名：亲信小人，重用匪类。
武则天并不喜欢小人。没有人会喜欢小人，连小人都不喜欢小人。可是，正人君子们都不和她合作，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再说，反对她的那些人，也不见得十分干净，也做过亏心缺德事吧？褚遂良诬陷过刘洎（音记），长孙无忌陷害过李恪。他们的手下，也有不少是小人。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既然如此，就不能再谈道德问题，只能靠政治态度来划线了。
不过，武则天重用许敬宗、李义府之流，并不完全是为了酬劳他们的拥立之功，也不完全是因为无人可用，还在于她深知小人有小人的用处。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从来就是阴谋家、野心家、独裁者最趁手的工具。乱世要靠他们兴风作浪（他们最擅长造谣告密），治世要靠他们粉饰太平（他们最擅长拍马吹牛）。尤其是搞宫廷斗争时，小人更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正人君子不肯、不敢、不屑去做的事，都可以放心地交给小人去做，而且包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何况小人用起来比君子更顺手。小人没有道德观念，好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好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怕他们翘尾巴；没有自身价值，没用时扔了也不可惜。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君子的作用是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小人的作用是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君子务虚，小人务实。有君子作榜样作楷模，人们自觉忠君；有小人作耳目作打手，大家不敢谋反。一个高明的君主，是一定两种人都要用的，就像大棒和胡萝卜缺一不可一样。武则天在她执政的后期，就大量起用正人君子，如狄仁杰。但现在还不行。她还得依靠小人，为她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人的作用无非四种：帮忙、帮闲、帮腔、帮凶。李义府没多少能耐，只能帮腔；许敬宗满腹经纶，便可以帮凶。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洛阳人李奉节状告太子洗马（为太子掌管书籍的侍从官）韦季方和监察御使李巢两人朋比为奸，图谋不轨，李治派许敬宗审理此案。许敬宗想到了当年长孙无忌利用房遗爱谋反案诬陷李恪的事，如法炮制，捏造了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李治不敢相信，许敬宗说证据确凿。李治伤心地哭着说：我家太不幸了，亲戚中总是有人居心不良。前几年高阳公主和房遗爱谋反，现在舅舅又是这样，真叫朕羞见天下人。许敬宗煽动说：房遗爱乳臭未干，高阳公主是个女子，他们谋反，能成什么气候？长孙无忌可就非同小可。他帮先帝夺取了天下，天下人都佩服他的智谋；他当宰相三十年，天下人都惧怕他的权威。陛下还记得宇文述吗？臣可是亲眼看到过隋炀帝对他们一家的亲爱信任。那可真是权宠无伦，势倾朝野，言听计从，不分彼此。结果怎么样呢？炀帝还不是被宇文述的儿子杀了？前车之鉴，陛下该不会忘记吧？
李治当然不会忘记。这事太宗皇帝曾多次对他说过：隋炀帝死于非命，就因为对宇文父子太宠幸、太信任了。于是李治又流着眼泪说：就算元舅真的这样，朕也不忍杀他。杀
李治当然不会忘记。这事太宗皇帝曾多次对他说过：隋炀帝死于非命，就因为对宇文父子太宠幸、太信任了。于是李治又流着眼泪说：就算元舅真的这样，朕也不忍杀他。杀了元舅，叫天下人怎么看朕，后代人怎么看朕啊！许敬宗这时又再次发挥他历史学家的作用了。许敬宗说：汉文帝的母舅薄昭因杀人获罪，文帝命百官往哭，含泪把他处死，至今人称圣明。长孙无忌的罪大得多，陛下有何不忍？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陛下如果姑息养奸，将来变乱生于肘腋，只怕后悔莫及。
李治完全被这个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所说服。他不再过问长孙无忌的案子，全都交给许敬宗去办理，甚至没有差人把长孙无忌召来核实一下。四月二十二日，长孙无忌的官爵封邑被剥夺，贬往黔州。牵连到此案的柳奭、韩瑗被除名，于志宁被免官。七月，许敬宗趁李治下令重审此案之机，派中书舍人袁公输前往黔州，逼长孙无忌招供反状并自缢。接着，与此案有关的官员，或贬，或杀，或充军，或除名。可怜长孙无忌一代英豪，两朝元老，三十年相国，数十载经营，权势熏天，盘根错节，却只因许敬宗摇唇鼓舌，血口喷人，便一朝倾覆，土崩瓦解，整个集团被连根拔掉。谁说舌头不能杀人？
我们现在已无法得知，武则天在此案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可以肯定，她是拍手称快的。就连李治的角色也很暧昧。表面上看，他是受了许敬宗的蒙蔽，稀里糊涂地杀了舅舅，而且一直于心不忍。但没有他的首肯、默认、纵容，许敬宗能有那么大的狗胆，又下得了那么重的毒手？也许，李治也好，武则天也好，都没给许敬宗什么指示或暗示，一切都是许敬宗自作聪明的投其所好。这其实也正是小人的本事。他们总是能知道主子想要什么想干什么，然后主动把主子想干又不便明说的事办好。这同时也是小人的可怜之处：他们不但必须帮主子干坏事，还必须帮主子背罪名。
看着政敌们人仰马翻，许敬宗笑了，武则天笑了，李治大概也笑了。
不过，李治很快就笑不起来。他发现，除掉了长孙无忌集团后，权力好像并没有回到自己手上。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是不开心。
有一件事情对他刺激很大。这件事是武则天的那个走狗李义府引起的。李义府这个家伙，仗着自己是武则天的亲信死党，又掌握着选官之权，便公然鬻官卖爵，为非作歹，连家人也横行不法，弄得民怨沸腾。李治看他闹得太不像话，便把他叫来，语气温和地对他说：爱卿的儿子女婿都不太谨慎，多有不法之事。朕倒是可以帮爱卿掩饰掩饰，不过爱卿也该教训一下他们才是。谁知李义府勃然变色，脖子腮帮都涨得通红，青筋暴起，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反问李治：这是谁对陛下说的？李治心想，这难道是臣子在对皇上说话吗？他强压怒火，说：只要朕说的是事实，何必问朕是从哪里听来的呢？
这事让李治很是恼火。李义府这个狗仗人势的王八蛋，居然连朕都不放在眼里，简直可杀！但，打狗还得看主人。一想到这条狗的主人，李治便不免有些泄气。他对他那位皇后娘娘，是越来越看不懂摸不透了。他对他自己这个皇帝该怎么当，也越来越弄不清搞不明了。过去，面对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他感到有压力。现在，换了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他又觉得受愚弄。过去他觉得江山不是他的，是长孙无忌的。现在，他又觉得这江山仍然不是他的，是武则天的。李治觉得很窝囊。
窝囊的李治进行了三次努力。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他一时兴起，决定废掉武后。可惜诏书墨迹未干，就被武则天发现，计划也就随之流产，还搭进去宰相上官仪的一条性命。十一年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他打算彻底退位让权，由武则天独掌国政，或者干脆把皇帝让给武则天去做，自己图个清静，安享晚年算了。他的胡思乱想遭到宰相郝处俊的坚决反对，说这种想法既不敬天（天道阴阳岂可颠倒），又不法祖（祖宗基业岂可送人），甚为不当。他又想禅位于太子李弘，这倒是可以的，然而李弘却在这年四月突然死去，死因十分可疑。李治发现自己的任何努力都徒劳无益。他就像一只肥囊囊的大尾巴羊，一旦当了皇帝，就和陷入狼群没有两样。之所以没被吃掉，是因为所有的狼都盯着这惟一的羊，而且狼们还需要留着他这颗羊头，以便贩卖他们的狗肉。李治完全没有办法从这狼群中突围，他只能顺其自然，当一天皇帝坐一天朝。
何况李治的健康也越来越差。在他登极十一年、武则天册立为皇后五年后，即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李治得了风眩病，目不能视，部分政务只好交给皇后处理。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患风痹；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患疟疾。总之李治的后半生，大体上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他实在已管不了许多。
然而武则天却越活越年轻，越干越红火。显庆五年李治生病以后，她就开始参预朝政，
并表现出她的政治天才。麟德元年，废后阴谋破产后，她开始垂帘听政，与李治平起平坐，并称“二圣”。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她和李治同往泰山，首开皇后参与封禅大典的先例。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她改称“天后”（李治则称“天皇”），已非一般皇后可同日而语。同年，她又发布改革政治的十二条施政纲领，实际上已成为大唐王朝的核心人物和政治领袖。因此，当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李治病逝（终年五十六岁）时，她几乎没费多少气力就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政权。
武则天在李治死后接管大唐政权，应该说并不奇怪。从公元655年册封，到683年李治去世，武则天当了二十八年皇后。这二十八年，她可没有闲着，也没有虚度。她一直活跃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而且一直在洗牌。洗一回，赢一把。在武则天当皇后的头十年（公元655年至664年）里，主政的基本上是李治。李治日日临朝，武则天临朝大体上只是偶一为之。中间十年的“二圣时期”（公元664年至674年），李治和武则天同时临朝。进入“天后时期”（公元674年至683年）以后，武则天便日日临朝，李治临朝反倒是偶一为之了。李治和武则天的位置，正好掉了一个个儿。
武则天能走到这一步，完全因为她的深谋远虑。她要求参加封禅，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女人的爱出风头，没想到这是在造舆论。她上书谈论改革，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女人的心血来潮，没想到这是在讲政治。她提出要召集文学之士来宫中修撰史籍，也没引起什么特别的注意。李治甚至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放手让武则天去抓这件“无关紧要”的事。尽管武则天特地提到了太宗皇帝的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大家还是没想到这事与当前政治有什么关系。他们想不到一个女人会有那么大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野心。直到那些为武则天编撰书籍的“北门学士”这些人经武则天特别批准，可以不经过百官办公的南衙，直接从北门进宫。北门是皇宫后门，乃皇家重地，只有皇帝、后妃、太子、王公才可出入。因此这些可以“走后门”的学士便被称为“北门学士”。终于有一天出现在殿堂之上，对朝廷的舆论和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武则天不但要研究历史，还要改写历史；不但要为自己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还要为自己组织一个顾问班子和行政班子。天后娘娘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
有如此之多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的准备，武则天距离帝位其实已只有一步之遥。
尽管有这么多的准备，武则天要当皇帝，仍并不那么容易。
按理说，皇帝驾崩，应由太子继位。武则天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当过太子。第一个是李弘。李弘早在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就被册封为太子，却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去世。许多人都说他是被武则天毒死的。可惜死无对证，何况这位太子的身体确实很差，早在他被册封为太子的那一年，就曾大病一场，以至“御医无策”。咸亨二年（公元671年
）监国时，也因多病而由戴至德等人处理政务。所以我们只好算他是病死。
第二位太子是李贤。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废。他的被废，也是一个疑案。我们只知道他们母子之间猜忌很重。有人说是因为他组织名儒注《后汉书》，大讲后妃外戚干政犯了武则天的忌讳；也有人说李贤根本不是武则天的儿子，而是她姐姐韩国夫人和李治的私生。总之，他被告发谋反，在他的宫殿里搜出兵卒甲服数百件以为罪证。这位可怜的太子被废为庶人，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死在巴州。
以数百件兵卒甲服为谋反的罪证，显然证据不足。就这么一丁点儿武器装备，能谋什么反？因此这一“确凿”的证据，就像从王皇后那里搜出的木头小人一样，完全有两种可能。一种，这些兵器武备确实是李贤私藏的，但目的却不过是自卫。另一种，就是栽赃了。栽赃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武则天栽赃，另一种是别的什么人栽赃，意在挑起他们母子之间的争斗，自己好坐收渔利。但如果武则天对她这个儿子并无猜忌，那么，这个赃就栽不成。而且，即便那些东西真是李贤私藏的，也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事实上，如果不是武则天已有废掉太子之心，就不会有人出来控告太子，更不会有人去搜查太子的府第。可见，李贤实际上是死于武则天的猜忌。
说武则天诬陷太子贤，和说她毒杀太子弘一样，并无任何证据。但武则天猜忌甚至嫉恨她这两个儿子，则大休上可以肯定。原因是当时君臣朝野都看好这两位太子。李治曾对侍臣们说：“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资治通鉴》也说李弘仁孝有礼，“上甚爱之”而“中外属心”。这当然不会让武则天高兴。武则天希望的是中外都属心于她自己，而不是属心于别的什么人。所以，李弘突然去世，当时就有人怀疑是武则天下的毒手——“时人以为天后鸩（音震，用毒酒杀人）之也”。
李弘死后，大家又转而拥戴李贤。因为这时谁都看出，武则天野心不小，李治则早已大权旁落。而以李治身体之衰弱，性格之懦弱，夺回政权，重振朝纲，几乎就不可能。因此他们都寄希望于新太子。李贤似乎也不负众望。他容貌俊秀，举止端庄，自幼就爱读书，而且过目不忘。他还主持对《后汉书》作了注释，水平相当的高，至今仍很权威。这事使他名声大振。朝野一致认为，李贤将承继大位，一主唐祚。李治甚至对李世璾说：“此子严于律己，不失为成就大业之才。”诸子如果都像李贤一样，“大唐无虞矣”！
大唐无虞，则天有忌。已尝到大权独揽甜头的武则天，很不喜欢在她兴头上有人横插一杠子。正好这时发生了明崇俨被杀一案。明崇俨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家伙，据说会一些巫术，能给人治病。他曾对武则天说，太子贤命相不好，不堪继统，应另立英王李显或相王李旦。后来，明崇俨神秘地被人谋杀。办案人员把李贤的同性恋对象赵道生抓来一问，招供说是李贤买通盗贼所杀。接着便是在李贤的马房里搜出了兵器武备。整个案件扑朔迷离无可深究。但可以肯定：或者是武则天一手制造了这一冤案，或者是武则天利用了这一案件，又在其中做了些手脚。反正，她达到了目的。
看来，李贤的书还是读少了点。他实在不该在武则天风头正健时去抢她的戏。他只知道太子可以当皇帝，却不知道连皇帝也是可以被废掉的，何况太子？
三任太子李显就是在皇帝位子上被废的。这家伙是个混蛋加草包。他比他老爸更窝囊，更好色，更怕老婆，更没头脑。李治虽然弱一点，却好歹还有自知之明，为人处事都比较谨慎稳当得体，因此也还有一定威望。李显却完全拎不清自己的斤两。上台没两天，屁股还没坐热，就忙不迭地拍老婆的马屁，要让老丈人韦玄贞当宰相。宰相裴炎不同意，这个糊涂皇帝竟然说：国家是朕的。朕就是把天下都让给他，也没什么了不起，何况只是让他当个侍中？这就不但武则天不能容忍，其他人也无法接受。哪怕说的是气话，也不能容忍。因此，这家伙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武则天和裴炎从宝座上拖了下来。
事实上李显也确实不堪为人君。神龙元年（公元７０５年），武则天退位后，他又当了皇帝，最后却死于非命。因为韦皇后想学婆婆武则天当女皇，女儿安乐公主则想当皇太女。她们合谋在馅饼里放毒药，把这个糊涂皇帝送上了西天。中宗李显这只昏头昏脑的大尾巴羊，一生栽在了他最亲密的三个女人身上：亲娘武则天、爱妻韦皇后、娇女李裹儿。不难想象，武则天就算不废他，他也当不好皇帝的。
接替李显当皇帝的睿宗李旦是个聪明人。他干脆连朝都不上，把所有的政务都交给母后去处理，说是自己年轻不懂事（时年二十二岁），无德无才，不堪执掌国政。两年后，武则天提出要还政于他，他只是叩头，死也不肯答应。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则天取代李家的人当皇帝，已是迟早的事。
然而武则天并没有匆匆忙忙把皇冠戴在自己头上。
武则天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这是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她深知，她要做的，是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有的事。中国不要说从来没有过女皇帝，便是女人执政掌权，也很不“合法”。这就要有铺垫、准备，要让人们在思想上转弯子，也要耐住性子等一等，看一看。武则天能做到这一点。她有耐心，沉得住气，但不能等太久，因为她已经六十一岁了。
事实上当时的形势也容不得她慢条斯理温文尔雅。权力斗争从来就你死我活，改朝换代更不是绘画绣花。高宗去世以后，实际上空缺的帝位已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已经演不下去。武则天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还政于子，让李治的儿子去卖羊肉；要么亮出武家店的招牌，公开卖狗肉。武则天心里很清楚，大家都在等着她摊牌，何况还有那么多人在磨刀霍霍虎视眈眈。
第一个公开跳出来和武则天叫板的是徐敬业。嗣圣元年（公元６８４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中宗李显被废七个多月、章怀太子李贤自杀六个多月后，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宣布要用武力推翻武则天的“伪政权”。徐敬业是李世璾的孙子。李世璾既然被太宗皇帝赐姓了李，则徐敬业当时也就叫李敬业。不过，李敬业现在已经同武则天翻了脸，武则天便愤怒地宣布他不再有资格姓李。徐敬业也不客气，宣布不肯和自己一起举兵讨伐武氏的叔叔李思文（已被徐敬业羁押）姓武。看来，徐敬业和武则天在这一点上倒是一致的：李乃皇家之姓，尊贵莫名，岂能让“贼人”得而姓之？李敬业既然背叛朝廷，当然仍应去姓他的徐；李思文既然追随武氏，那就让他去姓那卑贱、恶劣的武好了。
这场现在看来十分可笑的姓氏之争，当时可是进行得非常认真。双方都把这一决定诏示全国，以示自己的立场堂堂正正。其实，徐敬业姓什么倒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这次行动几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事先并无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准备，只是几个失意官僚落魄文人，凑在一起发了一通牢骚，慷慨陈词一番后，就匆忙起兵，扬言要把天下翻个个儿，岂有不败之理？
但徐敬业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一开始还是十分牛气的。他请骆宾王专门为他起草了一份檄文，对武则天进行口诛笔伐，对天下人进行宣传鼓动。骆宾王到底不愧“初唐四杰”之一，文笔好得出奇。加上自己长期郁郁不得其志，公愤加私仇，一股怨气喷薄而出，便把这篇檄文写得惊天地泣鬼神。在骆宾王的笔下，武则天原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本性不良（性非和顺），出身卑贱（地实寒微），靠着隐瞒历史（潜隐先帝之私），混入高宗后宫（阴图后房之嬖）。一进宫，就露出狐狸尾巴（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有权，就露出豺狼本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简直就十恶不赦，早应该天诛地灭（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更何况，她现在居然还妄图颠覆大唐，窃取帝位，以至于先帝的灵魂不得安息，先帝的爱子不得安宁（一抔之士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徐敬业作为“皇唐旧臣，公侯冢子”，既“奉先君之成业”，又“荷本朝之厚恩”，当然不能见死不救，坐视不管。这才“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高举起正义的旗帜，集结起除妖的武装。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啊！“南连百越，北尽山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这又是何等威武的军队啊！“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这样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以此制敌，何敌不摧），这样的军队是所向无敌的（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岂止是胜利在望，简直就已然胜利。不信，“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这确实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出色最精彩的一篇檄文，端的写得义薄云天，气壮山河，据说连武则天读了也拍案叫好，认为这样的人才居然没被发现，实在是“宰相之过”。徐敬业的叛军自然也沾光成了仁者之师、正义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可惜，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徐敬业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根本就不是王朝天兵的对手。只几个回合，就被打得七零八落，落荒而逃。
其实，徐敬业的败迹早在骆宾王的檄文中就已显露出来。徐敬业在檄文的结尾处许愿说：“凡诸爵赏，同指山河。”意思是说我徐某向大家保证，只要诸位参加我的行动，那么，事成之后，所有的爵位封赏，现在就可以指着山河为信。如此口气，似乎这大好河山，此刻就已经是他徐敬业的了，岂非狂妄之极，骄兵必败？别说此刻胜败还尚不可知，即便将来胜利了，那官爵也不该你徐敬业来封，那恩荣也不该你徐敬业来赏。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皇上的事。徐敬业以皇上的口气说话，岂非正好暴露了自己想称王称帝的狼子野心？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如果说还多少有点胜利之可能的话，那就是占了一个“义”字。现在既然以利代义，丢了政治资本，就只有自取灭亡。
事实上徐敬业败就败在这里。军师魏思温曾对他说，我们既然是以匡复唐室、勤劳王事为号召，就该直取洛阳，争取天下人的群起响应。然而徐敬业却抵挡不了所谓“金陵王气”和据地称王的诱惑，不肯北伐而要东征，结果一败涂地，在逃往高丽的途中被部下杀死。他只闹腾了四五十天便身败名裂，只能说是活该。
就在武则天取消徐敬业姓李资格的前一天，即嗣圣元年十月十八日，宰相裴炎被斩杀于都亭。他的死，也冤也不冤。
裴炎是以谋反罪被杀的。证据是他曾与叛乱分子骆宾王私下接触，并与徐敬业有书信来往。据说，骆宾王为了策反裴炎，曾编造民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并解释说：“绯衣”即裴，“一片火，两片火”即炎，“小儿”即子隆（裴炎的字），“当殿坐”自然是当皇帝了，因此激起了裴炎的反心。又据说裴炎给徐敬业的信中只有“青鹅”两个字，被武则天猜出谜底，是“十二月（青），我自与（鹅）”，也就是裴炎将于十二月在朝廷发动政变，以应扬州军事。总之，按照这些说法，裴炎的谋反，既有犯罪动机，又有犯罪事实，铁证如山，不容狡辩，该杀。
其实，裴炎与徐敬业并不是一路人。他对徐敬业这个人和徐敬业要做的事都有所警惕，并不想掺和进去。徐敬业的目的是推翻武氏，自己称王；裴炎的目的则是逼退太后，还政睿宗。他们在倒武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但分歧则更大。裴炎反对搞武装叛乱，更不想让徐敬业成什么气候。他的打算，是和程务挺一起，对武则天进行“兵谏”，就像“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做的那样。只不过张、杨搞成了，裴、程没搞成。没搞成的原因是运气不好。他们的计划，原本是打算趁武则天游龙门时，“以兵执之”，逼她交出政权。只是因为天不作美，大雨不止，这个计划一直无法实施。
因此，当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时，裴炎的心情，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终于有人向武则天的权威公开挑战，她大约再也不能一意孤行。惧的是战端一开，时局将不可收拾。而且，不管是现在对付足智多谋的皇太后，还是将来对付重兵在握的徐敬业，都是难题。但他实在不愿放弃这千载难逢可以坐收渔利的天赐良机。于是便决定豪赌一把。他对武则天说：皇帝年长，不亲政事，这才给叛匪以口实。如果太后还政于皇上，臣以为叛军不讨自平。
裴炎下的是一着险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自己兵谏不成，就借徐敬业的兵。先借徐敬业的兵逼武则天下台，再用武则天的兵逼徐敬业就范。只要太后退位，皇上还朝，徐敬业的军事行动便师出无名，再坚持下去就是谋反。那时，不说是“不讨自平”，便是要讨，也容易得多。无论兵不血刃平息叛乱，还是不动干戈夺回朝政，他裴炎都是盖世英雄，千古名臣。何况，裴炎的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徐敬业并没有反唐。相反，他打的正是匡复唐室的旗号。如果皇帝回到朝廷，徐敬业岂有不偃旗息鼓、俯首称臣之理？
可惜武则天没那么好哄。她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好笑：少跟老娘来这一套！不讨自平？天下哪有不讨自平的反贼！大军征讨还不一定平呢！以你裴炎头脑之清醒、政治经验之丰富，难道不懂这个道理？难道看不出徐敬业的真实目的是“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即便我把政权还给皇帝，他徐敬业也会借口“还政是假”云云继续兴兵作乱。看来，所谓“不讨自平”是假，要老娘下台才是真。难怪他对讨伐叛贼毫无兴趣（不汲汲议诛讨）了。对这种人，武则天从来就不手软。你裴炎和徐敬业不是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吗？那好，不管你是敲
边鼓也好，作内应也好，或者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也好，老娘先杀了你再说，免得变生肘腋，防不胜防。所以，武则天没有丝毫犹豫就把裴炎送上了断头台。平息扬州叛乱以后，又斩杀程务挺于军中。
裴炎谋反案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动。很少有人相信裴炎谋反是真的。因为谁都知道裴炎既是忠臣又是清官。裴炎被捕后，照例抄家，却发现堂堂相府，居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程务挺就更是冤枉。作为大唐一代名将和功臣，他不但没有谋反，而且在前方奋勇作战保卫边境，杀得敌人闻风丧胆不敢来犯。程务挺被害后，边境将士悲痛莫名，痛哭流涕，突厥则欢呼雀跃，大摆宴席。武则天杀程务挺，实在是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实际上，裴炎和程务挺反不反，只有武则天和他们两人心里有数。这就是：如果武则天不当皇帝，还政于睿宗，裴炎和程务挺必不反；如果武则天悍然称帝，裴炎和程务挺必反无疑。只不过这话谁都不能说出口罢了。所以，当有人劝裴炎认罪求情，或可免于一死时，裴炎只是笑着摇摇头说：宰相下狱，断无全理。多余的话无须再讲。同样，当朝中大臣担保裴炎不反，说“若裴炎谋反，臣辈也谋反了”时，武则天也只是笑着摇摇头说：朕知裴炎必反，卿等必不反。可见双方都心照不宣。
其实，不论裴炎谋反一案是否证据确凿，他的死，都是一个悲剧。对裴炎是悲剧，对武则天也是悲剧。因为他们都没有“错”，又都付出了代价，而且损失惨重。裴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而被杀的。这个主张就是：皇帝只能由男人来当，而且只能由李世民的子孙来当。从封建礼法和裴炎所受的教育来看，这是对的，是“正义”和“正道”。武则天的主张则是：强者为王。皇帝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当，而不拘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姓李还是姓别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不错，也是“正义”和“正道”。结果，裴炎和武则天为各自不同的“正义”和“正道”发生冲突，并分别付出代价：裴炎丢了性命，武则天则失去了一代名臣和一代名将，等于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不过，武则天在内心深处还得感谢裴炎。
如果说，徐敬业短命的叛乱增强了武则天的信心，使她感到天下事并非不可为之，那么，裴炎未遂的政变则提醒她要小心，万万不可大意失荆州。道路并不平坦，前途也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敬业的叛乱固然不得人心（诚如时人陈子昂所说“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自己的临朝称制也同样颇遭物议（亦如重臣刘祎之所言：“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看来，李唐宗室的残渣余孽倒不可怕，礼法传统却是很难战胜的劲敌。想当年，曹操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尚且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今武某要在寻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就更得要有非常之举。显然，对于武则天而言，她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来铺就。她头顶上那女皇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来染成。她不能等着人撞到枪口上来。她必须制造恐怖，大开杀戒，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
现在武则天深信她是在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原来就是“改朝换代”即“变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等。所以《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过，商汤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则天的革命都颇不相同。前者发生在旧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后者则发生在新王朝蓬勃兴旺之时；前者是一个男性家族取代另一个男性家族，后者却是一个女人要颠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者可只能搞宫廷政变。显然，武则天的难度更大，是否“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大成问题。然而武则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输、连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伟大女性。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革命的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赞成她革命，她就让大家都不敢开口说话。总之，她必须创造一种政治气候，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
于是武则天开始理直气壮地实行她的特务政治和恐怖统治。这种政治和统治的核心部分，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自己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谋反，是一切专制独裁者的惯用伎俩。刘邦用过，曹操用过，武则天当然也可以用。武则天的不同之处，是公开地、普遍地通过鼓励告密和起用酷吏来大规模制造冤假错案。大约很少有人像武则天这样把告密合法化并公开予以鼓励了。她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的人。即便是樵夫和农民，也可以到京师面见皇帝，提出控告。他们将由官府供给驿马，沿途享受五品官
的待遇，进京后住官家客栈，吃官家伙食，而且能得到武则天的亲自接见和赏赐。最重要的是：即便揭发不实，也不反坐，不会受到任何处分。
这种只有进项没有亏损的无本生意谁不想做。哪怕是到京城公费旅游一回，过把五品官的瘾，也值。于是乎，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武则天则每天都要坚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些告密信为她提供了许多线索，使她对朝廷中社会上的动向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实在让她喜出望外笑逐颜开。她没有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一伙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才大惊失色，匆忙应对。她也没有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告密，对于独裁者来说，真是个好东西。
因此，武则天决定重奖告密者，并从告密者当中选拔一批酷吏。这些酷吏之所以要从告密者当中选拔，是因为不屑于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不搞逼供信，又怎能把告密变成案件，置反对派于死地？在尝到告密的甜头以后，武则天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这种手段获取情报了。她还要通过对所有密告的处理，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冤案，以便把反对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事实上，只有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案件被不断揭露出来，才能证明建立告密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出身，是否读过书、有学问，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武则天的脸色，以及有足够的卑鄙和残忍。
可见，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冤假错案，这三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的。有人出来告密，就有了情报和线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当酷吏，告密者的举报才可能被“坐实”，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有了冤假错案，才能不断宣称“国家受到威胁”，从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团显得合理合法。既然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就更需要鼓励告密，重用酷吏了。如此恶性循环，恐怖的气氛也就自然形成。其实，国家何曾受到威胁？只不过武则天自己神经过敏，或者只是她杀人立威的一种借口。
尽管武则天这一手段极其卑鄙无耻、肮脏下流，却挺管用。几年下来，已没有什么人胆敢对她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有的只是一片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之声。呈报所谓祥瑞的绿纸书和言说所谓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飞往宫中，飞到武则天的丹陛之下。在装模作样进行了一番推让辞谢以后，载初元年亦即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九月九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这一年，她六十七岁。
武则天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因为她在这一场较量中，使用了最可耻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机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类社会中最卑鄙下流的行为之一。无论武则天是出于何种动机奖励告密，无论这些动机如何地被说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无论武则天登基后做了多少好事，有过多少贡献，为她奖励告密而作的任何辩解都是最无耻的谰言。我们可以不苛求武则天这个
人，但不能不谴责告密。
告密和举报是不同的。举报出于公愤，告密出于私欲；举报出于正义，告密出于邪恶。告密的动机无非两种：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愤；或是邀功请赏，讨好卖乖。反正不是为了损人，就是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着出卖。因为只有告发最隐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关系极为亲密者，这些事情又何以知晓？可见告密不仅是报告秘密，也是告发亲密，或者说是出卖。历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卖主求荣，便是卖友求荣，不是出卖亲人，就是出卖同志。所以，告密之风一开，社会风气就会迅速污染，人类那些美好的情感，如亲情、爱情、友情，便都荡然无存了。
武则天当然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她的告密制度，便是以举报之名出笼的。她最初的做法，是在庙堂的四周各放一个类似于信箱的东西——铜匦，分别收集劝农务本、朝政得失、申冤告状和天象军机四个方面的常人表奏，颇有些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的意思。她自己也声称：“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可惜，在专制政治体制下，这些说法即便不是掩人耳目，也会变成一纸空文。真正的民意并不可能反映上来，反映上来也不会被采纳，邪恶反倒可能假正义之名横行于天下。原因就在于体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民作主，民意当然就是天意；君作主，则天意也无非君意。这样，即便有种种广开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顶用的。因为说不说固然由民，听不听却完全由君。君主既然是言论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则君主一人之好恶，也就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样一来，大家当然都拣君主爱听的话说，投其所好，以谋私利，以防不虞。如此，则所谓“民意畅达，正义伸张”云云，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话。
君主们爱听什么话呢？无非吹牛拍马和挑拨离间。因为专制君主都有两个通病，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疑神疑鬼。所以，专制君主的身边，总少不了两种人，一是马屁精，二是告密者。马屁精保证他感觉良好，告密者保证他不遭暗算。即便所告之密，不过臣下们的相互攻击，也很不错。臣子们越是互不相让，互不相亲，皇上的君位就越安全。臣子们如果团结一致，那他这个君可就真是孤家寡人了。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吹捧，也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告密的。不过，歌功颂德的话不妨公开来讲，投入那铜匦之中的，便十有八九是告密。
武则天不一定欣赏告密，却需要告密。她必须查清哪些是暗藏的反对派，也希望朝廷的大臣们狗咬狗。对于这一类的权术，她是很在行的。因此她故意把举报和告密混淆起来，而且故意对举报不实者不予追究。这就不但是奖励告密，而且是鼓励诬告了。道理很简单：告别人一下，运气好一点，没准能扳倒仇人，或捞他一把。运气不好呢，也没什么损失，岂非不告白不告？
其实在这最黑暗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会“白告”。因为武则天不仅建立了告密制度，而且豢养了酷吏集团。这些人比武则天还要喜欢告密者。他们自己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是“告密专业户”，对告密自然有一种“职业兴趣”，和其他告密者也原为一丘之貉，很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结为狐朋狗党，或雇为打手耳目。再说，如果没人告密，他们就没有事情做，岂不是要砸饭碗？这些王八蛋原本就恨不得没事找事，无风也兴三尺浪，现在既然有人告密，岂有不炼成大狱之理？结果，某人只不过撇了一下嘴巴，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诽谤朝廷；某人不过只是发了几句牢骚，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妄图谋反。犯人不肯招供么？他们有的是办法。一是集体诬告，即买通雇佣一批告密者，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告发，众口一辞地诬告某人谋反，使不明真相者信以为真，被诬告者有口难辩。二是严刑逼供。比如索元礼、来俊臣的刑具，光是大枷就有十种，名称也十分吓人，有“死猪愁”和“求即死”等等。常言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酷吏的刑法既然能让死猪发愁，恨不能马上就死，可见比开水还厉害，比死亡还可怕。第三种办法更便当，就是一刀砍下犯人的脑袋，然后在预先写好的供词上按下犯人的手印。有这么多办法，什么案子不能小题大做，变成必须从重从快的大案要案？
实际上酷吏们不把案子做大也是不行的。因为武则天嘴巴上说要听取民意，其实只对谋反案有兴趣。既然是谋反，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了，非得有谋反集团不可。于是，只要有一人被密告谋反，他的亲人、朋友、同僚也都得跟着倒霉。这样一来，恐怖的气氛便立即传遍全国。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天被告发，也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案件中被牵连。除酷吏们外，每个大臣在上朝时都要和家人作生死诀别，散朝时都要庆幸今天又能活着回家。一个王朝的政治气氛到了这个份上，按理说恐怕就离垮台不远了。
然而武则天的政权并没有垮台。相反，在她登基之后，新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还当真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些成就甚至连武则天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而且被视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其实这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武则天一当上皇帝，便迅速地调整了政策，由高压一变而为怀柔，由恐怖一变而为开明。这既是武则天高明之处，亦无妨看作她本性所然。武则天毕竟不是嗜血成性的杀人狂，而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她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处，不同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就像人们头顶上的天空一样，有时候和风细雨，有时候雷霆万钧。生与杀，爱与恨，宽容与忌刻，抚慰与整肃，全都取决于政治的需要。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非凡的女人不惜翻云覆雨，左右开弓，也不惜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之初曾对臣下说过：“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素心之所鄙。”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武则天确实并不真心喜欢苛政，也不真心喜欢那些卑鄙下流、阴鸷歹毒的小人、酷吏和告密者。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雄”的人，无论他是英雄、豪雄、枭雄、奸雄，在内心深处都不会喜欢这些东西。所不同者，仅在于有些雄者完全拒绝这类下流角色，有的则把他们视为粪桶便器一类的东西，不可没有，但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武则天就是这样。她手下最有名的三个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官阶都不高，职位都不重。除了罗织罪名、诬人谋反，也没别的什么权力。道理很简单：第一，这些家伙能力不强，学问不多，人望不高，靠他们治国根本就不行，而女皇陛下并不愿意自己的国家紊乱无序、民不聊生。第二，这些家伙都是鹰犬，而鹰犬是不能喂得太饱的。喂得太饱，他们就不抓狐狸和兔子了。
武则天对告密者的厌恶使她忍不住要捉拿一下这些王八蛋。当然，只能挑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来发难，挑那些不太重要的家伙来开涮。如意元年亦即长寿元年（公元６９２年），武则天为了表示虔心礼佛，心血来潮，下令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这项禁令在八年后因凤阁舍人崔融的劝谏而被废止）。右拾遗张德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了一只羊，宴请同僚，结果被一个前来赴宴的人告发。武则天却在朝会上将告密信交给张德观看，还对他说：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人头，不要把好酒好菜拿去喂了背后咬人的狗。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名叫杜肃的告密者当众挨了一耳光，脸上火辣辣，心里灰溜溜，从此抬不起头来，再也没脸见人。
武则天这件事做得似乎不怎么地道。禁屠的命令是她下的，告密的风气也是她鼓励的，现在却把告密信交给被告看，岂非存心推翻自己的主张，而且故意出卖自己的走狗？但对待那些卑鄙下流的告密者和出卖者，没有什么比当众揭露他们出卖他们更大快人心了。正如战争只能由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而这种大快人心的效果，又正是武则天的政治需要。
此刻的武则天，已不是当年那个临朝称制、名不正言不顺的代理皇帝，而是堂堂正正的大周圣神皇帝了。新王朝要有新气象。当务之急是要刷新政治，调整政策，改善形象，是让人们感到幸福和安宁。黑暗、恐怖的岁月只能属于那个该死的李唐，不能属于光辉灿烂的武周。武周的皇帝是武曌，曌也就是光明的天空。光明的天空日月高悬，岂能再容魑魅魍魉横行？因此，告密这种卑劣的行径应该根除，而告密者则应该受到鄙视。杜肃这个蠢货在这个时候还想用这种卑鄙下流的办法来讨好卖乖，简直就是自讨没趣，愚蠢透顶。
于是，武则天决定用他那不开窍的笨驴脑袋给大家开开窍：第一，现在是新朝，需要的不是恐怖，而是祥和，你们不要打错了算盘。第二，告密或者不告密，说别人的好话或者坏话，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会看老娘的眼色，懂得按老娘的旨意去办事。老娘需要有人告密时你不告，是没眼色；不需要有人告密时你来告，也是没眼色。没眼色，挨一耳光也是活该。还有一层意思也很明显：你们大家都看见了，朕其实是很宽容的，张德违禁而未受处分便是证明。朕其实也是厌恶告密的，杜肃告密而当众出丑也是证明。至于先前的奖励告密，
重用酷吏，完全是因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大家有怨气，那就应该把仇恨集中在那些“反贼”身上。如果他们不谋反，朕又何苦要劳神费力，盖那么多监狱，养那么多鹰犬呢！
武则天到底是武则天，她不过只是拿杜肃这个小人物开了个小玩笑，就出台了一个大政策，搞掂了一件大事情：清算了过去，交代了历史，改变了方针，也撇清了自己。过去的黑暗、恐怖、肮脏、丑恶，都是别人的责任：裴炎之流要谋反，杜肃之流没眼色，而周兴之流又做得太过分（周兴已于此事发生前一年被杀），则天太后或则天皇帝是没有过错的，也是一贯正确的。现在，她慈眉善目，宽宏大量，和蔼可亲，俨然一副菩萨模样菩萨心肠。她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之上，笑逐颜开地舒展着她那张青春永驻灿若桃花的老太婆脸，全然不知道那上面沾满了血迹。
刚刚从恐怖高压之下透过气来的臣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只能诚惶诚恐，感恩戴德，扑翻在地，山呼礼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在看来武则天真应该被评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表演艺术家。她的演技十分精湛，她的表演也天衣无缝。然而人们还是不禁要问：当她签发一张张逮捕令，批准一次次死刑时，难道从来不曾想到其中会有冤情吗？当她看到一个又一个“阴谋集团”被揭发出来，被剿灭被粉碎时，难道真相信有这么多人谋反吗？
武则天明白，受害人明白，告密者明白，历史也明白。
悄然的反抗在暗中进行，办法则是“云淙酥阑怪纹淙酥怼薄Ｔ缭谖湓蛱旄崭湛脊睦婷艿氖焙颍桓雒杏慵冶５男∪吮阌米约旱难赖炝苏飧盟赖闹贫取Ｓ慵冶Ｌ氐匚湓蛱焐杓屏艘恢肿庞糜诟婷艿耐小Ｕ庵滞频男畔渲屑浞治母簦骺桓鲂《矗偶扇氩豢沙觥Ｍ泻芸炀驮斐隼戳耍埠芸炀褪盏搅烁婷苄牛渲幸环饩褪蔷俦ㄓ慵冶５摹Ｕ夥饷苄啪俦ㄓ慵冶Ｔ炀匆荡蛟毂鳌６遥蛱蟪氏淄械纳杓疲俏搜诟欠醇＃油炎肪浚值鼐有牟涣肌Ｎ湓蛱於浴胺丛簟贝硬豢砣荩呐律杓屏烁婷芟湟膊焕狻Ｓ谑牵拖穹ü蟾锩钡谝桓鲎呱隙贤诽ǖ恼俏尥炊贤坊姆⒚魅嗽忌颉で堑ひ谎慵冶Ｒ渤闪俗约悍⒚鞔丛斓奈罚饪烧媸恰笆甲髻刚撸湮藓蠛酢薄＊?/p>
一些正直的法官则公开进行抵制。他们无法阻拦告密，但坚持在办案时不逼供，不用刑，不违背审讯程序，不制造冤假错案。杜景俭“用法宽平”，徐有功“为政宽仁”，连他们的下属都受到感动，相誓不再鞭打犯人。这些法官为了维护国法尊严，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但有疑处，便据理力争。有一次，法官李日知因一死囚案与另一法官胡元礼发生争执。胡元礼蛮横地说，只要胡某不下台，这人就断无生还之理！李日知也针锋相对，毫不客气地说：只要李某不离职，此人就绝无处死之法！最后官司打到武则天那里，李日知胜诉，那个死囚保住了性命。
武则天在重用来俊臣、周兴、索元礼一类酷吏的同时，也任用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这些正直、正派法官，用心是很深的。她心里很清楚：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制造冤假错案，只是非常之法，断然不能持久的。即便不得已而用之，也要有所节制，有所缓冲，有所平衡。她也深知，来俊臣之流不过鹰犬走卒，虽不可不用，其用也有限。徐有功等人才是国家栋梁之才，必须加以保护。所以，徐有功两次被贬，三次起复。武则天问他：你通常断案，错放之人不少，你自己说该当何罪？徐有功说：法网疏漏错放罪人，不过人臣的小过；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才是圣人的大德！武则天虽不能马上接受他的说法，却也不能不承认他言之有理，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正直正派的人。
正直正派的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敌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由衷的敬重，而卑鄙无耻的小人则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其主子）的厌恶和鄙视。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是有可能得志的。不过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下场也就十分可怜。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之流，都未能猖狂太久，其中又以周兴的下场最具戏剧性。天授二年（公元６９１年）二月，酷吏丘神绩因罪被杀，有人告发周兴是同谋，而被派去审理此案的则正是来俊臣。来俊臣请周兴吃饭。酒过三巡，来俊臣很诚恳地问周兴：人犯总是不肯招供，不知仁兄有什么好法子？周兴说，这
太容易了！找一个大瓮来，用木炭在四周烧烤，再把人犯放进瓮里，还有什么不招的。来俊臣如法炮制，当真找来一个大瓮，四周点上炭火，然后取出圣旨，对周兴说：有人告发老兄。既然如此，那就请君入瓮吧！如遭五雷轰顶的周兴除了按照审讯者的意图一一招供外再无办法。他被判处流放岭南，并在流放的途中被仇人杀死。这个心狠手辣害人无数的奸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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