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制 罗马帝国共和制

雅典民主制    罗马帝国共和制

雅典民主是古代城邦制中的民主政府体制，它出现在雅典城邦周遭，例如希腊和阿提卡。它的出现在公元前607年索伦改革后，并在公元前509年，通过克里斯提尼改革而得以确立。事实上，“民主”这个单词是一个希腊语词汇，雅典人已经在字面上准确地揭示了这个意义。雅典民主在远古时代就提供了人类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的例子，在启蒙运动中，不少思想家或政治家都纷纷借鉴雅典民主而推论发展出现代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希腊民主深深的影响了现代民主意识和执行机构，特别是对于国家管理的参与，权力平衡，对官僚的控制和法制系统--西方民主化过程和美国政府是最好的例子。在以下的内容中，我将分析雅典民主为何能够建造现代民主的基础，并为之导航。

现代民主的一个要素就是“公民身份”，例如何谓公民，公民的权力和义务等等，这直接影响到国家管理的参与。雅典民主已经在距今2600年前定义了完整的“公民身份”，为雅典城邦中的自由人提供普遍的政治权利和广泛的国家管理参与机会。在雅典城邦范围，自由人--往往被认为是经济独立的自耕农，市民和士兵--可以拥有公民身份。而在公元前451年后，雅典城邦决定父母必须是雅典公民，其子女方能继承公民身份--与现代的国家公民身份的划分何其相像！虽然索伦改革根据公民的财富和出身而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称为阶级也可），但在雅典城邦拥有公民身份，事实上，就算最低等的公民也能在参加公民大会和人民法庭，从而为国家决策和法律审判投票。随后，克里斯提尼改革又再修正“公民身份”的内容：所有的政治和官方职位都向所有公民开放，无论阶级，从而国家管理的参与不和财富和门第挂钩。并且，对于参加国家和政府管理的公民--即使他们不少人没有政治和官方职位而只能参与公民大会和法庭的投票--都能获得数目不同的津贴！相对的，当公民参加雅典城邦的政府机构时是不需要任何费用的。

对于雅典公民来说，公民身份提供了平等性和广泛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加入国家管理。现代民主中，公民身份的确立，划分和广泛的公民权利，雅典民主早已树立了一个里程碑以供借鉴。而对于当代各种各样的“民主”，国家管理的内容，范围和深度可以区分并定义他们的优劣是非，甚至真伪。卡尔 可汗在他的书《民主》中写道：雅典民主通过公民身份这一手段，确立了广泛的公民权利，同时也代表着广泛的参政机会和开放性的，公益性的国家管理系统，这些都是积极民主中的积极因素。相比伊拉克政权所声称的“民主”，卡尔描述这是一个“虚伪”的民主，因为广大的公民被排斥在国家管理和相应的机构外，整个国家管理充斥着萨达姆和利益集团的欺骗，恐吓和裙带关系。在笔者看来，雅典民主提供了普遍的公民权利让公民能够免费并广泛的参与国家管理及其机构，从而充分执行他们的政治义务，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创举。雅典民主这种制度后来被引申为“直接民主制”和“积极公民身份”这两个概念，而被现代民主一再讨论，借鉴乃至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民主意识融合进个人主义，人口增长和政治权利等因素后，现代民主逐渐在雅典民主所带来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代议制民主和公民不作为权。当然，雅典民主同样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不承认奴隶，妇女和外国人具有公民权，他们被排除出国家管理的民主系统，这是雅典民主中的不公平的缺陷。然而，我们现代依然能够看到罪犯被依法剥夺公民权利，外国人不具有本国公民权这些因素，即使号称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美国，也一并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从雅典民主本身还是其引申出来的意义上来看，在公民身份和参政这方面上，它都对现代民主有着深远影响。

在雅典民主思想中，一个观念非常重要：一个人，无论任何情况任何理由，都不被容许将自己置于其他人的上级位置，因为这意味着专制，会影响到城邦和公民的“自治”。因此，对权力和掌权者的严格监控就成为雅典民主的一个特色。所谓的人民法院，就是希腊公民对政权和官僚控制的舞台和工具。根据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宪制》中的介绍，人民法院由全体公民或公民代表组成，它能够对任何进行工作委任前的官员实施资格检查；官员需要在退休前向人民法庭关于其自身的财政和工作情况进行述职，或根据法庭的特别要求，对其工作进展进行特别汇报。而且，人民法庭能够对一个官僚进行审判，如果其德行和表现不佳，法庭也能够根据公民投票，对其宣布惩罚。人民法庭的职能也不能为全希腊都受尊重的人士或官僚所取代，免除，或折衷，即使如亚里士多德和泰米斯托克利都受到法庭的处分。人民法庭最为重要的一点职能，便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采用秘密投票的国家安全法—贝壳放逐法，进行全民秘密投票，决定是否对希腊城邦中权威过大的人物实施未雨绸缪性的放逐。当然，在整个希腊的民主法制中规定几乎没有可能让一个官僚在同一个位置上超时留任，从而防止坐大，贪污，和过老。

正如萨拜恩在其著作中所评价，“雅典城邦中的公务员和官僚受到的条框限制非常严格，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施展手脚。”这种制度保证了官僚和职员在位期间是真正的，小心翼翼地为民服务，至少，他们不会背叛国家和道德。国家官僚机器从而达到了一种非人性化的管理水平，从而避免个人主义以及其他个人思维因素的干扰。因此，除了萨拜恩，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或多或少的赞同这种发展，认为这是对现代民主的实施起了保险作用。虽然这种原始的民主机制或传统并非直接导致现代民主中的官僚约束体制，然而其影响之深远，纵观现代民主意识形态和国家，都是深谙此道：尽可能的去除体制中“人治”的影响和可能，从而避免国家行政机关中的专制，越权，贪污，受贿，叛国，党争，对公民的平等权起积极的作用。现代民主所提倡的官员问责制，以及对官员的行政管制，例如述职，职位轮换，弹劾，都能从希腊民主中找到原始的萌芽。

事实上，雅典城邦的公民投票机制，也早已穿越了时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行匿名投票，公民能够平等，安全，自由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免受威胁和打击报复之苦。而匿名投票也一直沿用至今，为广大民主机制所采用。

现代民主也无法避免在国家行政机关中出现既得利益和既得利益团体。希腊民主对其已经有了有效的约束：原始的三权分立思维和制度诞生于希腊城邦，公民大会，人民法院，和50人议事会三者分配到不同的国家权力，互相制约和监督。

公民大会拥有对国务的决策权，是雅典城邦最重要的宪制机构。公民大会由年满18至20岁的公民组成，每年召开会议40次，或议事会的特别要求而召开。公民大会根据议事会的提案，对国务进行表决，否定，通过活修订。例如征收税务，国家军事打击，外交宣战，议和和结盟。总之从法律，国内政策，外交和军事行动，都在公民大会的直接决定范围内。而雅典城邦的10位司令官（或成为主席，首脑）也是由公民大会直接选举而成。虽然公民大会有如此广泛和重要的表决权，然而它的决定和产出，例如法令，是受人民法院的监视和检查的。同样，公民大会不能对未经50人议事会而提出的预案进行表决。

议事会可以视为国家宪政机构的常备机构，拥有立法（提案）和行政权。这是克利斯提尼建立的国家行政机关，从全国选举出５００人组成议事会，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并负责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议事会中有５０人组成的主席团，是议事会核心机构，因此议事会可以被称为５０人议事会或５００人会议。作为行政权的拥有者，议事会同样对全国官僚和公务员有管理，组织的权利，并且对全国财政起管理作用。虽然如此，议事会必须按照公民大会的决定而履行政务，其运作和官员本身，也受到人民法庭的监督。

雅典城邦的人民法庭在对政府和官僚的控制，前面已有阐述。实际中的人民法庭虽然也有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审判权，但更能够对国家法令和规章进行审议和控管，如果国家法令有违当前规章或宪制，或者政府的规章和行为破坏了法庭的司法权，或者执政当局的行为违背了立法权，只要存在争议或受到多数人的质疑，抱怨，法庭通过审议，可以对任何国家机关当前的执行行为，产出结果以及法令进行停止，听证和审查。而人民法庭的裁决是最终裁决。人民法庭对政府的立法和行政有着诸多监控，然而对于政府的合法施政，立法，和决定国务的过程，是没有影响力的。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阐述了这三种国家职能机构反映并代表了权力平衡的原则，通过对国家权力在决策，行政和司法上的权力分配，达到互相监督，互相控制，无法坐大的效果。这种来自于古希腊雅典民主的意识形态，以及实证，对近现代的三权（权力）分立思想，形式和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权利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到近现代，无论是洛克的政府限制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或者杰佛逊的权力平衡论，他们在抑制贪污腐化，专制独裁和官僚主义从而达到最大程度上的公民参政，权利平等和自由行动的民主中心上，与雅典民主的实质并无差别。而事实上，对国家权力的分配，对不同部门的职能的限制，乃至对政府职能的监督，也成为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或是否达到民主成就的一种手段。例如在美国，这种民主是以总统-参议院-最高法院的形式存在，而在英国，则是以首相-下议院，部长-公务员。

通过对雅典民主的机制和组织的介绍，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其他的现代民主的种种影子：从法院的广泛权力，最高授权以及雅典公民的广泛参法参审机会，从而得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事实，为现代民主的公民-法律的平等性和法治权威性埋下种子。而从雅典民主的人民法庭，议事会和人民大会之间的制约中，也能看出“人治”和“法治”的平衡—一种在绝对的法制中实施相对的人智管理的平衡。从而避免了绝对人治的荒谬，和绝对法治的暴政—虽然绝对法治从未在历史上完全真正的实现。

当然，作为一种原始的民主思维，限于时代，雅典民主有着不少的漏洞。而这为现代民主提供了最有力的反面例子和反思机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少数人的意见几乎无法得到倾听，注意，容纳，乃至保护。这也导致“多数暴政的悲剧”，最明显的例子在于，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被判处死刑，虽然不赞同处死他的票数几乎等于赞同处死他的票数，最令人遗憾的是他是死于诬陷，而希腊民主没有上诉的机会。虽然近十年后人民法庭宣布此为冤案，并重新判定他无罪，然而这种多数暴政的悲剧之结果是无法挽回的。因此，现代民主引入了少数派保护和容纳的传统或者机制，，从而引申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并为法制中的当事人提供了上诉机会和为行政中的当事人提供行政复议权利。

在以上的论述中，本文详细的通过分析古雅典民主中的传统，条件，以及国家组织机构，从而剖析出对当今民主思维和实践的历史影响，例证或者作用力。雅典民主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体系，对现代人类民主的影响是难以估算的。



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曙光！



"雅典民主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体系，对现代人类民主的影响是难以估算的。"偶是不敢苟同的.

今日的代议制民主是由民选领袖们作主的体制。所谓“人民主权”,在现实世界里其实是“议会主权 ”，也即达尔早年所称的“多头统治”，不是什么“人民作主”的体制。在政治参与上，赢家和输家的选民怎能平等？人民每隔几年有几分钟的投票机会，而当选的领袖决策治理国家好几年，选举人和当选人又怎么“平等”？选举并不会使人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平等，只会使政府倾向强大的利益集团，或曰“组织”起来了的所谓“市民社会”。对芸芸众生而言，真实可靠的平等只有一种，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两千五百年前雅典城邦的制度,人民广泛参与决策不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特征，而是直接民主制的特征，民主的程度与“人民权力”的大小正相关，也就是说与选举的频率以及人民参与选举和决策的广泛程度成正比。雅典的领导人通过抽签产生，频繁更换，不能连任。抽签比选举当然要民主得多，票源不受利益集团操纵，更不会出现“随大流”票，让人人有平等的参政机会。雅典的“人民”(demos)有频繁和平等的机会参与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由全体“人民”参与的公民大会每年至少举行十次，拥有司法、立法、重大决策、及关键人事的权力，公民大会放逐领袖是经常发生的事。雅典人相信，参与国家决策的人越多，决策就越公正。但是他们把“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福利”混为一谈。所以雅典民主制仅几十年就陷入了腐败和混乱，罗马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那个制度。




==雅典民主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体系，对现代人类民主的影响是难以估算的==

雅典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确实第一个民主体系，无论其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民治还是法治~而且其思想的超越性，体系之完整，在之后的数百年中未能有更好的民主制度或思维超越。所以我给出这样的结论是符合的，是合乎逻辑的。至于其对现代民主的影响，就打个比方，人是由猿进化而来，虽然前者几乎完全脱胎换骨于后者，但不能说前者身上没有前者的影子。



个人感觉不是"民主"就绝对比"专政"好。

“民主”应该建立在如共产主义般理想的状态下，才能发挥最大效能。
什么状态？
就是每个公民都有足够的知识水平与智慧及国家意识。

人不排除有羊群心理与自私思想。
羊群心理就是人云亦云，正所谓人人说假真亦假。让很多IQ不高或受蛊惑的公民去决定国家大事是不适当的。
自私心理就是唯我思想。很多时候会为个人利益而舍弃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

“民主”的确会广开言路、集众所思。但由于意见太多反而会使国家行为举步为艰。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珍珠港事件。
绝大部分的人都相信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的苦肉计。美军截获了日军的电报而有意不放在心上，故意让日军用炸弹炸醒守在“孤立主义”中的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舆论。

还有就是如果罗马帝国延用共和制的话，恐怕世界历史让会改写。(共和虽不完全等于民主，但意识是相近的)
某些时候专政，会使国家政策明朗化，特别适合在混乱时期及战争时期。
如果用民主政策在古代是很难缔造庞大帝国的。

而专政的唯一缺憾是太依赖专政者的才能了。

统治者太专权，个人的错失会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害，不好！
统治者太受制约，阻碍政策的实施及庞大计划的进行，很可能得到一些中庸主义的统治阶层，也不好！

自美国胡佛做了个失败的胡佛水坝后，美国还有哪个总统敢冒这个风险去做这么一个长线投资？
恐怕，三峡工程要是放到美国。能不能报建还是一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