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教授借比较中印经济漂白民国抹黑新中国
06-04-28
17:19:12, 分类: 中国 秦晖教授借比较中印经济漂白民国抹黑新中国
风景这边独好：简评秦晖教授借比较中印经济漂白民国抹黑新中国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撰文，题为《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以下称秦文）〔1〕。文章很长，从篇幅、数字、遣词造语和手法上看，是下了一番功夫专心致志写成的。不过秦晖作为历史学者，对印度经济是否领先中国素无兴趣，怎么突然浓墨重彩起来了呢？原来，用秦先生自己的话说，现在“国内通行如下说法：1949年时印度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中国，后来由于两国选择了一‘资’一‘社’的不同发展道路，结果中国很快超过了印度，而且现在已经把印度远远甩在了后面。于是在不少场合人们都看到这样的论战模式：你要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相比吗？我就以与印度的对比来反驳你。”
原来如此。秦晖十分反感大家拿印度来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他要唱一出对台戏：你说社会主义行吗，他偏要告诉你社会主义不行。秦文的手法是以印度为中介（拐个弯）来抨击新中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文中提出这样两个观点：
―― 观点Ａ：“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
―― 观点Ｂ：“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把这两个观点合到一起，便自然引伸出秦先生一心想说的，这就是
―― 观点Ｃ：新中国改革前的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不如民国。
秦晖一贯对毛泽东时代怀有深深的敌意，文中处处流露出对毛时代的扭曲评价和对蒋家王朝那个民不聊生时代的昧心赞扬。对于他的观点Ａ，即民国领先于印度，我没有兴趣。以下第一节反驳观点Ｃ，第二节批驳秦晖的饥荒史观，最后一节反驳观点Ｂ。所谓反驳，侧重点不在文中的数据及数据的可靠性，而是质疑他的手法，并对一些混淆了的史实提出必要的辨正。
一. 教授不会用指标
秦晖从农业、工业和购买力平价GDP等方面对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中、印经济进行比较，限于篇幅，我们把焦点对准农业。前面说了，秦文得实质在于对民国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作出对比，这在文中随处可见；其立足点，主要地是拿蒋氏民国农业的最好年份来与毛时代的一般年份做对比。比什么呢？比劳动生产率，包括粮食亩产、人均占有粮食和劳均产粮等。
秦文说，民国时期“1936年中国人均占有标准粮529斤，…… 1934-1938年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213斤（标准粮，下同）。……1936年中国劳均产粮1725斤，比1951年还高出14.3％。”
秦文又说：“1949年以后到改革前的命令经济时代，中国农业生产的总量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在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表现很差：…… 1966年时，中国农业劳均产粮仅1162.8斤，远比1936年低；时至1975年，劳均产粮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新中国的农业水平一直高于印度是毫不足奇的。……在改革前的20多年间，中国农业对印度的优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印度的两项增长率都高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
既然民国时代的中国农业相对于印度具有比较优势、而毛时代减损了这种优势，那么自然要问，你那个“比较优势”是如何定义的？定义是否有效？对应各方的数据如何？结果怎样？要不要也来个要素分析？令人遗憾的是，秦文中，定义是没有的，数字是零星的和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对数字的解释也带有随意性。然而秦文却弄得板上钉钉似的，直斥毛时代的中国农业“表现很差”！这就太武断太缺乏说服力了；作为一篇正式的期刊论文，是对在读者进行愚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秦文否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意在问鼎政权合法性）都使用了哪些招术。
招术之一，时间基准点上做手脚
已如前述，秦文所谓民国 vs 毛时代的比较，是立足于拿前者最好的年份来跟后者的一般年份来做对比。这不是违背常识和不合逻辑吗？这他就不管了。秦文认为民国的最好年份（1936年前后）才是真正代表了民国水平的，而其它年份破破烂烂经济崩溃全是由战乱造成的，民国对此概不负责；因此，需要“把战乱中的生产剧降与战后的恢复性剧升排除不计”。〔1〕
既然考察整个民国时期，那么，统计学的基本原则还是不能随便违背的。统计学上取样的基本原则，是样本须在测度意义上反映出母集团的性质。既然整个民国时期作为一个观察时段，则最弱的测度，也须是时段上的平均值样本而非最高水平样本。抽取最高水平样本，这在统计学上也是有的，叫做极差抽样。但其目的是作出诸如灾害预报或范围预测，这和考察民国经济的整体表现，完全是两码事。一个兵荒马乱到导致经济崩溃的年代，即便拥有一两个“亮点”，也只能说是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年代，更何况那“亮点”实在算不得鲜亮。硬要抽出来说事，充其量也只能说明在整个时段上有这个潜力，并非实绩。现在反过来了，民国政府之不能保境安民，战乱频仍加剧民不聊生，反倒成了秦晖们占据年份制高地用来炫耀“亮点”的理由；而新中国拯救民族于倒悬之中，从经济谷底开始艰难的回升，在废墟上站立起来收拾民国政府的烂摊子，反倒惹得他们万分不受用，直斥“表现很差”。这位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道分子如此仇视新中国仇视毛泽东时代，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这就是刻薄和忘恩背义。
秦文说：“只要没有大战乱，中国农业从传统时代以来，无论在什么制度下一直都是领先于印度的。”战乱对农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秦文没有说，我们也不比去作定量分析。我们知道，传统农业是靠天吃饭的。老天爷降下自然灾害，难道也降下战乱且只朝向你蒋氏民国砸来？事实上，近代战争对于农业收成的影响与古代已有很大不同，可说是微乎其微。古代战争，长平一战坑死赵卒四十万人，项羽坑秦卒也有二十万人，一场仗打下来伏尸数万；令百姓流离失所，农地抛荒，造成农业歉收甚至饥荒的例子，在古代比比皆是。民国之后，人学乖了；军阀混战往往是下面一触即溃，上面见势不妙连忙通电宣告下野也就了事，很少殃及到农民和农业。就拿四川一地来说，到刘湘“"统一”之前军阀们大小混战四百余次，较大的也有几十次。可打来打去人口还在继续上升。过去论断改朝換代之际的战争要使人口下降，近代则不灵了。1912年交替之际人口仍在上升〔2〕。如果现代的战乱在一个长时期内影响到了农业，那么人口必然是上不去的。有人说民国期间饥荒频繁饿死很多人，那也主要不是战争的原因而是自然灾害的原因。专家解释说，20世纪以来中国大的自然灾害特别频繁，在于中国处在了大旱和大涝互杂发生的大周期的中段，这个大周期二百年才来一次〔3〕。
总之，秦文抽出民国农业的最好的年份来跟别人比，是毫无道理的。此外在论及中印比较时同样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文章说：
“改革前的20多年间，中国农业对印度的优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牺牲了劳动生产率。而印度这期间城市化比中国快。。。。。。并且靠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总产量的增长也快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
第一，取1952年而非1949年作起点是否恰当？一般说来，如果做制度比较这是可以的，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是到1953年才拉开的帏幕。但论及的不是制度比较而是国际比较兼时代比较，就须划出一条麦克马洪线来。考虑到印度独立之后仅仅一年有余新中国就成立了，把1949年取做起点这对各个比较对象（包括民国）来说，显然既客观又公平，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知道，1949-52年是新中国国民经济高速恢复的时期，土地改革带来了农业的复苏，农业增长很快。这个成绩当然属于新中国而不属于盘踞在东南、西南或西北的蒋氏余孽，怎可一笔勾销呢？
以1949年作为新中国和民国的分水岭及与印度比较的起点，到1981年，粮食总产的增长和年均增长就不是秦文给出的1.04倍和2.5％，而分别是1.87倍和3.35％（1949-1978 = 3.48％，1949-1990 = 3.40％，1949-2004 = 2.61％）。对比同期印度，根据印度政府农业部的数据：1949-81期粮食总产指数由51.5增长到104.9，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3%〔4〕。中国与印度相比，总产量增长快80%，年均增长快1%还多，对于农业这样的行业来说增长率差距1个百分点不是一个小数目。秦文人为压低中国并抬高印度，完全是在颠倒黑白。
第二，秦文所谓“年人均粮食产量年增长”，大概指的是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年均增长。以1949年为起点，则由208.9公斤增长到1981年的325公斤，年均递增1.4%，高于印度的不到1％，也大大高于秦文给出的1952年起算的0.55%，显见秦晖又是在颠倒黑白。
最后，说一下印度的“绿色革命”。绿色革命几乎完全是在外援状况下进行的，“接受的外援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历史之长及形式之多，在第三世界各国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外援主要是由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联邦德国、苏联等13国提供”〔5〕。然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在被封锁的状态之下，几乎全靠自力更生来完成的。在后面我们还将提供有关中、印两国农业比较数据，所有的数据充分说明，毛时代的中国农业比较优势远高于印度。至于秦晖赞不绝口的那个民国，是提也不要提的。总之，秦先生是在克斤扣两，是在胡说，是在颠倒黑白。不然，他何以证明***的“表现很差”呢？
招术之二，无视边际条件
秦文认为“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是“劳动生产率方面”，这很正确；将其理解为人均占有粮食和劳均产粮，这在唐代以前也可以。事实上人均占有粮食和劳均产粮这两个指标在长时段内呈现高正相关性；同时，秦文提供出可比数据（准确性另论）并力图作出对比的只是劳均产粮一项，故我们下面的讨论就仅对劳均产粮来展开。
劳均产粮受到的约束，除了自然灾害，主要来自于农业的边际效益的递减规则和劳动力人口数量这两个方面。所谓边际效益，可理解为生产潜力；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指增长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发生的饱和现象。这个规律与劳动力投入的多寡没有关联。这两个约束条件，换个场合（例如讨论当代“三农问题”、种田没效益或人口问题等），秦晖肯定会大提而特提，但在秦文中却闭口不谈了。何故？说穿了这两种约束，在民国时期并不突出，而在新中国时期则凸显了出来并成为历代政府都十分头痛的难题。秦文如果客观地述及这些，必将冲淡其刻意贬低新中国特别是丑化毛时代的本意，他当然不愿使自己的努力变成徒劳。
秦文所提供的劳均产粮数据的准确性是大可怀疑的。表1中标记“（秦）”字的即为秦晖提供的数字：1936年1725斤，1966年1162.8斤，1975年1931.5斤；说什么：1966年远比1936年低、而1975年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这些数字的来历我们暂不追究了。在表1和表2中我们列出了温铁军〔6〕提供的更为具体翔实的序列数字。温自述这些数据来自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 -1986》、《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2》和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翔实可靠。反观秦晖，1975年的数字与〔6〕中1978年的数字可相比照，而1966年的数字比起〔6〕中1965年来，就低得离谱了。使用表2中同一年度的总产量和劳动力人口数字进行换算，发现〔6〕是正确的；换言之，秦晖的数字是编造的（至少1966年是这样）。如此一来，秦所谓“1966年仅1162.8斤远比1936年低”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表1 历代劳均产粮变动情况 单位：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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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晚期 3318 新中国 (1965年） 1754 1162.8 (秦，1966）
唐代(历史最高) 4524 (1978年） 2156 1931.5 (秦，1975）
明代 4027 （2003年） 2953（自）
清代 2262 （2004年） 3130（自）
民国(1936年) 1725（秦）
(1949年)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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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有“（秦）”为秦晖提供，标有“（自）”为笔者自行算出，其它见温铁军〔6〕。
表2 1949-2004年我国粮食亩产和劳均产粮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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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49 1952 1965 1978 1993 200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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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总产量亿吨 1.132 1.639 1.945 3.048 4.565 4.622 4.695
农业劳动力亿人 1.97 1.73 2.25 2.85 3.33 3.13 3.00
粮食亩产（斤/亩） 137 230 288 548 8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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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均产粮（斤） 1150 1914 1754 2156 2756 2953 3130
年增率1（％） 18.5 2.7 2.2 2.0 1.76 1.84
年增率2（％） 7.7 0.85 1.2 1.34 1.22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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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见温铁军〔6〕。劳均产粮年增加率以及2003、2004两年劳均产粮为自行算出。
说明： “年增率1”：以1949年为定基点的结果。土地改革加上和平红利，使得1949-52间恢复非常快。
“年增率2”：考虑去除和平红利，大致以1949-1952的中位数1523斤为基准点时的结果。
对于经济的变动情况，秦晖提出要“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他的眼量充其量也只放到了上世纪20-30年代的民国时期，此即他所谓的“长时段”。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农业历史的国家来说，这太窄了。我们不妨把眼量放到千年以外，看看从古至今中国劳均产粮的情况到底如何。
由表1，我国的劳均产粮，战国中晚期已经达到3318斤，唐时到达历史最高水平 4524斤（估计此即小生产的极限或边界）；唐代以降不断减少：明代4027斤，清代2262斤；到民国与新中国交替的1949年减少到只剩下1150斤，为历史最高水平的1／4。这个数字大概让秦晖觉得过于难堪而被回避，否则的话他的后续文章怎么做？秦手舞足蹈提起民国时期1936年的劳均产粮高达1725斤，这高吗？观察表1则一目了然：这个数字是远远低于了历代的水平，同时也补充说明了，中国的劳均产粮自唐代以来确是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严格单调下降的趋势，至1949年更是跌入了谷底！很清楚，如果劳均产粮果确如秦文所说代表着“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这岂不是说，中国的农业是在步步倒退？中国的农民是越来越不懂种田了？
再来看表2新中国的情况。由于土地改革和“和平红利”，新中国的粮食生产恢复得非常快，1952年到达一个超常的峰值。右派经济学家是很爱拿1952年来做起点，问题就在这里；选择高起点才可以将后继相邻时段的发展实绩压下去。我们这里的结果，既有以1949年为起点的“年增率1”、同时也提供有以1949-52间的中位数为起点的“年增率2”。可以看到，劳均产粮的年均增长率不论是“年增率1”还是“年增率2”，除去 1952年这个突兀的峰值，其它趋势年份上都是持平并略呈下降趋势的。很清楚，如果劳均产粮果确如秦文所说代表着“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那岂不是说，新中国的粮食“劳动生产率”今不如昔啦？改革开放以来抑或1993年以来反倒不如毛时代啦？可见，秦晖是在抹黑改革开放。
秦晖坚称：“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秦文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偏执性仇视到了逻辑混乱，弄巧成拙甚至编造数据的地步，令人叹息。
事实上，新中国的粮食生产如表2所列，一方面劳均产粮增长缓慢甚至略有减退，另一方面不论粮食总量还是单产，也不论毛时代还是改革开放年代，都呈现出近似直线的高速增长。这反应出中国农业的特点，即按粮食单产衡量的土地生产率高和按劳均产粮衡量的劳动生产率低。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从盛唐时期的17.8亩下降到1949年只剩下2.7亩，下降达7倍之多；使得每个劳动力能种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劳均产粮势必一路低开。新中国在人口总量方面，前30年就净增4.5亿，是民国的4~5倍（农村可能超出，毕竟大量的净增人口出生在农村）；人均寿命方面提高了近1倍。人口激增加上寿命延长带来的老龄化，使得增产的粮食随即被消费干净，造成中国在1962年以前无粮可以储备。同时，粮食单产的迅速提高带来边际效益的日益下降，这两个强大的边际约束，使得单纯依靠增大劳动力投入来增产粮食变得格外地困难。这就是表2中劳均产粮增长缓慢甚至减退的根本原因。不惟如此，唐代的高峰过后，再拿劳均产粮来度量劳动生产率就很有些缘木求鱼的味道。有网民用“右派大笨蛋”来形容某些靠想当然混饭的中国文人，看来并不冤枉他们。
招术之三，对不利数据秘而不宣
研究表明，要素诸元对于近、现代的农业增产的贡献，主要来自于资本要素（资金成本）和技术进步要素（水、种、工具、管理等），而来自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份额已变得微乎其微。〔7〕毛泽东始终关注提高单位产量。他提出了农业发展纲要和“八字宪法”，提出了中国的农业必须经由农业集体化、到水利化机械化和电力化这条“集约加技术”的发展道路，指出增长的终结目的在于民生（“为人民”）。 那么，如何衡量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呢？我们认为，作为综合的外在度量，用粮食亩产加上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对于人口增加速度的比例这两个指标是合宜的。我们避免使用大多数人都不懂得的复杂数学分析如全要素分析之类。
1. 粮食亩产方面：秦文提供了民国1934-1938年间亩产213斤的数字，却对新中国的相应数字避而不提。提一提怕什么的？中国的粮食亩产在战国中晚期就已达到216斤，唐时334斤；清代中叶367斤，此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300年间，一路下跌〔8〕；至1949年更是跌如了谷底，137斤！这远远低于战国中晚期的水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崭新的社会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得粮食亩产止跌回升一路上扬：1978年提高到500斤，近10年来则稳定在700-900斤间。升幅之快，为民国年代以及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所望尘莫及。
秦文拿起民国1936年亩产216斤这根鸡毛当令箭，神气的不得了，沾沾自喜的不行。然而放到大历史的语境中一比可知，是提也不待提得的。
2. 粮食增速与人口增速方面：1978年相对于1949年，粮食总产量由1.1312亿吨增加到3.0477亿吨，增长169%，同期总人口增长78%，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1.17倍，从而保证了人民由极度贫困逐步走向温饱。民国时期，分作1912-1936和1937-1949两个子段：前段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后段相反，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据学者估计，民国时期由于粮食短缺，曾经有超过2亿的民众被饥荒和瘟疫夺去了生命。
3. 在涉及资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基本建设方面：新中国经过毛泽东时代20多年的艰辛努力，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获得了根本性的改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建设（以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村水利灌溉建设等为主要内容）、土壤改良、优良品种培育、机械化和电力化的高速推进以及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逐步建立等。表3显示，毛时代中国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之显著，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望尘莫及的。中国的农业也为推进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工业现代化积累了大量资金，在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在同期农民的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农业为国家工业化积累的数额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农业劳动力人均奉献占其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多见。〔9〕
表3 1952～1978年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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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农机总动力 机耕面积 灌溉面积 化肥用量 农村用电量
（万马力） （万顷） （万顷） （万吨） （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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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25 13.6 1995.9 7.8 0.5
1978 15975 4067.0 4496.5 884.0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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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980年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国际比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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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印度 巴西 日本 美国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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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面积占地面积% 45.2 23.8 3.4 75.7 10.9 6.3
每公顷化肥用量（公斤） 127 31.68 372 112 301
每公顷用电量（千瓦时） 323 247.1 199 83
每公顷拖拉机（台） 26.4 2.6 6.2 255.3 5.4 87.3
每公顷联合收割机（台） 0.27 0.003 0.6 205.8 3.6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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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自身也伴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步地走向现代化（水利化，机械化，电力化）。遗憾的是，这一进程后来被中断，但其成果为改革开放所利用，至今仍发挥着显著的经济效益。经过毛时代短短20多年的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不仅已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在某些指标上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见表4）。如此傲人的成就，却被某些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道分子如秦晖们污蔑为“表现很差”。真是岂有此理，天理不容。
二. 历史学家不懂饥荒史
在秦晖眼里，民不聊生、暗无天日的民国简直是天堂，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却成了地狱。秦堂而皇之讲起什么“人道”，他说：“在农业方面，甚至不仅关乎农业而且实际上涉及基本人道的方面，改革前中国与印度之比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阿马蒂亚?森提到的那个著名的事实：改革前中国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和平时期大饥荒，而历史上饥荒比中国更频繁的印度，独立后尽管农业产量仍然低于中国，却在宪政***体制下成功地消除了饥荒现象。”
另一位右派文人名叫党国英党专家的如出一辙。这位连印度什么时候独立都搞不拎清的“专家”却在讨论印度问题的国际场合发表公开演讲〔10〕，称：“我们在1949年以后，有两、三年的历史难以见人”，而印度“独立之后没有发生饥荒。这个情况让人非常感动……使我很尊敬印度人民。”
印度果真在独立之后就“成功地消除了饥荒现象”吗？回答是否定的。事实是〔11〕，印度即使在进入1960年代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在1965-66年和1972年就发生过两次大饥荒〔12-14〕。虽然国际援助不断，虽然印度有着相对健全和普及的农协组织，但研究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就是秦晖提到的那位）仍指出〔15〕：“印度每八年因为营养不良或其他与贫困相关的疾病而导致的高人口死亡率所造成的死亡人口，与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所死亡的人口数目相当。”在最近，2004年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孟买就饿死了近万名儿童。这一年印度有3.5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16〕
秦教授党专家们显得资深印度专家似的，却对这些“惨绝人寰的和平时期的饥荒现象”（秦晖语）一无所知并且还要颠倒黑白了去说。历史学教授对于近、当代的饥荒史无知到这种程度，让人难以置信。这不是欺骗公众又是什么？秦、党二人这种胡编乱造和肉麻吹捧的双簧堪称绝配。这种自轻自贱，极不负责任的发情，让人再次感受了秦教授党专家们这类中国文人的悲哀。
中国自1962年起告别饥荒，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仅与印度至今仍在频发饥荒形成了鲜明对照，且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穷国、发展中国家、农业底子极其薄弱的人口大国，是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抗灾能力来告别饥荒的，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给予世界的典范意义。众所周知，在民不聊生的民国年代大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1940年代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就曾说过，在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人均寿命才35岁〔16〕。而在中国***的领导下，短短30年间人均寿命就提高30多岁，这难道不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吗？新中国经济也在短短的50年间跨越了发达国家近200多年达到的水平，这同样显示出了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
毋须讳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确实发生过饥荒，但这完全是旧式农业的惯性使然，是旧中国动辄发生数百万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的惯性造成的。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相反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上，这很见得了人。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从来都是相互关联和藕断丝连着的。印度独立至今快60年了却仍在饥荒不断；何况中国的人口更多，在近代史上更是被称做“饥荒之邦”〔17〕的，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和频发的大饥荒历史的国家，谁有这个本事，能在新政权刚刚诞生就将饥荒一脚滚开，使之嘎然而止呢？恐怕这样本事的人上苍还没有降生、也许永远也不可能降生。令人感佩和感到不解的，尽管各种势力在拼命炒作，上世纪5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饥荒，不仅自始至终丝毫也没有动摇执政党的地位反而使之强化；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于史上伴随大饥荒常常出现的那些激烈反应，例如暴动，匪患，瘟疫等。这些真实的感受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去相信秦、党们的危言耸听。那些危言耸听，不过是些恶意的夸大和攻击罢了，人性有夸大悲剧的倾向，更何况是从执政党对立面的势力或民国余孽那里发出来的。
秦先生怒斥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表现很差”。真的很差吗？秦先生完全颠倒了黑白。秦文其它部分捉襟见肘，不忍再批下去，下面说一说中印比较问题。
三. 中国和印度：人类发展指数的比较
秦文中没有提到“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个时下频繁提起的指标。当然了，他不提或不知道HDI、或手头缺乏数据，这是他的自由。我们引入HDI也只是加入一个参照系。但需要强调的，这是一个国际上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取代GDP指标的参照系。HDI集人均寿命、教育和人均GDP等宏观度量于一体，称得上是一个“福利＋经济”的指标，从而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域的发展概貌。HDI取值在0到1之间。按联合国的指定：HDI高于0.80为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在0.50－0.79之间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50则为低等人类发展水平。
以下内容摘译（大意）自Meghnad Desai的论文＜印度和中国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刍议＞〔12〕：Nicholas Crafts 估算了中国和印度在1950年、1973年和1992年的HDI。在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HDR]）里可以找到1960年之后若干趋势年份的数据，综合起来有下面这张表格。
表5 中、印人类发展指数：1950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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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50 1960 1973 1980a 1980b 199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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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0.163 0.248 0.407 0.475 0.554 0.594 0.726
印度 0.160 0.206 0.289 0.296 0.434 0.439 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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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1950,1973, 1992 来自Crafts(1997);
1960, 1980a 来自HDR 1997，1980b和2000 来自HDR 2002
我们看到了什么？1950年，中印两国的起点大致等同。到了1973年，中国已迅速把印度甩在了后面。虽然各数值不一定有严格的可比性，但可以看出50年中，中国的HDI增长了4.5倍，而印度的HDI只增长了3.5倍。观察1950、1980b和2000这几个年度，我们看到中国的HDI在前30年（毛泽东时代）的进步非常快，1980年提高到了起步时的3.5倍，后20年只增长了1/3强。印度在1950-1980年的30年间提高到了起步时的2.7倍，此后20年的发展与中国相同，即增长1/3。一些学者探究为何中国的HDI在后20年上升减缓的原因，指出或许这与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方面的退步有关。不过需要指出的，一个国家在HDI上升到接近1时，每前进一步都将是困难的。总之，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数字，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比印度做得好，是无庸置疑的。 （意译完）
去年12月1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撰写的主题为“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的《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完成并在北京正式发布〔19〕。根据这一报告，1950年中国HDI为0.159，与Crafts的结果很近，属极低人类发展水平；1980年为0.557，与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给出的数值0.554相同，表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进入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2003年达到0.755，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的0.694和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值0.718要高，但仍处于0.79之下，属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也就是说：
1. 秦晖所竭力吹捧的民国时代是一个极低人类发展水平；
2. 秦晖所竭力攻击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1970年代步入中等人类发展水平，1980年HDI提升为1950年的3.5倍，速度之快令人侧目；
3. 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继续进步：20多年来的HDI增长了1/3强，仍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海外学者探究上升有所减缓的原因，一些人认为在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的退步；
4. 印度步入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但是1950年至今，中国在所有时段（尤其毛泽东时代) 上的人类发展水平都超过了印度，是无庸置疑的。
根据上述，秦晖的观点B和观点C都是不值一驳的。看看他怎么说：
“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换句话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而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1〕
读到这里，您是大可怀疑改革前的中国是否领先于印度呢、还是大可怀疑秦晖教授的水平？
文史兼攻、著述颇丰的秦教授的文中，着实有不少地方遣词造语让人玩抚再三而不知所云。就拿第三段落中的印度“与……地狭而殊、人稠而不众的东亚龙虎相比”这个短语来说，“东亚龙虎”，龙者中国好懂，虎者是否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里面有哪一条龙哪一条虎可同时称得上“地狭而殊、人稠而不众”？“狭而殊” 何以合到了一起？“人稠而不众”又是何意？
鈴蘭臺
2006/4/16
参考文件
〔1〕秦晖＜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42689&typeid=17
〔2〕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3〕杨瑞春＜干旱，中国北方的“宿命”？ ＞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2842
〔4〕Ministry of Agriculture, Govt. of India, “At a Glance - 2004 (Landscape Page)”
http://dacnet.nic.in/eands/LAMDSCAP-G.pdf
〔5〕印度农业机械化政策，2005年3月18日
http://www.sysagri.gov.cn/lhagri/list.asp?news_id=1553
〔6〕温铁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中的产权问题＞
http://www.unesco.org/most/chwentie.htm
〔7〕辛翔飞、秦富＜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实证分析：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发展论坛工作论文：FED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 FC20050088
〔8〕吴慧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
〔9〕董金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及现实启示——兼驳茅于轼研究员的观点
http://economy.guoxue.com/print.php/7240
〔10〕党国英＜印度的乡村自治及其与中国的比较＞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35710&typeid=17
〔11〕Lantai＜“难以启齿”与“难以见人” ―― 简评党国英专家日前的海南演讲＞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36584&typeid=17
〔12〕联合早报网论坛＜什么是饭，什么是***＞
www.zaobao.com/special/china/taiwan/pages5/taiwan_forum250703.html
〔13〕日本经济企画厅《1973年年次世界経済報告》中写道：“65～66年の印度の大飢饉の際，65/66年の1年間に小麦のみで約7百万トンをアメリカはインドに輸出した。”大飢饉 = 大饥荒。
wp.cao.go.jp/zenbun/sekai/wp-we73/wp-we73-00302.html
〔14〕＜歴史に刻まれた日本とインドの絆＞中写道：“昭和四十年から四十一年にかけて、印度では大飢饉におそわれ、おおくの国民が食糧難で困っていた。” 昭和四十年 = 1965年。
www.nipponkaigi.org/Indian%20Booklet2.htm
〔15〕 Jean Dreze & Amartya Sen, Hunger and Pubic Action
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22713
〔16〕三农中国＜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饥荒＞
http://www.snzg.net/shownews.asp?newsid=10323
〔17〕1920年代初到中国救灾多年的Walter H. Mallory在1926年著书《China: Land of Famine》（《中国︰饥荒之邦》）
〔18〕MEGHNAD DESAI ＜印度和中国 : 比较政治经济学刍议＞
IMF 印度／中国讨论年会论文，德里，2003年11月
〔19〕新华网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出台记：关注公平及城乡差距＞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2/30/content_3990230.htm
〔18e〕MEGHNAD DESAI : INDIA and CHINA :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PAPER FOR IMF CONFERENCE ON INDIA/CHINA, DELHI, NOVEMBER 2003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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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bove all China did very well by human development. Long run calculation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have been made by Nicholas Crafts. For China and India he has estimates for 1950, 1973 and 1992 . 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 has over the various years published trends in HDI from 1960 onwards. Its methodology has evolved over the years and so the estimates have also been revised even for earlier years. Using HDR 1997 and HDR 2002 we can see the trend up to 2002. The HDR estimates start in 1960 and are not strictly comparable to Crafts’s estimates but they are close enough.
9 HUMAN DEVELOPMENT 1950 - 2000
1950 1960 1973 1980a 1980b 1992 2000
China 0.163 0.248 0.407 0.475 0.554 0.594 0.726
India 0.160 0.206 0.289 0.296 0.434 0.439 0.577
Sources
1950,1973 and 1992 Crafts( 1997);
1960, 1980.a HDR 1997 1980b and 2000 HDR 2002
Thus we see that although level pegging in 1950, China soon left India behind by 1973, although they had similar per capita incomes. Over the fifty year period although the HDI numbers are not strictly comparable, China enhanced its HDI four and a half times while India did so only three and a half times Taking the estimates for 1950, 1980b and 2000, We see that in the first thirty years China advanced much faster- three and a half times than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only by a third more. India on the other hand took its HDI up two and three quarters time between 1950 and 1980 and again by a third in the next twenty years. Some writers have argued that the slowing down of China’s advance in human development was due to the disbanding of the communes and with it the downgrading of the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vailable to all. [ Dreze and Sen (1984)].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gher up towards a country’s HDI climbs towards the value of 1.0 the harder each step becomes. Whichever way we look at it, China has done much better in human development than India has.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撰文，题为《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以下称秦文）〔1〕。文章很长，从篇幅、数字、遣词造语和手法上看，是下了一番功夫专心致志写成的。不过秦晖作为历史学者，对印度经济是否领先中国素无兴趣，怎么突然浓墨重彩起来了呢？原来，用秦先生自己的话说，现在“国内通行如下说法：1949年时印度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中国，后来由于两国选择了一‘资’一‘社’的不同发展道路，结果中国很快超过了印度，而且现在已经把印度远远甩在了后面。于是在不少场合人们都看到这样的论战模式：你要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地区相比吗？我就以与印度的对比来反驳你。”
原来如此。秦晖十分反感大家拿印度来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他要唱一出对台戏：你说社会主义行吗，他偏要告诉你社会主义不行。秦文的手法是以印度为中介（拐个弯）来抨击新中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文中提出这样两个观点：
―― 观点Ａ：“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
―― 观点Ｂ：“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把这两个观点合到一起，便自然引伸出秦先生一心想说的，这就是
―― 观点Ｃ：新中国改革前的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不如民国。
秦晖一贯对毛泽东时代怀有深深的敌意，文中处处流露出对毛时代的扭曲评价和对蒋家王朝那个民不聊生时代的昧心赞扬。对于他的观点Ａ，即民国领先于印度，我没有兴趣。以下第一节反驳观点Ｃ，第二节批驳秦晖的饥荒史观，最后一节反驳观点Ｂ。所谓反驳，侧重点不在文中的数据及数据的可靠性，而是质疑他的手法，并对一些混淆了的史实提出必要的辨正。
一. 教授不会用指标
秦晖从农业、工业和购买力平价GDP等方面对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中、印经济进行比较，限于篇幅，我们把焦点对准农业。前面说了，秦文得实质在于对民国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作出对比，这在文中随处可见；其立足点，主要地是拿蒋氏民国农业的最好年份来与毛时代的一般年份做对比。比什么呢？比劳动生产率，包括粮食亩产、人均占有粮食和劳均产粮等。
秦文说，民国时期“1936年中国人均占有标准粮529斤，…… 1934-1938年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213斤（标准粮，下同）。……1936年中国劳均产粮1725斤，比1951年还高出14.3％。”
秦文又说：“1949年以后到改革前的命令经济时代，中国农业生产的总量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在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表现很差：…… 1966年时，中国农业劳均产粮仅1162.8斤，远比1936年低；时至1975年，劳均产粮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新中国的农业水平一直高于印度是毫不足奇的。……在改革前的20多年间，中国农业对印度的优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印度的两项增长率都高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
既然民国时代的中国农业相对于印度具有比较优势、而毛时代减损了这种优势，那么自然要问，你那个“比较优势”是如何定义的？定义是否有效？对应各方的数据如何？结果怎样？要不要也来个要素分析？令人遗憾的是，秦文中，定义是没有的，数字是零星的和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对数字的解释也带有随意性。然而秦文却弄得板上钉钉似的，直斥毛时代的中国农业“表现很差”！这就太武断太缺乏说服力了；作为一篇正式的期刊论文，是对在读者进行愚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秦文否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意在问鼎政权合法性）都使用了哪些招术。
招术之一，时间基准点上做手脚
已如前述，秦文所谓民国 vs 毛时代的比较，是立足于拿前者最好的年份来跟后者的一般年份来做对比。这不是违背常识和不合逻辑吗？这他就不管了。秦文认为民国的最好年份（1936年前后）才是真正代表了民国水平的，而其它年份破破烂烂经济崩溃全是由战乱造成的，民国对此概不负责；因此，需要“把战乱中的生产剧降与战后的恢复性剧升排除不计”。〔1〕
既然考察整个民国时期，那么，统计学的基本原则还是不能随便违背的。统计学上取样的基本原则，是样本须在测度意义上反映出母集团的性质。既然整个民国时期作为一个观察时段，则最弱的测度，也须是时段上的平均值样本而非最高水平样本。抽取最高水平样本，这在统计学上也是有的，叫做极差抽样。但其目的是作出诸如灾害预报或范围预测，这和考察民国经济的整体表现，完全是两码事。一个兵荒马乱到导致经济崩溃的年代，即便拥有一两个“亮点”，也只能说是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年代，更何况那“亮点”实在算不得鲜亮。硬要抽出来说事，充其量也只能说明在整个时段上有这个潜力，并非实绩。现在反过来了，民国政府之不能保境安民，战乱频仍加剧民不聊生，反倒成了秦晖们占据年份制高地用来炫耀“亮点”的理由；而新中国拯救民族于倒悬之中，从经济谷底开始艰难的回升，在废墟上站立起来收拾民国政府的烂摊子，反倒惹得他们万分不受用，直斥“表现很差”。这位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道分子如此仇视新中国仇视毛泽东时代，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这就是刻薄和忘恩背义。
秦文说：“只要没有大战乱，中国农业从传统时代以来，无论在什么制度下一直都是领先于印度的。”战乱对农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秦文没有说，我们也不比去作定量分析。我们知道，传统农业是靠天吃饭的。老天爷降下自然灾害，难道也降下战乱且只朝向你蒋氏民国砸来？事实上，近代战争对于农业收成的影响与古代已有很大不同，可说是微乎其微。古代战争，长平一战坑死赵卒四十万人，项羽坑秦卒也有二十万人，一场仗打下来伏尸数万；令百姓流离失所，农地抛荒，造成农业歉收甚至饥荒的例子，在古代比比皆是。民国之后，人学乖了；军阀混战往往是下面一触即溃，上面见势不妙连忙通电宣告下野也就了事，很少殃及到农民和农业。就拿四川一地来说，到刘湘“"统一”之前军阀们大小混战四百余次，较大的也有几十次。可打来打去人口还在继续上升。过去论断改朝換代之际的战争要使人口下降，近代则不灵了。1912年交替之际人口仍在上升〔2〕。如果现代的战乱在一个长时期内影响到了农业，那么人口必然是上不去的。有人说民国期间饥荒频繁饿死很多人，那也主要不是战争的原因而是自然灾害的原因。专家解释说，20世纪以来中国大的自然灾害特别频繁，在于中国处在了大旱和大涝互杂发生的大周期的中段，这个大周期二百年才来一次〔3〕。
总之，秦文抽出民国农业的最好的年份来跟别人比，是毫无道理的。此外在论及中印比较时同样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文章说：
“改革前的20多年间，中国农业对印度的优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牺牲了劳动生产率。而印度这期间城市化比中国快。。。。。。并且靠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总产量的增长也快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
第一，取1952年而非1949年作起点是否恰当？一般说来，如果做制度比较这是可以的，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是到1953年才拉开的帏幕。但论及的不是制度比较而是国际比较兼时代比较，就须划出一条麦克马洪线来。考虑到印度独立之后仅仅一年有余新中国就成立了，把1949年取做起点这对各个比较对象（包括民国）来说，显然既客观又公平，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知道，1949-52年是新中国国民经济高速恢复的时期，土地改革带来了农业的复苏，农业增长很快。这个成绩当然属于新中国而不属于盘踞在东南、西南或西北的蒋氏余孽，怎可一笔勾销呢？
以1949年作为新中国和民国的分水岭及与印度比较的起点，到1981年，粮食总产的增长和年均增长就不是秦文给出的1.04倍和2.5％，而分别是1.87倍和3.35％（1949-1978 = 3.48％，1949-1990 = 3.40％，1949-2004 = 2.61％）。对比同期印度，根据印度政府农业部的数据：1949-81期粮食总产指数由51.5增长到104.9，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3%〔4〕。中国与印度相比，总产量增长快80%，年均增长快1%还多，对于农业这样的行业来说增长率差距1个百分点不是一个小数目。秦文人为压低中国并抬高印度，完全是在颠倒黑白。
第二，秦文所谓“年人均粮食产量年增长”，大概指的是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年均增长。以1949年为起点，则由208.9公斤增长到1981年的325公斤，年均递增1.4%，高于印度的不到1％，也大大高于秦文给出的1952年起算的0.55%，显见秦晖又是在颠倒黑白。
最后，说一下印度的“绿色革命”。绿色革命几乎完全是在外援状况下进行的，“接受的外援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历史之长及形式之多，在第三世界各国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外援主要是由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联邦德国、苏联等13国提供”〔5〕。然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在被封锁的状态之下，几乎全靠自力更生来完成的。在后面我们还将提供有关中、印两国农业比较数据，所有的数据充分说明，毛时代的中国农业比较优势远高于印度。至于秦晖赞不绝口的那个民国，是提也不要提的。总之，秦先生是在克斤扣两，是在胡说，是在颠倒黑白。不然，他何以证明***的“表现很差”呢？
招术之二，无视边际条件
秦文认为“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是“劳动生产率方面”，这很正确；将其理解为人均占有粮食和劳均产粮，这在唐代以前也可以。事实上人均占有粮食和劳均产粮这两个指标在长时段内呈现高正相关性；同时，秦文提供出可比数据（准确性另论）并力图作出对比的只是劳均产粮一项，故我们下面的讨论就仅对劳均产粮来展开。
劳均产粮受到的约束，除了自然灾害，主要来自于农业的边际效益的递减规则和劳动力人口数量这两个方面。所谓边际效益，可理解为生产潜力；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指增长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发生的饱和现象。这个规律与劳动力投入的多寡没有关联。这两个约束条件，换个场合（例如讨论当代“三农问题”、种田没效益或人口问题等），秦晖肯定会大提而特提，但在秦文中却闭口不谈了。何故？说穿了这两种约束，在民国时期并不突出，而在新中国时期则凸显了出来并成为历代政府都十分头痛的难题。秦文如果客观地述及这些，必将冲淡其刻意贬低新中国特别是丑化毛时代的本意，他当然不愿使自己的努力变成徒劳。
秦文所提供的劳均产粮数据的准确性是大可怀疑的。表1中标记“（秦）”字的即为秦晖提供的数字：1936年1725斤，1966年1162.8斤，1975年1931.5斤；说什么：1966年远比1936年低、而1975年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这些数字的来历我们暂不追究了。在表1和表2中我们列出了温铁军〔6〕提供的更为具体翔实的序列数字。温自述这些数据来自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 -1986》、《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2》和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翔实可靠。反观秦晖，1975年的数字与〔6〕中1978年的数字可相比照，而1966年的数字比起〔6〕中1965年来，就低得离谱了。使用表2中同一年度的总产量和劳动力人口数字进行换算，发现〔6〕是正确的；换言之，秦晖的数字是编造的（至少1966年是这样）。如此一来，秦所谓“1966年仅1162.8斤远比1936年低”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表1 历代劳均产粮变动情况 单位：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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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晚期 3318 新中国 (1965年） 1754 1162.8 (秦，1966）
唐代(历史最高) 4524 (1978年） 2156 1931.5 (秦，1975）
明代 4027 （2003年） 2953（自）
清代 2262 （2004年） 3130（自）
民国(1936年) 1725（秦）
(1949年)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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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有“（秦）”为秦晖提供，标有“（自）”为笔者自行算出，其它见温铁军〔6〕。
表2 1949-2004年我国粮食亩产和劳均产粮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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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49 1952 1965 1978 1993 200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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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总产量亿吨 1.132 1.639 1.945 3.048 4.565 4.622 4.695
农业劳动力亿人 1.97 1.73 2.25 2.85 3.33 3.13 3.00
粮食亩产（斤/亩） 137 230 288 548 8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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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均产粮（斤） 1150 1914 1754 2156 2756 2953 3130
年增率1（％） 18.5 2.7 2.2 2.0 1.76 1.84
年增率2（％） 7.7 0.85 1.2 1.34 1.22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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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见温铁军〔6〕。劳均产粮年增加率以及2003、2004两年劳均产粮为自行算出。
说明： “年增率1”：以1949年为定基点的结果。土地改革加上和平红利，使得1949-52间恢复非常快。
“年增率2”：考虑去除和平红利，大致以1949-1952的中位数1523斤为基准点时的结果。
对于经济的变动情况，秦晖提出要“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他的眼量充其量也只放到了上世纪20-30年代的民国时期，此即他所谓的“长时段”。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农业历史的国家来说，这太窄了。我们不妨把眼量放到千年以外，看看从古至今中国劳均产粮的情况到底如何。
由表1，我国的劳均产粮，战国中晚期已经达到3318斤，唐时到达历史最高水平 4524斤（估计此即小生产的极限或边界）；唐代以降不断减少：明代4027斤，清代2262斤；到民国与新中国交替的1949年减少到只剩下1150斤，为历史最高水平的1／4。这个数字大概让秦晖觉得过于难堪而被回避，否则的话他的后续文章怎么做？秦手舞足蹈提起民国时期1936年的劳均产粮高达1725斤，这高吗？观察表1则一目了然：这个数字是远远低于了历代的水平，同时也补充说明了，中国的劳均产粮自唐代以来确是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严格单调下降的趋势，至1949年更是跌入了谷底！很清楚，如果劳均产粮果确如秦文所说代表着“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这岂不是说，中国的农业是在步步倒退？中国的农民是越来越不懂种田了？
再来看表2新中国的情况。由于土地改革和“和平红利”，新中国的粮食生产恢复得非常快，1952年到达一个超常的峰值。右派经济学家是很爱拿1952年来做起点，问题就在这里；选择高起点才可以将后继相邻时段的发展实绩压下去。我们这里的结果，既有以1949年为起点的“年增率1”、同时也提供有以1949-52间的中位数为起点的“年增率2”。可以看到，劳均产粮的年均增长率不论是“年增率1”还是“年增率2”，除去 1952年这个突兀的峰值，其它趋势年份上都是持平并略呈下降趋势的。很清楚，如果劳均产粮果确如秦文所说代表着“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那岂不是说，新中国的粮食“劳动生产率”今不如昔啦？改革开放以来抑或1993年以来反倒不如毛时代啦？可见，秦晖是在抹黑改革开放。
秦晖坚称：“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秦文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偏执性仇视到了逻辑混乱，弄巧成拙甚至编造数据的地步，令人叹息。
事实上，新中国的粮食生产如表2所列，一方面劳均产粮增长缓慢甚至略有减退，另一方面不论粮食总量还是单产，也不论毛时代还是改革开放年代，都呈现出近似直线的高速增长。这反应出中国农业的特点，即按粮食单产衡量的土地生产率高和按劳均产粮衡量的劳动生产率低。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从盛唐时期的17.8亩下降到1949年只剩下2.7亩，下降达7倍之多；使得每个劳动力能种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劳均产粮势必一路低开。新中国在人口总量方面，前30年就净增4.5亿，是民国的4~5倍（农村可能超出，毕竟大量的净增人口出生在农村）；人均寿命方面提高了近1倍。人口激增加上寿命延长带来的老龄化，使得增产的粮食随即被消费干净，造成中国在1962年以前无粮可以储备。同时，粮食单产的迅速提高带来边际效益的日益下降，这两个强大的边际约束，使得单纯依靠增大劳动力投入来增产粮食变得格外地困难。这就是表2中劳均产粮增长缓慢甚至减退的根本原因。不惟如此，唐代的高峰过后，再拿劳均产粮来度量劳动生产率就很有些缘木求鱼的味道。有网民用“右派大笨蛋”来形容某些靠想当然混饭的中国文人，看来并不冤枉他们。
招术之三，对不利数据秘而不宣
研究表明，要素诸元对于近、现代的农业增产的贡献，主要来自于资本要素（资金成本）和技术进步要素（水、种、工具、管理等），而来自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份额已变得微乎其微。〔7〕毛泽东始终关注提高单位产量。他提出了农业发展纲要和“八字宪法”，提出了中国的农业必须经由农业集体化、到水利化机械化和电力化这条“集约加技术”的发展道路，指出增长的终结目的在于民生（“为人民”）。 那么，如何衡量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呢？我们认为，作为综合的外在度量，用粮食亩产加上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对于人口增加速度的比例这两个指标是合宜的。我们避免使用大多数人都不懂得的复杂数学分析如全要素分析之类。
1. 粮食亩产方面：秦文提供了民国1934-1938年间亩产213斤的数字，却对新中国的相应数字避而不提。提一提怕什么的？中国的粮食亩产在战国中晚期就已达到216斤，唐时334斤；清代中叶367斤，此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300年间，一路下跌〔8〕；至1949年更是跌如了谷底，137斤！这远远低于战国中晚期的水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崭新的社会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得粮食亩产止跌回升一路上扬：1978年提高到500斤，近10年来则稳定在700-900斤间。升幅之快，为民国年代以及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所望尘莫及。
秦文拿起民国1936年亩产216斤这根鸡毛当令箭，神气的不得了，沾沾自喜的不行。然而放到大历史的语境中一比可知，是提也不待提得的。
2. 粮食增速与人口增速方面：1978年相对于1949年，粮食总产量由1.1312亿吨增加到3.0477亿吨，增长169%，同期总人口增长78%，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1.17倍，从而保证了人民由极度贫困逐步走向温饱。民国时期，分作1912-1936和1937-1949两个子段：前段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后段相反，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据学者估计，民国时期由于粮食短缺，曾经有超过2亿的民众被饥荒和瘟疫夺去了生命。
3. 在涉及资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基本建设方面：新中国经过毛泽东时代20多年的艰辛努力，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获得了根本性的改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建设（以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村水利灌溉建设等为主要内容）、土壤改良、优良品种培育、机械化和电力化的高速推进以及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逐步建立等。表3显示，毛时代中国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之显著，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望尘莫及的。中国的农业也为推进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工业现代化积累了大量资金，在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在同期农民的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农业为国家工业化积累的数额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农业劳动力人均奉献占其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多见。〔9〕
表3 1952～1978年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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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农机总动力 机耕面积 灌溉面积 化肥用量 农村用电量
（万马力） （万顷） （万顷） （万吨） （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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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25 13.6 1995.9 7.8 0.5
1978 15975 4067.0 4496.5 884.0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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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980年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国际比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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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印度 巴西 日本 美国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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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面积占地面积% 45.2 23.8 3.4 75.7 10.9 6.3
每公顷化肥用量（公斤） 127 31.68 372 112 301
每公顷用电量（千瓦时） 323 247.1 199 83
每公顷拖拉机（台） 26.4 2.6 6.2 255.3 5.4 87.3
每公顷联合收割机（台） 0.27 0.003 0.6 205.8 3.6 8.3
--------------------------------------------------------------------------------
中国农业自身也伴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步地走向现代化（水利化，机械化，电力化）。遗憾的是，这一进程后来被中断，但其成果为改革开放所利用，至今仍发挥着显著的经济效益。经过毛时代短短20多年的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不仅已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在某些指标上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见表4）。如此傲人的成就，却被某些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道分子如秦晖们污蔑为“表现很差”。真是岂有此理，天理不容。
二. 历史学家不懂饥荒史
在秦晖眼里，民不聊生、暗无天日的民国简直是天堂，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却成了地狱。秦堂而皇之讲起什么“人道”，他说：“在农业方面，甚至不仅关乎农业而且实际上涉及基本人道的方面，改革前中国与印度之比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阿马蒂亚?森提到的那个著名的事实：改革前中国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和平时期大饥荒，而历史上饥荒比中国更频繁的印度，独立后尽管农业产量仍然低于中国，却在宪政***体制下成功地消除了饥荒现象。”
另一位右派文人名叫党国英党专家的如出一辙。这位连印度什么时候独立都搞不拎清的“专家”却在讨论印度问题的国际场合发表公开演讲〔10〕，称：“我们在1949年以后，有两、三年的历史难以见人”，而印度“独立之后没有发生饥荒。这个情况让人非常感动……使我很尊敬印度人民。”
印度果真在独立之后就“成功地消除了饥荒现象”吗？回答是否定的。事实是〔11〕，印度即使在进入1960年代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在1965-66年和1972年就发生过两次大饥荒〔12-14〕。虽然国际援助不断，虽然印度有着相对健全和普及的农协组织，但研究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就是秦晖提到的那位）仍指出〔15〕：“印度每八年因为营养不良或其他与贫困相关的疾病而导致的高人口死亡率所造成的死亡人口，与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所死亡的人口数目相当。”在最近，2004年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孟买就饿死了近万名儿童。这一年印度有3.5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16〕
秦教授党专家们显得资深印度专家似的，却对这些“惨绝人寰的和平时期的饥荒现象”（秦晖语）一无所知并且还要颠倒黑白了去说。历史学教授对于近、当代的饥荒史无知到这种程度，让人难以置信。这不是欺骗公众又是什么？秦、党二人这种胡编乱造和肉麻吹捧的双簧堪称绝配。这种自轻自贱，极不负责任的发情，让人再次感受了秦教授党专家们这类中国文人的悲哀。
中国自1962年起告别饥荒，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仅与印度至今仍在频发饥荒形成了鲜明对照，且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穷国、发展中国家、农业底子极其薄弱的人口大国，是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抗灾能力来告别饥荒的，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给予世界的典范意义。众所周知，在民不聊生的民国年代大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1940年代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就曾说过，在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人均寿命才35岁〔16〕。而在中国***的领导下，短短30年间人均寿命就提高30多岁，这难道不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吗？新中国经济也在短短的50年间跨越了发达国家近200多年达到的水平，这同样显示出了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
毋须讳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确实发生过饥荒，但这完全是旧式农业的惯性使然，是旧中国动辄发生数百万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的惯性造成的。这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相反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上，这很见得了人。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从来都是相互关联和藕断丝连着的。印度独立至今快60年了却仍在饥荒不断；何况中国的人口更多，在近代史上更是被称做“饥荒之邦”〔17〕的，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和频发的大饥荒历史的国家，谁有这个本事，能在新政权刚刚诞生就将饥荒一脚滚开，使之嘎然而止呢？恐怕这样本事的人上苍还没有降生、也许永远也不可能降生。令人感佩和感到不解的，尽管各种势力在拼命炒作，上世纪5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饥荒，不仅自始至终丝毫也没有动摇执政党的地位反而使之强化；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于史上伴随大饥荒常常出现的那些激烈反应，例如暴动，匪患，瘟疫等。这些真实的感受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去相信秦、党们的危言耸听。那些危言耸听，不过是些恶意的夸大和攻击罢了，人性有夸大悲剧的倾向，更何况是从执政党对立面的势力或民国余孽那里发出来的。
秦先生怒斥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表现很差”。真的很差吗？秦先生完全颠倒了黑白。秦文其它部分捉襟见肘，不忍再批下去，下面说一说中印比较问题。
三. 中国和印度：人类发展指数的比较
秦文中没有提到“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个时下频繁提起的指标。当然了，他不提或不知道HDI、或手头缺乏数据，这是他的自由。我们引入HDI也只是加入一个参照系。但需要强调的，这是一个国际上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取代GDP指标的参照系。HDI集人均寿命、教育和人均GDP等宏观度量于一体，称得上是一个“福利＋经济”的指标，从而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域的发展概貌。HDI取值在0到1之间。按联合国的指定：HDI高于0.80为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在0.50－0.79之间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50则为低等人类发展水平。
以下内容摘译（大意）自Meghnad Desai的论文＜印度和中国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刍议＞〔12〕：Nicholas Crafts 估算了中国和印度在1950年、1973年和1992年的HDI。在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HDR]）里可以找到1960年之后若干趋势年份的数据，综合起来有下面这张表格。
表5 中、印人类发展指数：1950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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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50 1960 1973 1980a 1980b 1992 2000
-----------------------------------------------------------------------
中国 0.163 0.248 0.407 0.475 0.554 0.594 0.726
印度 0.160 0.206 0.289 0.296 0.434 0.439 0.577
-----------------------------------------------------------------------
来源：1950,1973, 1992 来自Crafts(1997);
1960, 1980a 来自HDR 1997，1980b和2000 来自HDR 2002
我们看到了什么？1950年，中印两国的起点大致等同。到了1973年，中国已迅速把印度甩在了后面。虽然各数值不一定有严格的可比性，但可以看出50年中，中国的HDI增长了4.5倍，而印度的HDI只增长了3.5倍。观察1950、1980b和2000这几个年度，我们看到中国的HDI在前30年（毛泽东时代）的进步非常快，1980年提高到了起步时的3.5倍，后20年只增长了1/3强。印度在1950-1980年的30年间提高到了起步时的2.7倍，此后20年的发展与中国相同，即增长1/3。一些学者探究为何中国的HDI在后20年上升减缓的原因，指出或许这与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方面的退步有关。不过需要指出的，一个国家在HDI上升到接近1时，每前进一步都将是困难的。总之，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数字，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比印度做得好，是无庸置疑的。 （意译完）
去年12月1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撰写的主题为“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的《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完成并在北京正式发布〔19〕。根据这一报告，1950年中国HDI为0.159，与Crafts的结果很近，属极低人类发展水平；1980年为0.557，与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给出的数值0.554相同，表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进入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2003年达到0.755，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的0.694和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值0.718要高，但仍处于0.79之下，属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也就是说：
1. 秦晖所竭力吹捧的民国时代是一个极低人类发展水平；
2. 秦晖所竭力攻击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1970年代步入中等人类发展水平，1980年HDI提升为1950年的3.5倍，速度之快令人侧目；
3. 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继续进步：20多年来的HDI增长了1/3强，仍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海外学者探究上升有所减缓的原因，一些人认为在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的退步；
4. 印度步入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但是1950年至今，中国在所有时段（尤其毛泽东时代) 上的人类发展水平都超过了印度，是无庸置疑的。
根据上述，秦晖的观点B和观点C都是不值一驳的。看看他怎么说：
“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换句话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而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1〕
读到这里，您是大可怀疑改革前的中国是否领先于印度呢、还是大可怀疑秦晖教授的水平？
文史兼攻、著述颇丰的秦教授的文中，着实有不少地方遣词造语让人玩抚再三而不知所云。就拿第三段落中的印度“与……地狭而殊、人稠而不众的东亚龙虎相比”这个短语来说，“东亚龙虎”，龙者中国好懂，虎者是否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里面有哪一条龙哪一条虎可同时称得上“地狭而殊、人稠而不众”？“狭而殊” 何以合到了一起？“人稠而不众”又是何意？
鈴蘭臺
2006/4/16
参考文件
〔1〕秦晖＜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42689&typeid=17
〔2〕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3〕杨瑞春＜干旱，中国北方的“宿命”？ ＞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2842
〔4〕Ministry of Agriculture, Govt. of India, “At a Glance - 2004 (Landscape Page)”
http://dacnet.nic.in/eands/LAMDSCAP-G.pdf
〔5〕印度农业机械化政策，2005年3月18日
http://www.sysagri.gov.cn/lhagri/list.asp?news_id=1553
〔6〕温铁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中的产权问题＞
http://www.unesco.org/most/chwentie.htm
〔7〕辛翔飞、秦富＜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实证分析：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发展论坛工作论文：FED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 FC20050088
〔8〕吴慧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
〔9〕董金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及现实启示——兼驳茅于轼研究员的观点
http://economy.guoxue.com/print.php/7240
〔10〕党国英＜印度的乡村自治及其与中国的比较＞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35710&typeid=17
〔11〕Lantai＜“难以启齿”与“难以见人” ―― 简评党国英专家日前的海南演讲＞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36584&typeid=17
〔12〕联合早报网论坛＜什么是饭，什么是***＞
www.zaobao.com/special/china/taiwan/pages5/taiwan_forum250703.html
〔13〕日本经济企画厅《1973年年次世界経済報告》中写道：“65～66年の印度の大飢饉の際，65/66年の1年間に小麦のみで約7百万トンをアメリカはインドに輸出した。”大飢饉 = 大饥荒。
wp.cao.go.jp/zenbun/sekai/wp-we73/wp-we73-00302.html
〔14〕＜歴史に刻まれた日本とインドの絆＞中写道：“昭和四十年から四十一年にかけて、印度では大飢饉におそわれ、おおくの国民が食糧難で困っていた。” 昭和四十年 = 1965年。
www.nipponkaigi.org/Indian%20Booklet2.htm
〔15〕 Jean Dreze & Amartya Sen, Hunger and Pubic Action
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22713
〔16〕三农中国＜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饥荒＞
http://www.snzg.net/shownews.asp?newsid=10323
〔17〕1920年代初到中国救灾多年的Walter H. Mallory在1926年著书《China: Land of Famine》（《中国︰饥荒之邦》）
〔18〕MEGHNAD DESAI ＜印度和中国 : 比较政治经济学刍议＞
IMF 印度／中国讨论年会论文，德里，2003年11月
〔19〕新华网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出台记：关注公平及城乡差距＞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2/30/content_3990230.htm
〔18e〕MEGHNAD DESAI : INDIA and CHINA :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PAPER FOR IMF CONFERENCE ON INDIA/CHINA, DELHI, NOVEMBER 2003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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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bove all China did very well by human development. Long run calculation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have been made by Nicholas Crafts. For China and India he has estimates for 1950, 1973 and 1992 . 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 has over the various years published trends in HDI from 1960 onwards. Its methodology has evolved over the years and so the estimates have also been revised even for earlier years. Using HDR 1997 and HDR 2002 we can see the trend up to 2002. The HDR estimates start in 1960 and are not strictly comparable to Crafts’s estimates but they are close enough.
9 HUMAN DEVELOPMENT 1950 - 2000
1950 1960 1973 1980a 1980b 1992 2000
China 0.163 0.248 0.407 0.475 0.554 0.594 0.726
India 0.160 0.206 0.289 0.296 0.434 0.439 0.577
Sources
1950,1973 and 1992 Crafts( 1997);
1960, 1980.a HDR 1997 1980b and 2000 HDR 2002
Thus we see that although level pegging in 1950, China soon left India behind by 1973, although they had similar per capita incomes. Over the fifty year period although the HDI numbers are not strictly comparable, China enhanced its HDI four and a half times while India did so only three and a half times Taking the estimates for 1950, 1980b and 2000, We see that in the first thirty years China advanced much faster- three and a half times than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only by a third more. India on the other hand took its HDI up two and three quarters time between 1950 and 1980 and again by a third in the next twenty years. Some writers have argued that the slowing down of China’s advance in human development was due to the disbanding of the communes and with it the downgrading of the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vailable to all. [ Dreze and Sen (1984)].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gher up towards a country’s HDI climbs towards the value of 1.0 the harder each step becomes. Whichever way we look at it, China has done much better in human development than India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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