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一生最爱《红楼梦》

慈禧一生最爱《红楼梦》

--------------------------------------------------------------------------------

蒋玮



　　一本名为《女人慈禧》的著作悄悄在国内各大书店登上畅销排行榜，在《女人慈禧》中，向斯描述了一个离开了权势斗争后，不为人所知的“女人慈禧”。3月5日，记者采访了该书的作者、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向斯，向斯告诉记者，这本书准确地说，是带有个人色彩的女人慈禧的文学传记。

　　慈禧最爱《红楼梦》

　　慈禧的一生风云变幻、暗藏玄机，可向斯告诉记者，其实这位外表强悍的皇太后在生活中的很多习惯却非常“女人”。慈禧爱干净，讲究卫生，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化妆打扮自己，她住宿和起居的地方要求一尘不染，没有异味，环境优雅。更奇的是，手握生杀大权的慈禧，一生最爱的书却是一部《红楼梦》，书中的许多情节都能背诵，书中的人物更是了如指掌。她以贾太君自居，她的寝室和起居之处，甚至是按照书中的描写进行布置。向斯告诉记者，其实单纯地从政治家的视角来看慈禧是片面的，但历史学家告诉世人的慈禧形象实在是一无是处，甚至是糟糕透顶。“我有机会看到大量有关慈禧的史料和档案，发现历史学家所说的慈禧，似乎不是她的全貌，很少涉及到她在宫廷里的真实生活。”

　　绝不是在为慈禧翻案

　　在向斯的笔下，女人慈禧实在是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她主张女人要有尊严和优雅的生活，强调女人的独立精神。她认为女人应该读书识字，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她十分喜爱《诗经》，当她成为宫中的主人之时，便以大权在握的皇太后身份，吩咐每天午后，宫中主子和有身份的宫女们集中起来，朗诵《诗经》，讲解史书，每10天考核一次，优秀者有奖。由于她的倡导，宫里学习《诗经》成风，以致小太监们也争相吟诵。这与传统印象里的慈禧实在是相差甚远，学界有专家质疑向斯是在为慈禧翻案。对此向斯反驳道：“作为政治家，作为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的‘女皇’，慈禧对近代中国的衰落和近代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只是想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宫廷古籍资源，让人们了解一个最全面的慈禧，并无所谓翻案之意。”

（来源:扬子晚报）







行贿、受贿在清代都有死罪 psz4838
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稳定统治和社会秩序，安定民心，对各级官员的犯罪，特别是对高级官员较为突出的经济犯罪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并依法严惩。其中，对行贿、受贿案件的惩处更是发人深省。现举行贿、受贿案各一例，看看清代法制的严格程度，亦可以史为鉴，有所脾益：

一、巡抚王一品行贿立绞案：

王一品原为清顺治年间的广西巡抚，后请病假回本旗疗养。病愈后，又被朝廷推荐并任命到广西任职。王一品以广西地处遥远，不愿去那里任职。为此，他就通过熟人买通了在内阁吏科任职的给事中陈嘉猷，给了陈嘉猷许多银两，并给有关中间介绍说情的人使了银两，共计2000多两，让陈嘉献写个报告，言说王一品可在朝廷或京畿附近任职。此后，陈嘉猷接受王一品银两并题写报告一事被同燎察觉，并交吏部、刑部议处。

吏部、刑部对广西巡抚王一品不服从工作分配，贿嘱内阁吏科给事中陈嘉猷题写奏章一案进行了审议。王一品、陈嘉猷均供认不讳，故依律判王一品应绞，陈嘉猷应流放到宁古塔服苦役终生不准收赎。顺治皇帝同意吏、刑二部等大臣的判决意见，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书谕：“先是广西巡抚王一品告假回旗，病愈，复推补广西。一品以远缺图规避，贿嘱吏科给事中陈嘉猷代题，末果上，事觉，交部。至是部议：王一品应绞，陈嘉猷应流徒宁古塔。从之。”一个堂堂的二品巡抚因不愿到偏远地区任职，使钱行贿，结果送了性命。

二、学政俞鸿图受贿立斩案：

清朝的学政是主管一省教育的最高长官，虽然只主管教育，但其官阶品位与总督、巡抚相同，均为二品大员。主管教育的学政衙门是清水衙门，既不管钱粮收支，也不管司法案件的审理，更不管水利工程和木土建筑，基本上不经手钱财。因此，与同级官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相比，学政确实是比较清廉的。然而，河南学政俞鸿图却是雍正年间全国学政当中，第一个经济受贿的犯罪大员。他在河南全省乡试考试中接受贿赂，将劣等错误试卷作为合格试卷录取，先后接受的贿银共达10000余两。张榜公布考试录取名次后，有平时品学兼优且同学老师共知共赞的生员的名次，反而不如各年各科成绩均为劣等，其平时表现亦极为平平的生员。经刑部复审，认为俞鸿图罪行严重，罪证确凿，同意原判意见，将俞犯处斩立决，并报送雍正帝审批。

雍正帝于雍正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批准了刑部对原河南学政俞鸿图判处死刑处斩立决的判决报告，并将这个批请普发全国各省总督、巡抚等衙门。并在谕令中指出：各省总督、巡抚对本省学政的表现好坏是很清楚的。总督、巡抚受了请托，分了油水．就代为隐瞒。今后各省若有考试不公、徇情受贿，经访查得知，除将学改大臣从重治罪外，该省的总督、巡抚也必须按照溺职罪严加惩处。




德川幕府末期，日本曾经出现后来成为明治维新核心力量的早期组织——“草莽志士”，他们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时所采取的手段和义和团大致类似。不过那时日本的精英们（比如福则谕吉、大久保利通等）比中国的“精英”要争气的多，他们及时掌握了这股力量，并加以及时的启蒙和引导，后来在推翻幕府以及明治维新中起到决定性的重要作用。而中国的精英们呢，自己懦弱无能、卑鄙下流也就罢了，现在倒好，反过来数典忘祖、大肆指责先辈们的殊死抵抗精神，没有起到一丁点的正面作用——所以说，中国的这些无耻精英的龌龊行径才是中国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所在。



其兴也勃
　　
　　　　洪秀全三次应考，未能进学，即考不上秀才，精神上打击很大，心力交瘁，大病一场。病中，落榜所产生的强烈心理反弹，实质性的精神病变，粱阿发编纂的传教书《劝世良言》诱发的想象，多种因素搅合在一起，产生了神游高天，上帝派他下凡作太平天子的幻觉。再加上头脑基本清醒时的顺势思考，萌生了利用迷信造反的想法。第四次应考又名落孙山，使得这个自视极高的老童生，从旧梦中寻求出路。他以《劝世良言》为底本，加上随心所欲的发明创造，要创立挂羊头卖狗内的宗教。这个意图，首先得到好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的充分赞同和热烈支持。这个冯云山，同样是屡试不第的老童生，同样对科举考试十分不满。而且认为洪秀全有王者气度，极力促成利用迷信造反。
　　
　　
　　　　于是，他们一同“出游天下”。在比较开放、文明程度较高的广东，没有市场。只好转到广西山区农村。这个转移，使得他们的造反得到成功的可能。洪秀全既极其自私又十分任性，没有做“地下工作”的耐心，遇到风险更是一走了之，逃回老家。主要靠冯云山锲而不舍的努力，吸收了一批信徒，包括后来成为太平军第二号人物的杨秀清。他们鼓动、吸收和组织百姓．尤其是无业游民和贫苦农民参加拜上帝会，遂步形成一套颇有特色而又相当严密的办法。使造反能成气候，波及十几省，持续十来年。准备造反之时，只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七个人明白底细。随后，有少数心腹亲信也晓得个大约略。对于一般百姓，他们宣传独尊上帝，不拜邪神。信上帝者无灾无难，不信上帝者“蛇虎咬人”。上帝有无限权能，敬拜上帝则“享福无穷”。“天堂路通”。信了上帝再拜别的神道，就是有罪。这样的宣传，比一下子就亮出造反的旗号，远远地易于为贫困、多灾多难、没有文化的百姓所接受。不少人出于自身朴素的人生愿望，出于对频繁灾祸的恐惧，也就轻易地加入拜上帝会，将命运的缰绳交到洪秀全等人手里。随着造反形势发展的需要，太平军的首领们加紧了对参加者的宣传。一方面是用上帝的名义，尽一切可能来神化洪秀全及其他首领。洪秀全自称为上帝亲生第二子、太平天日、太平真主、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天王、禾王，反正他想得出的称号都戴上了。于是，成了半神半人的教主兼国王，要创造天下一家的地上的天国。杨秀清则是上帝第四子，真天命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东王，还可以代天父（即上帝）发布最高指示，惩恶劝善，生杀予夺。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分别是上帝第三、五、六、七子。萧朝贵又是上帝女婿，还有代天兄（耶稣）谎话的特权。连同杨秀清，此五人一起为五军主将。几乎上帝将他的子女（包括上帝女儿洪宣娇），都派到广西来打天下，建设地上的天国了。其它许多政教合一的宣传，也都是为了夺取政权而造神，或者说，通过造神来表明造反的合理和夺权的必然。另一方面，则将一切敌对和不合他们口味的人物、政治、文化，极力加以妖魔化。其它一切宗教、神佛都是害人的妖魔。清朝皇帝是阎罗妖，清朝一切官员都是清妖。所有古籍概称为妖书。凡是不合造反需要的话语统统叫做妖言。同时，又在迷信宣传之中，加入种族差别的因素。利用汉、满之间的矛盾和成见。对所有满族人大加辱骂。称满人为蛇魔、邪鬼、骚狐、羯狗，凡想得出的恶名都给加了。甚至在檄文中说：“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与赤狗媾精，遂产妖人”。这种荒诞的辱骂，竟出之于十九世纪的公开文件中，太平军之无所不用其极，于此可见一斑。这些悖离常识的宣传，对于有文化，头脑清醒的百姓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即使在排满、反清情绪上有所共鸣，也不会认同其乖谬的内容。不过，没有文化的游民、农民。就完全可能在原有的宗教、神道迷信的基础上，转而接受这种不中不外、亦中亦外的迷信宣传的基本内容。
　　
　　
　　　　对于贫苦，没有文化的游民和农民，最有吸引力的，在于解决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吃饭从来就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由于灾荒、人口压力、鸦片流入等原因，导致社会广泛贫困化的情况下，吃饭问题更加突出。太平军提出的“有饭同吃”，对于有一顿没一顿、经常处于饥饿威胁的人们，显然有极大吸引力。李秀成供词说的“实因食而随也”，说出绝大多数人追随的根本厚因。至于太平军文字化、纲领化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更是自古以来贫苦农民和游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虽然这种理想世界从来也不曾实现过。对于太平军的首领们，为了造反的需要，从“毁家纾难”开始，继而强迫百姓纳贡，到对百姓“逐户搜刮”，就是维持军用的重要办法。至于将清朝地方政府的库银、官仓及其它财物，全部没收，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它的“理论根据”是，天下一切财物，全是天父所有，应当统统收缴入“圣库”。而所得一切财物，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来解决吃饭问题。
　　
　　
　　　　与宣传诱骗和真的给饭吃相配合的，是严厉惩办。早在公开造反之前，对于参加拜上帝会活动而又心怀疑虑或不满的人，就假借“天父”、“天兄”名义，加心责打，甚至“一笔勾销”——杀掉。到了公开扯旗之后，便抛出早就准备好的天条十教。这天条要求每人都会背诵，不能违反的。天条之外，有禁律数十条。再有，各级大小头领对不合意的人和事，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爱怎么处治就怎么处治。刑罚轻的是杖责，从打五大板至两千大板。数十条禁律中，违反的，大多数是“斩首不留”。连下级头目乃至老兵，都可以随意称人为“妖”，一刀斩了，不多唠叨。更严重的是五马分尸。最严重的是“点天灯”。这大约是太平军的一项发明创造。也就是将犯者，从头到脚全身缠上浸过麻油的棉纸或麻皮，用松脂自蜡堆在脚上，然后从下面点火烧燃，受刑人“呼号之声，惨不可闻。人之秉赋强弱不同，有燃至胫即死者，有燃至膝至小腹始死者。”想来比下油锅还怕人。这种刑法，主要是用来处治太平军中的背叛者。凡五马分尸或点天灯，就要在广场或开阔地集众观看。先宣布罪状，然后行刑。这样做，杀鸡儆猴的用意很明显。让一切参加太平军的人，无论你当初是自愿或被迫或随大流，无论你在太平军中再苦再难再不满，想到点天灯的惨酷，也就只能死心当过河卒子了。这种酷刑的威胁效果，一直很显著。
　　
　　
　　　　事实上，对于参加太平军的人，一入营便没有退路。由于太平军流动性大，“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即使任你回家，也不辨东西南北，不知家在何处了。何况，退路已经在入营之时断了。按号命，凡参加太平军的人，一切财物都要变卖交公，卖不掉带不走的房屋则烧掉。你即使能问路回得家乡，回去了住哪里？再说，当你烧掉房子之时，实际上已经等于向官府和社会，发布了造反公告，官府和不愿造反的百姓也容不了你。同烧房屋相联系的是，大多数人是全家一起加入太平军的。这样，一家人之间，就互为人质，形成了全家的连环保。个人即使萌生三心二意，怕连累家人，也自然而然取消了。
　　
　　
　　　　除了造神欺骗和种种裹胁办法之外．自然也给大小兵将封官许愿。1851年在永安之时，就曾为此专门向全军下了一个诏书。这诏书中说：“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少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保卫朕躬。我等既幸得为天父子女，又幸得为天兄弟妹，在世则威风无比，在天则享福无疆。朕问尔等，威风有如此真威风否，享福有如此真享福否。”几个月后，又在另一诏书里说：“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卑最小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劳马汗。”从封官、世袭、龙袍、绸缎、金砖、金屋到反复强调的威风无比，凡想象得出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全都说到了。它的特点，是用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的俚俗辞句，最大限度地吊起大小官兵胃口，也就是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去为他打天下。
　　
　　
　　　　在攻占一些城镇，尤其是攻占武汉时，没有逃亡的百姓中青壮年，尽被胁迫加入太平军。办法是，鸣锣聚众“讲道理”。由某一头领向众人作动员报告，大意是：天王和诸王是天父差遣下凡，拯救世人。你们大家早就该主动投身军营效力。却要等待鸣锣传集，可见都是妖魔。本来应当统统杀掉，看在你们前来听讲道理，暂且免了。从此以后。要敬拜上帝，练习天情、顶天报国。现在，新任命一批两司马，各领二十五人为新兄弟。如有谁胆敢不服从，立即斩首。谁敢违反禁令，也斩首不留。云云。要么被收编要么马上杀掉，死活由你们选择。听讲道理的人，尽管面面相觑，在人家全副武装的监视下，也只有顺从。以前造反首领也常裹挟百姓参加，而洪、杨这么一套，则将裹挟发展到极致。于是，太平军迅速扩大。占领武汉之后，全部男女老少，由数万人一下子扩大到十多万人。利用在湖南及武汉征集的大小船只，水陆连营数十里，进攻南京。在南京“建都”之后，以前的办法更加纯熟和制度化，整个南京成为一个大军营。
　　
　　
　　　　洪、杨内讧和石达开被迫出走之后，洪秀全的所有“天国”、“天父”、“真天命”之类的迷信宣传，已经基本破产，太平军内及其占领地区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但是，大多数被诱骗、裹胁参加太平军的人，由于身家性命都押了进去。加上外地人无处可逮。无家可归，而且清朝军队、政府对太平军没有采取分化瓦解安抚政策，所以他们即使明知前途无望，“人各一心”，也没有逃散，死死地在“太平天国”这条残破的大船上，苦苦挣扎。
　　
　　
　　　　从上面所说这些，很容易看出，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的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化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1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一次演说中也表达了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切同情。他说：“义和团是爱国的，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前一天，马克·吐温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欧洲掌权的盗贼长期以来野蛮的欺凌中国，我希望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轰走，永远不许他们再回去。”在一篇题为《十九世纪致二十世纪的祝词》的文章中，马克·吐温用辛辣的讽刺笔法写道：“我把这位名叫基督教的尊严的女士交给你。她刚从胶州、满洲、南非和菲律宾的海盗袭击中回来，邋里邋遢，污秽不堪，名誉扫地。她灵魂里充满卑污，口袋里塞满贿金，嘴里满是虔诚的伪善话语。给她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但镜子可千万要藏起来。”马克·吐温还在《北美评论》上撰文痛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Scott A ment1851—1909）在中国侵略掠夺的丑行。1900年圣诞节前夕，美国《纽约太阳报》报道梅子明“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害教徒索取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损毁的教徒财产给予全部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这笔钱将用来传播福音。”马克·吐温看到这条消息，当天晚上就极其愤慨地写道：“梅子明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并不能使我心里感到意外。他的言行，总的看来，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马克·吐温：《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美国《北美评论》，1901年2月）
　　
　　2
　　热情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日本人士宫崎滔天也发表了谴责帝国主义侵华和同情义和团的言论。他曾用白寅学人的笔名，在1900年3月的日本《二六新报》上连载《独酌放言》一文，借用酒后放言的形式，谴责西方传教士是“政治家的爪牙”，“挥舞着博爱人道大旗，却干着盗贼媒介的勾当”。宫崎滔天慷慨陈词：如果遭到列强瓜分的灾祸，作为中国人应该怎么办？“那就只有去当义和团了”。“你如果生在中国，你也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拼个你死我活吧？”（宫崎滔天：《独酌放言》，日本《二六新报》，1900年3月。见《宫崎滔天全集》第三卷，第10—12页，平凡社，1972年）在当时日本人士同情义和团的言论中最突出的一篇文章是青柳猛写的《义和团赞论》，刊登在1901年2月25日发行的《女学杂志》513号上。该文一开始就指出，尽管当前世界舆论都把义和团描绘成一群暴徒，而怜悯在华外国人的遭遇，但是作者却坚定地认为更值得同情的却正是“那些集全世界的恨怨于一身，成为万人咒骂对象的义和团徒。”他严正指出：“应该痛责的恐怕并非是义和团，而是那些外国人，那些顽固恶劣的耶稣教徒，特别是依仗外国政府的势力而骄横妄为的传教士们。”文章有力地阐述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青柳猛把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形象地比喻成“如同手持凶器抢劫的强盗，擅自侵入民宅，肆意掠夺”，“对这种暴徒自然很难用和平手段说服，只有诉之武力。”他指出：“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正是由于外国传教士依仗殖民势力在中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才引起中国人民的痛恨和反抗，因此青柳猛大声呐喊：“只知谴责义和团，而对那些外国传教士和耶稣教徒可鄙的行为保持沉默，这是任性胡说，也是极不公平的！”“我认为义和团是值得同情的，而应该谴责的恰恰正是外国人（包括日本人）和他们卵翼下的耶稣教徒。”（青柳猛：《义和团赞论》，日本《女学杂志》513号，190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