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国际 学术讨论会综述
06-08-15
20:21:33, 分类: 清朝 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国际 学术讨论会综述
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国际 学术讨论会综述
刘天路 苏位智
2000 年 10 月 9 日到 13 日 , 中国史学会 、中国义 和团研究会 、山东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社会 科学联合会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山东省历史学会 、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和河北省威县人民政府联合举 办的 “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 大学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内地 21 个省 、市 、自治区 的学者 120 余人和港 、台学者 6 人 , 日本 、美国 、德 国 、韩国 、法国 、英国 、澳大利亚 、以色列等国家的 学者 22 人 。会议收到论文 100 篇 , 与会学者围绕 “义 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 。讨论结束后 , 与会学者到义和团发源地之一河北 省威县进行了学术考察 。
这次会 议 讨 论 的 问 题 主 要 集 中 于 义 和 团 运 动 评 价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社会文化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 动的关系 、义和团运动与教会教案等几个方面 。现谨 将与会学者在这些方面的主要观点和争鸣综述如下 。
一 义和团运动评价 义和团运动评价历来是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 , 在 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之际 , 如何理解百年前的这场运 动 , 更为与会学者所关注 。80 年代以来 , 以前似乎不 可动摇的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受到某种程度的 质疑 , 有研究者认为义和团运动排斥西方文明 , 主张 闭关锁国 , 从而在政治上被顽固派所利用 , 给中国带 来严重的民族灾难 。在这次会议上 , 针对这种观点 ,
不少学者重新强调了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 。李 文海 (中国人民大学) 在会议的中心发言 《中国这样 走进 20 世纪》中 , 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反对帝国 主义侵略的主题 , 高度赞扬了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 精神 , 认为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是近代史上推动社 会前进的巨大力量 。陈振江 ( 南开大学) 的文章 《庚 子国难百年纪念与反思》则直接批驳了否定义和团运 动反帝爱国性质的观点 , 并结合义和团配合清军反抗
八国联军侵略的历史事实 , 强调了义和团和爱国清军 的斗争精 神 是 阻 止 列 强 瓜 分 中 国 最 主 要 最 直 接 的 原 因 。
不过 , 会上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理解义和团的 爱国主义 。庄鸿铸 (新疆大学) 的 《义和团的悲剧及 其历史启示》和郭大松 ( 山东师范大学) 的 《义和团 运动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论纲》认为 , 义和团的爱国 主义属于传统爱国主义 , 它强调 “夷夏之防”, 试图 保持传统的内外体制 , 排斥和拒绝西方先进事物和人 类优秀文化成果 。他们都指出了这种传统爱国主义的 两重性 , 一方面在反侵略斗争中发挥了凝聚民族力量 的动员作用 , 是当时条件下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不可或 缺的精神 , 一方面又具有明显的落后性 , 造成笼统排 外并保护了封建主义制度 。
论证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是建国以来义和 团研究一以贯之的主题 , 而把义和团爱国主义视为与 近代爱国 主 义 有 所 区 别 的 传 统 或 古 典 爱 国 主 义 的 看 法 , 在 1990 年举行的义和团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就 已经有所表达 。然而 , 这样两种看法在 2000 年会议 上的再次提出 , 反映了学术界近年来注重从现代化发 展的角度理解中国近代史的趋向 。庄鸿铸认为现代化 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正确选择 , 而封建 迷信 、盲目排外 、固守传统的义和团运动是与现代化 背道而驰的 。郭大松则直接把与义和团的传统爱国主 义相对的另一类爱国主义称为现代化爱国主义 。另一 方面 , 李文海和陈振江等学者在论证义和团运动反帝 爱国性质时 , 也都强调了义和团反帝斗争与现代化的 关系 , 注意去探寻两者之间的历史交集 。李文海在分 析义和团运动作用时 , 特别强调了它推动 20 世纪初 年的革命运动 、立宪活动以及清政府新政改革等方面 的作用 , 并指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必须 与争取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努力相结合 , 才能真正 取得成功 。尽管论述尚不充分 , 但表明了试图把近代 人民革命斗争纳入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的学术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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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具有启发研究方向的作用 。 也有学者试图从当时的国际进步舆论来认识义和
团运动的正义性 。王晓秋 ( 北京大学) 在深入发掘日 本史料的基础上 , 介绍了日本正义人士谴责日本对华 侵略和同情义和团运动的言论 。澳大利亚学者甄爱寥
(J . E. Elliot t) 的文章《义和团战争的漫画与文明世 界的良心》研究了义和团时期西方报刊刊载的漫画 , 指出它们并没有把义和团看做野蛮主义 , 相反 , 它们 认为列强对华侵略是不正义不文明和非基督教的 。由 于西文报纸很少刊载联军在华的野蛮行径 , 这些漫画 成为反映这些事实的主要形式 , 使西方公众对联军侵 华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 。应当注意的是 , 甄爱寥的研 究不仅反映了西方史学界研究重心向 “殖民地话语” 的转向 , 而且展示了图片历史学的具体运用 。
美国学者柯文 ( P. A. Co hen) 提交了题为 《义 和团 、基督徒和神 ——从宗教战争角度看 1900 年 的 义和团斗争》的论文 。他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 提 出了一种颇具挑战性的观点 。他认为 , 中国学者认为 义和团运动具有 “反帝爱国”性质的看法缺乏历史资 料的支持 , 对义和团斗争复杂多样的动机进行了错误 的解释 。在他看来 , 历史资料只能说明当时的外国人 认为这一冲突是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冲突 , 而 当时的中国人则认为这一冲突来源于中国人对于外国 人和一切外国事物的仇恨和恐惧 。他同时认为 , 当时 人的看法又都是用宗教语言表达出来的 , 建立于某种 宗教前提的基础上 。柯文从拳民和教民关于干旱 、战 争的宗教理解以及他们之间对于对方宗教的相互诋毁 三个方面 , 论证了他关于 1900 年的拳教冲突是宗教 战 争 的 观 点 。除 柯 文 外 , 德 国 学 者 余 凯 思 ( K. Mühl hahn) 也认为 , 宗教是导致义和团运动发生的重 要因素 , 所以该运动主要应被理解为一场宗教冲突 。 这些看法 引 起 了 中 国 学 者 极 大 的 兴 趣 。陶 飞 亚
(山东大学) 在评论柯文的文章时认为 , 义和团反教 会的斗 争 确 实 具 有 宗 教 色 彩 , 但 决 不 是 一 场 宗 教 战 争 。一方面 , 当时传教事业已经成为世界殖民政治的 一部分 , 正如周锡瑞所说的是 “披着基督外衣的帝国 主义”, 所以义和团反教会实质上是反对宗教外衣下 的帝国主义 , 并不仅仅出于宗教原因 ; 另一方面 , 和 世界历史上典型的宗教战争相比 , 拳教冲突并不涉及 宗教信仰 、信徒权利等内容 , 很难称之为宗教战争 。 另外 , 柯文并未提到义和团用非宗教语言表达的政治 口号 “扶清灭洋”, 而这一口号显然很难以用宗教冲 突来加以解释 。其他一些中国学者也不同意把义和团 运动理解为宗教战争 , 认为这种理解削弱了义和团运 动的政治意义 。
应该看到 , 围绕柯文观点的争论反映了中外学者
不同的历史价值观和史学方法 。中国学者更注重把具 体的历史事件置于更广阔的空间背景和某个更长远的 历史过程之中来考虑 , 而柯文则力图按照义和团运动 的直接参与者们的理解去解释这一事件 , 尽管在他的 解释中 , 难免有从西方角度出发对中国社会 、文化和 宗教的误读 。有意思的是 , 中国学者王守恩 ( 山西大 学) 在考察山西义和团运动时 , 也认为它是一场通过 宗教战争来整合社会 、维护传统社会生活的运动 。惜 乎他对此并未进行充分的论述 , 使我们不能对中外学 者对 “宗教战争”的不同理解加以比较 。
有关义和团运动性质和作用的争论始终是义和团 研究的重要内容 , 中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一运动进 行了多种历史解读 , 丰富了我们对这一运动的理解 , 也启发了义和团运动其他方面的研究 。
二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社会 、文化
fillBlip义和团研究近年来重要的学术进展之一 , 就是注 重研究义和团时期的乡村社会 。曾经推动了这一进展 的程 (中国人民大学) 在这次会议上又发表了他的 力作《社区精英群的联合与行动》, 对义和拳发源地 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进行了细致的区域研究 。文 章提出了 “社区精英群” ——下层士绅 、各种民间组 织领 袖 以 及 各 色 乡 村 能 人 ——的 概 念 , 分 析 了 这 一
fillBlip“社区 精 英 群”在 西 方 教 会 势 力 急 剧 扩 张 的 形 势 下 , 利用各自控制的乡村资源 , 动员他们所分别主导的多 层民间组织和各种社会力量加入到反教会斗争中去的 过程 。程 把这个动员过程称为社区精英群的联合与
行动 , 并且力图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考察去破解 19 世 纪末乡村社会民众是如何进行社会动员的 。
fillBlip与程 侧重从乡村民众社会动员的角度来探究义
和团的兴起相对 , 刘天路 ( 山东大学) 试图从晚清乡 村社会控制的方向去追寻同一问题的解答 。他认为 ,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 , 义和团事件是由山东和直东交界 地区的局部村社逐步发展到华北广大地区的社会失控 过程 。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控制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未 能起到其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 其原因之一是使用了 某些非常规的社会控制手段 。大刀会 、义和拳等民间 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安和村社势力平衡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 但它们始终未能被纳入常规的社会控制机制之 中 , 使地方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们的活动 , 从而最 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骚动 。
实际上 , 无论是从民众动员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控 制的角度去探讨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 都包含着对义和 团运动的重新理解 。这种理解不再把它仅仅看做是带 有某种政治色彩的农民运动 , 而是试图把它还原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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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2001 年第 1 期
世纪末乡村生活状态下的一场民众运动 , 试图通过当 时具体的社会 —政治格局来探讨这一运动的发生和发 展 。按 照 这 样 的 思 路 , 乡 村 社 会 结 构 、乡 村 权 力 结 构 、乡村民众动员 、乡村社会控制等许多新问题就进 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会议收到的张广生 ( 中国人民大 学) 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 一个晚清村庄的冲突 、 控制和自治》和宋桂英 (山东大学) 的 《19 世纪末鲁 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教案》, 都反映了这种新的研究 路向 。
新的探索离不开既往研究的基础 , 传统课题也在 追求新的学术突破 。在这次会议上 , 以往着力较多的 关于乡村社会组织的研究也出现了更加深入的开掘 。 王如绘 (山东社会科学院) 根据新发现的有关大刀会 在 1894 年就 提 出 了 “兴 华 灭 洋 ”口 号 的 中 文 史 料 , 把义和团运动的最初兴起上溯到甲午战争之际 。王如 绘的观点注意到大刀会的口号 、形迹和活动对义和团 运动发展的影响 , 而英国学者狄德满 ( R. G. Tiede mann) 从另一个方向对大刀会和义和团运动的关系提 出了一种全新的看法 。他认为 , 大刀会并不是一个始 终如一的反基督教会的组织 , 而是当时乡村社会诸多 相互矛盾冲突着的势力集团中的一个 。尽管大刀会确 实在 1896 年进行了反教会的斗争 , 但没有证据表明 它以一个组织的形式参加了 1898 年到 1900 年间的义 和团运动 。在这一期间 , 大刀会仍然作为乡村自卫组 织而存在 , 与当地的基督教会保持着时而冲突时而合 作的关系 。1900 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 , 大刀会甚至 还与基督教会携手同外来的义和团进行过战斗 。
我们知道 , 对 于 义 和 团 时 期 的 乡 村 社 会 研 究 来 说 , 资料相对缺乏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有关乡村社会 的中文文献资料极少 , 使许多研究只能依靠并不完全 可靠的调查资料进行 。狄德满的研究大量使用了在华 传教士当时的信件等记载 , 极大地弥补了中文资料的 不足 。这或许给了我们这样的提示 : 如果想比较完整 地重建 19 世纪末乡村社会的历史 , 还需要充分发掘 和利用传教士们所留下的丰富资料 。
从乡土文化入手推进义和团研究是近年来出现的 新现象 , 一些学者通过民风民俗 、民间信仰 、乡民意 识 、大众戏剧等方面的研究 , 开发出许多新课题 。在 这次会议上 , 也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 。日本学 者马场毅探讨了义和团的宗教信仰 、仪式与农民日常 生活的关系 , 认为义和团崇拜的诸神来源于乡村文化 生活 , 与乡村农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近年一直注 重研究乡土文化的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 也对义和团 的仪式进行了考察分析 , 试图揭示其文化象征和政治 隐喻 。他认为 , 义和团仪式主要来源于中国北方乡村 的巫术与宗教仪式 , 具有非常的社会动员功能 , 使得
义和团能在既无核心组织又无统一发动的条件下 , 在 短时间内以极为相似的形式在华北兴起 。同时 , 义和 团不断的 仪 式 演 练 和 表 演 不 但 加 强 了 其 内 部 的 凝 聚 力 , 而且获得了外部民众的信任和拥护 , 从而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维持了义和团组织较长时间的存在 。张鸣 把义和团仪式看做是一种社会互动模式 , 通过这种模 式 , 义和团获得了进行大规模斗争的必要能量 。
这些主要以乡土文化为对象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 对义和团历史的多向度理解 , 与此同时 , 也有学者试 图从正统文化与异端文化关系的角度去探索义和团运 动的意义 。罗志田 (四川大学) 认为 , 在正统文化看 来 , 基督教和义和团在思想观念上都属于文化异端 , 但在正统中学难以解决危机的 19 世纪末 , 清朝廷启 用了中国传统中任何可以尝试的资源 , 被迫到异端方 面去寻求力量和支持 。这一举措一方面使一部分正统 的知识者失去了对依靠异端的清朝廷的信任 , 一方面 则促成了异端的上升 , 推动了异端正统化的倾向 。尽 管有学者对罗志田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 但把义和团时 期的乡土 文 化 置 于 近 代 文 化 更 大 的 转 变 过 程 中 去 考 察 , 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思考 。
要真正理解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特点 , 必须要贴 近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和文化 。更加注重从 19 世纪末 中国乡村社会和民间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 , 相信是新 世纪义和团研究重要的进路之一 。
三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
在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关系研究中 , 从一开始就 受到研究者注意的是清廷内部斗争对义和团运动兴起 和发展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不久 , 就有人认为 它是 “党祸之争”。梁启超在分析义和团运动的发生 时 , 也认为戊戌政变和废立阴谋是直接原因之一 。尽 管近年来又有一些论著注意到这些在建国后受到批判 的观点 , 但一直未见有令人信服的论述 , 清政府与义 和团运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政府在义和团兴起 后的具体对策方面 。在这次会议上 , 有学者在这方面 进行了专题探讨 。周育民 ( 上海师范大学) 题为 《己 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的文章 , 对 20 世纪初就已提 出的这 一 课 题 进 行 了 真 正 学 术 意 义 上 的 探 讨 。他 认 为 , 戊戌政变以后形成了阴谋废黜光绪 、立大阿哥为 皇帝的 “大阿哥党”, 这个以刚毅 、载漪为首的 “大 阿哥党”在其废立阴谋屡遭挫折之后 , 采取了支持义 和团的政策 , 导致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 , 使京畿地区 局势急剧恶化 , 从而招致了八国联军的侵略与镇压 ,
“大阿哥党”也最终覆灭 。徐松荣 ( 广东社会科学院)
的同一 题 目 的 文 章 , 提 出 了 与 周 育 民 基 本 相 同 的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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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点 。
值得注意的是 , 以往对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的研 究 , 一般是把清政府视为在本质上与人民反帝斗争相 对立的 封 建 统 治 集 团 , 重 在 揭 示 其 投 降 卖 国 的 必 然 性 。而周育民的研究强调了清政府在义和团事变中的 政治失误 , 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者负有妥 善处理和引导民众反帝斗争以避免民族灾难的政治责 任 。在他的论述中 , 我们注意到了把清政府作为国家 权力的行使者来研究的倾向 。这种倾向在清政府与义 和团关系研究的其他方面 , 也同样有所反映 。
有不少学者分别研究了清政府地方官员在义和团 运动中的作用 。山西大学的王守恩从政治史与社会史 相结合的角度对山西的义和团运动进行了考察 , 认为 山西义和团运动是由社会权力控制系统发动 、在官方 控制下进行的 , 它既是反侵略的民族运动 , 又是反异 端的社 会 运 动 。喻 大 华 ( 辽 宁 师 范 大 学) 考 察 了 山 东 、直隶 官 员 对 义 和 团 运 动 的 影 响 , 认 为 他 们 的 主 张 、举措不仅直接影响着运动的发生 、发展 , 而且也 影响了清中央对义和团的决策 。与王守恩不同 , 喻大 华认为东直督抚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引导为权力 斗争的工具 , 使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 其行 为不能简单地称为反侵略 , 而应该受到谴责 。
这些研究应该说都有独到的见解 , 而相对说来 , 冀满红 、白文刚 (山西大学) 的论述似乎更注重通过 义和团事件去窥探晚清政治权力的变化 。他们的 《地 方督抚与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一文 , 考察了 义和团运动时期地方督抚对清政府政策的重要影响 , 但其着眼点却在于由此来分析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的 关系 。它认为 , 地方督抚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影响清政 府的政策 , 是中央权力严重下移 , 地方权力急剧膨胀 的结果 , 而义和团运动又进一步加重了晚清这种内轻 外重的政治局势 , 推动了清王朝的最终灭亡 。
义和团 运 动 的 发 展 和 帝 国 主 义 列 强 发 动 侵 略 战 争 , 促使 清 政 府 决 定 对 列 强 宣 战 。清 政 府 的 宣 战 原 因 , 一直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 。日本学者佐藤公 彦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认为促使清政府开战的主 要原因并不是所谓的列强要求慈禧归政的假照会 , 而 是由于列强占领了大沽炮台 , 清政府对外宣战是一个 拥有民族自尊心的民族在 “受到虐待”后的愤怒的正 当表达 。他 由 此 认 为 义 和 团 战 争 是 反 帝 国 主 义 的 战 争 , 但认为清朝的抗战存在着满族国家主义指导下的 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
客观地说 , 佐藤公彦关于清政府宣战原因的论述 在学术方面并非全新的突破 , 他基本上是赞同中国学 者林华国的观点 。而林华国 ( 北京大学) 则向会议提 交了《有关八国联军战争的几个问题》一文 , 对清政
府与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战争的关系又进行了进 一步的论说 。他认为 , 把八国联军战争看做是列强和 清政府共同反对义和团的战争是不准确的 , 在战争的 第一阶段 , 抗击侵略军的任务主要是由清军承担的 , 义和团起辅助作用 。在这个阶段 , 战争的性质应是列 强对中国的战争 。只是到了北京陷落后 , 清政府才放 弃抵抗 , 开始镇压义和团 , 战争的性质才成为列强与 清政府共同反对义和团的战争 。
从这次会议来看 , 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的研究仍 然是义和团研究的热点之一 。在诸如己亥建储 、清政 府的义和团政策以及对外宣战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中 , 研究者都 避 免 简 单 地 把 清 政 府 与 义 和 团 绝 对 对 立 起 来 , 注意从列强 、清政府和义和团三者之间的复杂关 系来展开讨论 。当然 , 主要由于资料原因 , 清政府与 义和团关系中仍有许多问题没有理清 , 需要研究者继 续深入进行考察 。
四 义和团运动与教会 、教案
较早的反教会斗争研究 , 多把近代民教冲突简单 地约化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近年来 , 研究者 比较注重从社会 、文化 、宗教等多角度来认识民教冲 突 , 更多地把反教会斗争作为教案来研究 。这次会议 也同样表现了这种趋向 。
韩国学者金钟健将 1899 年以前山东的反教会斗 争分为 4 个时期 , 论述了这一时期山东反教会斗争的 发展 过 程 。他 认 为 , 山 东 反 教 会 斗 争 的 动 机 日 趋 复 杂 , 而包括外国军队入侵在内的外部因素在后期的影 响逐渐增大 。与此相适应 , 反教会斗争的激烈程度也 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 。他的研究非常仔细 , 对所有教 案列表进行了分析 , 因而比较有说服力 。赵树好 ( 聊 城师范学院) 对 整 个 晚 清 时 期 的 教 案 进 行 了 量 化 研 究 , 不仅依据新的标准全面统计了教案数目 ( 总数为
1 996 起) , 而且采用计量和比较的方法 , 将晚清教案 划分为 4 个时期 , 并提出了每个时期的特点 。金钟健 和赵树好的研究尽管范围有所不同 , 但都可视为宏观 研究 。与以往的宏观研究相较 , 他们在力图理清某种 普遍性脉络时都注意考虑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特殊 性 , 注意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 。
区域研究是近年来教案研究的新趋向 , 但比较多 地集中于山东和发生过重大教案的地区 。在这次会议 上 , 不少学者考察了一些以往不太受重视的地区发生 的教案 。李吉奎 ( 中山大学) 对 1900 年广东在义和 团运动影响下发生的教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 发掘出 许多新鲜的历史事实 。牛敬忠 ( 内蒙古大学) 考察了 近代绥远地区的民教冲突 , 认为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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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与绥远地区民众发生的冲突 , 尤其是在文化和风俗习 惯上的冲突是义和团运动在绥远爆发并得到迅速发展 的主要原因 。行龙 、赵英霞 ( 山西大学) 则以大量乡 土文献为基础 , 从山西民众传统的乡土信仰 ——迎神 赛社的角度 , 论述了义和团时期山西民教冲突尤其激 烈的原因 。他们认为 , 基督教会干预村社的迎神赛社 活动 , 破坏了村社的团结与认同 , 从而与平民形成紧 张的对峙局面 , 是导致义和团运动时期双方大规模冲 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
这些区域性研究分析了各地区教案的独特背景和 发展形态 , 在不同程度上为多向度多层面地理解近代 教案创造了条件 。在综合运用区域性研究所取得的成 果的基础上 , 进一步对近代教案进行比较研究和全局 性研究 , 恐怕是教案研究今后需要面对的问题 。
义和团运动是在近代反教会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 。义和团研究近 20 年的成就之一 , 就是不仅注 重研究义和团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 , 而且把它与基督 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结合起来 , 使得有关研究更加全 面 、深入 。
法国 学 者 巴 斯 蒂 ( Marianne Bastid Bruguière) 利 用法国政府和教会的档案 , 并与中文资料进行比对 , 考察了义和团时期直隶正定地区的基督教会 。她发现 某些天主教社群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的损失较少 , 并 把这些社群与其他一些损失更为严重的基督教社群进 行了比较 , 以图进一步探寻基督教会融入当地社会的 情形 。巴斯蒂的研究不仅对中外学者关于天主教徒在 地方社会 中 比 新 教 教 徒 更 具 进 攻 性 的 观 点 提 出 了 质 疑 , 而且提出了研究基督教社群与地方社会的整合问 题 。可以认为 , 她的研究与近年来基督教传播史研究 中的某种新走向正相契合 。研究者不再简单地把基督 教会视为某种外来力量或是侵略工具 , 而是把它作为 变动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一种内部因素来进行考察 。 这次会议上的其他一些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 。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基 督教 史 学 的 角 度 来 研 究 义 和 团 运 动 。他 认 为 , 一 方 面 , 基督教史学以 “受害者”的心态来看待义和团运 动 , 把它视为一场灾难 ; 一方面 , 基督教史学也看到 了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会的发展 , 并认为 , 义和团事 件被看 做 对 基 督 教 的 考 验 , 从 而 成 为 教 会 发 展 的 动 力 。他还提出 , 团民和教民尽管有着宗教的对立 , 但
生活在共同的民间文化环境之中 , 在宗教性格和社会 性格方面有着某些一致性 , 正是在世纪之交刺激了义 和团运动的民众文化和大众宗教对基督教的传播和本 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元生的研究可能并不成熟 , 但义和团研究应该能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 从义和团的 对立面基 督 教 会 对 义 和 团 的 描 述 中 去 考 察 义 和 团 运 动 。
与梁元 生 的 角 度 相 近 , 美 国 学 者 任 达 ( D. R. Reynolds) 的文章 《义和团运动与基督教 : 加速中国 基督教本色化及其背景》探讨了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基 督教本色化的影响 。他认为 , 义和团运动以后 , 中国 基督教会所面临的内外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 , 出现了 建立本色化教会的迫切要求 , 从而推动了中国基督教 的本色化进程 。而吴梓明 ( 香港中文大学) 则把注意 力集中到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一个方面即基督教教育方 面上 , 以山西大学的创建 、雅礼学会的成立和中国教 会大学联合运动的产生三个个案为例 , 说明了义和团 事件对基督教教育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迅速发展的重 要作用 。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 , 在民教冲突轨迹上发展起来 的义和团运动 , 只有在对它的对立面基督教会进行了 充分研究之后 , 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基督教在华传 播史的研 究 近 年 来 日 益 关 注 中 国 本 土 基 督 教 会 的 发 展 , 义和团研究顺应了这一学术趋势 , 并且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它的进展 。
在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之际举办的这次会议规模 比较大 , 受到了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 。90 年代以来 , 义和团运动研究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 , 逐步向更加切 实更加具有学术认知力度的方向深入 。但与此同时 , 从整体上看 , 史学界对义和团的研究兴趣似乎较前淡 漠 。这次会议对有关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发动 , 对许多 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我们有理由相信 , 这次会议 对于推动义和团运动研究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 , 将 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
〔作 者 刘 天 路 , 1951 年 生 , 教 授 ; 苏 位 智 ,
1949 年生 , 教授 。山东大学历史系 250001〕
(责任编辑 : 张亦工)
刘天路 苏位智
2000 年 10 月 9 日到 13 日 , 中国史学会 、中国义 和团研究会 、山东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社会 科学联合会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山东省历史学会 、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和河北省威县人民政府联合举 办的 “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 大学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内地 21 个省 、市 、自治区 的学者 120 余人和港 、台学者 6 人 , 日本 、美国 、德 国 、韩国 、法国 、英国 、澳大利亚 、以色列等国家的 学者 22 人 。会议收到论文 100 篇 , 与会学者围绕 “义 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 。讨论结束后 , 与会学者到义和团发源地之一河北 省威县进行了学术考察 。
这次会 议 讨 论 的 问 题 主 要 集 中 于 义 和 团 运 动 评 价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社会文化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 动的关系 、义和团运动与教会教案等几个方面 。现谨 将与会学者在这些方面的主要观点和争鸣综述如下 。
一 义和团运动评价 义和团运动评价历来是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 , 在 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之际 , 如何理解百年前的这场运 动 , 更为与会学者所关注 。80 年代以来 , 以前似乎不 可动摇的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受到某种程度的 质疑 , 有研究者认为义和团运动排斥西方文明 , 主张 闭关锁国 , 从而在政治上被顽固派所利用 , 给中国带 来严重的民族灾难 。在这次会议上 , 针对这种观点 ,
不少学者重新强调了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 。李 文海 (中国人民大学) 在会议的中心发言 《中国这样 走进 20 世纪》中 , 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反对帝国 主义侵略的主题 , 高度赞扬了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 精神 , 认为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是近代史上推动社 会前进的巨大力量 。陈振江 ( 南开大学) 的文章 《庚 子国难百年纪念与反思》则直接批驳了否定义和团运 动反帝爱国性质的观点 , 并结合义和团配合清军反抗
八国联军侵略的历史事实 , 强调了义和团和爱国清军 的斗争精 神 是 阻 止 列 强 瓜 分 中 国 最 主 要 最 直 接 的 原 因 。
不过 , 会上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理解义和团的 爱国主义 。庄鸿铸 (新疆大学) 的 《义和团的悲剧及 其历史启示》和郭大松 ( 山东师范大学) 的 《义和团 运动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论纲》认为 , 义和团的爱国 主义属于传统爱国主义 , 它强调 “夷夏之防”, 试图 保持传统的内外体制 , 排斥和拒绝西方先进事物和人 类优秀文化成果 。他们都指出了这种传统爱国主义的 两重性 , 一方面在反侵略斗争中发挥了凝聚民族力量 的动员作用 , 是当时条件下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不可或 缺的精神 , 一方面又具有明显的落后性 , 造成笼统排 外并保护了封建主义制度 。
论证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是建国以来义和 团研究一以贯之的主题 , 而把义和团爱国主义视为与 近代爱国 主 义 有 所 区 别 的 传 统 或 古 典 爱 国 主 义 的 看 法 , 在 1990 年举行的义和团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就 已经有所表达 。然而 , 这样两种看法在 2000 年会议 上的再次提出 , 反映了学术界近年来注重从现代化发 展的角度理解中国近代史的趋向 。庄鸿铸认为现代化 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正确选择 , 而封建 迷信 、盲目排外 、固守传统的义和团运动是与现代化 背道而驰的 。郭大松则直接把与义和团的传统爱国主 义相对的另一类爱国主义称为现代化爱国主义 。另一 方面 , 李文海和陈振江等学者在论证义和团运动反帝 爱国性质时 , 也都强调了义和团反帝斗争与现代化的 关系 , 注意去探寻两者之间的历史交集 。李文海在分 析义和团运动作用时 , 特别强调了它推动 20 世纪初 年的革命运动 、立宪活动以及清政府新政改革等方面 的作用 , 并指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必须 与争取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努力相结合 , 才能真正 取得成功 。尽管论述尚不充分 , 但表明了试图把近代 人民革命斗争纳入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的学术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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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具有启发研究方向的作用 。 也有学者试图从当时的国际进步舆论来认识义和
团运动的正义性 。王晓秋 ( 北京大学) 在深入发掘日 本史料的基础上 , 介绍了日本正义人士谴责日本对华 侵略和同情义和团运动的言论 。澳大利亚学者甄爱寥
(J . E. Elliot t) 的文章《义和团战争的漫画与文明世 界的良心》研究了义和团时期西方报刊刊载的漫画 , 指出它们并没有把义和团看做野蛮主义 , 相反 , 它们 认为列强对华侵略是不正义不文明和非基督教的 。由 于西文报纸很少刊载联军在华的野蛮行径 , 这些漫画 成为反映这些事实的主要形式 , 使西方公众对联军侵 华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 。应当注意的是 , 甄爱寥的研 究不仅反映了西方史学界研究重心向 “殖民地话语” 的转向 , 而且展示了图片历史学的具体运用 。
美国学者柯文 ( P. A. Co hen) 提交了题为 《义 和团 、基督徒和神 ——从宗教战争角度看 1900 年 的 义和团斗争》的论文 。他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 提 出了一种颇具挑战性的观点 。他认为 , 中国学者认为 义和团运动具有 “反帝爱国”性质的看法缺乏历史资 料的支持 , 对义和团斗争复杂多样的动机进行了错误 的解释 。在他看来 , 历史资料只能说明当时的外国人 认为这一冲突是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冲突 , 而 当时的中国人则认为这一冲突来源于中国人对于外国 人和一切外国事物的仇恨和恐惧 。他同时认为 , 当时 人的看法又都是用宗教语言表达出来的 , 建立于某种 宗教前提的基础上 。柯文从拳民和教民关于干旱 、战 争的宗教理解以及他们之间对于对方宗教的相互诋毁 三个方面 , 论证了他关于 1900 年的拳教冲突是宗教 战 争 的 观 点 。除 柯 文 外 , 德 国 学 者 余 凯 思 ( K. Mühl hahn) 也认为 , 宗教是导致义和团运动发生的重 要因素 , 所以该运动主要应被理解为一场宗教冲突 。 这些看法 引 起 了 中 国 学 者 极 大 的 兴 趣 。陶 飞 亚
(山东大学) 在评论柯文的文章时认为 , 义和团反教 会的斗 争 确 实 具 有 宗 教 色 彩 , 但 决 不 是 一 场 宗 教 战 争 。一方面 , 当时传教事业已经成为世界殖民政治的 一部分 , 正如周锡瑞所说的是 “披着基督外衣的帝国 主义”, 所以义和团反教会实质上是反对宗教外衣下 的帝国主义 , 并不仅仅出于宗教原因 ; 另一方面 , 和 世界历史上典型的宗教战争相比 , 拳教冲突并不涉及 宗教信仰 、信徒权利等内容 , 很难称之为宗教战争 。 另外 , 柯文并未提到义和团用非宗教语言表达的政治 口号 “扶清灭洋”, 而这一口号显然很难以用宗教冲 突来加以解释 。其他一些中国学者也不同意把义和团 运动理解为宗教战争 , 认为这种理解削弱了义和团运 动的政治意义 。
应该看到 , 围绕柯文观点的争论反映了中外学者
不同的历史价值观和史学方法 。中国学者更注重把具 体的历史事件置于更广阔的空间背景和某个更长远的 历史过程之中来考虑 , 而柯文则力图按照义和团运动 的直接参与者们的理解去解释这一事件 , 尽管在他的 解释中 , 难免有从西方角度出发对中国社会 、文化和 宗教的误读 。有意思的是 , 中国学者王守恩 ( 山西大 学) 在考察山西义和团运动时 , 也认为它是一场通过 宗教战争来整合社会 、维护传统社会生活的运动 。惜 乎他对此并未进行充分的论述 , 使我们不能对中外学 者对 “宗教战争”的不同理解加以比较 。
有关义和团运动性质和作用的争论始终是义和团 研究的重要内容 , 中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一运动进 行了多种历史解读 , 丰富了我们对这一运动的理解 , 也启发了义和团运动其他方面的研究 。
二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社会 、文化
fillBlip义和团研究近年来重要的学术进展之一 , 就是注 重研究义和团时期的乡村社会 。曾经推动了这一进展 的程 (中国人民大学) 在这次会议上又发表了他的 力作《社区精英群的联合与行动》, 对义和拳发源地 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进行了细致的区域研究 。文 章提出了 “社区精英群” ——下层士绅 、各种民间组 织领 袖 以 及 各 色 乡 村 能 人 ——的 概 念 , 分 析 了 这 一
fillBlip“社区 精 英 群”在 西 方 教 会 势 力 急 剧 扩 张 的 形 势 下 , 利用各自控制的乡村资源 , 动员他们所分别主导的多 层民间组织和各种社会力量加入到反教会斗争中去的 过程 。程 把这个动员过程称为社区精英群的联合与
行动 , 并且力图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考察去破解 19 世 纪末乡村社会民众是如何进行社会动员的 。
fillBlip与程 侧重从乡村民众社会动员的角度来探究义
和团的兴起相对 , 刘天路 ( 山东大学) 试图从晚清乡 村社会控制的方向去追寻同一问题的解答 。他认为 ,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 , 义和团事件是由山东和直东交界 地区的局部村社逐步发展到华北广大地区的社会失控 过程 。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控制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未 能起到其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 其原因之一是使用了 某些非常规的社会控制手段 。大刀会 、义和拳等民间 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安和村社势力平衡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 但它们始终未能被纳入常规的社会控制机制之 中 , 使地方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它们的活动 , 从而最 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骚动 。
实际上 , 无论是从民众动员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控 制的角度去探讨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 都包含着对义和 团运动的重新理解 。这种理解不再把它仅仅看做是带 有某种政治色彩的农民运动 , 而是试图把它还原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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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2001 年第 1 期
世纪末乡村生活状态下的一场民众运动 , 试图通过当 时具体的社会 —政治格局来探讨这一运动的发生和发 展 。按 照 这 样 的 思 路 , 乡 村 社 会 结 构 、乡 村 权 力 结 构 、乡村民众动员 、乡村社会控制等许多新问题就进 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会议收到的张广生 ( 中国人民大 学) 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 一个晚清村庄的冲突 、 控制和自治》和宋桂英 (山东大学) 的 《19 世纪末鲁 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教案》, 都反映了这种新的研究 路向 。
新的探索离不开既往研究的基础 , 传统课题也在 追求新的学术突破 。在这次会议上 , 以往着力较多的 关于乡村社会组织的研究也出现了更加深入的开掘 。 王如绘 (山东社会科学院) 根据新发现的有关大刀会 在 1894 年就 提 出 了 “兴 华 灭 洋 ”口 号 的 中 文 史 料 , 把义和团运动的最初兴起上溯到甲午战争之际 。王如 绘的观点注意到大刀会的口号 、形迹和活动对义和团 运动发展的影响 , 而英国学者狄德满 ( R. G. Tiede mann) 从另一个方向对大刀会和义和团运动的关系提 出了一种全新的看法 。他认为 , 大刀会并不是一个始 终如一的反基督教会的组织 , 而是当时乡村社会诸多 相互矛盾冲突着的势力集团中的一个 。尽管大刀会确 实在 1896 年进行了反教会的斗争 , 但没有证据表明 它以一个组织的形式参加了 1898 年到 1900 年间的义 和团运动 。在这一期间 , 大刀会仍然作为乡村自卫组 织而存在 , 与当地的基督教会保持着时而冲突时而合 作的关系 。1900 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 , 大刀会甚至 还与基督教会携手同外来的义和团进行过战斗 。
我们知道 , 对 于 义 和 团 时 期 的 乡 村 社 会 研 究 来 说 , 资料相对缺乏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有关乡村社会 的中文文献资料极少 , 使许多研究只能依靠并不完全 可靠的调查资料进行 。狄德满的研究大量使用了在华 传教士当时的信件等记载 , 极大地弥补了中文资料的 不足 。这或许给了我们这样的提示 : 如果想比较完整 地重建 19 世纪末乡村社会的历史 , 还需要充分发掘 和利用传教士们所留下的丰富资料 。
从乡土文化入手推进义和团研究是近年来出现的 新现象 , 一些学者通过民风民俗 、民间信仰 、乡民意 识 、大众戏剧等方面的研究 , 开发出许多新课题 。在 这次会议上 , 也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 。日本学 者马场毅探讨了义和团的宗教信仰 、仪式与农民日常 生活的关系 , 认为义和团崇拜的诸神来源于乡村文化 生活 , 与乡村农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近年一直注 重研究乡土文化的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 也对义和团 的仪式进行了考察分析 , 试图揭示其文化象征和政治 隐喻 。他认为 , 义和团仪式主要来源于中国北方乡村 的巫术与宗教仪式 , 具有非常的社会动员功能 , 使得
义和团能在既无核心组织又无统一发动的条件下 , 在 短时间内以极为相似的形式在华北兴起 。同时 , 义和 团不断的 仪 式 演 练 和 表 演 不 但 加 强 了 其 内 部 的 凝 聚 力 , 而且获得了外部民众的信任和拥护 , 从而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维持了义和团组织较长时间的存在 。张鸣 把义和团仪式看做是一种社会互动模式 , 通过这种模 式 , 义和团获得了进行大规模斗争的必要能量 。
这些主要以乡土文化为对象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 对义和团历史的多向度理解 , 与此同时 , 也有学者试 图从正统文化与异端文化关系的角度去探索义和团运 动的意义 。罗志田 (四川大学) 认为 , 在正统文化看 来 , 基督教和义和团在思想观念上都属于文化异端 , 但在正统中学难以解决危机的 19 世纪末 , 清朝廷启 用了中国传统中任何可以尝试的资源 , 被迫到异端方 面去寻求力量和支持 。这一举措一方面使一部分正统 的知识者失去了对依靠异端的清朝廷的信任 , 一方面 则促成了异端的上升 , 推动了异端正统化的倾向 。尽 管有学者对罗志田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 但把义和团时 期的乡土 文 化 置 于 近 代 文 化 更 大 的 转 变 过 程 中 去 考 察 , 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思考 。
要真正理解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特点 , 必须要贴 近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和文化 。更加注重从 19 世纪末 中国乡村社会和民间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 , 相信是新 世纪义和团研究重要的进路之一 。
三 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
在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关系研究中 , 从一开始就 受到研究者注意的是清廷内部斗争对义和团运动兴起 和发展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不久 , 就有人认为 它是 “党祸之争”。梁启超在分析义和团运动的发生 时 , 也认为戊戌政变和废立阴谋是直接原因之一 。尽 管近年来又有一些论著注意到这些在建国后受到批判 的观点 , 但一直未见有令人信服的论述 , 清政府与义 和团运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政府在义和团兴起 后的具体对策方面 。在这次会议上 , 有学者在这方面 进行了专题探讨 。周育民 ( 上海师范大学) 题为 《己 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的文章 , 对 20 世纪初就已提 出的这 一 课 题 进 行 了 真 正 学 术 意 义 上 的 探 讨 。他 认 为 , 戊戌政变以后形成了阴谋废黜光绪 、立大阿哥为 皇帝的 “大阿哥党”, 这个以刚毅 、载漪为首的 “大 阿哥党”在其废立阴谋屡遭挫折之后 , 采取了支持义 和团的政策 , 导致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 , 使京畿地区 局势急剧恶化 , 从而招致了八国联军的侵略与镇压 ,
“大阿哥党”也最终覆灭 。徐松荣 ( 广东社会科学院)
的同一 题 目 的 文 章 , 提 出 了 与 周 育 民 基 本 相 同 的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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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点 。
值得注意的是 , 以往对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的研 究 , 一般是把清政府视为在本质上与人民反帝斗争相 对立的 封 建 统 治 集 团 , 重 在 揭 示 其 投 降 卖 国 的 必 然 性 。而周育民的研究强调了清政府在义和团事变中的 政治失误 , 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者负有妥 善处理和引导民众反帝斗争以避免民族灾难的政治责 任 。在他的论述中 , 我们注意到了把清政府作为国家 权力的行使者来研究的倾向 。这种倾向在清政府与义 和团关系研究的其他方面 , 也同样有所反映 。
有不少学者分别研究了清政府地方官员在义和团 运动中的作用 。山西大学的王守恩从政治史与社会史 相结合的角度对山西的义和团运动进行了考察 , 认为 山西义和团运动是由社会权力控制系统发动 、在官方 控制下进行的 , 它既是反侵略的民族运动 , 又是反异 端的社 会 运 动 。喻 大 华 ( 辽 宁 师 范 大 学) 考 察 了 山 东 、直隶 官 员 对 义 和 团 运 动 的 影 响 , 认 为 他 们 的 主 张 、举措不仅直接影响着运动的发生 、发展 , 而且也 影响了清中央对义和团的决策 。与王守恩不同 , 喻大 华认为东直督抚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引导为权力 斗争的工具 , 使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 其行 为不能简单地称为反侵略 , 而应该受到谴责 。
这些研究应该说都有独到的见解 , 而相对说来 , 冀满红 、白文刚 (山西大学) 的论述似乎更注重通过 义和团事件去窥探晚清政治权力的变化 。他们的 《地 方督抚与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一文 , 考察了 义和团运动时期地方督抚对清政府政策的重要影响 , 但其着眼点却在于由此来分析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的 关系 。它认为 , 地方督抚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影响清政 府的政策 , 是中央权力严重下移 , 地方权力急剧膨胀 的结果 , 而义和团运动又进一步加重了晚清这种内轻 外重的政治局势 , 推动了清王朝的最终灭亡 。
义和团 运 动 的 发 展 和 帝 国 主 义 列 强 发 动 侵 略 战 争 , 促使 清 政 府 决 定 对 列 强 宣 战 。清 政 府 的 宣 战 原 因 , 一直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 。日本学者佐藤公 彦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认为促使清政府开战的主 要原因并不是所谓的列强要求慈禧归政的假照会 , 而 是由于列强占领了大沽炮台 , 清政府对外宣战是一个 拥有民族自尊心的民族在 “受到虐待”后的愤怒的正 当表达 。他 由 此 认 为 义 和 团 战 争 是 反 帝 国 主 义 的 战 争 , 但认为清朝的抗战存在着满族国家主义指导下的 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
客观地说 , 佐藤公彦关于清政府宣战原因的论述 在学术方面并非全新的突破 , 他基本上是赞同中国学 者林华国的观点 。而林华国 ( 北京大学) 则向会议提 交了《有关八国联军战争的几个问题》一文 , 对清政
府与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战争的关系又进行了进 一步的论说 。他认为 , 把八国联军战争看做是列强和 清政府共同反对义和团的战争是不准确的 , 在战争的 第一阶段 , 抗击侵略军的任务主要是由清军承担的 , 义和团起辅助作用 。在这个阶段 , 战争的性质应是列 强对中国的战争 。只是到了北京陷落后 , 清政府才放 弃抵抗 , 开始镇压义和团 , 战争的性质才成为列强与 清政府共同反对义和团的战争 。
从这次会议来看 , 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的研究仍 然是义和团研究的热点之一 。在诸如己亥建储 、清政 府的义和团政策以及对外宣战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中 , 研究者都 避 免 简 单 地 把 清 政 府 与 义 和 团 绝 对 对 立 起 来 , 注意从列强 、清政府和义和团三者之间的复杂关 系来展开讨论 。当然 , 主要由于资料原因 , 清政府与 义和团关系中仍有许多问题没有理清 , 需要研究者继 续深入进行考察 。
四 义和团运动与教会 、教案
较早的反教会斗争研究 , 多把近代民教冲突简单 地约化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近年来 , 研究者 比较注重从社会 、文化 、宗教等多角度来认识民教冲 突 , 更多地把反教会斗争作为教案来研究 。这次会议 也同样表现了这种趋向 。
韩国学者金钟健将 1899 年以前山东的反教会斗 争分为 4 个时期 , 论述了这一时期山东反教会斗争的 发展 过 程 。他 认 为 , 山 东 反 教 会 斗 争 的 动 机 日 趋 复 杂 , 而包括外国军队入侵在内的外部因素在后期的影 响逐渐增大 。与此相适应 , 反教会斗争的激烈程度也 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 。他的研究非常仔细 , 对所有教 案列表进行了分析 , 因而比较有说服力 。赵树好 ( 聊 城师范学院) 对 整 个 晚 清 时 期 的 教 案 进 行 了 量 化 研 究 , 不仅依据新的标准全面统计了教案数目 ( 总数为
1 996 起) , 而且采用计量和比较的方法 , 将晚清教案 划分为 4 个时期 , 并提出了每个时期的特点 。金钟健 和赵树好的研究尽管范围有所不同 , 但都可视为宏观 研究 。与以往的宏观研究相较 , 他们在力图理清某种 普遍性脉络时都注意考虑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特殊 性 , 注意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 。
区域研究是近年来教案研究的新趋向 , 但比较多 地集中于山东和发生过重大教案的地区 。在这次会议 上 , 不少学者考察了一些以往不太受重视的地区发生 的教案 。李吉奎 ( 中山大学) 对 1900 年广东在义和 团运动影响下发生的教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 发掘出 许多新鲜的历史事实 。牛敬忠 ( 内蒙古大学) 考察了 近代绥远地区的民教冲突 , 认为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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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研 究
与绥远地区民众发生的冲突 , 尤其是在文化和风俗习 惯上的冲突是义和团运动在绥远爆发并得到迅速发展 的主要原因 。行龙 、赵英霞 ( 山西大学) 则以大量乡 土文献为基础 , 从山西民众传统的乡土信仰 ——迎神 赛社的角度 , 论述了义和团时期山西民教冲突尤其激 烈的原因 。他们认为 , 基督教会干预村社的迎神赛社 活动 , 破坏了村社的团结与认同 , 从而与平民形成紧 张的对峙局面 , 是导致义和团运动时期双方大规模冲 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
这些区域性研究分析了各地区教案的独特背景和 发展形态 , 在不同程度上为多向度多层面地理解近代 教案创造了条件 。在综合运用区域性研究所取得的成 果的基础上 , 进一步对近代教案进行比较研究和全局 性研究 , 恐怕是教案研究今后需要面对的问题 。
义和团运动是在近代反教会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 。义和团研究近 20 年的成就之一 , 就是不仅注 重研究义和团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 , 而且把它与基督 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结合起来 , 使得有关研究更加全 面 、深入 。
法国 学 者 巴 斯 蒂 ( Marianne Bastid Bruguière) 利 用法国政府和教会的档案 , 并与中文资料进行比对 , 考察了义和团时期直隶正定地区的基督教会 。她发现 某些天主教社群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的损失较少 , 并 把这些社群与其他一些损失更为严重的基督教社群进 行了比较 , 以图进一步探寻基督教会融入当地社会的 情形 。巴斯蒂的研究不仅对中外学者关于天主教徒在 地方社会 中 比 新 教 教 徒 更 具 进 攻 性 的 观 点 提 出 了 质 疑 , 而且提出了研究基督教社群与地方社会的整合问 题 。可以认为 , 她的研究与近年来基督教传播史研究 中的某种新走向正相契合 。研究者不再简单地把基督 教会视为某种外来力量或是侵略工具 , 而是把它作为 变动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一种内部因素来进行考察 。 这次会议上的其他一些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 。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基 督教 史 学 的 角 度 来 研 究 义 和 团 运 动 。他 认 为 , 一 方 面 , 基督教史学以 “受害者”的心态来看待义和团运 动 , 把它视为一场灾难 ; 一方面 , 基督教史学也看到 了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会的发展 , 并认为 , 义和团事 件被看 做 对 基 督 教 的 考 验 , 从 而 成 为 教 会 发 展 的 动 力 。他还提出 , 团民和教民尽管有着宗教的对立 , 但
生活在共同的民间文化环境之中 , 在宗教性格和社会 性格方面有着某些一致性 , 正是在世纪之交刺激了义 和团运动的民众文化和大众宗教对基督教的传播和本 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元生的研究可能并不成熟 , 但义和团研究应该能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 从义和团的 对立面基 督 教 会 对 义 和 团 的 描 述 中 去 考 察 义 和 团 运 动 。
与梁元 生 的 角 度 相 近 , 美 国 学 者 任 达 ( D. R. Reynolds) 的文章 《义和团运动与基督教 : 加速中国 基督教本色化及其背景》探讨了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基 督教本色化的影响 。他认为 , 义和团运动以后 , 中国 基督教会所面临的内外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 , 出现了 建立本色化教会的迫切要求 , 从而推动了中国基督教 的本色化进程 。而吴梓明 ( 香港中文大学) 则把注意 力集中到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一个方面即基督教教育方 面上 , 以山西大学的创建 、雅礼学会的成立和中国教 会大学联合运动的产生三个个案为例 , 说明了义和团 事件对基督教教育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迅速发展的重 要作用 。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 , 在民教冲突轨迹上发展起来 的义和团运动 , 只有在对它的对立面基督教会进行了 充分研究之后 , 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基督教在华传 播史的研 究 近 年 来 日 益 关 注 中 国 本 土 基 督 教 会 的 发 展 , 义和团研究顺应了这一学术趋势 , 并且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它的进展 。
在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之际举办的这次会议规模 比较大 , 受到了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 。90 年代以来 , 义和团运动研究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 , 逐步向更加切 实更加具有学术认知力度的方向深入 。但与此同时 , 从整体上看 , 史学界对义和团的研究兴趣似乎较前淡 漠 。这次会议对有关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发动 , 对许多 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我们有理由相信 , 这次会议 对于推动义和团运动研究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 , 将 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
〔作 者 刘 天 路 , 1951 年 生 , 教 授 ; 苏 位 智 ,
1949 年生 , 教授 。山东大学历史系 250001〕
(责任编辑 : 张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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