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重商的朝代

今闻有一作者因上海历史教科书删去元朝人分四等一条而大为恼火,声言要作者回到元朝.
　　回到元朝没有什么不好.元朝历史被歪曲了,民族矛盾远没有现在书中所说那么严重.所谓人分四等并没有依据.没有依据的东西,凭什么上教科书?
　　元朝时期人民生活非常富足,对外贸易繁荣,文化活跃自由.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文人.比如萨都拉,赵孟�,等等.如朱元璋所说,彼时君明臣良,足以安天下.
　　当然元朝繁荣有承接宋朝繁荣的一面,但是其中还是有区别.宋朝赋税重,而元朝赋税轻.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重商的朝代.宋朝的外贸官员蒲寿庚投降元朝,使宋的对外贸易被元朝很好的承接.宋朝对外贸易主要是蒲寿庚完成的.蒲寿庚是阿拉伯裔.但是元末明初,蒲家遭到报复,对外贸易也被彻底破坏.

元朝和蒙古帝国还是有区别的,蒙古帝国只是军事上世界第一,而元朝不仅军事世界第一,而且经济,文化,都是世界第一.用格鲁塞的话说,北京,成为从朝鲜半岛到多瑙河的世界的首都.

元代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中国同欧洲、中亚、东南亚的交通极其便利，中外交往非常活跃。中国的印刷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都是在元代传入欧洲的。而遍布全国的驿站，东南沿海航道的开辟，都促进了地区之间物资与文化的交流。著名的黄道婆把海南的植棉和棉纺技术引进松江，即与便利的海道有关。
　　元统治者重视商业。所谓“元以功利诱天下”（方孝孺《赠卢信道序》），即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崇义黜利”的治国方针不同。终元之世，商人异常活跃，张之翰《议盗》云：
　　“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手工业的发展亦达到最佳历史水准，据徐一夔《织工对》一文所载，在元末杭州，已出现一定规模的纺织作坊，佣工可自由来去。
　　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原有的和新兴的重要城市呈现空前的繁荣。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行纪》对元大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此外，北方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定、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平阳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康、平江、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而东南沿海的上海、澉浦、庆元、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在元代，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昆山的刘家港有“万国码头”之称，马玉麟《海舶行送赵克和任市舶提举》一诗极其生动的描绘了“蕃人泊舟”时码头上欢乐和繁忙的情景。

为管理繁荣的国内商业和开展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在中国中部港口和广州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商会。这些商会可以与佛兰德尔的行会和佛罗伦萨的技术协会相比，甚至还超过它们。
　　　　众多商人云集在这里，他们十分富裕，经营着大宗贸易，没有人能估量出他们的财富。只知道贸易主（他们是企业的头目）和他们的妻子们都不直接从事任何事情，但是，他们过着如此奢侈豪华的生活，以致人们会想象他们是国王。
　　　　从印度回来的船只满载着香料——胡椒、生姜和肉桂；或载着稻米的帆船沿长江顺流而下，或沿大运河逆流而上；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内，贵重货物琳琅满目，有生丝、锦锻（很厚的丝织品）和锈花织锦（有金线或银线绣成花的丝织品），以及有特殊图案的缎子，或称“刺桐布”织品。
　　　　北方丝绸中心是汗八里（北京，每天都有上千辆满载生丝的大车驶入，用它们制成大量的金布和成丝）；成都府（四川，成都）生产薄绢，并将这种丝织品出口到中亚；安庆或开封（？）和苏州（江苏省）生产金布；扬州（江苏，扬州）是长江下游的最大的稻米市场。
　　　　无数的船只把印度和东印度的香料带到杭州，又从杭州把丝织品带到印度和穆斯林世界。于是，杭州城内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们。最后，是福建省内的两个大港口：福州和刺桐（即泉州）。福州商人囤积了大量的生姜和良姜，城里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砂糖市场和一个大的珠宝交易市场，这些珠宝是用船从印度群岛捎来的。
　　　　从印度来的所有船只，满载着香料、宝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简直难以想象。蛮子［指中国南部］的所有商人们云集在此，它是全中国最大的进口中心。可以说，如果有一艘载着胡椒的船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
　　　　中国的商船队载着大捆的生丝、彩色丝织品、缎子、薄绢和金丝锦缎定期在加韦里伯德讷姆，卡亚尔、奎隆和锡兰停泊；返回中国时，运载着印度世界的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平纹细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

元朝从第二代皇帝元成宗就可以科举考试了,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首开祭孔之先例,说明元朝对汉文化是极其仰慕的. 宫中养大批密宗僧侣，藏传佛教.元朝好几个皇帝是信仰天主教.　元朝一共不到一百年时间,出了三个汉族丞相,何况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

鄂多立克在广州登陆，他称为辛迦兰（Sincalan），该名来自阿拉伯名Sinkalan或Sinikalan。广州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人口密集，富有，货物云集，价格便宜，居民勤劳，并且是天生的商人和能工巧匠。他还对该地居民所敬之神的数目而感到惊讶。他对泉州（或刺桐）的兴趣也不小，在他的手稿中，泉州拼写成Caitan，该城有两个罗马城大。在泉州，他在上文提到的圣方济各会寺庙中受到接待，使他能对他的方济各会兄弟们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在鄂多立克的手稿中杭州被称为Cansay或Guin－zai。杭州更使他惊奇不已。他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像威尼斯一样，处于运河和环礁湖之间。”看到这些多种多样的民族——汉人、蒙古人、佛教徒、聂思托里安教徒——同居于这个大城市中，使他对蒙古人的管理钦佩不已。“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鄂多立克在杭州碰到了一个由方济各会会士们劝说而皈依天主教（肯定是由聂思托里安教改宗的）的蒙古要人，他以“阿塔”一名称呼鄂多立克，阿塔，即突厥语父亲之意。由于他的帮助，鄂多立克得以访问一座佛教寺庙，并与庙中的和尚们讨论了灵魂转世的问题。
　　　　　　 鄂多立克从杭州继续前往金陵府（Quelinfu），考狄尔写成Kin－ling-fu，我们称为南京。以后又到扬州，他在扬州发现有一座方济各会寺庙，也还有许多聂思托里安教教堂。接着他浏览了新州马头（Sunzumatu），马可·波罗写成Singiumatu）很可能是今山东济宁），他把该地看成是重要的丝绸市场。最后，他来到“可汗城”汗八里，或称北京。
　　　　　　 “大汗驻于此，有一座非常大的宫殿，围墙至少有四英里长，其中有许多较小的宫殿，帝王城是由若干同心的、渐次向外扩大的圆圈组成，每一圈城池内都有居民。在第二圈，是大汗及他的家人和随从们居住。在这一圈内，堆有一座人工小山，山上筑有主要的宫殿。小山上种着美丽的树，故名绿山。山周有湖和池塘环绕。一座极美的桥横跨湖上，无论是从它的大理石色泽的鲜艳，或者是建筑结构的精细上，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桥。池中有无数野鸭、天鹅和野鹅。大汗不需离开宫殿所在的圈，就可以享受打猎的乐趣，因为圈墙内有一个大公园，园内有许多野兽。”
　　　　　　 接着鄂多立克描述了在蒙古宫廷中受到接见的情况（当时的大汗是忽必烈的重孙子、也孙铁穆耳，他在位时间是1323年10月4日至1328年8月15日）。
　　　　　　 “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第一位皇后坐在他的左手边，比他矮一级；接着在第三级是三个妃子。在妃子下面坐着王族的其他贵妇。大汗的右手边是他的长子，长子以下各级坐着宗王们……。我，僧侣鄂多立克，在该城（北京）呆了三年半，陪伴方济各派修道士，他们在北京有一座寺庙，甚至在大汗宫中担任一定官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为大汗祝福时，我有机会了解到我所观察到的一切。……确实，我们中的一位兄弟（约翰·孟德科维诺）是宫廷大主教，无论大汗何时出巡，他都给予祝福。有一次当大汗返回北京时，我和主教，以及方济各会教士们一起到离北京两天路程之远的地方去迎接他，快要接近时，我们在面前举起了一根长杆，杆头上系有一十字架，我们唱着‘伏求圣神降临’，他坐在战车的王位上，当我们走近战车时，大汗认出了我们，把我们召到他身边。当我们靠近他时，他脱掉皇冠，它是无价之宝，在十字架前鞠躬。主教向他祝福，大汗虔诚地吻十字架。接着我把香插入香炉中，主教在王前焚香。但是，按宫廷礼节，没有人空手去见大汗，于是，我们呈上载满水果的银盘，他友好地接受了，甚至好像尝了尝水果。后来我们闪到路旁，以防被他身后的骑兵队撞伤，退到陪伴大汗的那些受过洗礼的大臣中（他们是皈依天主教的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他们像接受贵重礼物一样高兴地接受我们的普通的礼物。”
　　　　　　 鄂多立克还报导了在离北京有20天路程之远的帝国森林中为大汗安排的巨大的狩猎活动。他形象地描述了打猎场面：大汗骑在一只大象背上，蒙古君主们各自射出具有颜色标志的箭。“动物的嘶叫声，猎狗的狂吠，一片喧闹，以致互相之间的说话都听不见。”一旦达到高潮，狩猎的场面就完全结束了，也孙铁穆耳像其祖先成吉思汗一样，冲破围猎圈，按佛教的精神，让受伤的野兽逃走。
　　　　　　 最后，鄂多立克提到了杰出的帝国邮政。“信使骑着飞驰的快马，或疾走的骆驼。在他们接近那些驿站时，吹响号角，示意他们来到。驿站主听到号角后，让另一名使者骑上新的坐骑，接过信函后，他飞奔到下一站，依次这样下去，于是，大汗在24小时之间可得到按正常鄂多立克在广州登陆，他称为辛迦兰（Sincalan），该名来自阿拉伯名Sinkalan或Sinikalan。广州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人口密集，富有，货物云集，价格便宜，居民勤劳，并且是天生的商人和能工巧匠。他还对该地居民所敬之神的数目而感到惊讶。他对泉州（或刺桐）的兴趣也不小，在他的手稿中，泉州拼写成Caitan，该城有两个罗马城大。在泉州，他在上文提到的圣方济各会寺庙中受到接待，使他能对他的方济各会兄弟们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在鄂多立克的手稿中杭州被称为Cansay或Guin－zai。杭州更使他惊奇不已。他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像威尼斯一样，处于运河和环礁湖之间。”看到这些多种多样的民族——汉人、蒙古人、佛教徒、聂思托里安教徒——同居于这个大城市中，使他对蒙古人的管理钦佩不已。“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鄂多立克在杭州碰到了一个由方济各会会士们劝说而皈依天主教（肯定是由聂思托里安教改宗的）的蒙古要人，他以“阿塔”一名称呼鄂多立克，阿塔，即突厥语父亲之意。由于他的帮助，鄂多立克得以访问一座佛教寺庙，并与庙中的和尚们讨论了灵魂转世的问题。
　　　　　　 鄂多立克从杭州继续前往金陵府（Quelinfu），考狄尔写成Kin－ling-fu，我们称为南京。以后又到扬州，他在扬州发现有一座方济各会寺庙，也还有许多聂思托里安教教堂。接着他浏览了新州马头（Sunzumatu），马可·波罗写成Singiumatu）很可能是今山东济宁），他把该地看成是重要的丝绸市场。最后，他来到“可汗城”汗八里，或称北京。
　　　　　　 “大汗驻于此，有一座非常大的宫殿，围墙至少有四英里长，其中有许多较小的宫殿，帝王城是由若干同心的、渐次向外扩大的圆圈组成，每一圈城池内都有居民。在第二圈，是大汗及他的家人和随从们居住。在这一圈内，堆有一座人工小山，山上筑有主要的宫殿。小山上种着美丽的树，故名绿山。山周有湖和池塘环绕。一座极美的桥横跨湖上，无论是从它的大理石色泽的鲜艳，或者是建筑结构的精细上，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桥。池中有无数野鸭、天鹅和野鹅。大汗不需离开宫殿所在的圈，就可以享受打猎的乐趣，因为圈墙内有一个大公园，园内有许多野兽。”
　　　　　　 接着鄂多立克描述了在蒙古宫廷中受到接见的情况（当时的大汗是忽必烈的重孙子、也孙铁穆耳，他在位时间是1323年10月4日至1328年8月15日）。
　　　　　　 “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第一位皇后坐在他的左手边，比他矮一级；接着在第三级是三个妃子。在妃子下面坐着王族的其他贵妇。大汗的右手边是他的长子，长子以下各级坐着宗王们……。我，僧侣鄂多立克，在该城（北京）呆了三年半，陪伴方济各派修道士，他们在北京有一座寺庙，甚至在大汗宫中担任一定官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为大汗祝福时，我有机会了解到我所观察到的一切。……确实，我们中的一位兄弟（约翰·孟德科维诺）是宫廷大主教，无论大汗何时出巡，他都给予祝福。有一次当大汗返回北京时，我和主教，以及方济各会教士们一起到离北京两天路程之远的地方去迎接他，快要接近时，我们在面前举起了一根长杆，杆头上系有一十字架，我们唱着‘伏求圣神降临’，他坐在战车的王位上，当我们走近战车时，大汗认出了我们，把我们召到他身边。当我们靠近他时，他脱掉皇冠，它是无价之宝，在十字架前鞠躬。主教向他祝福，大汗虔诚地吻十字架。接着我把香插入香炉中，主教在王前焚香。但是，按宫廷礼节，没有人空手去见大汗，于是，我们呈上载满水果的银盘，他友好地接受了，甚至好像尝了尝水果。后来我们闪到路旁，以防被他身后的骑兵队撞伤，退到陪伴大汗的那些受过洗礼的大臣中（他们是皈依天主教的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他们像接受贵重礼物一样高兴地接受我们的普通的礼物。”
　　　　　　 鄂多立克还报导了在离北京有20天路程之远的帝国森林中为大汗安排的巨大的狩猎活动。他形象地描述了打猎场面：大汗骑在一只大象背上，蒙古君主们各自射出具有颜色标志的箭。“动物的嘶叫声，猎狗的狂吠，一片喧闹，以致互相之间的说话都听不见。”一旦达到高潮，狩猎的场面就完全结束了，也孙铁穆耳像其祖先成吉思汗一样，冲破围猎圈，按佛教的精神，让受伤的野兽逃走。
　　　　　　 最后，鄂多立克提到了杰出的帝国邮政。“信使骑着飞驰的快马，或疾走的骆驼。在他们接近那些驿站时，吹响号角，示意他们来到。驿站主听到号角后，让另一名使者骑上新的坐骑，接过信函后，他飞奔到下一站，依次这样下去，于是，大汗在24小时之间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骑程之远地区的消息。”
　　　　　　 鄂多立克在北京呆了两、三年之久，好像在1328年左右离开北京，经中亚之路返回欧洲。
推算需三天骑程之远地区的消息。”
　　　　　　 鄂多立克在北京呆了两、三年之久，好像在1328年左右离开北京，经中亚之路返回欧洲。
除了马可波罗游记,大家可以看鄂多立克的东游录,鄂多立克是罗马教廷的使者,看看当时的欧洲人是怎么评价元朝和元朝皇帝的,另外还有非洲阿拉伯国家摩洛哥的使节伊本白图太的游记,看看是怎么评价元朝和元朝皇帝的 

鄂多立克在广州登陆，他称为辛迦兰（Sincalan），该名来自阿拉伯名Sinkalan或Sinikalan。广州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人口密集，富有，货物云集，价格便宜，居民勤劳，并且是天生的商人和能工巧匠。他还对该地居民所敬之神的数目而感到惊讶。他对泉州（或刺桐）的兴趣也不小，在他的手稿中，泉州拼写成Caitan，该城有两个罗马城大。在泉州，他在上文提到的圣方济各会寺庙中受到接待，使他能对他的方济各会兄弟们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在鄂多立克的手稿中杭州被称为Cansay或Guin－zai。杭州更使他惊奇不已。他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像威尼斯一样，处于运河和环礁湖之间。”看到这些多种多样的民族——汉人、蒙古人、佛教徒、聂思托里安教徒——同居于这个大城市中，使他对蒙古人的管理钦佩不已。“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鄂多立克在杭州碰到了一个由方济各会会士们劝说而皈依天主教（肯定是由聂思托里安教改宗的）的蒙古要人，他以“阿塔”一名称呼鄂多立克，阿塔，即突厥语父亲之意。由于他的帮助，鄂多立克得以访问一座佛教寺庙，并与庙中的和尚们讨论了灵魂转世的问题。
　　　　　　 鄂多立克从杭州继续前往金陵府（Quelinfu），考狄尔写成Kin－ling-fu，我们称为南京。以后又到扬州，他在扬州发现有一座方济各会寺庙，也还有许多聂思托里安教教堂。接着他浏览了新州马头（Sunzumatu），马可·波罗写成Singiumatu）很可能是今山东济宁），他把该地看成是重要的丝绸市场。最后，他来到“可汗城”汗八里，或称北京。
　　　　　　 “大汗驻于此，有一座非常大的宫殿，围墙至少有四英里长，其中有许多较小的宫殿，帝王城是由若干同心的、渐次向外扩大的圆圈组成，每一圈城池内都有居民。在第二圈，是大汗及他的家人和随从们居住。在这一圈内，堆有一座人工小山，山上筑有主要的宫殿。小山上种着美丽的树，故名绿山。山周有湖和池塘环绕。一座极美的桥横跨湖上，无论是从它的大理石色泽的鲜艳，或者是建筑结构的精细上，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桥。池中有无数野鸭、天鹅和野鹅。大汗不需离开宫殿所在的圈，就可以享受打猎的乐趣，因为圈墙内有一个大公园，园内有许多野兽。”
　　　　　　 接着鄂多立克描述了在蒙古宫廷中受到接见的情况（当时的大汗是忽必烈的重孙子、也孙铁穆耳，他在位时间是1323年10月4日至1328年8月15日）。
　　　　　　 “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第一位皇后坐在他的左手边，比他矮一级；接着在第三级是三个妃子。在妃子下面坐着王族的其他贵妇。大汗的右手边是他的长子，长子以下各级坐着宗王们……。我，僧侣鄂多立克，在该城（北京）呆了三年半，陪伴方济各派修道士，他们在北京有一座寺庙，甚至在大汗宫中担任一定官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为大汗祝福时，我有机会了解到我所观察到的一切。……确实，我们中的一位兄弟（约翰·孟德科维诺）是宫廷大主教，无论大汗何时出巡，他都给予祝福。有一次当大汗返回北京时，我和主教，以及方济各会教士们一起到离北京两天路程之远的地方去迎接他，快要接近时，我们在面前举起了一根长杆，杆头上系有一十字架，我们唱着‘伏求圣神降临’，他坐在战车的王位上，当我们走近战车时，大汗认出了我们，把我们召到他身边。当我们靠近他时，他脱掉皇冠，它是无价之宝，在十字架前鞠躬。主教向他祝福，大汗虔诚地吻十字架。接着我把香插入香炉中，主教在王前焚香。但是，按宫廷礼节，没有人空手去见大汗，于是，我们呈上载满水果的银盘，他友好地接受了，甚至好像尝了尝水果。后来我们闪到路旁，以防被他身后的骑兵队撞伤，退到陪伴大汗的那些受过洗礼的大臣中（他们是皈依天主教的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他们像接受贵重礼物一样高兴地接受我们的普通的礼物。”
　　　　　　 鄂多立克还报导了在离北京有20天路程之远的帝国森林中为大汗安排的巨大的狩猎活动。他形象地描述了打猎场面：大汗骑在一只大象背上，蒙古君主们各自射出具有颜色标志的箭。“动物的嘶叫声，猎狗的狂吠，一片喧闹，以致互相之间的说话都听不见。”一旦达到高潮，狩猎的场面就完全结束了，也孙铁穆耳像其祖先成吉思汗一样，冲破围猎圈，按佛教的精神，让受伤的野兽逃走。
　　　　　　 最后，鄂多立克提到了杰出的帝国邮政。“信使骑着飞驰的快马，或疾走的骆驼。在他们接近那些驿站时，吹响号角，示意他们来到。驿站主听到号角后，让另一名使者骑上新的坐骑，接过信函后，他飞奔到下一站，依次这样下去，于是，大汗在24小时之间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骑程之远地区的消息。”
　　　　　　 鄂多立克在北京呆了两、三年之久，好像在1328年左右离开北京，经中亚之路返回欧洲。 

夸大历史上彼此之间的内部矛盾有什么好处呢?既然汉族不能容忍少数民族统治,难道少数民族就应该容忍汉族统治?史天泽李孟赵孟钤谠�朝是几等人?如果是四等人,这样的四等人我也愿意当,不就皇帝是蒙古族吗.沈万三是不是元朝的?那么民族迫害怎么还出来个汉族的元朝首富?除了皇帝是蒙古族,大臣里又有几个蒙古族?还不是除了汉族就是回族?

忘恩负义，丧心病狂的大叛徒——蒲寿庚
　　　　 蒲寿庚又称蒲受畊，号海云，宋末元初人，阿拉伯(色目)商人后裔，蒲开宗之子（参见《泉州人名录·蒲开宗》）。任泉州市舶司三十年，是宋元时期“蕃客回回”的代表人物。后叛宋降元，终生显赫。
　　　　 宋史·瀛国公本纪》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条：“蒲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杨清江、陈苍松1987年编著的《福建市舶司人物录》载，宋自元祐七年（1092年）至咸淳三年（1267年）的175年间，提举泉州市舶官员共104位。根据《福建通志》，蒲寿庚任提举泉州舶司是在淳祐十年（1250年），到淳祐十二年（1252年）换为扬瑾，直到南宋末年也没有蒲寿庚的名字。因此实际上蒲寿庚只做了三年不足的提举市舶使，这也符合地方官员在任三年一轮换的宋代官制。但不管其任提举泉州市舶司或离职，均能“擅番舶利者三十年”，可见蒲寿庚势力之强大。
　　　　 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一月，元兵由浙江入福建。为避元军，并冀得蒲寿宬、蒲寿庚兄弟之助，南宋·陈宜中、少保张世杰率舟师十万，奉宋·端宗赵昰及卫王赵◇、杨太妃等，由福州航海至泉州城南郊法石下辇村，“欲作都泉州”。
　　　　 景炎帝至泉州一事，蒲寿庚“闭门不纳”、“闭门拒命”。因此，宋军改泊泉州外渚獭窟。宋军以船舶軍资兩皆不足，“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没其货物”（注意，蒲氏家族从其祖父起，受南宋政府恩惠数十年，但是只是要征用其商船，蒲寿庚便叛心大起，可见其为人！！），蒲寿庚怒，派亲信孙胜夫秘密出城，迎接南下途中的元军。
　　　　 蒲寿庚降元，以所拥有的海舶交元军进攻残余宋师。元军将领董文炳率部抵泉时，擅解所佩金虎符赠蒲寿庚，此举事后得到元世祖的嘉许。元廷授蒲寿庚为昭勇大将军、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
　　　　 为取得蒙古人信任，蒲寿庚丧心病狂的杀光南外宗室！！！！
　　　　 明·何乔远《闽书》记：“明年（指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张世杰自海上回军攻城，寿庚遣其党孙胜夫诣杭求唆都援兵，自与尤永贤、王与、金泳协谋拒守，尽杀淮军、宗子之在城者。攻凡九十日不下，世杰解去。”
　　　　
　　　　　　明·阳思谦《泉州府志》记：“及张世杰回军攻城，宗室又欲应之。寿庚置酒延宗室欲与议城守事，酒中尽杀之。”
　　　　
　　　　　　郑思肖《心史》：“（景炎）二年丁丑（1277年），泉州素多宗子，闻张少保至，宗子纠集万余人出迎王师。叛臣蒲受畊闭城三日，尽杀南外宗子数万人。”

　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遗》记：“宋主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共掠其赀，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
　　　　
　　　　　　《闽书》云：蒲寿庚“尽杀准军、宗子之在城者。”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遗》云：“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但蒲寿庚究竟杀了多少人，历史资料说法不一。
　　　　
　　　　　　宋宗室太祖派十二世孙赵由在元末完成的《璿源图谱》中说：“……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悉为其（蒲寿庚）害。”
　　　　
　　　　　　郑思肖《心史》说：“尽杀南外宗子数万人。”
　　　　
　　　　　　《永春云台赵氏族谱》记杀五千余人 。
　　　　
　　　　　　赵氏《南外天源族谱》记杀三千人 。
　　　　
　　　　　　《宋史》说二千三百余人。
　　　　
　　　　　　《泉州府志·纪兵》说：“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
　　　　
　　　　　　日本·桑原氏《蒲寿庚考》引明·阳思谦《泉州府志》说：“尽杀宗室千余人……此当仅为男子能执武器者。”
　　　　
　　　　　　据王寒枫《关于蒲寿庚几个问题的探讨》考证，估计蒲寿庚大概屠杀了六、七千人。其中：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明·阳思谦《泉州府志》说，绍定间[1228—1233年]南外宗室有三千三百余人），淮兵二千五百人，士大夫不知数。

蒲寿庚及其家族的下场！！！
　　　　
　　　　 元末，各地农民起义反元，元廷命各省路组织镇压起义的义兵。泉州是元朝最大的商港，有上万的外国侨民，特别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他们既有经济，又很强悍，至正间，泉州长官就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他们自称为“亦思巴奚”，又称“伊巴尔希”等，意即持刀盾的骑兵，以“义兵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为首(《元史》卷四五，《晋江县志》卷一五，《纪兵》)，从至正十七年(1357年)起，在泉州、兴化(莆田)一带骚乱，与其他地主武装火并，至正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359年～1362年)占据福州。至正二十二年，“以番人主市舶”的蒲氏女婿那呐起兵杀阿迷里丁，并亦思巴奚。赛甫丁与阿迷里丁的一支是以波斯人为主，信伊斯兰教十叶派；那呐与蒲氏家族同派，是以阿拉伯人为主的信伊斯兰逊尼派，因派别、国属不同，矛盾很深。再加上两派都被朝廷至地方官利用，成为福建省互相倾轧的工具。赛甫丁攻占福州，那呐攻到莆田涵江，赛那两派互相取代在泉州统治十年，亦是战争的十年，涂炭泉兴两路。
　　　　　　“那呐既据(泉州)城，大肆淫虐，选民间女充其室，为金豆撒楼下，命女子撄取以为戏笑。即乔平章宅建番佛寺，极其壮丽，掠金帛伫积其中。数年间，民无可逃之地，而僧居半城”。(《丽史》)。“炮烙士人索钱”(《泉州府志·刘益传》)，给泉州人们带来巨大灾难。
　　　　　　从蒲氏诸墓被挖来看，蒲氏家族必参加过“十年内乱”，并通过那呐起很大破坏作用，既为害于泉州百姓，又不利于元朝廷。于是元朝命福建行省出兵镇压。福建行省陈友定派其子陈宗海率兵用计攻入泉州，擒那呐，“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事后即“发蒲贼(蒲寿庚)诸冢，得诸宝货无计。寿庚长子师文性残忍，杀宋宗子皆决其手。圹中宝物尤多，圹志玛瑙石为之，翰林承旨撰文”。“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悉令具五刑而诛之，弃其胾于猪槽中，报在宋行弑逆也”。(后《丽史》)——————————
　　　　 蒲氏家族信伊斯兰教，故“裸体，面西方”，穆斯林忌猪，砍其身于猪槽中是最大的侮辱。仇恨至挖墓刑尸，那必非常残暴地屠杀蒲氏族人（请大家注意了——蒲寿庚把事情做绝了，当然也就造了报应！这是罪有应得）。
　　　　
　　　　　　以前有人说夷蒲的是明朝，其实不是。夷蒲的是元朝福建行省陈友定。明太祖只是在洪武七年或八年，下令将蒲寿庚后代充军，不得登仕籍而已，并无夷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