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汉人最没有奴性的朝代

清朝是汉人最没有奴性的朝代（一）：丁宝桢擅杀太监反而一路高升

作者：西龙

清代名臣--丁宝桢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母丧里居，遵义杨隆喜反，斥家财募壮士八百捍乡里，战始不利，继获大胜。服阕，会苗、教蜂起，巡抚蒋霨远奏留军，特旨授编修，增募至四千人，复平越、独山诸城。十年，除知岳州府，始罢遣所募兵。亏饷巨万，乃陈五百金案上，语众曰：“与诸君共事久，今库馈诎，徒手归，奈何？”众泣曰：“公毁家纾难，我等敢他求乎？”遂去。越岁，调长沙。有客军数千，以无主将譁变，立请大府贷发三万，斩五人，事遂定。


　　同治二年，擢山东按察使。会僧格林沁治兵鲁、豫间，令击河北宋景诗。旋劾其擅议招抚，部议降三级。又明年，迁布政使。僧格林沁战殁曹州，坐法再干议，皆得恩旨留任，於是言者复摭他款弹之，事下曾国籓，国籓白其无罪。巡抚阎敬铭夙高其能，至是乞休，举以自代，遂拜巡抚之命。时捻趋海澨，李鸿章建议筑墙胶莱河，宝桢会军蹙之。六年，东捻走濰河，东军王心安筑垒方成，而堤墙未竣，捻长驱渡河，宝桢以闻。上怒，鸿章交部议，宝桢亦褫职留任。先是东军守濰河，本皖将潘鼎新汛地。皖军甫南移，而北路遽失。诏斩心安，宝桢抗辩，乃宥心安而责鸿章；宝桢复屡疏相诋，於是上益责鸿章忌刻纵寇矣。明年，西捻趋定州，近畿震动。宝桢闻警，即驰至东昌，率骑旅千、精卒三千，赍五日粮，倍道北援，捻遂南溃。是役也，朝廷遣宿卫之旅出国门备寇，统兵诸将帅皆获谴让，而上独以宝桢一军猝出寇前，转战雄、任、深、祁、高、肃间，复饶阳，功最盛，数降敕褒嘉，加太子少保。宝桢治军善乘势，不主画疆自守，以故诸军会集，东西二渠率皆就歼山东。

　　而其诛安得海事尤著人口。安得海者，以奄人侍慈禧太后，颇用事。八年秋，乘楼船缘运河南下，旗缯殊异，称有密遣。所过招纳权贿，无敢发者。至泰安，宝桢先已入告，使骑捕而守之。安得海犹大言，谓：“汝辈自速辜耳！”传送济南，宝桢曰：“宦竖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奏上，
遂正法。河决郓城侯家林，运道梗，河臣议次年兴工，宝桢谓宜及水涸时，力疾请自任。水齧堤，植立不退，费半功倍。又塞铜瓦厢决口，驻贾庄。闻日本构衅，遂密陈海防计，请筑山东烟台、威海、登州砲台，设泺口制造机器局，从之。

　　光绪二年，代吴棠署四川总督。至即严劾贪墨吏，澄肃官方，建机器局，修都江堤，裁夫马以恤民，革陋规以恤吏。又改盐法，官运商销，置总局泸州，其井灶分置厂局，盐岸分置岸局，岁增帑金百馀万。而猾商奸吏不便所为，争中以蜚语，於是台谏交章纠奏。宝桢已坐堤毁镌秩矣，而言者复劾停机器局，褫监工成绵龙茂道丁士彬、灌县令陆葆德职，而尤龂龂争盐务。上以川盐有成效，勿为动。已而成都将军恆训覈覆堤工，亦摭及盐运病商民、流弊大，宝桢抗辩。上虑宝桢惑浮言，敕勿易初念。寻予实授。宝桢弥自警勖，益兴积穀，严督捕。治蜀凡十年，初莅事时，郭内月有盗劫，至是诛匪几尽，声为道不拾遗。十一年，卒官，赠太子太保，谥文诚，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

　　宝桢严刚有威。其初至山东也，僧格林沁方蹙捻淄川，颇贵倨，见司道官不设坐。宝桢投谒，告材官启王，坐则见，否则罢，左右皆大惊。王服其强，为改容加礼。敬铭闻之，大称异，至之日，亲迓於郊。自是事无大小，皆咨宝桢而后行。至今言吏治者，常与沈葆桢并称，尤励清操。丧归，僚属集赙，始克成行云。子五人，体常尤著名，官广东布政使。

（清史稿 列传二百三十四）

清朝是汉人最没有奴性的朝代（二）：东南互保，抗旨不遵

作者：西龙

ZT：1900年中华帝国的长江两岸是英国商人的巨大“市场”，因此北方义和团的举动引起了英国人的极大恐慌，他们认为帝国北方农民们的造反队伍如果向南开进，将严重危及英国在帝国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向长江派遣军舰，以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利益”。朝廷宣战的前四天，即6月17日上午，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雷斯奉英国外交大臣的指令去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法雷斯说的话令张之洞立即警惕起来。法雷斯说：“如果长江流域发生动乱，英国政府可以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何文德：《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这个外交辞令的含义很明白：如果义和团蔓延到长江流域，洋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英国将向这个地区出兵。张之洞立即回答：如果需要援助的时候，会和英国领事协商的。但是，这里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帝国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回答的含义也很明确：他有能力防止义和团在此地的蔓延，不需要英国人的一番“意”。帝国的南方官员不愿意看到英国军舰深入长江水道，因为此先例一开，各国军队就会随之蜂拥而至，那样帝国整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就会受到威胁。

张之洞随后立即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发了电报，在两人的观点达成一致后，他们联名致电中华帝国驻英国大使，请他转告英国政府：中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维护长江流域的安全。若英国一旦派军舰进入长江，定会引起中国百姓“惊谣生事”，那样的话各国“援照效尤，更难收拾”。

必须寻找出一个令双方都感到安全的办法。张之洞在先前给英国领事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互保”的概念：“我湖北已添重兵，贴出告示，严饬各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者，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护！”

这就是后来演变成著名的《东南互保章程》的发端。所谓“互保”，简单地说便是：帝国南方官员绝不支持义和团杀洋人的举动，不承认帝国政府对各国《宣战诏书》的合法性，并且会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洋人不得在帝国南方采取包括军事攻击在内的任何过激行为，必须遵守帝国的法律和道德礼仪，和中方以和平状态进行正常的商品贸易。

普天之下，皇土之上，帝国的官员曾几何时敢说朝廷的诏书不合法？而现在，帝国南方的封疆大臣要联手保护帝国东南的安全和利益，为此他们不惜抗旨！

大理寺卿、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大员“召集义民”的命令。盛宣怀竟然把朝廷的电报扣押下来，然后立即给李鸿章发了电报。

这是一封极其重要的电报，它不但准确地预测了帝国政局发展的未来，而且首次提出了“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

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十二。）

李鸿章立即把这封电报转给了刘坤一、张之洞。

6 月21日，令南方官员和洋人们都感到惊慌的消息传来：帝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与各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帝国的南方官员立即用电报紧急磋商，最后达成这样的看法：朝廷的决定是在“暴民胁迫了政府”和“朝廷里出了拳党”的情况下做出的，《宣战诏书》的颁布“绝不是皇上的本意”。张之洞立即给朝廷打电报，要求朝廷 “命令董福祥军不得乱动”，“严密保护使馆和使馆人员以及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张之洞提醒朝廷，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

然而，就在帝国南方的大员们猜测朝廷的《宣战诏书》是否有效和自己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的时候，朝廷要求各省立即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到了。面对上面盖有皇帝玉玺的圣旨，官员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宣战诏书》的表态只是态度，现在朝廷要让他们行动了。帝国官场的常识是，官员可以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甚至可以消极怠工，可以以私误国，帝国的官场从没把这些这些“小节”放进官场道德的范畴中去；但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旨”这个汉字在中国有一种威严的氛围，它的含义已经超出了“皇家文书”的字面解释，而成为“不得更改”的代名词。在帝国，是否“遵旨”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道德圆满”的最基本的也是惟一的标准。一个帝国的官员如果公开宣布他要“抗旨”，不要说他的脑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就是周围的人以及身后的历史对他吐出的谴责的唾沫也会把他淹死。

帝国南方的官员们正为难的时候，李鸿章独自一人给朝廷发去了一封电报——帝国两广总督李鸿章对朝廷要求各省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圣旨态度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

“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个不真实的“伪诏”，因此不存在对帝国政府的反叛意图——帝国南方的官员还没有大胆到可以不加掩饰地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尽管如此，这个表态已经是开天辟地了。帝国南方的官员们获悉李鸿章的电文后信心大增，决心将帝国南方各省联合在一起，抗旨到底。

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种影响虽可能如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　、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大清国的南方也发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被是非不分的部分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１９００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并在事后获得了慈禧和光绪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