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兵败的另类原因 ——打死你也不会信

甲午兵败的另类原因 ——打死你也不会信 

作者：漫游

说起甲午战争中大清陆军一溃千里的原因，稍懂点历史的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内容无外乎因循守旧，官场腐败，营务废弛，统帅怕死……但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却鲜为人知。


说出来你会不信，那就是“开枪不瞄准”。


一位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军官回忆说，在朝鲜战场上，日本各师团一碰到中国军队就立即卧倒，一动不动。这时候，中国士兵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放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子弹打光。等到枪声渐渐稀少，日本军队就开始冲锋，结果可想而知。


这不是编出来的谣言，也不是手机里“恶搞”的段子。1860年，一位英国军官来华访问。他看到淮军士兵开枪的姿势很奇特。朝前放枪，眼睛往后瞅。他推断这可能是放惯了手铳、鸟铳的原因。


1920年直皖大战，双方动用兵力20万人，消耗子弹几千万发。可几个回合下来，双方死了200多人。真正在战场上被枪打死的也就几十人。这种“恶搞”战争的作法，连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逊以“极其恶毒”的口吻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建议中国政府恢复使用弓箭。一来弓箭比较便宜；二来可以对敌人造成真正的杀伤。


后来，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亲自编写步兵操典。他以极其细致的笔触，异常详细地讲解了射击时的动作要领。他特别强调了“开枪要瞄准”这一关键性的动作。从这一点来说，后来北伐军所向无敌，“蒋校长”是居功至伟的。（资料来自《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此书的作者张鸣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极其善于从细微之处观察大历史，他还著有《历史的坏脾气》）


这不是一段有趣的历史，它更像是一段黑色幽默。它以一种近似荒诞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走过了一条怎样曲曲折折的道路。中国人买来了洋枪洋炮，却没有学到“开枪瞄准”的“步兵心法”。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在向列强学习的方面，中国人总是三心二意，半推半就，稀里糊涂，得过且过；而我们东边的邻居却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甚至是矫枉过正。他们推行西餐，推广西装，普及义务教育；禁止武士带刀，禁止蓄发；甚至鼓励与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从此，日本走上了一条“全盘西化”的道路。


此时，中国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方针。他的奏折让西太后大为赞许。


其实，即使是在当时，日本全盘西化的作法就引起中国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大学士徐桐就指斥日本“变国体，有违纲常；通婚姻，有违人伦”。可1895年甲午战争的结果却让所有的中国人大跌眼镜。



从甲午战争结束至今，时间又过去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年中，我们学会了“开枪瞄准”。但其他东西却依然学得稀里糊涂：


我们引入了足球联赛的制度，但公平竞争的原则却没人理会；


我们引入了义务教育的提法，但义得是国家的义务，还是公民的义务依然没有搞懂；


我们引入了现代传媒，但新闻可信的却不多；


我们将“民主”写进了宪法，但“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宗旨却很少有人去实践，一听到不同的意见便喊打喊杀，乱扣帽了，乱揪辫子，甚至千方百计地去堵住别人的嘴巴。


…………


可看看我们东边的那个邻居——那个曾经侵略过我们，至今依然虎视眈眈的“蕞尔小国”，笔者上面开列的所有东西，他们学得是何等地彻底。


当然，当然，当然，外国的先进经验应该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可有的人结合得比较好（比如毛主席），其它绝大多数都差强人意。只要有人提出与国际接轨，必定有人强调“中国国情”，强调“民族尊严”，强调“文化差别”，结果越学越走样。


笔者的单位三年前曾开展过学习“第五项修炼”的运动。其实“第五项修炼”的核心内容是打造一个便于沟通的内部结构，创立一个学习型组织。可我们是怎么学习的呢？请专家来讲课培训基层干部，每个人花了几百元钱买学习资料。上了一个月课便立即结业。此后的三年，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切照旧。问一问那些接受培训的干部都学到了什么？大多数人说没听懂，个别地说：“跟法*功差不多。”



机关事业单位是这样，企业又怎么样呢？我看也不怎么样！否则的话，华为的老总任正非为什么在引进IPD管理体系时一再强调：“5年之内不许进行任何改良，不允许适应中国国情，即便不合理也不许动。”我想他一定是被“中国国情”吓怕了。


那么在学习别人先进经验的时候，一部分中国人心中的“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


一是好面子，不愿意彻底地放下身段，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向别人虚心求教。这些人是因为历史的包袱过于沉重。


二是得过且过，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懒散寻找借口。


而上述两种毛病在日本人的身上都没有。日本人承认实力，而且只承认实力。你比我强，我就要学习。而且学得认真，学得彻底。彻底到全盘西化，认真到一丝不苟。学习你，赶上你，超过你。


大化改新，日本学习大唐。学好之后，丰臣秀吉便要侵略中国。


明治维新，日本学习西方。学好之后，日本立即挑战英美列强。


在向先进国家学习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好好地向日本看齐。笔者绝非主张“全盘西化”，但是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缺点，努力地加以克服。



日本的民族特性完全源自武士道。而武士道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剑道。剑道的核心是“残心”。


“残心”的概念是每一次挥刀必须全力以付，以果决的勇气和舍却一切的信念发起攻击。当一个动作完成之后，立即以同样全力以付的心态投入下一次进攻。剑道教育让日本民族面对每一件事情都全力以付，专心致志。


剑道要求剑士向对手鞠躬时，两眼必须紧紧盯住对手，鞠躬必须到位，以表示自己的求战是“真诚而强烈”的。剑道有句谚言：对手击中你时，你要心存感激，因为是他帮你发现了自身的弱点。剑道的系统教育帮助日本民族面对每一次学习都是“真诚而强烈”的。


学习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更是一种心态。首先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其次，要抛却已有的成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第三要彻底地，毫不走样地学习；最后才是有所发挥，有所创新。

甲午战争时的日清装备比较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连连败北，几乎末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最后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何以至此呢?作为前期清军统帅李鸿章，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武器装备的落后，称："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拙，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故而，战争失败，"因由众寡之不敌，亦由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也"。前线战将宋庆、依克唐阿等人，也屡屡谈到武器量少质劣，以至战败。后世史家往往据此将武器装备落后，作为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对这个问题应做具体分析。李鸿章意在掩饰其麾下淮军的腐败和自己指挥上的失误，宋庆、依克唐阿等人的看法也不无偏颇之处。笔者拟对此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鸦片战争前，清军主要装备刀、矛、弓箭等冷兵器，辅之以少量的抬枪、抬炮、鸟枪。鸦片战争中虽败于英军的近代枪炮，清政府并末接受教训，部队装备仍无大的改进。清军装备的近代化始于淮军。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抵达上海，在与西方军队以及洋枪队(常胜军)共同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他开始认识到用洋枪洋炮来改进部队装备的重要性，首先在部队中组建洋枪队，次年又组建了洋炮队，逐渐淘汰了旧式武器。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不仅淮军、湘军、练军以及部分绿营兵和八旗兵，均装备了从欧洲进口或中国军事企业仿制的近代枪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军的装备基本上能够随着西方武器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特别是淮军，其更新速度之快和近代化程度之高，在清军各部队中是首屈一指的。
甲午战争的参战部队，前期以淮军为主力，辅之以东北地方部队和宋庆所部毅军等部队；后期则又从全国调集了以湘军为主力的大量增援部队。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部队的装备情况。
淮军在1864年6月进攻苏、常太平军时，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万余人，已有洋枪万余枝，刘铭传部7000多人，有洋枪4000枝。到次年底与捻军作战时，"计出省及留防陆军5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其炮兵到1864年也建立了6个开花炮队，装备了12磅至l08磅不等的火炮。已经基本上淘汰了冷兵器和土枪、土炮。然而，此时淮军装备的尚是前膛枪炮。70年代以后，西方更为先进的后膛枪炮开始输入我国，导致淮军装备的又一次更新。英国的马梯尼、士乃德、法国的哈乞开司、德国的老毛瑟、美国的林明敦和黎意等枪种，均进入淮军部队。



到甲午战争前夕，部分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主要枪种有奥地利的曼利夏、德国的新毛瑟和中国江南制造局仿造的快利枪等。如赵怀业部即"皆系一色快枪"。在平壤战役中，据日方记载清军使用了七连发枪和十三连发枪。

在炮兵装备上，淮军主要有英国的阿姆斯特郎式、格鲁森式和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炮。仅1871年至1873年，李鸿章就购置了德国克虏伯后膛四磅钢炮141 门，到1884年淮军配备的后膛钢炮已达370多门。自1886年起。广东又陆续拨解北洋钢炮100多门，其中"光绪十二年(1886年)粤解八生脱钢炮四十八尊，十七年粤解七生脱钢炮一百二尊，十八年粤解八生脱七钢炮三十尊"。这期间北洋自购者尚不在内。另外，到甲午战争前，江南制造局共造出后膛大炮 145门，大部分用来装备了淮军。淮军火炮中，有一部分阿姆斯特郎和格鲁森式钢炮还是西方80年代末才发明的快炮(速射炮)。由此可见，淮军的装备无论是质与量，都是堪称一流的。

与淮军相比，其他部队的装备均存在着大小不等的差距。东北练军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二十二日，"查明各队原领大小洋枪共一千七百八十四杆，来福枪共六百四十八杆，鸟枪共二十三杆，抬枪共六十七杆，云者士得枪共二百十七杆，马林枪共四百四十杆，哈乞开斯枪共一千零七十三杆。此七项共领得枪四千二百七十二杆，除此并无领得别项枪械"。另据吉林将军长顺称，其于光绪十四年接任时，所部17营3哨，只有前膛来福枪3600余杆，后膛马步各枪1600余杆。后在上海购后膛枪2000杆，由神机营拔给来福枪1000杆，海军衙门拨给哈乞开斯1000杆。但这些枪械在演习中多有损坏淘汰者，故而战争爆发时，其所统各军"开斯、毛瑟等枪无多，大半皆来福枪、快枪，余则以刀矛充数"。盛京将军、黑龙江将军也是屡屡奏称武器缺乏，请求由外省拨给枪炮。
再看湘军，1892年湖南巡抚吴大澂奏称："湘中风气未开，所用洋枪屡修屡坏，实不足以资抵御。1894年9月，布政使魏光焘受命募集新军北上参战，而" 湖南并无后膛枪，湖北亦甚少，仅有林明敦数百枝，弹太少"。是年底，湘军宿将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吴大澂受命帮办军务，但所部"枪械未齐，子弹不足 "，"有步队而无炮队"，辖下23营零3哨，仅有各种枪枝4600枝。
山东是甲午战争的另一个主要战场，山东部队的装备更差。战争爆发以后，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旧存军械本属无多，现经各营纷纷请领，几无以应。且尽系旧式洋枪，难以及远"。沿海部队"后膛枪仅存千余杆，又次之次者，无以制敌"。许多部队只好"率配以旧土枪及故前膛来福枪"。日军在荣成登陆以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将原定派赴关外的几支部队改援山东，但无法保证武器供应，"李(占椿)、万(本华)两军各有马梯尼千枝；张国林有枪数百，洋拾枪二十枝，车炮四尊，劈山炮数十尊；陈凤楼因江南无马枪(陈部为马队--引者)，须到津拨用江南所购到马枪千枝。……丁槐军直无一枪"。上述部队除丁槐部队以外，共达 20营近万人，可见其武器缺乏之程度。至于内地如陕西、山西等省奉派北援的部队，装备就更为落后了。
然而，如果我们从上文的论述中，得到中国部队除3万多淮军外，其他部队的武器装备均不堪与日军一战的结论，那就为时过早了。因为战争爆发以后，陈国内军工企业加紧生产外，沿海各省督抚还大量购买外国枪炮，调拨前线。因此，参战部队开上前线后，其装备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关于清政府购买武器的情况，从有关资料来看，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4年奏报，委托驻德国公使许景澄购德国新式小口径五连珠快枪 3000枝，子弹300万颗；从信义洋行购十响连珠毛瑟枪1250枝，子弹150万颗；平响毛瑟枪5000枝，子弹250万颗；格鲁森快炮12尊，炮弹 1200颗。从瑞记洋行购克虏伯七生半车炮六尊，炮弹1200颗。奥地利三生七快炮12尊，炮弹12000颗。两江总督刘坤一至1894年9月，已购马梯尼枪14000枝，毛瑟马枪1000枝，子弹280万颗。10月，又准备再购比利时快枪10000枝，每枪配子弹500颗。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购买的武器更多，截止1894年9月，他已先后委托驻英公使龚照瑷购哈乞开斯快枪7000枝，驻德公使许景澄购毛瑟枪12000枝，连珠快炮8尊，小口径毛瑟五音快枪四批共10000枝，子弹1000万颗。10月，奏报已"先后订购西洋各项快炮五十六尊、各项快枪二万八干三百二十余枝，大小各项枪炮子弹一千五百二十余万颗"。12月，又奏报委托许景澄代购毛瑟枪10000枝，子弹412万颗，大小口径快枪300枝，子弹10万颗；委托杨儒(驻美公使)代购哈乞开斯六响枪3000枝，子弹200万颗；委托龚照瑷代购马梯尼枪10000枝，小快炮若干门。以上均是大批量购买的，还有一些数目较少的，如吴大澂曾先购" 战炮十尊，精枪数百杆"，后又购奥地利小口径枪8000枝，子弹100万颗。福建省购买德国毛瑟枪5000枝，子弹500万颗。还有的将领自己设法购买，以改善装备，如吴宏洛即商之洋行，"购快炮一尊，马枪百杆，子弹数万粒，以补不足"。
以上所列举的数字，容或有重复之处，也有的武器虽已定购，至战争结束时尚未运到，但相当一批枪炮在战争中装备了前线部队则是无容置疑的。如北洋所购之枪，就大批陆续运到。1894年9月，由上海运往天津毛瑟枪1200枝。光绪二十一年初，李鸿章称，"许景澄购来毛瑟枪一万零八枝，业经全数分拨各军应用"。南洋所购马梯尼10400枝，马枪1000枝，议定南北各半，解赴北方前线马梯尼5700枝；留于南洋者，拨给李占椿、万本华、杨文彪、朱洪章等部各 1000枝，这些部队也都是要开赴北方作战的。此外，沿海各省库存枪炮也大批解赴前线。南洋大臣刘坤一截止1894年10月，就前后协济各省后膛洋枪 14000枝。广东于1894年8月解到北洋新旧毛瑟枪各2000枝。到11月，两广总督李瀚章奏，已先后调拨各地洋枪16000枝，以后又续拨马枪、步枪2600枝，子弹360万颗。年底，还拨给吴大澂部钢炮30尊。这些武器无疑对改善部队装备起了重大作用。如山西部队程之伟部，由北洋拨给毛瑟枪和十三响洋枪各300枝，并拟再拨300枝。陕西部队原来没有后膛枪，"各营平日操练皆用前膛洋枪及土枪，万难应敌"，后由刘坤一协济林明敦枪1000枝，装备北上援军。张之洞派出北上参战的吴元恺部，"有过山炮三十二尊，克虏伯新式快炮十二尊，连珠黎意快枪千枝，弹百万，军火可为关外诸军之冠"。本来装备落后的湘军，到战争后期装备大为改善，如陈湜部已配备了快利枪和新马梯尼枪。
此外，关于清军的装备，还有几点应作具体分析：其一，某些将领对所部装备不足的奏报，往往夸大其词。如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屡次奏称部队装备不足，请造拾枪应用。事实上，他出省作战时共带马步军3000人，携带快枪3800余枝，人手一枪尚有余。1894年10月，署理黑龙江将军增祺又拨给他步毛瑟枪 5000枝，马毛瑟500枝，哈乞开斯枪200枝，来福枪300枝，共6000枝。到战争结束时，黑龙江共拨出格鲁森快炮、过山钢炮、开花铜炮各4尊，嘎尔萨炮2尊，龙炮1尊，子母炮7尊，常胜炮150尊，单响毛瑟枪5000枝，10响毛瑟2050枝，哈乞开斯991枝，马毛瑟1933枝，来福枪300 枝，太来枪660枝，后膛马枪250枝，抬枪80枝。其中有少数拨给了其他部队，有些武器也比较落后，但大部分是进口枪械。依克唐阿所部后扩充至万余人，这么多枪炮，怎么能说装备不足？依克唐阿的奏报，无非是为了掩饰其作战不力，另外也与其部队在战场上大量遗弃和损坏武器有关，关于这一点，还要在下文述及。其二，某些地区即使装备确实不足，枪械也落后，但并非毫无长处，即以山东为例，其陆军确实装备比较差，但沿海战略要地如烟台、威海海口各炮台所装备的火炮却是比较先进的，数量也相当可观。烟台有各种口径的火炮27尊，均是后膛钢炮，其中22尊是快炮。威海卫由于是水师提督衙门的驻地，各炮台配备的火炮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均属上乘。据统计，该地25座炮台，共配备进口的各种口径的平射炮、地陷炮、行营炮、曲射炮达167尊。由此可见，如果说威海卫之战失败的原因是装备落后，恐怕无论如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三，前文已指出，与淮军相比，其他部队的装备均存在着大小不等的差距，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部队的装备还是相当精良的。如直隶练军一律装备洋枪洋炮，到90年代前后，还装备了新式毛瑟枪和克虏伯炮。即使一些内地省份如江西、贵州、云南的练军，也都在70-80年代，装备了近代枪炮。
1894年7月，编修曾广钧曾上一呈文，文中系统地总结了战前清军制造、购买军火的情况。从呈文看，即使不计甲午战争爆发后大量购买的武器，如果能统筹使用，清军也应不虞武器匮乏。曾氏称:"中国后膛枪炮之多，甲乎天下。各局制造购办不可悉举"。他把中国陆军使用的枪枝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有江南制造局制造的快利(此说不确)、德国的毛瑟和马梯尼、单音哈乞开斯、黎意(可五子连环递放)等五种，并称毛瑟和马梯尼"江南军装局存储极多，弹子亦复不少。有由淞沪陆军八营遣撤后缴出者，有尚未开箱者"。乙等枪有英国马梯尼、十三音云者士得，"此二种中国购置亦复不少"。丙等为美国林明敦，"系美国极旧之式，乃上海制造局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造，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止，所造至百余万杆，除已发各营外，实存六十余万杆，弹子称是"。尽管林明敦枪"后膛走火，又易炸裂，又不甚准"，但"中国甲枪已属不少，足敷陆军之用"，而且"已购之弹子尚属山积"。曾氏所述，未及火炮，但本文以上列举之火炮品种和数量，已足以弥补曾氏所述之不足。

反观日军方面，当时其陆军使用的主要是国产的青铜炮和村田式单发枪(只有少量部队装备了村田式连发枪)，性能上远不如中国进口的西方新式连发枪和后膛钢炮，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数量更比清军少得多。
日军装备也有其长处，即型号统一，火炮轻捷，易移动，射速快。但不管怎样，我们以上之论述，足以说明李鸿章所谓日本"船械愈出愈精"，中国"相形见绌"的说法是不足信的。至于像"自户部奏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购新械，武库已空如洗"之类的说法，虽不能完全说是空穴来风，至少也是夸大其词。
既然清军的装备与日军相比占优势，为何却在战场上连连败北呢?固然，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而是政治、经济、军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武器装备毕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清军的装备及其使用中所存在的一些致命的弱点，进行探讨和考察，以总结和接受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要言之，清军的弱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部队腐败，士气低落，缺乏训练，遇敌辄溃，不能发挥武器应用的效用。清军自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后，多数部队皆再未经战事(收复新疆和中法战争只是少数部队参战)，承平日久，弊端丛生，"兵则半属空名，操则虚应故事"，只剩下空架子，已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淮军是参战清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是前期作战的主力，但除聂士成、徐邦道等少量部队外，其他各部均无像样的战绩可言。正如时人指出："淮军万不可用也，宿将久经凋谢，继起者非其亲戚，即其子弟，均未经战阵之人。补伍皆以贿成，扣饷早怀积怨，……骄奢居人先，战斗居人后。"刘盛休部盛军，为淮军主力之一,"平时威德不行，士卒不服，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杀之不止……"。前线总指挥宋庆指出，此类情况"不独盛军然也"。淮军备部皆是"一经战队，官则警惶失措，勇则四散奔逃"。即使其中作战比较勇敢的部队，由于平时缺乏训练，战斗力也是非常低的。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雷震春、王德芳指出，他们"往历前敌，亲见备军致败情况，实由将帅不善训练，士卒不常操习，火器不能研究，枪炮不度远迩，地势不细测量，住扎不设营垒"。至于其他各省部队的腐败程度，与淮军相比往往有过之而不及。山西大同镇调往东北的部队，"其官长士兵无人无烟癖，军容之劣，鲜有出其右者。军装之外，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枝，见者无不发噱"。东北"三省练军大半旗兵之居城市者，平居烟酒行赌，沉溺忘返"。这样的部队，即使装备了先进武器，又怎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仅以平壤战役为例，是役参战部队多数是清军精锐，每门炮自带炮弹50 颗，每枝枪自带子弹150发，以后又由国内运去炮弹2400颗，格林炮子50000颗，子弹50万发，火力不能说不强。但炮兵"炮准甚疏"，步兵射击的命中率也极低，每人发射子弹达三四百发，可是全战役仅击毙日军180人。在以后的战争中，清军几乎每战皆滥放枪炮，动辄就是每枪发射子弹数百发。而日军方面，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其派往海外的士兵每人平均只使用子弹8发！相形之下，清军战斗力之低怎不令人触目惊心。

(二)由于清军战斗力低下，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招募新兵，扩充部队，希图以数量上的优势取胜，这样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由于扩充部队太多，加之后勤保障体制落后，导致武器供应跟不上，以致"新招募之兵，多负戈矛，无火器"。据日本参谋本部掌握的情况，当时中国动员的部队中，只有3／5的士兵装备了近代武器，余者只扛着大刀长矛。如宋庆拟新招新军30营，而天津军械局仅拨到枪枝600杆，尽管战场情况紧急，却无法"调令出关作战"。再如前述吴大澂部 23营零3哨，出兵之初仅有4600枝枪等，均是典型事例。其二，新募士兵的素质和战斗技术比老兵更差。有人指出："近来新募之兵，急于成军，往往未暇精选……类多募自近处，杂以市井之人，窳惰性成，其拔队起行之时，至有涕泣不愿去者"。尤为糟糕的是，由于战况紧急，新募部队往往并不操练即开赴前线。如旅顺口守兵12000余人，其中9000余人为新军，成军末几，即遇战事，"总未得空操过一日"。到了后来，甚至"新募勇队连枪炮尚未见过"，即准备向前线开拔。以素质极差之市井之徒，仓促成军，未经训练，"猝给一枪，强之管炮，且不知施放，惶言命中?"这样的部队，自然更不能发挥武器应有的作用。到战争末期败局已定之际，有识之士对此作过不少沉痛的总结，如李本方致函徐邦道说："查其致此之由，皆因将不得人，兵不娴器。以极贵极精之枪炮，付诸毫未练习之勇丁，仓卒临敌，手忙足乱，或出队而错带弹子，或临时而忘记用法，乘以强敌，不奔何待?中国之论兵事者，人人皆曰枪炮不精，船械不利，众寡不敌，吾独谓所以致败之故，不系乎此。"痛定思痛，李氏斯言，可谓一针见血。

(三)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湘淮集团兴起，形成督抚专政的局面，这对甲午战争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清军的装备均是省自为政，各行其是，因此，各省参战部队的枪炮品种、型号极不一致，即使一军之中也往往互相参差。前述各省所购之武器，分别来自德、英、法、美、英、比等国，据说进口枪炮的型号可达三四十种：国产武器也由于军工企业分别隶属不同的集团，存在着种种差别。各种枪械的口径不一,"弹药参差，不能互相济用"，给战争中的弹药补充和火器配备造成极大的困难。"无论怎样有效率，怎样诚实的辎重队，也决不能为队伍所带七拼八凑的杂牌武器配备合用的弹药"。更何况清军根本没有适应近代战争的后勤保障机构，这就在战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前线部队或有枪无弹，或弹不对枪。如宋庆所部使用的马梯尼枪子弹大小竟有四、五种，而天津军械局仅存20年前的旧子弹 10万粒，既不知是否合膛，又不知是否失效。再如山东存有毛瑟枪子弹667000粒，其中不合膛者竞达475000粒。安徽癛生朱照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对这种混乱状况的总结："炮则有格林、阿姆斯特郎、克虏伯、田鸡炮、开花炮等种，枪则有新旧毛瑟、林明敦并中国自制之快利枪，名色繁多，殆难屈指。夫枪炮一种有一种之弹药，即一种有一种之施放之法。弹药或误，则与枪炮格格不入，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松或紧，皆不适于用，则有器与无器等"。"此炮之弹，或误入他炮，则必不能开放"。各种枪械，"临阵时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辨认，而仓卒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伙，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这与日军统一使用国产定型枪炮，形成鲜明的对照。

(四)清军使用的枪炮在质量上也是参差不齐，玉石交混的。官兵对武器的不善保管，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国产武器中，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林明敦中针兵枪多有走火之弊，故各营末肯领用"。以后改造快利枪，也因技术、设备落后，"未能过求精致"。金陵机器局生产的大炮，竟多次发生炸膛事故。进口武器固然性能较国产者优越，但内于经办人员的营私舞弊和外国商人的有意欺蒙，有不少"陈年之存货而诡为新制"者，以致"价多浮冒，物不精良"。就连赫德也认为中国政府不必"去花钱买这些可能一半已经无用的旧东西"。由此导致前线部队往往领到的是不能使用的旧枪。如总兵徐邦迟受命募军，所领1200枝进口的毛瑟枪就都是" 实不能用的旧货"。这种武器，"临阵用之，子药不能及远，而又无力，开至数次，机关损坏"。至于清军使用的炮弹、子弹，大部分中国能自行生产，但由于设备和技术上的问题，加之管理人员偷工减料，也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天津机器局"配置于药之分量或多或少，或搀和不应用之物，致使自裂自败，有用之枪，转成巨患"。江南制造局所造子弹，"每逢演用往往误火，一及吹弹不能致远(原文如此--引者)，甚至炸坏铜壳，登开后堵伤人等弊"。吉林机器局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进口弹药要好一些，但也并非没有问题，如汉纳根等人经手购买的小口径快枪子弹，"每箱上层尚佳，用至下层，往往有不合膛或药力不足，难于及远"。前线部队由于使用劣质弹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东北部队所领子弹，"半多不响，即响亦不及远，拆验药已成灰"，毅军"探马与倭战，连发四枪，不响，被倭击毙 "。炮弹中也往往"实以泥沙"、"和以泥蜡"而不可用。据日方记载，旅顺口之役清军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清军对武器弹药的不善保管，也使优质枪炮的性能大大打了折扣。平壤守军的"克虏伯优质大炮竞锈得大部分连炮栓都拉不开"。北京的炮兵在连绵阴雨之中，"把一批大炮放在街上，让它陷在泥辙里没人管"。刘坤一驻扎山海关时，"自天津运往山海关机器炮四十尊，有弹十万枚，由火车运送到关，堆积沙土中，阅效十日，无人收管。经德国某教习前往查看，谓子药全行潮湿，不堪应用。强使试验，只能及三十码远近，较之原制炮力不及二十分之一"。此类情况，几乎各军各处尽皆有之，言之令人痛心。

(五)清军缺乏合格的指挥官，指挥军队之权仍操诸行伍出身的旧军官之手。这些人固然勇怯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囿于国内战争的老经验，因循守旧，不懂新的军事科学。战争期间参与后勤事务的袁世凯指出，"今之征调诸将，亦诚不乏夙望，惟或优养既久，气血委惰；或年近衰老，利欲熏心；或习气太重，分心钻营；即或有二三自爱者，又每师心自用，仍欲以'剿击发捻'旧法御强敌，故得力者不可数睹耳。"这是指所谓"威望素著"的老成宿将而言，至于一些新组建部队所调之员，则"多系浮薄少年，文弱书生，不谙军务"。在这样的军官的指挥下，即使部队装备了先进武器，也难免溃败的结局。在进攻时，他们仍沿用冷兵器时代集团冲锋的方法，一拥而上，且往往"从一千公尺以外的远距离开始射击"。日军则以密集火力在近距离猛烈射击，给予清军以重大杀伤。在防守时，他们只注意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即使正面也无纵深兵力和火力配备。日军只要从侧翼出击，即可迫使清军全线崩溃。"差不多中国人每一次打算守住阵地时，都因为被敌人迂回到他们的侧翼而被迫后退，中国人简直不知道怎样防御自己"。在火炮的使用方面，问题尤为严重，一是参战各部不相统属，火炮配属于各部队，不能集中使用。日军则不论火炮多寡，一律集中使用以加强火力。二是不懂步炮协同作战的原理，炮兵阵地总是选择在"第一线步兵阵地内或其间隙。因此，火炮成为显著的目标，在战斗的初期阶段，屡次被日本炮兵破坏"。清军指挥官中也有各别人在战争实践中总结了教训，提出改进意见，如聂土成即多次指出："……前次失利，皆由我炮未聚一处，各营顾已失机。倭炮不拘多寡，用则一处齐发"。可是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前敌将领仍是我行素。1894年12月19日瓦缸寨之战，宋庆部曾奋勇作战，炮兵的表现也是出色的，但由于使用不当，被日军快炮"照准丛击"，所带火炮5尊被击毁4尊，丧失了作战能力。第三次反攻海城之役，依克唐阿部重蹈覆辙，被击坏火炮5尊。所以，有的西方史学家认为："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当时在华的西方人士，也有人指出；" 假使军事长官有一些现代军事的知识，中国陆军……也会……予敌方以有用的损害。但是它的军官们否定了它一切成功的可能性"。

(六)清军的腐败不仅表现在战场上连连溃败，而且还表现在每一次溃退，均"尽弃军实走，器械尽失"。这不仅削弱自己装备的总体实力，而且反过来大大加强了日军的装备。据有关资料记载，平壤战役，清军丢弃大炮48尊，步枪10000余枝；鸭绿江防之战，丢失大炮78尊，枪4400枚；大连湾、旅顺口失陷，日军缴获大炮270多尊，枪600枝。以上数处清军遗弃的炮弹达数百万发，子弹达4000万发以上。另据日方统计，日军在牙山、平壤、九连城、凤凰城、金州、大连湾、旅顺口等地，一共缴获大炮607门，枪7394枝，炮弹267．17余万发，子弹7745．8万发。其后，在牛庄、营口、威海卫、澎湖等地清军遗弃的火炮亦达数百门，枪枝、弹药更是不计其数。而在甲午战争全过程中，日军仅仅消耗子弹124．18万发，炮弹34090发。两相比较，怎不令人触目惊心！李鸿章曾哀叹，淮军部队遗弃大炮，"令我寒心，再发再弃，当如之何!"依克唐阿自己承认，自开战以后失去枪枝7807枝，损坏880余枝。至于火炮，到1895年初，只剩下快炮4尊。这些武器被日军缴获后，势必导致敌我装备的此消彼长。日军将缴获的武器(特别是大炮)投入战斗，大大加强了火力。如旅顺口之战，日军以所得卫汝贵部快炮"登山俯击"清军炮台。威海卫之战，日军攻占沿岸炮台之后，即掉转炮口轰击港内的北洋舰队，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田庄台之战，是役，"我海盖间历战所失行营大小炮无虑百尊，尽为倭人攻具，列辽河南岸，数倍我炮"。在日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下，清军势不能支，乃"大溃西奔"。可见，武器装备此消彼长的变化，对战争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装备在总体上是占优势的，但，清军的腐败和缺乏训练，缺少合格的、懂得近代战争的指挥官等不利因素，这种优势在战争初期即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以后随着战争的进行，日军缴获了清军大量武器，使双方的装备发生了逆转，清军不断削弱，日军逐渐加强，终于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最后失败。

甲午战争前12年 湘军将领建议先发制人打日本
来源: 论坛 　

* 　　刘长佑分析，日本本来就违背了国际公法，一旦开战，在国际道义上占不到便宜，且其侵略成性，迟早会吞并朝鲜，不若乘其羽翼未丰，先发制之。

作者:匪徒甲1

　　一、“隔墙两制台，对岸两提台”

新宁县位于湖南西南部，与广西搭界，隶属于邵阳，南边是风景秀美的崀山，东面是高耸入云的金凤山，而清澈见底的夫夷江水在县城金石镇连画了几弯漂亮的弧线，如同一条透明的丝带，挟带着两岸的青砖瓦舍、桃红柳绿、千门万户咿呀的读书声，轻轻从县城滑过。

俗话说人杰地灵、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新宁人有个很自豪的说法：“隔墙两制台，对岸两提台。”两制台指的是清朝时的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提台指的是安徽巡抚江忠源、浙江提督刘光才。所谓“隔墙”，盖因武慎公刘长佑府宅馀庆堂与忠诚公刘坤一府宅光厚堂在新宁县城仅一墙之隔，所谓“对岸”，则因为湘军将领江忠源、刘光才家就在夫夷江的两岸。四人皆为晚清“中兴名将”，当时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下子竟冒出多名将帅之才，楚勇横空出世，接着的湘军又纵横驰骋了大半个中国，石破天惊，世所艳称，仿佛新宁的千年灵气，锺于一时了。

二、楚勇——湘军之源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十日夜晚，长沙下河街码头渔火闪烁。32岁的刘长佑席帽青衫，和小他12岁的族叔刘坤一焦急地寻找着一艘官船。刘长佑（1818--1887）字子默，号荫渠。他的父亲靠经营本地木材和土产发家，富甲一方，在新宁县建了一座闻名遐迩的大宅院，名曰馀庆堂，大门的对联是： “积善之家必有馀庆，有福之人方能读书”。

刘长佑就出身在这样一个富裕温馨的家庭里。他为人谦和，有胆识，文武兼备。此前，他已在岳麓书院学习了十一年，其间有九个除夕都是在斋舍里度过的。可以说，宝庆地方尚武的传统与长沙岳麓书院所倡导的湖湘文化中“学以致用”的精神结合在一起，成就了以后刘长佑谨慎而多谋略的儒将风范。

也就在这一年，刘长佑考取拔贡，而新宁、武冈等地先后发生了雷再浩、李辉、李源发等人的农民暴动。也就在今天，19岁的族叔刘坤一昼夜兼程赶到长沙转告了父亲逝世的噩耗和李源发攻打新宁县城的消息。刘长佑一方面由于父丧而悲痛至极，一方面出于地主阶级本能，对李源发攻打新宁县城而怒发冲冠。二人在长沙下河街码头，这个今天卖“舶落货”（长沙方言，意为便宜货、次品）的地方，找到了密友、时任浙江秀水县知县亦是回籍为父奔丧的江忠源，三位货真价实的帅才就这样历史性地相遇了。

尔后，三人连夜弃船骑马，赶回新宁，招募乡勇（区别于清政府的绿营军）2000余人。与清政府“正规军”不同的是，这些乡勇勤于训练，加上同乡共井的关系，具有绿营军不可比拟的凝聚力，能吃苦、打硬仗。很快镇压了李源发起义。

咸丰二年（1852），席卷江南的太平军在永安受挫，转而攻桂林。这时，刘长佑已回乡应聘在维新书院讲学，在江忠源的力邀下重新出山，随江忠源，出征平乱，湘军最早的一支——楚勇由此而诞生了。他们议定，楚勇以蓝色为旗。

太平军在桂林城下被楚勇大败后，转道全州，伐柯为筏，欲循湘江直下夺取长沙。江忠源用刘长佑之计，绕路敌前，扼守蓑衣渡，砍下许多木头，在河中遍布暗桩，连营河西岸，约诸军会师东岸，以截击太平军。果然，太平军乘船筏顺江而下，至蓑衣渡，其船筏纷纷被水中的木桩卡住，继而楚勇放火烧其船筏，从两岸夹攻，鏖战两昼夜，用火炮炸死了太平军南王冯云山，致使太平军在蓑衣渡惨败，楚勇由此而声威大振。

咸丰二年八月，江忠源与刘长佑选五百精锐顺湘江下援长沙，从湘江西岸的溁湾市（即今溁湾镇）渡河，驻扎在城北。刘长佑因在长沙读书多年，熟知长沙地形：城东南角地势较高，可以俯瞰城中，便与江忠源商议，将营垒驻扎在天心阁下。紧接着，太平军一千多人来争夺，楚勇分兵拒敌，且战且在天心阁下筑垒，第二天，垒成。后来，太平军围攻长沙八十余天，两次攻破了南面城墙垛口，还是不能攻入长沙城，就是因为天心阁的犄角之力。就是在天心阁下，太平军骁勇的西王萧朝贵在激烈的战斗中中炮身亡，遭受到巨大的损失。

三、“两刘”非曾国藩部属

在一些历史小说中，往往把刘长佑、刘坤一、江忠源等人描写成曾国藩的部下，这实在有违史实。首先从时间上看，曾国藩为官最早，道光十八年授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三年，升任翰林院侍讲，正式当上了国家干部。而新宁江忠源、刘长佑起兵却最早，两人于咸丰二年（1852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在桂林城北创立了楚勇，是为最早的一支湘军。第二年，咸丰鉴于绿营确实无能，于是任命了四十五位帮办团练大臣，而曾国藩在咸丰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三十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始成立湘勇。在时间上，江、刘略早；其次从以后的“行政级别” 上看，武慎公刘长佑官至直隶总督（略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司令员，兼管政务）；忠诚公刘坤一接带刘部楚勇，后任两江总督；文正公曾国藩也官至直隶总督，三人都是正一品，唯起事最早的忠烈公江忠源42岁时英年早逝，只官至巡抚；刘光才也是入刘长佑军，后为提督。新宁三刘与江对于曾国藩并没有从属关系。楚勇应该说是湘军之滥觴。

虽然刘长佑对曾国藩以师礼待之，但两人始终是同僚加朋友关系。刘长佑以师礼待曾的原因是，当初刘长佑应举时，文正已有国士之目，是正式在编的“国家公务员”了。继而，曾文正又向朝廷推荐长佑，故长佑以师礼待之，后文正督师河南北，武慎督师直隶，文正公辞不自居，刘生性谦虚，终究不易其称。知者叹服，认为他这是仿效宋朝范文正礼待晏元献。（不仅对曾，刘对另一位湘军将领李续宾也称“李九老师”。）

刘长佑与曾国藩之间良好的同事加湖南同乡关系从一些历史文献中亦可看出。如道光三十年，“公（刘长佑）五月抵都，寓宝庆会馆（相当于邵阳市驻京办事处招待所），时曾文正公官礼部，极相重，如故交。”（见《刘长佑年谱》，[清]邓辅纶等撰）再如咸丰八年八月，刘长佑与曾国藩同在江西剿太平军，“（刘）率军回抚州，道建昌，曾文正公笑迎之，曰：‘君已尽破贼乎？曷不少留贼资我！”（同上书）同治七年二月，落魄的刘长佑遭贬责南归，“带队过金陵。曾文正握手慰劳，既庆幸生还，又知公清廉，从者饥苦，次以勇粮三千金……”（同上书）而曾国藩还应刘长佑之请为刘父作墓志铭，其时刘父已去世十七年，墓志铭中说：“江君之子谥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抚；而君之子渠荫，今为直隶总督，并有勋伐，为时名臣。”（见曾国藩《新宁刘公墓志铭》）一代文宗王闿运也评价：“（刘长佑）始领乡军，实先群帅。楚、湘义旅，江、曾盛烈，公倡之也。”（王闿运《武慎刘公墓志铭》）

造成“三刘一江”为曾国藩部属错觉的原因可能是，早期，刘长佑的堂弟刘长伟参加了曾国藩的湘军，后阵亡于长沙靖港。

四、甲午战争前十二年，刘长佑建议先发制人讨伐日本

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看来，曾国藩、刘长佑等湘军将领为挽救腐朽的满清王朝，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当然是罪责难辞的。然而，谈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让知识分子极为头痛的话题。对于他们的个人操守、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作家唐浩明在其巨著《曾国藩》中对曾氏己叙之甚详，关于楚勇诸将亦如是。如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千方百计运用江南的财力，维持残破的国家运转；刘光才退休后几乎将全部家财捐献给修桥修路济困扶贫等慈善事业，都是不容抺杀的历史功绩，此处只介绍刘长佑几桩几为人所淡忘的事情。

同治十年七月，遭贬责的刘长佑受命于危难之中，从广东巡抚调往广西，当时广西及越南的情况很复杂：作为中国藩属国的越南积弱不振，法国人侵略越南，并意图将魔爪伸向中国内地。刘长佑要面临的是国际关系、民族、防务等多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审时度势，主张安抚、联合刘永福的黑旗军，遏止法国人在越南的势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

起初，法国人安参将想要“游历”广西，并由总署函告，刘长佑恐窥探我防务，以“山河险阻，游匪尚多”等“安全原因”回书婉言拒绝。后来，法国人在越南被黑旗军刘永福重创并收复河内后，又“友好”地提出与越南“会剿各匪”的建议，刘长佑识破了法国人的阴谋，他上疏说：“至于法人与越南会剿各匪之议，如果属实，粤西得以一意设防，不复兼筹援剿，既可纡越南之望，更可释法人之嫌疑，计孰便于此者！而不谓法之创为此议，初未与越南会商，其意惟在撤粤西之兵，报河内之役，且欲越南自绝于中国，并使粤西失其外藩也……则会剿之未可遽信也。”他更加加大了对刘永褔诸将的军备支援。

后刘长佑虽因老病回籍家居，仍心系越南边事。闻中法战争谅山战胜而订和约，痛心疾首，耿耿于怀，竟咯血数升。

晚年的刘长佑在云贵总督任上，还曾上书朝廷，提出先发制人、攻伐日本的建议，他认为日本狼子野心，夺占我琉球群岛，国家若释倭人灭琉球之罪不诛，则列强都会知道中国好安而恶战，从而助长它们的侵略野心。

刘长佑分析，日本本来就违背了国际公法，一旦开战，在国际道义上占不到便宜，且其侵略成性，迟早会吞并朝鲜，不若乘其羽翼未丰，先发制之。他认为，自同治以来，朝廷讲究洋务，设立海防，习水师，修炮台，购铁船，造枪炮，投入了大量的金钱，现在正是其用武之时，倾中国之全力诛一日本，是有把握的。

光绪七年（1882年，距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差12年），他上疏提出具体计划：“伏乞皇上先暴日本之罪，简大臣宿将有威望者起东三省之兵，出松花江以临库页岛；别命一军出朝鲜，以扼其西；而后选明习韬略、熟习水师之将，由宁波、定海率舟师趋长崎，以攻其南。或虑来扰海滨，则东南沿海久设练军，亦自有防御之具。硫球臣民喜复疆土，必将有助顺之师。凭庙算之长，海外有截，天戈远震，四夷戟兵，朝鲜、暹罗、缅甸诸国可免蚕食，不独越南也。”

可惜当时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不然十二年后的甲午战争的结局就会发生改变，甚至后来日本侵华战争是何变数亦未可知了。

徘徉在秀丽的新宁古城，笔者以为弄清“三刘一江”的功过及楚勇的演绎，不仅对于湘军史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而且，晚清湘军人物以及楚勇其实是新宁县的一个卖点与资源，湘军将领墓、故居、祠堂等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新宁县的旅游业?? 观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树立新宁的独特气质，打造新宁的城市名片

其实,你不懂慈禧老佛爷的心
　　 在现在大多数人看来,慈禧老佛爷往往被历史和现代人们当作守旧势力的代表,是个面对现代文明不开窍的老古董,她无情拍灭了中国近代变革图强的中国梦,杀害无数革命的先驱,可谓罪大恶极,其实不然,慈禧老佛爷不仅不保守,而且比较敢于追求时髦,如果说在当初没有使用洋人的东西之前她确实有些守旧,不过习惯每个人都有,要改变需要时间这并不奇怪,但当她老人家一旦了解和使用了那些先进的洋玩意儿后,甚至有些老来俏了,照相机等洋东西刚刚开始使用,满朝廷一片反对声音,称这是个不祥之物,可是慈禧老佛爷力排众议,最终成为她喜欢用的工具,今天留下的她光辉形象的照片就是它的杰作,因此谁说慈禧老佛爷是个不知道追求时髦的老古董,那是瞎说!据我所知,清末一股新政的改革风气并不仅仅由光绪皇帝和维新变法的秀才们所推动,试问,之初,倘若没有慈禧老佛爷的认可和支持,改革根本连个开头都不可能,至于满朝廷的新政之热更加有赖于老人家的默允以及明确的态度.
　　
　　
其实,你不懂慈禧老佛爷的心,在经过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门户情况下,他们被迫清政府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使慈禧老佛爷也知道自己国家的弱小与落后, 并且在使用了不少洋人赠送的先进玩意儿后更加坚定变法图强的决心,她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支持皇帝新政的讲话,因为她不会真正想做一个满目疮痍,积贫积弱国家的皇太后,而是希望能够继续做美国或者法国等一样发达国家的慈禧老佛爷!
　　
　　
当然她也知道变法维新的好处以及对于当时中国振兴崛起的重要,但为何最终慈禧老佛爷却毫不犹豫地挥起屠刀杀向仍然处于革命者的头颅?显然为光绪皇帝出谋划策的维新谋士早已迫不及待要搬开改革面前的绊脚石---老佛爷的既得利益,实施他们的变法,特别是袁大头的告密,图穷匕首见,慈禧老佛爷不答应了,不管什么人都可以享受革命带来的胜利果实,也可以大喊时髦的革命口号招摇过市,然而你要他们付出改革的牺牲那是万万不可,改革从来不是不干痛痒的游戏,而是必然触及既得利益者权利的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当初慈禧老佛爷可能还是比较倾向于变法维新的,要不是原来自大的乾隆皇帝一次因为法国的使者不愿意跪拜他,从而把他们送的枪支弹药束之高阁,没有实际看看洋玩意儿的先进和威力,本来只要那时的当局能够及时见识一下子弹的庐山真面目,虚心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可能过去也不会失去了一次次大好的中国崛起的机会,不同的是慈禧老佛爷在洋人先进武器的打击下,已经被迫认识到了自己国家的不足和改革的必要,她积极使用那些洋玩意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利益切身面前要想慈禧老佛爷退让确实很难,掌握捉绝对优势政治军事力量的她自然选择了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道路,从此,中国被长期战争和内乱的灾难所包围,历史在倒退中发展,可悲!
　　
　　
不懂慈禧老佛爷的心的皇帝和维新变法人士于是在没有考虑老人家的心理,甚至没有考虑一下袁大头的私人利益需要情况下,就仓促上马政变方案,结果惨遭失败, 如果那时皇帝和维新变法人士能够更多地做一下慈禧老佛爷的工作,充分利用她的心理,耐心等待时机,也许成熟一点的政治头脑更加有利于我国革命事业的开展和成功,我们充满耻辱的现代历史也许可以得到避免.

慈禧为什么支持左宗棠少数派收复新疆

清同治三年（1864），中亚细亚的安集延（浩罕）国派将军阿古柏入侵我国新疆，攻占南路八城，不久又占领了北路的乌鲁木齐和伊犁地区，并于同治六年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为了达到永远占领新疆的目的，阿古柏又公然开始在新疆各地征收地税，命令汉回人民一律遵照安集延人的风俗， “光顶圆领”，剪去发辫，改变服装，意味着新疆已是安集延国领地。此时，沙俄也开始插手新疆事物，1871年7月上旬，俄军越过边境，侵占了伊犁九城地区，“设官置戊，开路通商，晓示伊犁永归俄辖”，并对清政府谎称“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

恰在此时日本入侵我国台湾，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同时告急，引发了清庭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坚决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坚决主张收复新疆。当时，朝廷上下大都支持李鸿章的观点，只有大学士文祥和湖南巡抚王文韶二人支持左宗棠的主张，堪称少数派。而慈禧最终钦断裁决时却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使左宗棠得以率兵西征，两年以内收复新疆失地，并正式在新疆建省，保持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有效的防御了沙俄的侵略和扩张。那么，慈禧为什么支持左宗棠等少数派收复新疆呢？

首先是左宗棠的理由更充分，认为，对于国家的安危，“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得偏废其一。他的万言奏章现在读来仍十分过瘾。以下摘录几段白话译文：

1、“新疆的面积很大．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六分之一，非常重要。依我说，凡是祖国的领土，一寸土地也不能轻意让给外国人，不要说这六分之一的广大肥田沃土了。”

2、“有人说人家有洋枪洋饱，咱们打不过人家。我以为只要整军精武，严明纪律，精求枪炮，发扬敢打敢拼的传统．必然可以转弱为强．打败这两个劳师远征的敌人。”

3、“新疆与西北各省，乃是华夏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失去了四肢，他还能好好地生活么?也许李少荃（鸿章）不要四肢还可以活着……”（李鸿章曾比喻新疆是四肢，丧失了于元气无伤，而海防是心腹，丧失了会死。）

4、“李少荃说‘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这种说法实在是数典忘祖！早在周、秦、汉、唐时代．已有西北，并有了隶属关系。纵观历朝各代，每当国家衰亡时，总是最先丢失西北，为了保住东南，结果导致全民族的灾难。因此，只有保住西北，才可控制东南；光想保住东南，不但保不住东南，势必最后连西北都失掉。”

5、“由于清高宗乾隆皇帝平定了西北叛乱，削平了准噶尔部，兼定了回部，并且开新疆，立军府第一系列措施之后，才使关内一百多年来‘无烽燧之警’，老百性过着安稳日子。这么巨大的功勋伟绩，李少荃却视而不见，不知是何居心?”

6、“新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处是土肥泉甘，物产殷阜，绝不是李少荃所说的‘数千里之旷地’。历朝历代，每当国家衰弱时刻，总会有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提出要放弃新疆这块宝地。当年乾隆皇帝出兵时，也有人反对，说是得不偿失，说什么，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那时龚自珍曾痛斥这些人是‘浅见愚识’，是一些‘下里鄙生’，……”

第二、慈禧对“祖制”是再清楚不过了，清王朝本身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吸取了明朝不注意周边少数民族因而亡国的教训，一直非常注意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搞怀柔、羁愫政策。新疆不稳会导致其他地区的连锁反应。何况这时台湾危机已经解决。于是1875年6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时以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防务。左宗棠争取到了用兵新疆的权力，终于1876年率六万征西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向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