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城的诗,引自《八二届毕业生》的扉页
1977年,中国关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的大门重新打开,那是惟一一次在冬季举行的高考,570万考生涌进了考场,加上次年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届考生共1160万人。这是世界考试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冬夏两季共招生40.1万大学生,是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与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录取1:2相比,如云泥之别。2003年,广州出版社出了一本对这批大学生的精神谱系进行分析并对毕业后生命轨迹回望的随笔集,书名叫《八二届毕业生》,作者皆为八二届毕业生:鄢烈山、陈平原、朱孝远、陈建功、汪国真等。本书主编拉家渡在最后的《虚妄的手记》文末颇有意味地写到:“送给八二届人,因为你们曾经的痛苦、欢乐和隐忍;送给八二届人的朋友们,因为理解是一份艰难的礼物;送给八二届人的子女们,因为你们将以他们为荣。”
======================================================
附:
《八二届毕业生》的出版在思想界和文化界引起震动,南方都市报专访该书主编拉家渡。
我格外尊重挣扎过的命运与心灵
记者:请解释一下“八二届”这个概念。
拉家渡:20年前,一批年轻人从大学校园走出;20年后,他们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骨干。20年前,他们走进大学时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毕业时唱《二十年后再相会》;20年后,他们听自己或别人的儿子唱《流星花园》、唱《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也许惟一可以衔接的是罗大佑的歌声。可以这样描述“八二届”: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1977、1978年春秋两季入学,分别于1982年春夏两季毕业;现在年龄跨度在三十七八岁到五十一二岁之间;事务繁忙,不经常与同学见面,但一见面就有一种喜气;关心班上的人和事,互相了解都在哪儿发达了,或者“只有一个没离婚其他都离了”,或者某某“双规”了,某某出国了,而某某总算评上了教授。
记者:为什么想做这么一本书?
拉家渡:选取“八二届”这个题目,先是出于一个新闻人的直觉与道德,然后才回到个人的情感上来。20年了,当我们回头来看,“八二届人”的出现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具有很强的标本意义。这是一段戏剧性的历史,和一切记录者一样,我希望和读者一起看到时代是怎样在一群人身上获得哪怕是一点微小的进步的。
记者:你说“这不是一本权威的书”,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与同类图书相比,它有什么特点?
拉家渡:它是一本诚实的书。它并不依靠华丽的修辞和夸张的语调,你从它的书名就可以看出来。它认真地记录着一个时代和一群人。面对历史,任何权威都会感到汗颜。这本书不评判,不总结,它认为,诚实的呈现使历史变得可爱,如果它还有点理想,那就是:它仿佛还是一本讲述命运的书。这本书里有一个普通得只知道他叫瑞叔的人,他说“我不认识命运,却为它日夜工作”,这句话是对日以继夜的一代人的状态描述,更是对人的普遍命运的一次揭示。
记者:“八二届”大学毕业生跟以后的大学毕业生相比有何特殊之处?
拉家渡:他们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恢复高考是小平同志复出后一次大胆而富有远见的决断,它维护了知识在一个文明国家的尊严,并最大程度地抢救了一代年轻人的前途。“八二届人”只是教育的实验品,以后的大学毕业生则是教育制度的成品。他们的知识并不像后来者所受到的教育那么系统,但他们有一种“重见天日”后对生命、价值的忧虑与渴望。这一群人来自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身份与年龄参差不齐,他们身上矛盾地体现了幸与不幸,因此他们格外珍视人生道路问题,只有他们才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只有他们才会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激昂宣言。
记者:“八二届人”在如今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
拉家渡:如今他们大多占有了主流话语权。刚才说过,八二届人的出现和崛起具有很强的标本意义。他们必然要处于当代社会结构中的中坚位置。
记者:在编这本《八二届毕业生》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动人的或者意料之外的事情?
拉家渡:我的感受是“造化弄人”。里面有成功者,也有相对边缘的人物。边缘性其实是一种荒诞性,一篇论文在20年前不合格在20年后却可能“变得”优秀;一个人在20年前苦苦问讯人生的价值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20年后时间依然没有给他一个回声。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这真叫人疲惫。因此我格外尊重挣扎过的命运与心灵。因为我年少于他们,在接受很多当年的文字和照片时,时空带来的陌生感与亲切感让我兴奋。换一种角度重新打量一些熟悉的人,也饶有意味。编辑过程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那天下午,夏晓虹教授为发来陈平原先生的照片,由于邮箱总是出现故障,如此发送反反复复达两个小时,其中的信任与耐心是我无法忘却的。
记者:你说,作为1976年出生的你和他们“都有蓬乱的青春”,这句话怎么理解?
拉家渡:哦,我是说每个人的青春都是蓬乱的。在过去,潦草的抒情、狂热的理想和对未来的不知所措都决定了我们青春的一致性。这是特质使然。每个时代里都站着“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特别是1977年之后,高考成了大多数中国人青春中最核心的部分。在我的高考时代,上大学依然是一个小镇青年获得前程的唯一有效途径。这一点是我理解他们的基础。
[更多:]
毕业生
胡坚 中华读书报
“我不认识命运,却为它日夜工作”,1983年顾城写下这样的诗句。这句话在整整20年后被拉家渡放在了《八二届毕业生》的扉页上。我无法想像在我出生的前几个月,诗人顾城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写出这样的一句诗,就像在离20弱冠之礼数月之遥的今天,我同样无法准确地把握82届的毕业生们看见这书的沧桑感慨一样。惟一能够使我免于代价而妄加评论的,也许仅仅只有命运,还有时代。“谬误属于时代,真理属于人类”,歌德的这句话,权且被我置顶于此,作为最后抵赖的托词。
我当文学青年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而且照目前的状况看,沉迷电脑游戏,弃笔扬书,大有在甫志高叛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恶劣趋势。在经历了大学的这道门槛之后,我明显地感觉到年轻的种种症状正在逐渐离我而去,仅存的一点点经验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个膨化时代的特有烙印,无法挽回地走向轻浮与庸俗。这就使得我在百无聊赖地翻阅这本书时常常被张爱玲的某句话惊醒。“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的阅读时代始于沉闷的90年代初,随着时代走过了喧哗与骚动的一轮岁月,成为我现在指指戳戳的惟一凭藉。排队抢购的情景已经不能唤起我多大共鸣了,但是这个城市第一家麦当劳开业时的人山人海的场面却牢牢印在我脑子里。这10来年里,与此相似的所有的时代特征仿佛都可以折算成经济增长的起起落落,人群在时代的力量推动下涌起了一次次新浪潮,从地产、股票,到新经济。罗伯特·希勒笔下的“非理性的繁荣”不断地构筑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我们作为个体的人相互见证着对方的成长。而在亲眼目睹时代的洪流对一个个的人进行着无情的锤炼与锻造的同时,我们却常常忽略事情的本质是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在时间的纠集下铸就了时代的辉煌。
82届已经成为了我们现今栖身的这个社会的重要支持力量。他们勇敢地拿出自己的青春成就了时代,而巨大的成功之下,也有他们无可掩饰的悲壮和苍凉。年轻一代在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批判立场之下指指戳戳,自己却未必能做得更好。而忘记过去的悲壮,轻视前辈的苍凉,那肯定是短视的猖狂。必定有人要为之付出代价。可惜似乎是耶稣起了个头,人们往往是没有罪的受苦,为有罪的赎罪。我发现的是一个不幸的事实:总是有人受的磨难要比份内的多得多。
“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还是张爱玲。
每一个时代都拥有着一大批奠基者,一小批崛起者,还有更少数的代表者。在我们俯瞰历史的时候,如果没有足以自傲的资本使自己超然事外,就往往会从心底泛起一阵阵历史的忧伤。每当我看到众多的文学少年行走在高考的独木桥前——这就是我一年前的情景——就无数次地出现了欲言又止的尴尬。我实在不知道这个时代是否还是一年前我那个时代,或者是仅仅是于我那个时代的背影有点相似。我现在如果说话,是否又会向我当年亲身经历的那样,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另一股无奈的压力?
这简直是一定的。当我放宽历史的视界,看到更小一些的孩子,虽然他们和我当年一样,不断地周旋在各式各样补习班之间。但是很明显,在与我从电视里见识到零落的枪声与巷战的相同年纪里,他们看到的却是满载乘客的波音客机被劫持撞向摩天大楼。在这样的“宏大叙事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的未来又岂容我们来指手画脚?
这就是失语了。我们一度不曾听见82届慷慨激昂的呼喊,这是因为他们在默默地工作,不管这是为自己,为他人,还是像当年潘晓说的那样: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我们同样听不见更年轻的声音,世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不过还要等上一段日子。剩下的就是夹在中间的这两拨了。年轻的活力或可在某个领域搅动得四海翻腾云水怒,但是要上一代彻底交过担子,年轻的腿脚未必就有十成的把握接班。有时候想想都觉得心虚:
人家当年大学里卧谈会都是说的共产主义雄鸡一唱天下白,我们现在说的却是一夜情天亮就分手。看看这根基,是有点差距,光靠时代的进步,怕是很难弥补的。
好在历史还没有强迫我们交接班,时间似乎还很充裕。忧伤的感怀也只有在回首话当年的时候才会涌上心头让人稍微不好受一下。只要我们不往后看那落寞的时代的背影,就会永远感觉良好地发现自己站在时代的最前端。不管这个时代是思潮涌动的80年代,还是众生喧哗的90年代,又或者是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看不出任何发展趋势从而无法概括的新世纪,里边总会有你个人一点的力量。
也许我们经常感慨,新时代里已经没有了英雄。OF COURSE,当然没有了英雄。这个事情想来有点让人难过,毕竟我们是在英雄的传说里长大的,后来看到雷锋出国了英雄放假了,就好像看见自己的童年被人偷了一样会很不爽。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好在普通的人们没有放假,虽然不识命运为何物,却日夜为之操劳,在这操劳中成就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OF COURSE,张爱玲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