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语丝上读到jfpei写的《,欣喜南方都市报的“行政强制必须把公民损害减到最小” 》(2005年12月28日),说“这几个记者也许是非常真诚的,他们可能只是坚持自己的理想或主张。”,我也有同感,因为在文人中,常有本意还是好的,但分不清是非。或者只有善良的愿望,徒知发悲天悯人的感慨,而忽视解决的办法,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头脑里缺乏科学。科学的特点是求真,许多人文学者似乎也同意,而求真就如竺可桢言,就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不受到其他因素包括个人情绪的影响,而对于感情丰富的文人来说要作到是不容易的。而是非不分,方向就不可能明。这一点陈独秀早就说过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但有些人就是不信,反诬陈独秀倡导的是“科学主义”,不信你就试试吧,不撞南墙才怪,其实已经撞过了,大跃进就是应该记忆深刻的一次。
杨献珍在口述1959年纪事中谈到:“省委送给我的那一大堆文件,放在最上面的一份,就是我第二天要去那个县县委书记在省党代会的发言记录。我高兴立即取下阅读了一遍。其中有这样一些精彩的句子:“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如此等等,一连串总有七、八个不虚报就不能如何如何,结论是当然是要搞大跃进,必须虚报。...”不讲科学,这个舆论导向会把人们引导到那里去呢?
正好刚收到天津85岁的孔希仲先生发来的他给老作家梅娘的一封信,信中在称赞同心出版社2005 年8月出版的《梅娘近作及书简》中《书信存真》这一章时说:“好一个‘真’字!《真,善,美》三字,真是第一位的。”的确如此,竺可祯也是这个看法,并感叹“诗人文豪往往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的”,这在大跃进和文革中表现的最清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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