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地质学院到中国地质大学,这里的人们都习惯称杨遵仪先生为杨老师,数十年不变。我有幸与杨老师一起参加北京地质学院的筹建,为建立周口店实习基地,在那里朝夕相处一个多月;特别是在****中,又一起关在一个牛棚中,同台陪高元贵院长挨斗,都是终生难忘。在京时每当先生寿诞总去祝贺,而忽忽去国已十四载,此次百岁华诞,也只能在海外遥祝了。见新华网有报道即转发于此,并补记二三事于后。--陶世龙,2007年10月7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著名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杨遵仪迎来百岁华诞
新华网北京10月7日电(记者李江涛)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杨遵仪教授百岁华诞庆祝会,7日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举行,30余位中科院院士和杨遵仪的同事、亲属、学生代表共200多人参加。
百岁的杨遵仪院士精神矍铄,行动自如。他在庆祝会上表示:"今天我非常高兴,也有点激动!"他说:"人生百年,贵在抓住光阴,做人、做事、做学问,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做出成绩,方无愧于天地人。"以此与大家共勉。
随后,杨院士在《生日歌》的欢乐气氛中与来宾们分享生日蛋糕并合影留念。
杨遵仪院士1908年10月生于广东揭阳,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留校任教。后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1939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参加抗战。历任中山大学教授、系主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参与创办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并任教至今。
杨遵仪院士是我国古生物地层学教育的奠基人,领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古生物学教程》,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层古生物专业,开设了第一个"生物地层学"课程。他培养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院士、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学术带头人。他是新中国地层古生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为新中国的地质科学和地质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地质学与古生物学地层学研究方面,杨遵仪院士与王鸿祯院士、程裕淇院士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质学》(英文版),是继李四光后系统向世界介绍近半个世纪中国地质研究进展的专著。他涉足的地质时代、化石门类既深且广,人称"古生物活字典"。
杨遵仪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92年当选美国地质学会荣誉会员,1997年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第五届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完)
(新华网责任编辑:田瑜)
[补记] ****中杨遵仪老师和我说的一句悄悄话
1966年8月25日半夜,我在清华园宿舍被地院红卫兵用小轿车绑架到他们总部,拘于离东大门不远的南翼楼四层一个能容三十人做实验的房间内。进去一看,高元贵院长和两位副院长,还有几位老教授已在那里,我心里就塌实了,因为这拨红卫兵是支持工作组的,或者说他们是一码事,这些“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要是在他们的总部里出了事,地质部有关领导干部也脱不了干系,他们应该懂得政策,不会让这些红卫兵乱来,这些红卫兵也会听上面的话。
我的预料没错,那几个红卫兵尽管气势汹汹,手里拿根钢丝不时在桌子上敲打,但并未打人。
这是一次突然的行动,我们是自带被褥,打地铺睡在地上,白天就席地而坐。朝朝暮暮同处一室,难得如此亲近了,但相对无语。因为此时大家对这场运动都摸不着头脑,不知该说什么,也记挂着家人,无心说话。就是那些红卫兵,看来也不知该干什么,关了几天,无人来过问,随后又是突然宣布,你们可以回家了。几位“走资派”觉得住在他们总部里面,比在外面安全,还不想走呢。(后来得知,这是一次全北京市这一派红卫兵的统一行动,周恩来总理给他们的头头讲了话,要他们放人,地院的这些红卫兵是立即执行了。)
其间我和杨老师还有马杏垣老师说过悄悄话,特别是杨老师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那是一个中午,红卫兵选出我们中的几个人押送到大食堂,勒令我们低头哈腰站在中间,以高院长为首排成一行,我是靠后的,前面一位就是杨老师。我无法仰视也不想看见周围是些什么人,只听见他们在向人介绍,这就是北京地质学院揪出来的黑帮,听众似乎是长春地质学院来的串联者,我没看,也听不很清楚,但我们这几个人是被作为他们的战利品展示出来无疑。此时我的心情是一片茫然,什么也没去想。幸亏这次展示的时间不长,约半小时就让我们回到囚禁处。
进得南翼楼,也就是地院红卫兵总部,看守放松,让我们自己上去。上到四层,得拐弯抹角走三道楼梯,其间杨老师突然回过头来对我悄悄说了一句:“老陶,我们又被当猴耍了一回。”虽然没有笑容,但表情是轻松的。他是把当前出现的这被称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看成不过是一场闹剧了。我心里明白,但没有言语。
从红卫兵总部放出来后,我们又被研究生的一个战斗队勒令去劳动,人数比关押时多,主要是教授,我感觉实际是一种保护,因为活不重,就是去拔草,每天八小时,其间还可以休息,看管者只一个人,态度也比较温和。而当时的地院,实际已处于无政府状态,什么战斗队都可以勒令我们这些人干这干那,有个战斗队管了,别人就不好再来管。当时另外还有个劳改队,主要是被红卫兵认定是黑五类分子的人,包括右派中没摘帽的,但也有已摘帽的,由地院内以使用暴力的闻名的战斗队在管理,要落在那里,日子就要难过得多。
这个非正式的劳改队仅一个月左右就结束了,地院红卫兵总部也已垮台,而后的掌权者先是“东方红”,后是进驻北京地质学院的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现,并都建有劳改队或称“牛棚”,这是官方性质了,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前后不下二百人,有那些人记不全了。我与高元贵等二十多人是牛棚的老住户,杨老师也来过而且是在一个组。
牛棚的老住户,多已比较适应,久经考验的老院长高元贵更是心定神闲,处之泰然,但总体来看,仍是忧心忡忡的多,空气不免沉闷,而杨老师一来,总是会为牛棚里带来些生气。因为他不仅是泰然处之,而且语言很有风趣。从地质学院建院初期杨老师兼任总务长时,动员大家打老鼠时的妙语惊人开始,到关进在牛棚,仍是积习难改,但又都不涉及当时的敏感问题,却能给大家带来一丝还有人性的清风。
杨遵仪老师是现今中国地质界最年长的一位,在以往,也无一位中国地质学家曾寿高百岁。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曾统计,地质学家的平均寿命比一般科学家要高两岁多。可能由于职业的需要,常在野外得到锻炼之故,但达到百岁的也罕见。特别是杨老师不仅高寿,而且八十多岁还在骑自行车上下班,九十多岁我见到时,仍是思维清楚,举止如常,他为什么能做到?照我看,这与他乐观的人生态度不可分,“老陶,我们又被当猴耍了一回。” 就足以说明。须知那 是在充满“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说的。
陶世龙,2007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