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中国人的智慧
08-09-07
中华民族：中国人的智慧
近来，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成为不胫而走的话语，输入"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搜索，可得十万余项。
用同属中华民族来表述今日两岸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因为中华民族是中国所独有，同属中华民族就是同属一国，这使什么”两国论“或”一边一国论“都无立论的余地；反对者也无法攻击这是”矮化台湾“，”失去尊严“。
由56个民族组成一个中华民族， 按照出现在西欧或俄罗斯的“民族”的定义，是无法成立的。在欧洲，习惯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中国不同，历史上的汉人、唐人，便包含有不同血统的族群。到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时，公认具有各自族群特征的还有五族，即汉、满、蒙、回、藏，所以新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国旗，用五色以体现五族共和。就今天的了解来看，划分不细，少了，但其意为各族共治中华，是清楚的，非常了不起。是中华文明有巨大的包容性，无民族或宗教的偏执才会出现。由此中华民族也成为中国各族的共同拥有的称谓，〈义勇军进行曲〉全民共唱，中华民族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就是中国人的吼声。
本拟就此写一篇 文章阐述，猛然想起六年前写的〈从“岳飞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说起 〉中已有论及，便偷了一个懒，搬过来用，即将有关段落摘录如下：
1、中国历史上本无民族的概念，连“民族”这个词也没有。
“族”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了，是箭锋的形象，在现代汉字中作“镞”。后来用以表示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如公族，氏族、九族（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三族（父、子、孙）、宗族、家族等等 ；有时也将无血缘关系的人包含在内，如三族可以是父、母、妻；公族也可以包含部属。惟独无民族。专收古汉语词汇的《辞源》里面便查不到“民族”一词。所以孙中山要说：“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按他的解释，国族主义 即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一版，617页）
2、“民族”一词是从英文 NATION 翻译过来的。在英文中，民族和国家是同一个字。“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可译为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的原意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之主义，凡一国中有数族者则同化而维系之，一族在数国者则联络而吸集之。”（中国文化研究所《中文大辞典》 ，台北出版）。系因欧洲民族运动的出现而产生，杨一之教授在“论民族意识”一文中 有解释：
“‘民族运动’，在西欧以法国一七八九年底大革命为典型。它底根本意义，是以少数人底集团，对一个文化共同体 （Kulturgemeinschaft) 执行统治...所以法国大革命后纵横全欧的军队，以解放邻邦人民为口号而有‘在枪尖下给人自由’的话柄。”
“拿破仑不曾意识到法国革命底榜样，使其他国家也闻风继起。...自那时期以后，欧洲的战争，便改变了面目。从前是封建王侯夺取更多的子女玉帛的互相征伐，而现在则'每个民族要有它自己的国家'了。”
“很显然的，Nation 一字，主要地以政治权力之获得为其基本根据（raison d'être） ，应译为政族而不应译作民族。nationalism 是政族主义而非民族主义。”
这种“有神秘外衣”的政族主义，很快便发展到帝国主义。这与中国过去和现在都不相同的政治动态，将来亦不会相同，盲目地邯郸学步，是难得所希望的效果的。（原载1934年5月北平出版的《旬论》）
3、在中国，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为动员民众推翻清王朝，就满人与汉人的历史恩怨，以之作为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斗争的思想武器而引进的。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中追述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时所说：“从前我们在东京办《民报》时代，我们提倡民族主义，那时候驳我们民族主义的人，便说满州种族入主中华，我们不算是亡国：因为满州受过了明朝龙虎将军的称号，满州来推翻明朝，不过是历代朝廷相传的接替，可以说是易朝，不是亡国。”其实这种看法并没有错，就是孙中山在同一篇讲话中也承认了大清帝国即中国，而在1894年他的《上李鸿章书》中还表示过“当今光[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尧之采。”（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一版， 第一页）是认同这个国家愿为爱新觉罗王朝效力的。后来的转向革命，实因清庭实在太腐败而又不思改革，并非满汉历史恩怨之故 ，辛亥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
4、在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压迫的形势下，经过中国化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救亡图存起过重大作用。
孙中山引进民族主义时，一度有过把中国就看成是汉人天下的迷失，不过后来也改变了观念，民国建立即以“五族共和”为国本,并用“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的概念包容了中国人中的各族（现在官方认定的有五十六个之多）。在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依当时之趋向”，又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辞海〉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参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一版，586、591-592页 ）
在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下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抵抗列强的侵略压迫起了凝聚人民的力量的巨大作用，抗日战争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成为响亮的动员人民的口号。而此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内涵，与欧洲提出的民族主义原意是大不相同的，如杨一之教授的解释：
欧洲政族运动（即民族运动）之崛起，并非受外力之压迫，而是由社会内部阶级力量之推移。典型的法国便是如此。这种阶级力量推移之结果，又以掌生产锁钥的资本家为政治底实际统治者，由于资本主义“无限制的”扩大再生产，它对外便不得不采侵略的方式。所以“政族主义”便不得不与帝国主义成为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中国近来的“民族运动”，纯系受外来侵略的本能的反映，我们说本能的，意思是说，感觉生存之受威胁而反抗，但并无明白一贯的意识形态作基础。这与西欧的政族运动，已经不同，此其一。
中国在历史上，固然在西晋以后受异族统治或割据一部份者，占时间约一半以上，但是它不像西欧的政族，以暴力树立自己，形成各政族间不可泯灭的仇视，猜忌与战争，反而以时光的流逝，抹去了过去的血痕，把征服者同化于被征服者文化集团，甚至不能看出两者间有任何差异。我们当然可以说过去历史偶然侥幸的事实，不复能重现于今兹。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屡被异族征服而总是更加扩大其文化领域，全然异于欧洲的政治发展，这是好是坏，姑置不论，但总不失为一事实，此其二。 （“论民族意识”，原载1934年5月北平出版的《旬论》）
因此在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不再受欺凌和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很有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科学的思维去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民族。
5、独特的地质地理环境和共同的历史，是中国各族结为一体的基础。
从地质地理条件来看，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在古时还要多）都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由于地球历史近期发生在这里的强烈的地壳运动的影响，高原山岳占去了大部分，平地少；土地成为最宝贵的资源 ，这和欧洲与北美有大量闲置的土地，大不相同。
人群聚集成落，需要有适宜的土地供给饮水和食料，才有生存的基础，天然形成的地质地理环境限制了中国初民的活动范围，《楚词·招魂》中的呼唤：
魂兮归来！
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
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楚辞赏析
固然反映了那时中国人对世界地理认识的局限，同时说明了中国人眷恋故土，不会向外侵略扩张的天然原因。
最适合耕种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黄河流域内被称为中原的这个地区，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气候适宜。住在周边的人群竞相向这里聚集，也 就是很自然的事。因而中原地区是争夺最激烈的场所，成为中国历史政治舞台的中心，几乎是谁掌握了中原，谁就成为 正统，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
我比较赞成剪伯赞先生的看法：“所谓汉族者，并不是中国这块地盘上天生的一个支配种族，而是自有史以前迄于秦族的迁入，中原诸种族之混合的构成。同样，中国的的中原，也不是汉族独有的天下，在史前时代，这里是中国境内诸种族自由进出之地。”（剪伯赞著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5月第二版，第9页）
黄帝是逐鹿中原最早的胜利者，他战胜炎帝又战胜了蚩尤，结果是炎、黄两部联合起来成为中原地区的主人 ，或者还应当加上蚩尤。蚩尤的部落也称为三苗，在战败后一部分逃到西南山区，但仍有不少留了下来，与炎、黄共同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文明。
清代史学家赵翼的研究发现，黄帝杀蚩尤之说，源出司马迁的《史记》，而在此以前，如《国策》《管子》《韩非子》中都只讲道蚩尤为黄帝俘虏，而没有说杀掉； 《管子》中还有“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遂置以为六相之首。”的记述。赵翼他认为可能因蚩尤有“非常之材能，察阴阳，造兵器，被擒后黄帝仍赦而用之。”（赵翼，陔馀丛考，卷十九，中华书局据乾隆庚戌年湛眙堂刊本断句排印，1963年北京第一次印刷,中册，366-367页)我更相信这种说法，蚩尤部落可能是最早知道冶炼金属和能预测天气变化者。
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壤和水利的条件都比较好，但一开始许多地方曾是沼泽和海滨盐土，只是经过人的辛勤劳动，才把它建成良田沃野，成为当时中国最富裕最文明的地区。住在这里的人可能不免有几分自傲，用有赞美之意的“华”“夏”自称，而将周边的居民用“戎” “狄” “夷”等等带有贬义的字来称呼。
但是人的财富多了,养尊处优，容易变得贪生怕死，体力衰退,所以翻开中国得历史，常常是落后的文明战胜先进的文明。因为在那以大刀长矛为主要兵器的年代,两军交战,是士兵面对面作体力、技能和勇敢的较量,文化落后，思想简单，体力强悍的游牧人，显然占了优势。
譬如“（西戎）性坚刚勇猛，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详；堪耐苦寒，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马非白著秦集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版，457页;）周幽王即因西戎中的犬戎入侵而丧生，周室被迫东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
又如北边的匈奴，从秦到汉一直是华夏的主要对手，许多时候还占上风。他们“逐水草迁徙，兒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 （音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单兵作战，来自中原的士兵不是对手。
如何对付来自边缘地带的强悍的袭击者，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老大难。那些本来强悍的种族，打进中原并坐稳天下，变得文明富裕文弱以后，角色转换， 他变成了新起的贫穷落后然而骠悍善战的种族的攻击目标。 中国的历史似乎就是这样在一幕一幕地重复演出。
不过中国各族尽管有时处于对立状态， 进行过残酷的战争，但更多的时候是和谐相处，战争的结果也总是导向融合。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在长衣的下摆上系上佩环，穿上这样的衣裳表示不再打仗.他主要还是以建设文明生活来凝聚源出多处的人群,取得缔造中国的成功。 先父在国力与史力一文中 提出：“爱国精神的主要源泉是国史，是一国国民所共有的，亦即一国国民所特有的，正因为是一国国民共有的，所以对内有统一性，也正因为是一国国民特有的，所以有独立性。统一的国史，可以使血统语文不同的人合成一国 。”
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各族共同写下的，即使曾经对立直至兵戎相见，那也是缺少了任何一方也唱不出这台戏。中国无论经过多少 次分裂仍归于一统，就有这历史的力量。历史见证着大家都摆不脱互相依存的关系。
用同属中华民族来表述今日两岸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因为中华民族是中国所独有，同属中华民族就是同属一国，这使什么”两国论“或”一边一国论“都无立论的余地；反对者也无法攻击这是”矮化台湾“，”失去尊严“。
由56个民族组成一个中华民族， 按照出现在西欧或俄罗斯的“民族”的定义，是无法成立的。在欧洲，习惯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中国不同，历史上的汉人、唐人，便包含有不同血统的族群。到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时，公认具有各自族群特征的还有五族，即汉、满、蒙、回、藏，所以新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国旗，用五色以体现五族共和。就今天的了解来看，划分不细，少了，但其意为各族共治中华，是清楚的，非常了不起。是中华文明有巨大的包容性，无民族或宗教的偏执才会出现。由此中华民族也成为中国各族的共同拥有的称谓，〈义勇军进行曲〉全民共唱，中华民族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就是中国人的吼声。
本拟就此写一篇 文章阐述，猛然想起六年前写的〈从“岳飞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说起 〉中已有论及，便偷了一个懒，搬过来用，即将有关段落摘录如下：
1、中国历史上本无民族的概念，连“民族”这个词也没有。
“族”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了，是箭锋的形象，在现代汉字中作“镞”。后来用以表示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如公族，氏族、九族（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三族（父、子、孙）、宗族、家族等等 ；有时也将无血缘关系的人包含在内，如三族可以是父、母、妻；公族也可以包含部属。惟独无民族。专收古汉语词汇的《辞源》里面便查不到“民族”一词。所以孙中山要说：“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按他的解释，国族主义 即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一版，617页）
2、“民族”一词是从英文 NATION 翻译过来的。在英文中，民族和国家是同一个字。“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可译为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的原意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之主义，凡一国中有数族者则同化而维系之，一族在数国者则联络而吸集之。”（中国文化研究所《中文大辞典》 ，台北出版）。系因欧洲民族运动的出现而产生，杨一之教授在“论民族意识”一文中 有解释：
“‘民族运动’，在西欧以法国一七八九年底大革命为典型。它底根本意义，是以少数人底集团，对一个文化共同体 （Kulturgemeinschaft) 执行统治...所以法国大革命后纵横全欧的军队，以解放邻邦人民为口号而有‘在枪尖下给人自由’的话柄。”
“拿破仑不曾意识到法国革命底榜样，使其他国家也闻风继起。...自那时期以后，欧洲的战争，便改变了面目。从前是封建王侯夺取更多的子女玉帛的互相征伐，而现在则'每个民族要有它自己的国家'了。”
“很显然的，Nation 一字，主要地以政治权力之获得为其基本根据（raison d'être） ，应译为政族而不应译作民族。nationalism 是政族主义而非民族主义。”
这种“有神秘外衣”的政族主义，很快便发展到帝国主义。这与中国过去和现在都不相同的政治动态，将来亦不会相同，盲目地邯郸学步，是难得所希望的效果的。（原载1934年5月北平出版的《旬论》）
3、在中国，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为动员民众推翻清王朝，就满人与汉人的历史恩怨，以之作为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斗争的思想武器而引进的。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中追述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时所说：“从前我们在东京办《民报》时代，我们提倡民族主义，那时候驳我们民族主义的人，便说满州种族入主中华，我们不算是亡国：因为满州受过了明朝龙虎将军的称号，满州来推翻明朝，不过是历代朝廷相传的接替，可以说是易朝，不是亡国。”其实这种看法并没有错，就是孙中山在同一篇讲话中也承认了大清帝国即中国，而在1894年他的《上李鸿章书》中还表示过“当今光[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尧之采。”（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一版， 第一页）是认同这个国家愿为爱新觉罗王朝效力的。后来的转向革命，实因清庭实在太腐败而又不思改革，并非满汉历史恩怨之故 ，辛亥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
4、在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压迫的形势下，经过中国化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救亡图存起过重大作用。
孙中山引进民族主义时，一度有过把中国就看成是汉人天下的迷失，不过后来也改变了观念，民国建立即以“五族共和”为国本,并用“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的概念包容了中国人中的各族（现在官方认定的有五十六个之多）。在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依当时之趋向”，又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辞海〉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参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一版，586、591-592页 ）
在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下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抵抗列强的侵略压迫起了凝聚人民的力量的巨大作用，抗日战争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成为响亮的动员人民的口号。而此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内涵，与欧洲提出的民族主义原意是大不相同的，如杨一之教授的解释：
欧洲政族运动（即民族运动）之崛起，并非受外力之压迫，而是由社会内部阶级力量之推移。典型的法国便是如此。这种阶级力量推移之结果，又以掌生产锁钥的资本家为政治底实际统治者，由于资本主义“无限制的”扩大再生产，它对外便不得不采侵略的方式。所以“政族主义”便不得不与帝国主义成为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中国近来的“民族运动”，纯系受外来侵略的本能的反映，我们说本能的，意思是说，感觉生存之受威胁而反抗，但并无明白一贯的意识形态作基础。这与西欧的政族运动，已经不同，此其一。
中国在历史上，固然在西晋以后受异族统治或割据一部份者，占时间约一半以上，但是它不像西欧的政族，以暴力树立自己，形成各政族间不可泯灭的仇视，猜忌与战争，反而以时光的流逝，抹去了过去的血痕，把征服者同化于被征服者文化集团，甚至不能看出两者间有任何差异。我们当然可以说过去历史偶然侥幸的事实，不复能重现于今兹。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屡被异族征服而总是更加扩大其文化领域，全然异于欧洲的政治发展，这是好是坏，姑置不论，但总不失为一事实，此其二。 （“论民族意识”，原载1934年5月北平出版的《旬论》）
因此在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不再受欺凌和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很有必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科学的思维去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民族。
5、独特的地质地理环境和共同的历史，是中国各族结为一体的基础。
从地质地理条件来看，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在古时还要多）都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由于地球历史近期发生在这里的强烈的地壳运动的影响，高原山岳占去了大部分，平地少；土地成为最宝贵的资源 ，这和欧洲与北美有大量闲置的土地，大不相同。
人群聚集成落，需要有适宜的土地供给饮水和食料，才有生存的基础，天然形成的地质地理环境限制了中国初民的活动范围，《楚词·招魂》中的呼唤：
魂兮归来！
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
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楚辞赏析
固然反映了那时中国人对世界地理认识的局限，同时说明了中国人眷恋故土，不会向外侵略扩张的天然原因。
最适合耕种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黄河流域内被称为中原的这个地区，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气候适宜。住在周边的人群竞相向这里聚集，也 就是很自然的事。因而中原地区是争夺最激烈的场所，成为中国历史政治舞台的中心，几乎是谁掌握了中原，谁就成为 正统，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
我比较赞成剪伯赞先生的看法：“所谓汉族者，并不是中国这块地盘上天生的一个支配种族，而是自有史以前迄于秦族的迁入，中原诸种族之混合的构成。同样，中国的的中原，也不是汉族独有的天下，在史前时代，这里是中国境内诸种族自由进出之地。”（剪伯赞著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5月第二版，第9页）
黄帝是逐鹿中原最早的胜利者，他战胜炎帝又战胜了蚩尤，结果是炎、黄两部联合起来成为中原地区的主人 ，或者还应当加上蚩尤。蚩尤的部落也称为三苗，在战败后一部分逃到西南山区，但仍有不少留了下来，与炎、黄共同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文明。
清代史学家赵翼的研究发现，黄帝杀蚩尤之说，源出司马迁的《史记》，而在此以前，如《国策》《管子》《韩非子》中都只讲道蚩尤为黄帝俘虏，而没有说杀掉； 《管子》中还有“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遂置以为六相之首。”的记述。赵翼他认为可能因蚩尤有“非常之材能，察阴阳，造兵器，被擒后黄帝仍赦而用之。”（赵翼，陔馀丛考，卷十九，中华书局据乾隆庚戌年湛眙堂刊本断句排印，1963年北京第一次印刷,中册，366-367页)我更相信这种说法，蚩尤部落可能是最早知道冶炼金属和能预测天气变化者。
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壤和水利的条件都比较好，但一开始许多地方曾是沼泽和海滨盐土，只是经过人的辛勤劳动，才把它建成良田沃野，成为当时中国最富裕最文明的地区。住在这里的人可能不免有几分自傲，用有赞美之意的“华”“夏”自称，而将周边的居民用“戎” “狄” “夷”等等带有贬义的字来称呼。
但是人的财富多了,养尊处优，容易变得贪生怕死，体力衰退,所以翻开中国得历史，常常是落后的文明战胜先进的文明。因为在那以大刀长矛为主要兵器的年代,两军交战,是士兵面对面作体力、技能和勇敢的较量,文化落后，思想简单，体力强悍的游牧人，显然占了优势。
譬如“（西戎）性坚刚勇猛，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详；堪耐苦寒，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马非白著秦集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版，457页;）周幽王即因西戎中的犬戎入侵而丧生，周室被迫东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
又如北边的匈奴，从秦到汉一直是华夏的主要对手，许多时候还占上风。他们“逐水草迁徙，兒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 （音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单兵作战，来自中原的士兵不是对手。
如何对付来自边缘地带的强悍的袭击者，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老大难。那些本来强悍的种族，打进中原并坐稳天下，变得文明富裕文弱以后，角色转换， 他变成了新起的贫穷落后然而骠悍善战的种族的攻击目标。 中国的历史似乎就是这样在一幕一幕地重复演出。
不过中国各族尽管有时处于对立状态， 进行过残酷的战争，但更多的时候是和谐相处，战争的结果也总是导向融合。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在长衣的下摆上系上佩环，穿上这样的衣裳表示不再打仗.他主要还是以建设文明生活来凝聚源出多处的人群,取得缔造中国的成功。 先父在国力与史力一文中 提出：“爱国精神的主要源泉是国史，是一国国民所共有的，亦即一国国民所特有的，正因为是一国国民共有的，所以对内有统一性，也正因为是一国国民特有的，所以有独立性。统一的国史，可以使血统语文不同的人合成一国 。”
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各族共同写下的，即使曾经对立直至兵戎相见，那也是缺少了任何一方也唱不出这台戏。中国无论经过多少 次分裂仍归于一统，就有这历史的力量。历史见证着大家都摆不脱互相依存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