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相马术质疑
09-06-30
伯乐相马术质疑
在报刊上常可见到对伯乐的赞扬，并在盼望多有些伯乐出世。
伯乐，作为善于选拔人才的一种象征，无疑是值得赞扬的。然而，伯乐的相马术，实不可取。
伯乐究竟怎样善于相马，已不可考，但从他对另一善相马者九方皋的评论，尚可窥知一二。
这位九方皋，经过伯乐的推荐，为秦穆公寻找千里马，找了三个月，说是找到了，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牵来一看竟是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老大的不高兴：马的颜色、公母都分不清，还找什么千里马！可是，对此伯乐却自有一番解释，据说这九方皋虽不辨马的颜色和雌雄，但观察到了马的本质。那么是怎样观察到的呢？伯乐没有讲清楚，只是说：“若皋之所观，天机也。”
徐悲鸿画九方皋相马,1931
搬出“天机”，这就玄之又玄了。难怪秦穆公要伯乐从他的子弟中推荐相马人时，伯乐要说：“臣之子皆下才也”。没有一个能接班的。
千里马不多，象伯乐、九方皋这样能知“天机”的相马天才，看来更为罕见；这种相马术，显然也是无法推广的。
因此，把发现人才的希望，就寄托在伯乐身上，是要误事的；而且这种相马术，实与科学背道而驰，根本不应提倡。
1922年8月20日，梁启超在南通为中国科学社的年会作了一次讲演，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他在讲话中痛陈当时我国学术界中科学精神的缺乏，其表现之一就是：“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性， 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指出：“科学家恰恰相反，他们一点点智识，都是由艰苦经验得来。他们说一句话，总要举出证据，自然要将证据之如何收集，如何审定，一概告诉人。”因此，学习科学，不仅能承受前人研究的结果，而且能学到获得这一结果的研究方法。“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有发明。”
梁启超的为人应如何全面评价，此处不论，单就他的上述见解来看，至今仍是很有意义的。
在这科学技术已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对伯乐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相马术仍赞叹不已，只能说明，在我们选拔人材的工作中，是多么地需要科学！
伯乐相马，凭借“天机“，标准只有他自己能掌握，一切决定于他的判断；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这种相马术，既缺少科学，又不能发扬民主，很难保证不致把劣马错认为良马，或者埋没了骏材。
如果选拔人才有科学的标准，并有一套科学的办法去检验，那么即使是“下才”也不难判断出谁是千里马，“人人都来当伯乐”，这才不是一句空话。这样的标准是客观存在着的，不凭伯乐的“慧眼”，不靠什么“天机”，而是让人才在实践中经受检验，这才是选拔人才最有效和最可靠的办法。
发明大王爱迪生，也当过一阵儿“待业青年”，1８６９年，他二十二岁时，借住在纽约金价指示局。有一次，恰巧碰上那里一台正在紧张工作的通报机突然坏了，没人会修理，一时人们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爱迪生会家不忙，毛遂自荐，只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就修好了。事后他即被正式录用，很快又被提升为机厂总管理。
爱迪生的例子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人才通过他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是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的，这里并没能什么“天机”。我们的人才选拔，应当科学化和发扬民主，伯乐、九方皋那种凭借个人特殊禀赋去“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的相马术，无论如何是今天所不宜提倡的。
人民日报八版已排好的大样
[跋]本文作于 1984年11月，先是人民日报八版已决定发表，并是用楷体字排出，准备发在显著位置，大样也已打好，但最终没有发出。后得编辑部于1984年11月30 日发来的信，始知是“上版之后被上面领导抽下”，她也没有想到，希望谅解，并告诉我可以寄到别的报刊。当时民盟新办《群言》杂志，正适合发这类言论，便投稿一试，还不错，在他们的1985年第四期发出了，有所删节，但精神未变，基本内容都保留了。
25年过去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飞速的进展，但在人材选拔任用的机制上，似乎进展仍不大，还停滞在“伯乐相马”的阶段。近日出现的“最年轻市长”被质疑，闹得沸沸扬扬。我看就有这个原因。
一开始，许多媒体和网民把注意力集中到周森锋是否因家庭有权势而得到快速提拔，是因为这种任人惟亲的事确实不少；但没有考虑到还有“伯乐相马”这种方式。 “伯乐相马”的目的是任人惟贤。惟才是举，与任人唯亲和看重门阀比较，是一种进步。周森锋的当选，和那些论资排辈以及跑官买官的行为比起来，也是不可同日而语。从现在已公开的情况来看，周森锋之所以能火箭上升，并非有什么特殊的家庭背景，消息刚传出时得到赞扬之声不为过。但是以“全票当选”就是代表着民意，其中就有误会了。许多人都已讲了那种选举和得到全票有多大意义。从周森锋的情况看，恐怕更多的还是官意，或者说是“伯乐”之意，在一些的报道中已有所透露。
其实在25年前写的那篇文章中，我对伯乐并无不敬之意，只是觉得哪有那么多伯乐！就是在古代，也不会以之为常规，科举的出现就是补其不足，但“伯乐”无疑仍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张居正、林则徐、曾国藩等均以知人善任闻名，他们都注意从实践中观察检验人才，而且效果不错，林则徐的女婿沈葆祯就是以一个小职员而为林所赏识。能达到他们这个水平的高官，实如凤毛麟角，所以大清王朝仍是庸官、昏官、贪官充斥。这是那时的封建专制体制所决定的，纵有林则徐这类贤明，也不能改变大局。
因此，周森锋成为“最年轻的市长”也许是出于“伯乐”的善良愿望，却激起一场风波，我以为这正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告别过去，走向现代化的表现，如果不从体制上改革，还少不了出问题，即使有人真有伯乐之才，也终究落后于时代了。于是把这篇旧文再发出来，或许仍有参考价值。
本文没有上过网，作为网络文件，这次是首发。
陶世龙，2009年7月1日
伯乐，作为善于选拔人才的一种象征，无疑是值得赞扬的。然而，伯乐的相马术，实不可取。
伯乐究竟怎样善于相马，已不可考，但从他对另一善相马者九方皋的评论，尚可窥知一二。
这位九方皋，经过伯乐的推荐，为秦穆公寻找千里马，找了三个月，说是找到了，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牵来一看竟是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老大的不高兴：马的颜色、公母都分不清，还找什么千里马！可是，对此伯乐却自有一番解释，据说这九方皋虽不辨马的颜色和雌雄，但观察到了马的本质。那么是怎样观察到的呢？伯乐没有讲清楚，只是说：“若皋之所观，天机也。”
徐悲鸿画九方皋相马,1931
搬出“天机”，这就玄之又玄了。难怪秦穆公要伯乐从他的子弟中推荐相马人时，伯乐要说：“臣之子皆下才也”。没有一个能接班的。
千里马不多，象伯乐、九方皋这样能知“天机”的相马天才，看来更为罕见；这种相马术，显然也是无法推广的。
因此，把发现人才的希望，就寄托在伯乐身上，是要误事的；而且这种相马术，实与科学背道而驰，根本不应提倡。
1922年8月20日，梁启超在南通为中国科学社的年会作了一次讲演，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他在讲话中痛陈当时我国学术界中科学精神的缺乏，其表现之一就是：“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性， 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指出：“科学家恰恰相反，他们一点点智识，都是由艰苦经验得来。他们说一句话，总要举出证据，自然要将证据之如何收集，如何审定，一概告诉人。”因此，学习科学，不仅能承受前人研究的结果，而且能学到获得这一结果的研究方法。“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有发明。”
梁启超的为人应如何全面评价，此处不论，单就他的上述见解来看，至今仍是很有意义的。
在这科学技术已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对伯乐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相马术仍赞叹不已，只能说明，在我们选拔人材的工作中，是多么地需要科学！
伯乐相马，凭借“天机“，标准只有他自己能掌握，一切决定于他的判断；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这种相马术，既缺少科学，又不能发扬民主，很难保证不致把劣马错认为良马，或者埋没了骏材。
如果选拔人才有科学的标准，并有一套科学的办法去检验，那么即使是“下才”也不难判断出谁是千里马，“人人都来当伯乐”，这才不是一句空话。这样的标准是客观存在着的，不凭伯乐的“慧眼”，不靠什么“天机”，而是让人才在实践中经受检验，这才是选拔人才最有效和最可靠的办法。
发明大王爱迪生，也当过一阵儿“待业青年”，1８６９年，他二十二岁时，借住在纽约金价指示局。有一次，恰巧碰上那里一台正在紧张工作的通报机突然坏了，没人会修理，一时人们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爱迪生会家不忙，毛遂自荐，只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就修好了。事后他即被正式录用，很快又被提升为机厂总管理。
爱迪生的例子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人才通过他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是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的，这里并没能什么“天机”。我们的人才选拔，应当科学化和发扬民主，伯乐、九方皋那种凭借个人特殊禀赋去“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的相马术，无论如何是今天所不宜提倡的。
人民日报八版已排好的大样[跋]本文作于 1984年11月，先是人民日报八版已决定发表，并是用楷体字排出，准备发在显著位置，大样也已打好，但最终没有发出。后得编辑部于1984年11月30 日发来的信，始知是“上版之后被上面领导抽下”，她也没有想到，希望谅解，并告诉我可以寄到别的报刊。当时民盟新办《群言》杂志，正适合发这类言论，便投稿一试，还不错，在他们的1985年第四期发出了，有所删节，但精神未变，基本内容都保留了。
25年过去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飞速的进展，但在人材选拔任用的机制上，似乎进展仍不大，还停滞在“伯乐相马”的阶段。近日出现的“最年轻市长”被质疑，闹得沸沸扬扬。我看就有这个原因。
一开始，许多媒体和网民把注意力集中到周森锋是否因家庭有权势而得到快速提拔，是因为这种任人惟亲的事确实不少；但没有考虑到还有“伯乐相马”这种方式。 “伯乐相马”的目的是任人惟贤。惟才是举，与任人唯亲和看重门阀比较，是一种进步。周森锋的当选，和那些论资排辈以及跑官买官的行为比起来，也是不可同日而语。从现在已公开的情况来看，周森锋之所以能火箭上升，并非有什么特殊的家庭背景，消息刚传出时得到赞扬之声不为过。但是以“全票当选”就是代表着民意，其中就有误会了。许多人都已讲了那种选举和得到全票有多大意义。从周森锋的情况看，恐怕更多的还是官意，或者说是“伯乐”之意，在一些的报道中已有所透露。
其实在25年前写的那篇文章中，我对伯乐并无不敬之意，只是觉得哪有那么多伯乐！就是在古代，也不会以之为常规，科举的出现就是补其不足，但“伯乐”无疑仍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张居正、林则徐、曾国藩等均以知人善任闻名，他们都注意从实践中观察检验人才，而且效果不错，林则徐的女婿沈葆祯就是以一个小职员而为林所赏识。能达到他们这个水平的高官，实如凤毛麟角，所以大清王朝仍是庸官、昏官、贪官充斥。这是那时的封建专制体制所决定的，纵有林则徐这类贤明，也不能改变大局。
因此，周森锋成为“最年轻的市长”也许是出于“伯乐”的善良愿望，却激起一场风波，我以为这正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告别过去，走向现代化的表现，如果不从体制上改革，还少不了出问题，即使有人真有伯乐之才，也终究落后于时代了。于是把这篇旧文再发出来，或许仍有参考价值。
本文没有上过网，作为网络文件，这次是首发。
陶世龙，2009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