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地位决定论」是怎么回事？--评唐少杰《一叶知秋》(五)

清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唐少杰先生，在所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中说了“「红教联」提出了著名的****「大翻个论」”后，又说：

「红教联」还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即「政治地位即职位高低，决定了政治态度」，进而斥责广大干部、党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唐少杰著，200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页49）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据我所知，红教联没有提出过什么「政治地位决定论」 ，所谓「政治地位决定论」是别人归纳出来的。 这在当事人陶德坚的回忆录《风雨人生》中有记述，陶德坚说：

“当时，全校都在进行军训，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楼下 （指在楼下房间内活动，反对红教工的万山红战斗组）又放出风来，说红教联有二百块的教授。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的原则，阶级是跟据其经济地位来划分的，这意思很清楚，教授的收入高，不能属於无产阶级，我们这个组织教授多，也自然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就是在说不许右派翻天，不过表现方法不同而已。
我们红教联确实有一位每月工资在二百元以上的教授宋镜瀛，当时能拿到每月二百元以上的教授人数不多，他们的收入比一般人一个月只有几十元收入高不少，但和他们过去的待遇相比，则下降了许多。在一次军训学习会上，我从四清及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结合这篇毛的文章谈了我的学习体会：现在的中国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个人收入的工资就算多一点，也已不能用来剥削他人，在知识分子中，如援用过去在农村的作法，按其工资收入多少来划分阶级，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有些人工资外实际得到的好处，可以比工资更多；政治上的权力能使人得到这些好处，如果这个人不是用政治权力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用来谋求个人私利的话，那这就成了他的特权，政治地位越高，他能得到的好处越多。对这种搞特权的人来说，可以认为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在决定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所以在今天，一个拿四十元工资的干部，如果也以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即也有一定的特权，而又坚持不改，那他就会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不会比一个拿二百元工资的教授更拥护文化大革命。”红教联的成员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都能正确对待参加红教联的教授们，这些教授也感到红教联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刻钢板，油印，装订…什麽具体工作都争着干，人都变得年轻了，他们一边工作还一边哼小曲呢。”（组织红教联 枪打出头鸟）

而在过了不久，楼下那个“万山红”出的一份大字报，把陶德坚的这些发言摘出几句话，截头去尾後再拼起来，概括成为 陶德坚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即主张跟据政治地位的高低来划分阶级。所谓“政治地位决定论”的来由，陶德坚已说的清楚。 　

现在唐少杰将红教联变成了陶德坚，并说他们“进而斥责广大干部、党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但从陶德坚所记来看她的发言来看，“如果这个人不是用政治权力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用来谋求个人私利的话，”“如果也以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即也有一定的特权，而又坚持不改，”都是有限制词语而非泛用。说“政治地位越高，他能得到的好处越多”是指有此可能，也非必然。那里是“斥责广大干部、党员”。唐少杰可以不相信陶德坚的说法，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必须拿出证据，现在他 没有拿出来，只有自己说的话，而他并非当事人或亲历者。如果唐教授并无经过查证属实的事实依据，就在自己的著作中宣称“「红教联」还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即「政治地位即职位高低，决定了政治态度」，进而斥责广大干部、党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是在误导公众，要负个人责任的。 　

须知将某人的片言只字抽象为什麽“论”，是多年来罗织罪名的惯用手法。因为在归纳为某种论後，便可以就这此推演，把本来不是你的东西都加到你的 头上，在那无理可讲，无法可依的年代，许多人深受其害。作为学者的唐少杰先生应该不致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