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龙在他的《人类的故事》的结尾一章中痛快淋漓地抒发他的观点，饱含激情。当然，这种激情是理性的激情，能承受起严厉的评判。而且，他的这种激情是在自身的分析和评判中激发的。理性的激情和感性的激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的，而后者却是由感悟产生。产生的原由不同导致她们的属性也根本不同。也许，我们需要澄清一点，理性是否有激情一说？人们通常把感性理解为感情，而把理性理解为抽象。应该说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感性和理性都是认识世界的途径，而感情却是我们在认识世界时的好恶，她们根本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感性是一种通过感悟直观的、具体的表象来认识世界，理性呢，却是通过分析、评判那些直观的、具体的表象来认识世界。在理性中同样存在感情的好恶，因此，我们说理性也有激情。
房龙在向读者阐述他的观点之前剖析了他自身思想的产生和时代及地域的关系，他的这种剖析是有用意的，在随后的评判中，你能明显的感到这种用意。在评判中，他通过一个小小的插曲交代了他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取舍的标准，用他的话说就是“雅典或佛罗伦萨在其辉煌的鼎盛时期，其人口只有堪萨斯城的十分之一。但是，只要这两个地中海盆地中的小城邦有一个不存在，我们现在的文明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对堪萨斯这个密苏里河上的繁忙的大都市就不能这么说了。”很明显，他的取舍标准是对人类进步的贡献程度。
在他的评论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个很形象生动的比喻，“导致这一切灾难的根本错误是由于我们的科学家创造了一个钢铁、化学和电力的新世界，却忘记了人类的意识比传说中的乌龟还要缓慢，比出名的树獭还要懒散，而且从100年到300年紧随在一小部分英勇的领导者之后。”他还列举了有趣的例子来阐述的他的这一观点，说一个人坐着二十世纪的小汽车，却有着十七世纪的思想。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但却很深刻。房龙用赞羡的笔墨表达美国的幸运，说美国没有历史传统之累，比较轻松地解决了这个巨大的挑战，使人和机器和平相处，让机器成为人类的忠实仆人，而不是仇恨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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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谁说这样一句话，“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应该说，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但远算不上什么真知卓见。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否想过，一方面记着别人和你的种种不愉快，甚至是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方面却和同样的人畅谈美好的未来，这有多么别扭。当然你也可以大声地说，去他妈的，我才不和他畅谈什么美好的未来呢。可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就没法开展外交了。甚至会陷入“怨怨相报何时了”的怪圈中。很明显，这种态度是在意气用事，偏离人类的理性和宽容十万八千里。过去的事，我们无法挽回，无论对我们个人还是某一国家。如果记着历史的过去，那么世界上任何两国都很难和平相处。更不用说欧洲了。欧洲仅在十九世纪，各国之间的战争几乎就从没有停止过，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还有消失的强大的奥匈帝国，还有土耳其、荷兰、丹麦、西班牙等等欧洲所有的国家相互交战，打得稀里哗啦。先是拿破仑率领法国的军队横扫欧洲，几乎和所有的欧洲国家开战，把欧洲拖入十几年的大规模战争中，弄得德国等很多地方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接着是神圣同盟强压欧洲各民族的独立暴动，其中包括古老的希腊。强大的奥地利和沙俄充当欧洲的旧秩序警察，残酷地镇压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希腊等国的独立暴动。这一反动政策最终导致了1848年全欧洲的混乱。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都是通过残酷的战争实现的，他们强大后又把战争引向其他欧洲国家。一系列的不断的战争使欧洲各民族之间积仇很深。
如果他们坚信“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那么欧洲是不可能走向一起的，更甭谈欧盟了。当然，忘记历史是不容易的，就像一个人想忘记过去一样困难。欧洲人也是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怨怨相报之后才明白过来，如果他们早点明白的话，一战和二战就可以避免。不用多说，希特勒的崛起就是通过煽动民族仇恨才达到目的的，他也是通过此招把德国推向战争的。极端的东西不弄得筋疲力尽是不会醒悟的。欧洲人在经过一战和二战的苦难后才明白过来，极端的民族主义不仅不能把他们带向美好，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
忘记一词太过感性，背叛也是如此，它们根本不适合用于对历史的认识。应该说，人类生活越来越来紧密，也越来越走向统一。人类是我们所有民族的共同称呼，也是我们所有国家的共同称呼。在人类面前，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利益都应该靠后。我们应该多做有益于人类的事，把民族、国家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结合统一起来。当然，这有点笼统，但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思想意识。面对这样的人类趋势，我们怎么可能老是斤斤计较过去的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说什么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的话呢。当然，我不是说把过去的历史统统忘掉，而是说不要用过于感性的心态去看待历史。我们要了解历史，更要理解历史，只有我们超越了历史的桎梏，我们才可能盼望未来是美好的。既然人类是我们共同的称呼，我们就不应该过分强调民族利益，就像我们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一样，既然国家是我们个人的共同家园，我们就不应该过分强调个人利益。人类比国家更大，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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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海军史无疑是从李鸿章所建立的北洋舰队开始的。在鸦片战争中，中国第一次见识到欧洲的近代科学技术，遗憾的是，它是以海军舰队的形式展现的。日本自1861年的明治维新以后，其国家的经济突飞猛进，轻工业迅速成长。到十九世纪末，日本就不得不为它的工业寻找海外原材料以及海外市场，它把目标瞄准了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中国清政府的一些有识官员感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李鸿章建立北洋舰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防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近代史是在外来的逼迫下开始的，中国建立海军也是如此。也许会有人表示反对，说中国自古就有海军，那时的名字叫水师。确实。但中国古代水师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运输步兵，而不是用来控制海域以及海上作战。应该说，水师很难算得上海军。
在外来的逼迫下产生某种意识与自主地产生某种意识是有所不同的。如果是自主地产生某种意识，它就必须具有产生这种意识的氛围。而这种氛围往往却是最难产生的。中国的近代史是在外来的逼迫下开始的，中国的海军也是如此。如果中国自主地产生海军，或者说自主地产生用于控制海域及海上作战的海上军队，那么它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氛围呢？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运动、没有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没有哥白尼的日心说、没有对地球是否是球体的争论、哥伦布会环球航行吗？如果中国在那时要产生海军，那么它就需要一个开放性的、面对世界的文化氛围！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意识，就不会产生海军！
海军是用来控制海域以及海上作战的。一个国家建立海军，它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它感到了海外威胁；二是它想海外远征。前种是防御性的，而后一种侧是进攻性的。但不管那一种，它都是在放眼海外的意识上。为什么要建立海军？为什么要控制海域？为什么要在海上作战？显然，我们只有把眼光放在了远在海外的其他国家上，才能理解这些。如果我们只注视我们国家自身，那么海军有什么用！我们没有忘记慈禧是如何挪用北洋舰队的经费来为庆祝她的六十大寿而扩建颐和园的，要知道那是在甲午战争的前夜！很显然，慈禧并不在意什么海外，她只在乎她的国内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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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理位置具有很强的封闭性，西面是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北面是广袤无垠的草原和冰雪世界，东面和南面都是汪洋的大海。虽然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打破这种地理上的阻隔，譬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但都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更没有引申到文化意识内。也许，当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加之中国业已形成的文化封闭性使中国人根本无视与世界的交流。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这种地理上与文化上的封闭性再被彻底打破！在打破地理与文化的封闭性上，航海、海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古中国没有诸如古希腊、古埃及与古巴比伦那样的地理位置，也就没有那样的文化环境。她们都位于地中海周边地区，处于亚洲、欧洲、非洲的交汇地方。这种地理位置固然让她们易受攻击，但也就使她们消除了文化上的封闭性。战争是残酷的，但它打破了文化的封闭性！这对人类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当然，战争似乎也只有这一作用才是积极的。而且，随着人类的发展，战争的这一作用已渐渐被贸易取代。中国的具有封闭性的地理位置，让古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产生断代，这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但这也无疑让中国很难向近代文明过渡，以至于中国的近代史尽是屈辱。
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还是很强大的。如果当时的英国与中国来一次地面上的较量，那么英国一定不是中国陆军的对手，虽然中国陆军会有很大的伤亡！但在海上较量，中国只有挨打的份，无力反击！因为中国压根就没有海军！海军不像陆军那样，人多具有很大的优势。海军就不这样了，它要求技术、经济、高素质人才！而这是封闭性的中国无法做到的。鸦片战争唤醒了中国对航海与海军的需求意识！如果说中国以前没有类似的海上忧患，那是不对的。早在明王朝时，日本就不断骚扰中国的沿海地区。日本不仅骚扰中国，也骚扰韩国等。在抗击日本沿海的骚扰中，中国涌现出了一位民族英雄戚继光。但中国只以地面部队在沿海地区反击日本的入侵，并没有以海军在海上作防御性反击。积极的防御性反击可以避免把战火引到沿海陆地上，从而大大地减少平民的伤亡。可当时的明王朝并没有这样做，它根本就没有海军！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种忧患中，中国为什么没有看到海军的价值呢？为什么没有产生对海军的强烈渴望呢？这只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中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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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上锁的门乡下小村庄的偏僻小屋里住著一对母女，母亲深怕遭窃总是一到晚上便在门把上连锁三道锁；女儿则厌恶了像风景画般枯燥而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她向往都市，想去看看自己透过收音机所想象的那个华丽世界。某天清晨，女儿为了追求那虚幻的梦离开了母亲身边。她趁母亲睡觉时偷偷离家出走了。

　　「妈，你就当作没我这个女儿吧。」可惜这世界不如她想象的美丽动人，她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堕落之途，深陷无法自拔的泥泞中，这时她才领悟到自己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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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瑟王》中有这样一幕，当罗马使臣捧着教会的使命要求亚瑟和他的骑士们再去完成一项不属于他们的任务，并拿骑士们的自由相威胁时，亚瑟感到为难。他站在他的骑士们面前，难以启齿。骑士们威逼他时，他只好鼓起勇气传达了罗马使臣的命令。这时，骑士们向亚瑟劈头盖脸地抨击，亚瑟并没有感到冒犯，并没有冲骑士们发火，并没有道出他的为难，更没有产生除掉骑士们的想法！骑士们心里明白，那不是亚瑟的主张。在骑士们发完了他们的怒火后，他们冲着亚瑟说，会和他一起去的！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把亚瑟换成项羽，结果会怎样？亚瑟有一种平等的心态，他认识到人的尊严，也认识到个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骑士们冲他发火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意识到他自己身上的责任。作为他们的领袖，他得保护他们的生命和利益。而此刻，他却让他们去冒生命的风险，虽然他有信心完成这次使命。
骑士们为何怒气冲天，朝亚瑟劈头盖脸的一阵狂骂？他们按事先的约定，他们已经可以获得自由。他们本以为罗马使臣送来的是他们自由的契约书，可现在却是叫他们冒更大的生命风险，他们能不怒吗。但他们并不是怕死的人，他们信任亚瑟。这是重要的，他们不愿让亚瑟陷入困境。迄今为止，他们和亚瑟一起取得了无数的胜利，而更重要的，他们和亚瑟是平等的。他们向亚瑟发火，那说明亚瑟还不够完美！这种怒火中透着信任，正像基辛格推断以色列的争吵一样，不是一家人，你很难想象谁受得了这样激烈的争吵！这种怒火对统治者是一种考验和检测！
亚瑟和他的骑士们开创了英国的政治史，亚瑟在英国的地位就像华盛顿在美国的地位一样，当然，亚瑟没有华盛顿伟大。但亚瑟对自由的追求让英国比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更加优越，更容易向近代文明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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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与自我
在我读科林•鲍威尔的自传时有这么一句话印象深刻，那句话是这样说的，“决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观念混为一谈，以免你的观念站不住脚时，你的自我也随之不复存在。”在读这句话时，我感触很深，为这句话所包含的深刻内容激动不已。
抨击一个人时，我们应该明白抨击的是他的某种观念，而不是他的自我；同样，赞扬一个人时，我们赞扬的也是他的某种观念，而不是他的自我。也许，这让我们有点儿为难，它不如那种把观念和自我结合在一起来得简单。在我们没有弄清观念与自我到底是什么关系之前，我们似乎分辨不清。自我是偏向于人的生命的主体，它是连续的、不断完善的。而观念则不具有生命，也没有连续。也许人们有这种影象，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完善。这是一种假象。观念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它之所以给人这种影象是它寄生在自我之中产生的。打个比喻，静态的画不会动吧，但把它像电影那样一处理，它就好象能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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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多重要的一个词啊!
应该说，我是那种思想、性格分离的人。怎么说呢，讲得容易懂些，我的思想是这个样子的，可我的性格却是另一个样子的。打个比喻，在我的思想里，我很坚强，可我的性格却相当懦弱。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为了更好得理解，我简略地说说我对人意识的浅显认识。
人是有意识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精神。精神是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人的精神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思想，二是性格。思想与性格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不同的东西。这个很容易理解的，人们常常为思想与性格的不统一而吃苦头。譬如，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你碰上一个不错的异性，你暗暗地爱上了他（她），你想向他（她）表白。你的思想告诉你，这很重要，而且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她）不会吃了你。你就这样用思想上的认识给你的性格打气，你准备表白。可你走到他（她）的面前时，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你的脸红通通的，你的眼睛不知道看哪儿，你的感官根本就不能适应。这不是你的思想问题，而是你的性格问题。思想与性格的分离会严重影响我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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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人心叵测，只是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了，我才渐渐明白。我是多么不愿意明白啊！可在眼前发生的一件件事情，让我不得不领会人心叵测的含义。
       在现今社会，自从我懂事以来，我就没有对人的道德期望过高。虽然我对人的原本道德有无限的期望，只是她被太多的现实抹杀了，不是现今的社会所能孕育的。当然也有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保持着很高的道德操守，只是这样的人太少，无法营造出一个较大的社会氛围，进而像磁场那样吸引着周围的人不断融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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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就快结束了！
世界杯，我们只有看的份儿！中国足球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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