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村心灵的叙述——读长篇小说《神史》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逐渐沦为异化的想象之物，关于乡村的文字魔方和语言游戏，带给我们的常常是乡村的虚假幻像。新世纪文学对城市浓艳与时尚的无限夸大，使我们在有限的文学资源中只能见到乡村的模糊面影。然而，孙世祥的长篇小说《神史》，却以细节陈述的力量，为我们展示出乡村心灵扭曲的历史与现实。

一

《神史》讲述的是滇东北一个叫法喇的村子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生活，用以人代史的方式，以主人公孙天俦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勾勒出一幅农村生活的风俗画卷。故事是中国小说中司空见惯的故事，闭塞贫瘠的大地、穷困中挣扎的人群、愚钝纯朴的村民、温馨感人的亲情、家族的争斗、改革的阵痛……新时期后评价农村题材小说的词汇，几乎都适用于这部80万字的小说。但不同的是《神史》中震撼人心的细节陈述力量，在乡村伦理中，基于城乡对立的关于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的思考。

小说没有采取暴力似的语言叙述，相反，作者更多采用了古典小说的叙述语态，用一种讲述性的语言，用大量的文言句式和方言俚语，为我们描绘出沉重的泥土气息。小说情节冗长，但语言干净简洁，大量生活的细节为我们还原出生活的真实境况，使人因为体验而感受到一种确信无疑的叙述力量。小说用刻意的细致让读者去正面遭遇那些乡民的生活：家族间的血腥械斗、野蛮的抢亲场面、农民在土地上近乎自虐的耕种劳作、父亲对子女的暴虐毒打、与恶狗厮打的苦楚，同学间的无知仇杀，流浪生活中的卑微，还有那大红山上的日出，万只燕子直冲云天的壮丽场景……这些细节就像是石头一样，砸向我们迟钝的神经，把一幅原生态的农民生活景象，偏执而郑重地端放在我们眼前，使人惊异，使人感动，使人痛苦，也使人沉睡于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慢慢苏醒。

命运，在作者的笔下，被抽空了诗意，没有任何伪装，呈现出生活的本色。然而，作者并非是报复性的愤懑宣泄，在内心深处，能够感觉到他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以及不能实现的愤激。主人公孙天俦的人生经历，浓缩着中国几代农民共同的人生际遇，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乡村生活的写生。历史虽然无情地跨越了那些时间，但我们有理由记住那段沧桑岁月，把那些即将为人们忘却的痛苦铭刻于心。记住过去并非是为了炫耀苦难，是为了更好地告别，告别那段卑贱而没有尊严的生活。于是，在乡土叙事中，基于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便成了小说书写的重心，它化解了乡村的诗情画意，成为小说中一个沉重的问题。正是基于对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的诉求，我们才感到主人公身上那一股不屈力量的宝贵，对命运的挑战，也由个人的年少莽撞，在人性的逻辑中变成了一种难得的献身精神。在盛行身体欲望叙事和浪漫城市传奇的时候，在人性的光辉和生命尊严逐渐被世俗生活吞噬的时候，小说企图通过沉重的往事为我们重新找回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孙天俦狂人般的壮举，也具有了精神界之战士的意义，而没有终归于虚妄。

小说通过法喇村几十户村民生活的琐碎描述，细心地把历史的碎片整合成小说的叙述语流，汇合成强大的叙事力量，以揭示出历史的不公正和这种不公正的延续，以及人们对这种不公正理所当然的承受和司空见惯的漠视，而孙天俦却是这种不公正的决然反抗者，虽然他遍体鳞伤，被旁人误会，被体制放逐，然而，我们却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暮气沉沉中的一缕光亮，为沉重的乡村抹上了些许诗意。在孙天俦的身上，在他个人奋斗的苦难命运经历中，为我们展示的是深刻的“乡村人”的人生寻找主题。

小说中法喇村的贫困令人触目惊心。原始落后的耕作方式，对自然生态的掠夺性攫取，人口激增，以至于很多人只好背井离乡迁移到蛮荒的西双版纳而客死他乡。小说平静的叙述让人深思。“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上代穿了下代穿”。（小说第14页）整个法喇村，“没有一家父母不经历丧子亡女之痛”。（小说第19页）因为贫穷，换婚、娃娃婚就成了传宗接代的方式。极度的贫困和愚昧，人们按照本能的方式活着，生物性构成了法喇人生活的绝大部分，对极度贫困和愚昧的忍受，就是法喇人的生存哲学。小说中人畜共处的情节，饥饿的景象，让我不得不想起萧红《生死场》中村庄。对法喇人而言，贫困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重负，是生命的宿命。然而，这些世代因循的生活并没有完全泯灭村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冲动，对贫困的体认和逃离，也就成了小说主人公孙天俦强大的意志力量。

小说开篇通过李老师的眼睛原生态地揭示了村民炼狱般的恶劣生存境遇，以及肉体到精神的种种灾难，冷静的叙述，使人进入一种罕见的历史现场感，勾画出时代氛围和普遍社会心理。这里闭塞，“但因极封闭，多做出许多经不起外人推敲，荒唐而幼稚的事来。”（小说358页）饥饿和肮脏，几乎成为了孙天俦童年的所有记忆，以至于“吃饭如同复仇，拼命往肚里装”。（小说373页）对苍生的哭诉，不是基于对过去岁月的仇恨，而是基于一种大地之爱，一种对乡村复杂的感情。人们基于食欲的求生，在小说里，饥饿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喻。饥饿是生理的，然而，内在精神的饥饿更是乡村普遍的现实。于是，一代一代的乡村人基于物质和精神的饥饿开始了他们逃离乡土的人生。他们几乎像动物迁徙一样义无反顾地为了生存而选择了城市的方向。

二

《神史》没有莫言和苏童对历史和生活充满雄心的虚构，作者也没有冷漠的退守到叙述的背后暗自发狂或者冷笑，作者真诚地和读者一起来承担小说的痛苦，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一股悲怆的激情飞溅其中，为我们述说留在农民心灵深处的自卑，记录下农民逃离土地的心理动因。今天，人们在经历了城市的喧嚣，幻想着精神还乡的时候，当人们把“农家乐”作为乡村想象的时候，小说从历史的层面揭示了城乡平等的虚幻假象。农民心灵的创痛是深刻的，人们投向乡村的温情一瞥，表面感恩的目光并不能给农民带来心理的快慰，相反，可能进一步强化农民心底的自卑。《神史》提醒人们不该忘记那段城乡分治的岁月，乡村心理承受的苦难，以及留在他们心灵深处的伤痕。进城，几乎成为农民的梦想和光宗耀祖的炫耀，脱离乡土，拥有城市工作与户口，成为村民们最艳羡的事情。每年春节的时候，欢迎从城里回乡省亲的人们，几乎成了村里人的盛事。有的人家借此高兴炫耀一番，有的却是深深的失落和自卑。孙天俦就是一个进城的梦想者，他的困惑和痛苦，也是几代中国农民的痛苦。他们摆脱土地所经历的九死一生，一方面是为了摆脱乡村生活的贫困，更为重要的却是为了人的尊严，城市，是农民的理想国。《神史》在一种美学的虚构中，通过乡村生活的叙述，为我们展示了农民真实的心灵生活。

今天，农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自由进入城市和居住在城市，然而，他们心灵的无所皈依，城市过客和流浪者心态，依然还是农民的集体无意识。小说从历史和人性的深度为我们揭示了城乡心灵不平等的现实，一种基于人的不平等的揭露，通过孙天俦个人奋斗的经历把这种忧虑大面积的折射出来。今天对乡村的关注，一方面在政策倾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仔细思量，乡村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许《神史》为我们做出了回答。小说的责任编辑尹杰说小说是一部人类学的著作。他指出了小说的一方面，小说更深层指向的是一个人性的大问题。孙天俦拼命读书脱离乡村进入城市，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传统的光宗耀祖，虽然孙天俦的升学成功也为家族老一辈提供了吹嘘的资本；他的求学也非传统的耕读传家，孙天俦的心理动力就是基于对人的生活尊严的追求。今天，无数农民进城谋生，通过出卖廉价劳动力，他们的物质生活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就心灵深处而言，他们不但没有在城市找回生存的尊严，反而可能进一步强化乡村的自卑感。乡村人尊严的丧失，源自于城乡长期的不平等和城市的优越地位。乡村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脱离原来的政治视野转向了经济视野，乡村成为城市的对立面，成为现代化历程中需要抛弃的落后对象。城市化几乎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孙天俦进入城市，实际上是农民对现代化的一种追赶，或者是对抛弃命运的反抗。今天，人们正在像抛弃那段历史一样理所当然地抛弃乡村。对乡村人性和乡村伦理的揭示，正是这部小说的意旨所在。小说个体对庸常人生的反抗，个体人生的寓言包含着一个群体对社会的期望，小说为我们展示出乡村心灵的普遍扭曲状态。

孙天俦的人生经历和心理动机，为我们预示的是今天的社会图景，农民向城而生的现实。这样，就把农民问题和城市问题交织在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实，今天社会现实中的城市问题和农民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一个由历史的渊源和现代化的现实催生的问题。

今天，解构历史和戏谑现实蔚然成风，乡村逐渐消失在文学的视野或逐渐成为历史的背影而朦胧不清。然而，作者却决然选择了生活纪实的方式，把乡村作为历史苦难的承担者，在小说苦难和小说正义中重新审视乡村的历史遭遇。我们从《神史》中看到的不是《平凡的世界》中充满希望的乡村，也非贾平凹笔下“浮躁”的城乡冲突，更不是陈忠实仁义忠厚的白鹿原，以及阎连科充满反讽的乡村乌托邦，而是人的心灵遭受历史扭曲亟带扶正的乡土。《神史》不仅是对阅读经验的考验，也是对承受苦难心理的检验。《神史》是一本折磨人的书，他让我们想起被意识形态遮蔽的种种历史，在对未来的忧戚中重回历史与现实。

三

在现当代文学中，乡土题材基本上遵循两个纬度：基于城市视角、精英视角的乡土是暗陬的，如鲁迅笔下的故乡；基于乡土视角的乡土充满牧歌情趣，往往在闭塞中发现诗意，于简朴中见出善良，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但《神史》选择的角度既非是城市，也非乡土视角，而是基于人性的视角，反映出的乡土是暧昧的，混乱的、犹疑的。作者把乡村作为中国社会发展一个必须正视的阶段呈现在小说里面。它根本上不是言说乡村与城市的贡献、地位问题，而是人的普遍权利与尊严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笃信经济指标的今天依然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城市常以反哺之心来抚慰乡村，始终把乡村置于人性的不平等地位。在这样的理念下，对贫困、官僚主义、腐败、亲情、友情、爱情，青春的叛逆的叙述就构成了小说的表层叙事，而“人”自身，人性的自由、生命的尊严、社会的正义构成了小说对社会的整体思考和批判，构成了小说的深层叙事。

孙天俦个人与命运、社会、现实环境的抗争，一方面展示了贫困重压下人的不屈精神，一方面也显示出其中的理想主义和作为“狂人”孤独无助的虚弱无力，无意中敞露了沉积在孙天俦头脑中的儒家情怀和任侠仗义的集体无意识。作为一个贫穷的农民后代，孙天俦希望通过读书升学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困扃，同时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学业充满了各种艰辛，成绩不理想，个性与教育体制的冲突，录取中的腐败等，后来在工作中因为与现存体制的矛盾而最后离职，成为一个城市的流浪者。最后，在命运的穷途之际，孙天俦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中央直属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从而得以衣锦还乡。小说的叙事显示出深刻的无奈，孙天俦对命运的反抗，实际上是他对现存体制的不断撞击。孙天俦失败的命运和成功的瞬间都是体制的结果。一方面是反抗命运、挑战现实，一方面又不由自主的滑入强大社会体制的沼泽之中，他的人生进取充满了反抗与收编的双重矛盾和悲剧。小说中对社会上清下浊的表现，反映出作者的儒家政治理想，也显示出叙述者的矛盾和理想主义。小说是基于卑微生命的信仰史诗。这信仰就是奋斗，与现实宣战、与丑恶宣战、与贫穷宣战、与不公正宣战、与习俗宣战、与黑暗和一切的虚无宣战。如鲁迅的《过客》，无所目的无所意义的走下去，甚至与自己宣战。这是一本与一切对立宣战的书，充满心灵扭曲的痛楚，像法喇的大山，显得沉郁而壮美。

小说超越了故事本身的乡土叙事，而沉湎于对现代中国的反思：农村与城市的矛盾，社会公正与个人价值的冲突。这就使小说脱离了纯粹的乡土视角，而具有了宏阔的历史感和真切的现实感。这也使小说超越了个体人生的叙述而具有了相当深邃的历史概括力和对中国现实的指涉力。虽然资料显示，小说具有一定的自叙传性质，但经过作者的苦心经营，小说脱离了哀其个人命运的局限。小说把批判的着力点指向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时空，将琐碎的叙事碎片整合成大气、浑然的指涉现实的力量。所以说，《神史》是一部情透纸背、力透纸背的作品，表现出小说正义的可贵品质。法喇贫穷、腌臜，蕴涵着人性的美好、伦理的厚道，这些乡村最后的丰饶资源，反衬出城市的喧嚣、虚伪、欲望与价值失范。然而，小说没有为我们打造一个乡土的桃花源，也没有把批判的矛头简单的指向都市。孙天俦的读书、流浪，目的地都是城市，孙天俦奔向城市的艰难曲折，正传达出农民无奈告别乡土走向城市的无可奈何和普遍的人生理想，以及其中的种种艰辛，反映出中国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的被动过程，这种被动，是他们处于劣势的命运反抗，从而被迫成为城市的输血者。城乡的关系扭曲了自由的乡村心灵。城市和农民学生之间的交往障碍，孙天俦与宴明星初恋中的自卑，与路昭晨之间的爱情未果，象征的正是城乡在心灵深处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鸿沟并没有随着农民的大量进城而被填平。

小说写到农民进城的两种动机。一是因为城市的诱惑而进入城市的物质主义者，他们是被乡村极端贫困挤进城市的机会主义一族，以出卖廉价劳动力为生，小说中到昆明下力打工的村民就是这种类型，他们是城市的寄居者，这些城市过客，他们面对城市对他们的掠夺满怀无奈，他们最后一般都会在无奈中回到乡村。一是像孙天俦那样的人，怀着争取人的平等和尊严进入城市，他们决然离开乡土是为着对命运的反抗。对农民子弟而言，他们的路是狭窄的，艰辛的，他们只有通过看似平等但实质上并不平等的升学这一条路，这构成了孙天俦的人生梦想和悲剧。这看似平等的背后，其实有着数不清的暗箱操作、信息封锁与权力交易，孙天俦在自己和弟弟的升学过程中四处求人和碰壁，宣示出这公正背后对于弱势群体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有官僚主义的原因，也有腐败的原因，但小说昭示的是基于体制的，城乡不平等的原因，这一点应该引人深思。孙天俦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是基于生存的主动，但却需要付出九死一生的努力。小说着力最多的是孙天俦悲情的求学经历，求学成了孙天俦对宿命反抗的意志的较量。而孙天俦从北京回家探亲因车祸死在法喇大山的结局，表现出作者对孙天俦这种努力是否有结果的极不确信。

在城市与乡村的天平上，农民需要失去多少自尊、需要付出多少超负荷的劳动才能维持这架天平暂时的平衡呢！对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的反思，使小说显示了它的宏大野心，为乡村鸣不平！今天，对农村的关注，不仅仅是“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农村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外在的社会问题，而是涉及到人的权利、平等，人的尊重等更为本质的问题。城乡最大的差距不是基于经济的，而是人的心理的距离。以前，乡村在政治中的优势，城乡人们在心理上没有太多隔膜，随着城市在经济文化上的快速发展，城乡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乡村被社会逐渐边缘化，乡村人性中的扭曲心理日渐突出。小说并非是单纯的指向城市对乡村的掠夺：人力的、资源的。真正要表述的是“人”本身的这样被长期忽略的问题。农民的贫困，在深层的意义上是基于权利的缺失而造成的心灵深处的自闭。孙天俦在城市见到昔日恋人的时候，他想方设法通过别人对他的好感来消除自卑感，他越是这样，越是暴露出他内心深处乡村心灵的虚弱。当他成为公务员的时候，内心的感受并不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胜利、人格上的胜利。孙天俦在西双版纳处理舅舅的官司，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身份使得他四处通行无阻，让他真切体会到“身份”的重要，一种附加在身份上的力量和整个社会对权力的无限崇拜。

文学是弱者的辩护词。在极端的环境里，人离不开幻想，离开了幻想就很难活下去，但又离不开现实，幻想与现实常常折磨着孙天俦。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事业、理想、雄心几乎成为幻想，有这些想法往往会被人视为疯子、狂人。但正是这种雄心，“人烈胜神功”。“我恨人只是人，而不是神”（小说第117页）的信仰，使孙天俦获得了在贫困中生存的力量，有了把人升格为神的挣扎与奋斗的力量和勇气。孙天俦就是这样一个“狂人”，一个与世俗对抗的疯子，既有道德义愤，也有思想的自觉。对尊严的追求是主人公百折不挠，直面苦难、抵抗邪恶、追求真理的力量源泉。孙天俦在生活的困厄之中，由一个理想主义，一个恣意妄为的激进反叛者逐渐成为了一个成熟的青年，担负着家庭的责任。正是通过其人生道路的艰难，见出了人性的善良与伟大，同时，也陪衬出周遭人性的自私、虚伪和丑陋，越发显示出农民心中的屈辱和隐痛，对乡土的矛盾心态，现实的出走与精神的还乡始终缠绕着他们。这显示了农民对自己身份确认的艰难和暧昧态度，这是现阶段农民命定的悲剧性。进入都市的欲望与逃离都市回归乡土的欲望始终纠缠在一起。对乡村大地的诗意敞开，对民间生存的道义式反思，并没有缓和现实中对乡村的隔膜，乡村依然是矛盾的，充满了焦灼、疲惫和狂乱。

城市的优越与跋扈以及乡村的溃败与屈辱，几乎就是中国城市和乡村的两本历史。对不平等的城乡关系、壁垒森严的城乡等级秩序的揭示，表现出的是小说的道义关怀，是在城市化道路中对乡村的价值确认，一种从人性层面对乡村的正视。小说中，乡土成为了一种备受压抑的民族国家叙事，为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乡村的隐秘，那些潜藏在乡村心灵深处的渴望。

乡土中国在20世纪文学中有着招魂的功能，往往被作为抵抗现代文明异化的诗意家园，或者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形式。然而，乡村的诗意和大地精神，反而成了孙天俦逃离乡村的精神动力。作者没有把城市妖魔化，以构成城市和乡村人性的紧张，而是在进入城市的人生履历中反思乡村人的生存处境，精神状态，思考他们逃离乡村的心理根源和现实困境。对于一个对乡土留有温情的人来说，城乡的相对凝视，必然敞露出更多的文化信息。农民离开乡村进城能否摆脱一种无意识的耻辱情怀，能否在现实的公正中寻觅到内心的自信依然还是一个问题。

作为一部写于上世纪末的小说而言，小说正义感的制度批判所指向的城乡制度的不公已经为社会与民众所认识，但小说并非要指责历史中的失误，而是想用文学的形式为我们绘制一幅乡村生存的真实图景，引起人们对普遍忽视的乡村心灵的关注。

通讯地址：刘志华，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文学院，邮编400715，电子邮箱：liuzh@sw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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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神史》，孙世祥遗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出版。孙世祥，云南巧家人，2001年病逝，年仅3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