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震撼心灵的书——《神史》背后的故事
主 讲 人:尹杰先生
时 间:2007-8-19 14:00
地 点:昆明市交三桥新华大厦五楼报告厅
主办单位:中共昆明市盘龙区委宣传部
云南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云南新华大厦有限公司
春城晚报
主讲人介绍:
尹杰先生,1958年6月生于昆明,大学毕业。下乡、当工人、管企业、教书育人后,现落脚云南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
讲座内容:
一部震撼心灵的书——《神史》背后的故事
一、《神史》遗稿由我整理出版,总感觉到冥冥之中是一种巧合
长篇小说《神史》是一部思想的书。全书深刻地反映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揭开了当代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书中洋溢着人文终极关怀的气息,充满了对中国农民苦难生活的无限同情。
我和孙世祥的近百万言长篇小说《神史》相遇,说来非常偶然。我将近15年不大读文学书了,除了在大学讲授一点伦理学、编几本旅游画册外,时间多花在明代思想史的研究上。2003年4月作者的胞弟孙世美把装订成10册的《神史》遗稿交与我,请我看一看有无出版价值,此前,我和他素不相识,出于他对兄长的感情及对《神史》遗稿所付出艰辛劳动的敬重,我勉强答应了。由于事务缠身,一拖便是两个月。阅读《神史》遗稿,我记得是6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在随手翻看《神史》时,没有想到看到的那一页,描写的竟会是小说主人公孙富贵的父亲夜送儿子上学的情景,这和我少年时代的经历极其相似,它唤起了我阅读全稿的兴趣。下班时,我把书稿带回家中,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神史》。在阅读《神史》的过程中,既是作为编辑的我,其良心与责任开始萌生的过程,又是一次次唤起我少年时代苦难记忆的过程。因为当时我在出版社兼职过多,白天几乎没有时间,阅读《神史》多在夜晚,这样一来少了些干扰,多了些思考的机会。作者对滇东北农村苦难生活的描述,对父亲形象的刻画,使我无数次流下热泪。这种情景对我来说十年前曾有过一次,那就是面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缺失,我在深夜阅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时产生过的情景。于是我鼓起勇气,决意把它整理出版。
二、《神史》最终得以出版,除了它确实有价值外,更为重要的是有人识货
由于《神史》是遗作,作者又走得匆忙,在整理出版的全过程中,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一是作者已经去逝,没有了探讨的对象,面对厚厚的遗稿,修改删节时,我真是举棋不定;二是作者在书稿中有对历史人物、当代教育、国家现代化、三农问题等成章成段的议论,尽管不乏真知灼见,很多章节文采飞扬,删之实觉可惜,留之怕找麻烦,这使我左右为难;三是书稿中所描写的内容过于真实,书中的很多人物极易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加之全书描写的生活场景和作者所生活的环境如出一辙,这使出版社压力很大,惟恐书出版后,现实生活中的人对号入座,引起法律纠纷。面对上述难题,我最初的想法是,删除那些非故事的成份,诸如地方史志、繁杂的议论、家族之间的琐事,使全书故事性更强,情节更紧凑,也更有可读性。但我的初衷却遇到了阻力,首先是作者亲人的反对,其次是作者师友的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貌,而我的任务仅仅是使书稿文从字顺。于是我对书稿作了技术处理后,删除了一些有明显错误的部分,便交由总编辑终审,其结果早在我预料之中——不同意出版。最后在征得作者亲人的同意后,我又请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夏代忠先生审读,他在认真审读后,确认书稿有出版价值,全力支持我编辑出版《神史》。最后在他和云南美术出版社原社长周文林以及方绍忠总编辑的帮助下,忍痛删去了10余万字。在删去的10万字中,有6万字是我个人不愿意删除的,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包含着作者和我的很多共识。其中对当代教育体制的抨击,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都是我非常赞同的。今天,《神史》好评如潮,广泛受到世人的关注,是我始料未及的,但不管《神史》一书将来的命运如何,有一个人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夏代忠先生。如果没有夏先生的鼎力相助,没有他的胆识和魄力,《神史》至少在10年内不可能出版。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严重缺失人文关怀,我们的学者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蝇营狗苟,孜孜求利的人。当我们面对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商业化社会,鲁迅笔下的“智识分子”又渐渐地多起来,他们避开历史的沉重,道德的法则,人格的尊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利用自己无耻的笔和嘴,使美好东西翻炒成媚俗,文化垃圾制作成精品,把崇高庸俗化,理想世俗化,道德虚无化。面对如此之环境与如此之人事,读一读《神史》,想必是很有意义的。
三、《神史》是一部非常大气的书,就展示当代农民苦难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可以说超过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在我看来《神史》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好书。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是一部难得的力作。它是一部最深刻、最全面地反映农村社会问题的小说。小说摆脱了自我的束缚和社会的各种压力,把农村的苦难写得震撼人心,是一部非常大气的作品。我初次读完《神史》时,全身不适,犹如生病一般,这种感觉是我25年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才有过的。我有近15年很少阅读文学作品了,我常对朋友们说,我读文学作品外国文学到索尔"贝娄终止,中国文学到余华结束。我对《神史》的评价很高,倒不是出于文学价值,反而考虑得多的是它的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价值。这与我的人生阅历和研究方向有关,但我觉得《神史》确实写得非常大气。这首先是小说人物众多,人与人的纠葛极为复杂;其次,小说场面宏大,时间垮度长,洋洋洒洒百万言,真是非大气之人、非大手笔不能为之。年轻时读世界文学名著,对托尔斯泰《复活》、托马斯"曼《魔山》两书的结构极为赞赏。《神史》的结构可以说是作者深思熟虑的,整部小说作者采用了线块结构的形式。线条是小说主人公孙富贵(孙天俦、孙天主、孙无名)个人的成长过程。他从一个单纯的农村孩子成长成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积极进取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其身上体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勤奋与思考的品质、精进与崇善的德性都是至为宝贵的。这里有教育小说的特点,我们不难在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卢梭《爱弥儿》、凯勒《绿衣亨利》中发现痕迹。这是一条明快的主线,这种结构是传统小说的结构。而另一种是宗族之间的块状结构。《神史》把各个家族作小块状框在法喇这一特定的大块状里,然后展开小说情节。这一结构很像托马斯"曼的《魔山》。《魔山》将所有的人物框在疗养院,而《神史》则是把各个家族框在了法喇村。
1988年我读罗尔斯《正义论》时,对两个正义原则和弱势群体的公平问题思考良久。《神史》的着力点是对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状态的描写。贫困既是小说的基点,也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农村孩子上学难,求发展更难。在滇东北地区以及中国西部地区整体性贫困依然存在,近几年我一直在滇川藏地区行走,曾多次到滇东北农村考察,其中也包括作者生活过的巧家县药山镇,代职过的永善县马楠乡。那里的贫困状况至今让我难以入眠,一个温饱型家庭,只要有一人考取大学,或一人生病,整个家庭便迅速沦入贫困。小说对法喇村贫困程度的描写入木三分,非常震撼人心,其对滇东北地区农民生存状态的描写,真实得可怕。这表现出作者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善于观察、分析的个性。作者笔下的农村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小说出版后,有很多人对号入座,可见其深刻的真实性。
由于反右和****的原因,我少年时代在滇东北农村生活了6年,对滇东北农村的风俗、语言,我是熟悉的。《神史》是一幅完整的大气磅礴的滇东北农村风俗画卷,作者通过法喇这一典型的村子全面展示了滇东北的民风民俗,给人的感觉就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由于描写的真实,不同学科的人都可得到启示,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本人就从该书中深受启发。初读《神史》,我为其语言的个性化和地方化所吸引,滇东北特有的方言土语,作者用得极地道、自然。无论就叙述还是对话,都非常有个性。读着它,使我时时想起少年时和小伴们拉家常、开玩笑所讲过的那些鲜活的滇东北方言。读完《神史》,我没有一点虎头蛇尾的感觉,它一气呵成,后半部分更好、更成熟、更有可读性。对于一个32岁便早逝的作者来说,他构架长篇小说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却远远出乎人的预料。
四、《神史》具有超前性和强烈的时代气息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发生着激烈的冲突,该书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背景下由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的丧失给人们带来了内心的恐慌,人每天都在焦虑中生活,人的内心世界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微妙而复杂的变化。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深刻剖析,决定了该书的现实意义。全书深刻地反映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揭开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书中洋溢着人文终极关怀的气息,充满了对中国农民苦难生活的无限同情,对祖国前途命运的焦虑以及主人公追求知识,敢于直面人生,勇于改变命运的精神。这无疑是全书充满生机而又积极向上的主体部分。当然,书中也有我不大赞同的东西,那就是太多的民粹主义与较浓厚的封建意识。总之,《神史》是一部好书,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它将随着人们对它的逐渐理解和认识,最终展示出其应有的价值。我想这工作的第一步就得靠在座的专家学者以及那些关心喜爱这部书的读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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