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看到的最震撼我的帖子

沙发欣赏!

的确令人惊叹!

问好格蕾丝!

提前拜早年！吉祥如意！
悄悄说，你的头像很漂亮！

女愤青~~~比我还愤~~~~~

洪晃是个很率性的人,敢说敢做.

拜年了拜年了~

评论源自: ericvsmay · http://www.mmmca.com/blog_ericvsmay/index.html
女愤青~~~比我还愤~~~~~

俺们老一代人都说那是血气方刚!现在的小年轻估计不知道这个词了!

新年好!万事如意!

评论源自: 昨日心情 · http://www.mmmca.com/blog_u7856/index.html
洪晃是个很率性的人,敢说敢做.

拜年了拜年了~

俺觉着那是优点和美德,虽然会吃亏!
希望来年您的事业及生活都更上一层楼!快乐幸福!

《我与乔冠华》的内情（转自天涯，京城孤魂的帖子）
　　章含之本属于靠“特殊身份”（不排除还有特殊手段）在文革中迅速窜红的那类爆发户。有着类似经历的人物在文革后大多都隐声匿迹，不愿当众提起当年那些糗事。例如曾是章氏的“朋友”兼“敌人”的王海容，就始终拒绝采访和写回忆录。而出身和职务都不如王海容的章含之却偏偏不甘寂寞，近年来不断写书和文章，并在电视上频频露脸，洋洋自得地张扬当年那些“光辉经历”。既然本人都对那些往事引以为荣，我等也就没有必要避讳，就以她自己写的《我与乔冠华》（北京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回顾一下她在外交部“神秘而又辉煌”的历程吧。　　章在该文里借对章士钊说的话自我吹嘘，说自己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奋斗取得的。然而下面一段话却露出了马脚：　　“1970年我再度见到毛主席时，我正在北京针织总厂下放当工人。主席叫我去，给我任务要我回外语学院搞外语教改，并且亲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学校。主席把我派到了外交部去。当时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这个章老师可以。又能说又能写。你给我写的信硬是蛮厉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引自《我与乔冠华》）就这样，一个针织厂的工人，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的“女外交家”。这就是章含之所谓的“奋斗成功”！　　毛为何对章如此关怀备至呢？原来1963年，毛七十寿辰，章士钊带章含之去赴毛的家宴，马上被毛看中，要其每周到毛的住处“教授英语”。要说章含之确有过人之处，全国那么多英语泰斗，哪个不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偏偏毛一个也看不上，而仅短短一个家宴，也无经过“业务考核”、“政治审查”，这个20多岁的女人就稳稳当上了当今圣上的“老师”！真真是“说破英雄惊杀人！” 　　既然是“英雄”，必有不同凡响之处。章写道：“在我1971年入部时，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靠通天出名，不提也罢！）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小唐（不是唐闻生）当时是我的副处长。后来我升了副处长，小唐升了处长，仍是我的上级。再后来，我升了副司长，小唐却还是处长，变成了我的下级。”（引自《我与乔冠华》）小唐奋斗了20多年，反给刚进外交部不到3年的人当了下级。不到三年，从科员升到了副司长，这就是章含之所谓自己奋斗开创事业的“英雄业绩”。章的“奋斗成功”，地球人都能看得出这里面的奥秘。毛泽东对章的关心可以从文革初期毛泽东让秘书给章打的电话中窥知一二：“主席说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你‘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有空再见你。”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毛对章的关心真可称得上是无微不至。在一次公开场合上，“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奇怪，怕人知道，偏偏有人知道）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章含之）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楞楞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引自《我与乔冠华》）最高指示，当然要坚决落实。章与前夫洪君彦奉旨离婚了（参见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在办理离婚期间，章含之随乔冠华率领的出国代表团一起出国。一天晚上，众人在乔冠华住处消遣完后，告别离去，“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乔冠华）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京，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 （引自《我与乔冠华》）后面的事情，章含之没有写，但章含之承认，自从那晚之后，章、乔的关系有了飞跃的发展。　　有了乔这层关系，章的离婚更是非办不可了。当离婚手续办妥之后的“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门铃声把我（章含之）惊醒。毛主席也听到了我办完离婚手续的消息，派人送来了一箱红苹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给毛主席的。来人说主席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 （引自《我与乔冠华》）深更半夜急如星火般地专程派人为离婚送苹果，足可显示毛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离婚后，章与乔的恋人关系也公开了。“然而，我（章含之）在幸福之时却全然没有想到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我生活的个细胞中。此时，我和冠华朗感情逐渐在外交部领导层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我、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纵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气。” （引自《我与乔冠华》）章含之在此处这样写，究竟要传达什么信息，草民不敢妄猜。姑妄听之吧。　　毛既有旨意，章也就不敢任意擅为。“就在我（章含之）再次彷徨时，发生了一件事才最后促使我痛下决心，不论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将把自己的命运与冠华联结在一起。那大约是8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位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会见。会见结束后，我们去大会堂整理记录并等待看毛主席会见的电影样片。……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三时。我先回到部里把记录稿交值班室复印。刚上到三楼，就见值班秘书焦急地在门口探望。他一见我上楼似乎见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来说：‘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来了。我们到处找你！’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了。黎秘书说冠华从十二点左右开始打了无数次电话找我，说他到处找不到我，问值班室我到哪里去了。后来几次显然是喝醉了，说话都不清楚。最后一次讲了一半听筒就悼了。值班室只有他一个人，他不能走开，到处打电话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没有办法，他说：‘怕乔部长喝多酒出事。’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帮我叫辆值班车去报房胡同冠华家里看看。我匆匆赶到时，冠华家的保姆开的门。她先指给我看书房桌上那个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说冠华开会回来后打电话找不到我就开始喝酒，最后全醉了，听筒掉在地上。保姆说她吓坏了，费好大力气把他扶回了卧室。我急忙去卧室看，冠华仰卧床上，他似睡非睡，嘴里还在嘟嘟囔囔。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我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人会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为一个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洒浇愁，醉成这个样子。我轻轻地唤醒他．我说：‘我来了，今晚主席会见。我后来一直在大会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来，换了衣服睡觉吧。’冠华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舌不很清楚地说：‘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引自《我与乔冠华》）这段文字存在着多处明显的不合情理之处：1、乔冠华作为外交部长竟然会不知道属下参加毛的外交会见？有这么失职的外交部长吗？2、即使当时不知道，问值班室时也肯定告诉他了，何至于为属下的正常工作借酒浇愁？3、如此有纪念意义的事件，章含之怎么连接见的哪国元首都写不出来，难道会忘记了？4、外交部值班室都接不通大会堂的电话？这叫什么外交部？5、根据章的文章，每次毛的接见都是如此，那次接见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妇，忙到第二天黎明。偏偏这次乔冠华就受不了了？5、一次正常的工作怎么能使外交部长恐慌到恳求章“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短短一段文字有着这么多的不合逻辑之处，只能说章含之在这里撒谎、诽谤了。她为什么要撒谎、诽谤？去问章含之好了，在下不敢乱猜，免担诽谤的罪名。　　章确定要跟定乔之后，忐忑不安地写道：“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许多关怀，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毛主席一定是不高兴的”。章对未来有了不祥的预感。　　果然此后不久，章士钊在香港去世，章含之去香港奔丧。在北京机场上“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她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引自《我与乔冠华》）这里就编造的更离奇了，连谁犯错误都可以预定吗？对于可能要出的事，就要事先表态划清界限？我辈不清楚内情，实在是被章“老师”搞得晕头转向。　　当时章对这种“暗示”不置可否。结果“（回北京后，通天朋友说）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冠华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晚上，冠华和老仲一起来看我。他们，尤其是冠华心情很紧张，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厄运。冠华说为了不把我牵连在他的问题中，他尽量少来看我，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什么关系？），我只要不受他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引自《我与乔冠华》）章含之不为所动，仍坚定地与乔保持恋人关系。“1973年夏天的这场风波到了7月底已达高潮。许多活传下来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说外交部要‘掺沙子’等等，一时部内部、司两级领导都惶惶然不知所指。自然所有人都只得听信这些传达，无从核对!可是后来就像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卷起千层浪那样，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渐消沉了。”（引自《我与乔冠华》）真乃神州大地，无奇不有。　　章、乔恋遭到乔冠华子女的强烈反对，闹的乔家昏天黑地，最后，乔的子女不得不离家而去。对此，章说：“这中间有对逝去的父亲或母亲的怀念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经济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高干家庭，那实际存在的特权是一种极大的诱惑。遗憾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是发生在乔冠华家里，就也变成了社会舆论。一时间，冠华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一直到9月底他的孩子不经与他商量就把家里搬空的新闻纷纷场畅几乎传遍京城。” （引自《我与乔冠华》）这里章含之暗示，乔的子女是为经济利益而反对章、乔恋的。但她忘了，乔的子女为反对章乔结合而离家出走，恰恰是放弃了一切经济利益。而把家搬空的说法更是欲加之罪，当时那种公有住房、公有家具的外交部宿舍里，能有多少东东可搬？章含之不会暗示乔冠华是个家藏万贯的大贪官吧。因此，乔的子女如此强烈地反对章乔结合，决不会是经济原因，肯定另有内情。只是章含之羞于出口罢了。　　1973年秋天周恩来被毛抓住那次外交事件，在中央内部开始批周，并要周要作深刻检查。周当时求助于乔冠华帮忙写情况说明，乔没有答应。章含之也卷了进去，对此她无力地辩解道：“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那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合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引自《我与乔冠华》）这里她还算老实，没敢说自己挺身而出维护正义，却滑头地用了一个含糊不清地选择句。但这就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自己的心虚。　　导致章乔最终垮台的是1975年与王海容、唐闻生这两个前战友的争斗。章写道：“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引自《我与乔冠华》）此处章不小心又说露了嘴，原来她（他）们在1973年是“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真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至于“借刀杀人”一说则是章含之自不量力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王、唐整批乔冠华时，章含之还以为自己有着“特殊身份”：“情绪激愤说：‘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引自《我与乔冠华》）然后她真的“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引自《我与乔冠华》）可惜好景不长，很快毛就发话下来，她这是“借刀杀人”，“借中央之手杀王、唐！”至此章含之才明白，自己的“特殊身份”已经一钱不值了。　　今天又看到章含之在电视上喋喋不休地唠叨，哄得那个年轻女主持不断地点头称是。实在是忍不住，就写了上面这些，希望类似那个女主持的年轻人们能够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看了历历贴的洪君彦的《我与章含之的离婚前后》，现在在天涯看了这个帖子，完全跟我的猜测不谋而合。反正她会偶然来这里看我的东西，那就留着给她看了。

年轻人都说愤青,但是愤青是一个褒义还是一个贬义的词汇呢???

《我与乔冠华》的内情（转自天涯，京城孤魂的帖子）
　　章含之本属于靠“特殊身份”（不排除还有特殊手段）在文革中迅速窜红的那类爆发户。有着类似经历的人物在文革后大多都隐声匿迹，不愿当众提起当年那些糗事。例如曾是章氏的“朋友”兼“敌人”的王海容，就始终拒绝采访和写回忆录。而出身和职务都不如王海容的章含之却偏偏不甘寂寞，近年来不断写书和文章，并在电视上频频露脸，洋洋自得地张扬当年那些“光辉经历”。既然本人都对那些往事引以为荣，我等也就没有必要避讳，就以她自己写的《我与乔冠华》（北京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回顾一下她在外交部“神秘而又辉煌”的历程吧。　　章在该文里借对章士钊说的话自我吹嘘，说自己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奋斗取得的。然而下面一段话却露出了马脚：　　“1970年我再度见到毛主席时，我正在北京针织总厂下放当工人。主席叫我去，给我任务要我回外语学院搞外语教改，并且亲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学校。主席把我派到了外交部去。当时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这个章老师可以。又能说又能写。你给我写的信硬是蛮厉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引自《我与乔冠华》）就这样，一个针织厂的工人，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的“女外交家”。这就是章含之所谓的“奋斗成功”！　　毛为何对章如此关怀备至呢？原来1963年，毛七十寿辰，章士钊带章含之去赴毛的家宴，马上被毛看中，要其每周到毛的住处“教授英语”。要说章含之确有过人之处，全国那么多英语泰斗，哪个不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偏偏毛一个也看不上，而仅短短一个家宴，也无经过“业务考核”、“政治审查”，这个20多岁的女人就稳稳当上了当今圣上的“老师”！真真是“说破英雄惊杀人！” 　　既然是“英雄”，必有不同凡响之处。章写道：“在我1971年入部时，尽管我在外语学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靠通天出名，不提也罢！）但到了外交部却是从科员做起。小唐（不是唐闻生）当时是我的副处长。后来我升了副处长，小唐升了处长，仍是我的上级。再后来，我升了副司长，小唐却还是处长，变成了我的下级。”（引自《我与乔冠华》）小唐奋斗了20多年，反给刚进外交部不到3年的人当了下级。不到三年，从科员升到了副司长，这就是章含之所谓自己奋斗开创事业的“英雄业绩”。章的“奋斗成功”，地球人都能看得出这里面的奥秘。毛泽东对章的关心可以从文革初期毛泽东让秘书给章打的电话中窥知一二：“主席说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你‘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有空再见你。”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毛对章的关心真可称得上是无微不至。在一次公开场合上，“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奇怪，怕人知道，偏偏有人知道）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章含之）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楞楞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引自《我与乔冠华》）最高指示，当然要坚决落实。章与前夫洪君彦奉旨离婚了（参见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在办理离婚期间，章含之随乔冠华率领的出国代表团一起出国。一天晚上，众人在乔冠华住处消遣完后，告别离去，“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乔冠华）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京，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 （引自《我与乔冠华》）后面的事情，章含之没有写，但章含之承认，自从那晚之后，章、乔的关系有了飞跃的发展。　　有了乔这层关系，章的离婚更是非办不可了。当离婚手续办妥之后的“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门铃声把我（章含之）惊醒。毛主席也听到了我办完离婚手续的消息，派人送来了一箱红苹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给毛主席的。来人说主席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 （引自《我与乔冠华》）深更半夜急如星火般地专程派人为离婚送苹果，足可显示毛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离婚后，章与乔的恋人关系也公开了。“然而，我（章含之）在幸福之时却全然没有想到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我生活的个细胞中。此时，我和冠华朗感情逐渐在外交部领导层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我、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纵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气。” （引自《我与乔冠华》）章含之在此处这样写，究竟要传达什么信息，草民不敢妄猜。姑妄听之吧。　　毛既有旨意，章也就不敢任意擅为。“就在我（章含之）再次彷徨时，发生了一件事才最后促使我痛下决心，不论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将把自己的命运与冠华联结在一起。那大约是8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位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会见。会见结束后，我们去大会堂整理记录并等待看毛主席会见的电影样片。……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三时。我先回到部里把记录稿交值班室复印。刚上到三楼，就见值班秘书焦急地在门口探望。他一见我上楼似乎见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来说：‘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来了。我们到处找你！’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了。黎秘书说冠华从十二点左右开始打了无数次电话找我，说他到处找不到我，问值班室我到哪里去了。后来几次显然是喝醉了，说话都不清楚。最后一次讲了一半听筒就悼了。值班室只有他一个人，他不能走开，到处打电话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没有办法，他说：‘怕乔部长喝多酒出事。’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帮我叫辆值班车去报房胡同冠华家里看看。我匆匆赶到时，冠华家的保姆开的门。她先指给我看书房桌上那个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说冠华开会回来后打电话找不到我就开始喝酒，最后全醉了，听筒掉在地上。保姆说她吓坏了，费好大力气把他扶回了卧室。我急忙去卧室看，冠华仰卧床上，他似睡非睡，嘴里还在嘟嘟囔囔。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我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人会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为一个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洒浇愁，醉成这个样子。我轻轻地唤醒他．我说：‘我来了，今晚主席会见。我后来一直在大会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来，换了衣服睡觉吧。’冠华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舌不很清楚地说：‘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引自《我与乔冠华》）这段文字存在着多处明显的不合情理之处：1、乔冠华作为外交部长竟然会不知道属下参加毛的外交会见？有这么失职的外交部长吗？2、即使当时不知道，问值班室时也肯定告诉他了，何至于为属下的正常工作借酒浇愁？3、如此有纪念意义的事件，章含之怎么连接见的哪国元首都写不出来，难道会忘记了？4、外交部值班室都接不通大会堂的电话？这叫什么外交部？5、根据章的文章，每次毛的接见都是如此，那次接见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妇，忙到第二天黎明。偏偏这次乔冠华就受不了了？5、一次正常的工作怎么能使外交部长恐慌到恳求章“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短短一段文字有着这么多的不合逻辑之处，只能说章含之在这里撒谎、诽谤了。她为什么要撒谎、诽谤？去问章含之好了，在下不敢乱猜，免担诽谤的罪名。　　章确定要跟定乔之后，忐忑不安地写道：“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许多关怀，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毛主席一定是不高兴的”。章对未来有了不祥的预感。　　果然此后不久，章士钊在香港去世，章含之去香港奔丧。在北京机场上“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她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引自《我与乔冠华》）这里就编造的更离奇了，连谁犯错误都可以预定吗？对于可能要出的事，就要事先表态划清界限？我辈不清楚内情，实在是被章“老师”搞得晕头转向。　　当时章对这种“暗示”不置可否。结果“（回北京后，通天朋友说）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冠华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晚上，冠华和老仲一起来看我。他们，尤其是冠华心情很紧张，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厄运。冠华说为了不把我牵连在他的问题中，他尽量少来看我，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什么关系？），我只要不受他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引自《我与乔冠华》）章含之不为所动，仍坚定地与乔保持恋人关系。“1973年夏天的这场风波到了7月底已达高潮。许多活传下来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说外交部要‘掺沙子’等等，一时部内部、司两级领导都惶惶然不知所指。自然所有人都只得听信这些传达，无从核对!可是后来就像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卷起千层浪那样，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渐消沉了。”（引自《我与乔冠华》）真乃神州大地，无奇不有。　　章、乔恋遭到乔冠华子女的强烈反对，闹的乔家昏天黑地，最后，乔的子女不得不离家而去。对此，章说：“这中间有对逝去的父亲或母亲的怀念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经济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高干家庭，那实际存在的特权是一种极大的诱惑。遗憾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是发生在乔冠华家里，就也变成了社会舆论。一时间，冠华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一直到9月底他的孩子不经与他商量就把家里搬空的新闻纷纷场畅几乎传遍京城。” （引自《我与乔冠华》）这里章含之暗示，乔的子女是为经济利益而反对章、乔恋的。但她忘了，乔的子女为反对章乔结合而离家出走，恰恰是放弃了一切经济利益。而把家搬空的说法更是欲加之罪，当时那种公有住房、公有家具的外交部宿舍里，能有多少东东可搬？章含之不会暗示乔冠华是个家藏万贯的大贪官吧。因此，乔的子女如此强烈地反对章乔结合，决不会是经济原因，肯定另有内情。只是章含之羞于出口罢了。　　1973年秋天周恩来被毛抓住那次外交事件，在中央内部开始批周，并要周要作深刻检查。周当时求助于乔冠华帮忙写情况说明，乔没有答应。章含之也卷了进去，对此她无力地辩解道：“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那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合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引自《我与乔冠华》）这里她还算老实，没敢说自己挺身而出维护正义，却滑头地用了一个含糊不清地选择句。但这就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自己的心虚。　　导致章乔最终垮台的是1975年与王海容、唐闻生这两个前战友的争斗。章写道：“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引自《我与乔冠华》）此处章不小心又说露了嘴，原来她（他）们在1973年是“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真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至于“借刀杀人”一说则是章含之自不量力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王、唐整批乔冠华时，章含之还以为自己有着“特殊身份”：“情绪激愤说：‘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引自《我与乔冠华》）然后她真的“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引自《我与乔冠华》）可惜好景不长，很快毛就发话下来，她这是“借刀杀人”，“借中央之手杀王、唐！”至此章含之才明白，自己的“特殊身份”已经一钱不值了。　　今天又看到章含之在电视上喋喋不休地唠叨，哄得那个年轻女主持不断地点头称是。实在是忍不住，就写了上面这些，希望类似那个女主持的年轻人们能够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看了历历贴的洪君彦的《我与章含之的离婚前后》，现在在天涯看了这个帖子，完全跟我的猜测不谋而合。反正她会偶然来这里看我的东西，那就留着给她看了。

有一天，被揪走的乔冠华秘密打来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自己写材料怎么
　　办？龚澎不加思索地回答：“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再进家
　　门。”真是掷地而作金石声，难怪不少资深外交家都赞叹在政治上龚澎要比乔冠华
　　强得多！诚然，乔冠华虽然恃才傲物，锋芒毕露，但对夫人龚澎，30年来却是恩爱
　　笃深，言听计从。在很多问题上，乔冠华总是习惯向龚澎请教，拿主意。后来的事
　　实也证明，在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问题上，在处理问题的坚定、果断上，乔冠华确
　　实稍逊一筹。除了各自个性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纵观龚澎数十年
　　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她一贯严于律己，时时解剖自己，平时注重提高理论修养。
　　特别是她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朝夕相处，耳提面命，获益匪浅。同时，长期艰
　　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使她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了最彻底的根除，具备了别人
　　少有的革命坚定性。龚澎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乔冠华的骨子里
　　依然保留着才子文人气。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差异是由于环境和气质所造成的。
　　
　　 周恩来终于知道了龚澎的处境。在一次外交部的集会上，周恩来亲切地让龚澎
　　坐到前排来，似问非问地对龚澎说：“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显然，这是说
　　给“造反派”听的。一天龚澎病了，医生开了两天病假，但蛮不讲理的“造反派”
　　却将假条撕毁。周恩来获悉此事，立即通知外交部有关部门，让龚澎休息4天。
　　
　　 龚澎终被“解放”了。但是，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忧郁，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
　　化。1970年5月，龚澎在获悉韩素音将来中国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在她去卫生间
　　的时候，突然跌倒在地，不能动弹。乔冠华赶紧将她送到医院，主治医生却不在。
　　大约过了十来个小时龚澎才获得诊治。后来确诊，龚澎患的是脑动脉血管破裂症，
　　不仅如此，龚澎的脑溢血是大面积的，颅内的另一根血管也已破裂，失去了思维能
　　力。她的脑子的上半部完全被破坏了！
　　
　　 从5月以后，龚澎一直处于完全昏迷之中。像所有失去思维能力的人一样，她
　　也是靠机器维持呼吸，维持生命。人虽然还活着，但龚澎那充满智慧的头脑已经一
　　片空白。乔冠华含着眼泪和韩素音讲述所发生的一切。医院里的情景使她黯然神
　　伤：龚澎蜡黄的脸露在被子外面，身上插着很多管子……一切都已无法挽救。
　　
　　 周恩来对龚澎的病情极为关注。他在会见伤了胳膊的韩素音及其丈夫陆文星
　　时，甚至温和地指责韩素音：“病得厉害的是龚澎，不是你！”周恩来毫不掩饰自
　　己内心的痛苦。他说：“我们必须保持冷静，要尽最大的力量为龚澎治疗。”其实
　　他自己也知道，纵有回天之力，不省人事的龚澎也无法苏醒了。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了最好的医疗小组，实行24小时值班。但是在动不动
　　手术的问题上，医疗专家们分歧很大。事情又反映到周恩来那儿。尽管第二天将启
　　程访问朝鲜，周恩来还是匆匆赶到医院。周恩来的到来使医护人员惊喜交加。周恩
　　自己数十年的优秀部属。外交部建部20年来，周恩来最为欣赏的女外交官就是龚澎
　　以及前些年去世的杨刚。被采访的十余位资深女外交官员告诉笔者，周恩来言必称
　　龚澎，他说龚澎是外交部女性的一面旗帜。如今，这位女中豪杰就这样静静地躺
　　着，洁白的床单覆盖在她那为革命、为人民奔波30余年的充满活力与青春的活生生
　　的血肉躯体上。清瘦苍白的脸上毫无血色，紧紧阖起的大眼睛失去往日的光泽和美
　　丽，灰蒙蒙的头发向枕上四周散落飘零……神色凝重的周恩来良久默然无语，他真
　　想哭。接着周恩来俯下身来小心翼翼地在龚澎那只枯瘦而全无知觉的手上把脉，
　　“太虚了！”他老人家微微摇头，像是喃喃自语地长叹一声。
　　
　　 周恩来认真了解有关情况，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最后果断决定立即施行脑颅手
　　术。明晃晃的手术刀在龚澎美丽的脸庞上来来回回毫不怜惜地横行，即使满脸绷带
　　也遮不住那无情的钢刀留下的痕迹。昔日光彩照人的龚澎已永远不复存在。当周恩
　　来再度来医院探望时，无限痛苦地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个样子。看了我就难过
　　……”那一次周恩来流出了眼泪：“以后我再也不来医院看她了……”泱泱大国的
　　总理用最浅显的语言说出了最沉痛的情感。
　　
　　 但是，周恩来依然想留住龚澎微弱的生命。那时，民进中央主席、前教育部长
　　马叙伦作为植物人已经活了12年，他躺在床上像正常人一样。周恩来受到启发，特
　　意让自己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和北京医院业务组的马普远到马叙伦家了解，为什么马
　　老先生能活那么久？护理工作是如何搞的？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以供护理龚澎
　　时作参考。
　　
　　 周恩来的决策和种种努力使龚澎的生命延续了几个月。然而1970年9月20日，
　　龚澎终于走到了她生命旅程的尽头，像一只燃尽了的蜡烛，化作了缕缕青烟。23日
　　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右下角刊登了龚澎的讣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
　　逝世。龚澎同志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56岁。”
　　
　　 “龚澎同志患病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曾前往医院看望她。”
　　
　　 在“文革”的疯狂年月里，虽然这则消息只有豆腐干那么大，但实在是非常难
　　得、弥足珍贵了。
　　
　　 龚澎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一室，左侧就是一年前去世的前卫生部副
　　部长伍云南（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父亲）的骨灰盒，不是部长级高干而能享有如
　　此哀荣的，龚澎为第一人（第二人是她右侧的铁人王进喜）。整个骨灰堂里只有两
　　位女性，另一位是前卫生部长、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
　　
　　 周恩来没有参加龚澎的追悼会，但是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对来访的龚澎生
　　前结识的外国朋友沉痛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乔冠华在八宝山公墓礼堂嚎啕大哭，一如他以往的大笑——毫无顾忌。闻者无
　　不为之动容，欷嘘不已，乃至同洒伤心之泪。
　　　
　　

关于章含之，其生母为上海永安公司（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百货商店）的柜台小姐，专门卖“康克令”名笔的，这是永安公司的策略，相当于今天的车模，这种被称为“康克令”小姐的女孩往往受过教育，又很漂亮。张的生父为一小开，已有妻子，本来承诺与张母结婚，但后来以家庭压力为由和她分手。张母一气之下，抱着婴儿和他们家族打官司，拿了一笔钱。找的律师就是大名鼎鼎的章士钊，事情结束后章夫妇提出愿意收养着孩子，这就是章含之的历史。据说，许多外交部的老人叫章“外交部的王熙凤”，很厉害的女人。

章含之洒泪认生母
　　
　　一九五三年章含之十八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钊「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在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著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自出生后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一九五三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吃饭、游玩。但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很多隔阂，代沟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再回北京。
　　
　　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三个星期前，香港某报纸长篇连载洪君彦的回忆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没想到，刚刚刊出三期，在读者们期待着最新章节的时候，一个简短的启事终止了这篇回忆录的继续刊出。
　　
　　 启事如下：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作者洪君彦停稿启事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洪君彦
　　
　　 洪君彦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的经济专家、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他与洪晃的母亲、著名近代人士章士钊之女章含之女士的恩爱情仇、悲欢离合是近代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坎坷经历的写照。
　　
　　 他和章含之女士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他们的婚姻于“文革”时期破裂。洪君彦先生说，那十年，是他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敢回首。
　　
　　 洪先生自己说，我已年过70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候仍然彻夜难眠，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洪先生的回忆就像一个突然的闯入者，把当事人已经沉封好多年的记忆的潘多拉盒子，突然打开了，没有任何前兆和原因。
　　
　　 在他的笔下，他与章含之离婚的原因，与众所周知的章含之笔下的截然不同。他还写了，当年是如何爱上了仅仅十四岁的亭亭玉立的少女章含之。
　　
　　 作为女儿的洪晃说，这事对我是一件特恐怖的事，我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九岁，恐怖，委屈，不知道该爱谁。所以，我就跟他嚷嚷，让他停下来！他在电话里说，为什么我就不能说话？
　　
　　 “我说，没有觉得你不能说话，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您一件事。我爸想了两分钟，说你要这么说，就撤！我也挺感动的，他也是憋了30年有话要说，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
　　
　　 “名门痞女”哭了
　　
　　 在讲到她父母离婚的那天晚上，看到父亲一个人坐着公交车回北大，洪晃哭了。她说，那种难受劲儿就是感觉到一个人突然就那么没了！
　　
　　 从来在别人面前都是嬉笑怒骂，浑不吝的“名门痞女”，突然的柔情，把我和摄影记者一下子搞得不知所措。
　　
　　 其实，在中学读朱自清的《背影》时，尽管老师一个劲的让我们去感受作者字里行间的深厚情感，那时的我，对“父亲的背影”的那份深意和浓情，还是懵懵懂懂。显然，洪晃以一个女儿的心读懂了“父亲的背影”。
　　
　　 她说，自己其实内心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人，平时可以咋乎，可以高兴，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会疯掉。她是怕自己陷入到一个自己可怜自己的境况中去，只有憋足了劲往前走，才能甩开这些东西。
　　
　　 原来“名门痞女”的“痞”是她保护自己的方式。洪晃，有你的！
　　
　　 “父母、亲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受的话题，我能留下的记忆就那么一点，不想再被人拿走了。我跟我爸说，在我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一个一家三口人在一起的完整形象。”
　　
　　 听了这话，我觉得其实富有的标准有那么多，贫穷的方式也是那么多，你是一个哪种意义上的富人？在财富和情感上，是否都富有？
　　
　　 洪君彦喜欢照相，他总埋怨洪晃为什么在媒体上总是那几张照片。“是没照片吗？我给你寄两张过去吧？”于是，不久前洪晃就收到了父亲给她寄来的二十多年前拍的几张照片，每张照片都经过塑封。
　　
　　 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您一件事
　　
　　 你为什么让父亲停下来?
　　
　　 因为那些事我不想再想，那是特别不愉快的。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没有多少人离婚，可是，我爸和我妈离婚了，作为他们孩子的我，总觉得跟别人不一样，特别羞耻，不敢把父母离婚的事情告诉别人，就像出身不好一样。
　　
　　 那个时候没有心理医生，好多事情只能自己处理消化，我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把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密封起来，不再打开。
　　
　　 我爸写的回忆，就像打开了我的潘多拉盒子。我不愿意打开它，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讲也没有意义。更何况他们前几年已经成朋友了，还能互相打电话问候，这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安慰。
　　
　　 我没有想到他还要再把那些事情拿出来，这对我来说特别恐怖。就像又回到了九岁的时候，恐怖，委屈，不知道该爱谁。他写这些回忆对我来说就像噩梦重新开始了。
　　
　　 我爸就是想把有些事情讲清楚，我爸“文革”受了好多罪，可能觉得有话要说。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语言权，但我不愿意他发表，我爸妈身体都不好，禁不起折腾，现在两个人都在住院，而且我觉得这几年怨气没有那么多了，我不愿意他们再到媒体里吵。
　　
　　 我不觉得他们离婚寒碜，但对我来说，不想再回到九岁那样在父母中间站队的状态。一个小孩子不可能在父母中间站队，我那时觉得特别无奈，都是我爸妈，我能拿他们怎么样?我今年都43了，怎么能又回去了，我觉得那个密封的罐子已经被我封蜡深埋了，这样我才能往前走，这个罐子对我来说真的不能打开。
　　
　　 你当时是怎么劝他的？
　　
　　 这些稿子在香港报纸刊登的第一天上午，我爸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我正在做头发。你知道，那时的状态是最放松的，他说他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些东西，我以为是一些学术性的，还觉得挺好。
　　
　　 然后他说他回忆了一些过去的事情，他一说这个，我就马上紧张了。我问他说什么了，他说他回忆了“文革”的时候自己怎么离婚的。
　　
　　 我当时还没有急，稳稳当当的跟他说，你觉得有必要吗?事情都过去了，大家现在生活都挺好的。他说有话要说，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我后来觉得不对劲，就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急了说，爸你不能这么做！但他不在家，我所有的话都是留言。最后终于在家了，我就跟他嚷了一顿，他就把我电话给挂了。最后我再给他打电话，说我求求你停，不要再登了！他说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就不能说话？我说，我没有觉得你不能说话，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您一件事。
　　
　　 我爸想了两分钟，说你要这么说，我就撤！我也挺感动的，他毕竟也是憋了30年有话要说。我真是觉得，在这时候，再做回忆的事会特别伤人。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吧！
　　
　　 你觉得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是怎样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没发表的东西基本上讲的都是父女情，后来的稿子他给我看了，讲的全是怎么带我到颐和园划船，怎么在圆明园教我骑自行车。我看见这东西的反应就是哭，哭得像个泪人一样。
　　
　　 我这个人其实反差很大，内心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人，我可以咋乎，可以高兴。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就会疯掉。我怕陷入到一个自己可怜自己的境况中去，只有憋足了劲往前走，我才能甩开这些东西。
　　
　　 父母亲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受的话题，我能留下的记忆就那么一点，不想再被人拿走了。我跟我爸说，在我的记忆里就没有一个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完整形象。我已经把记忆里的东西进行了精心的剪接，把好的东西编在一起制成一个小电影，然后不停地回放，这就是我的童年。其余的已经被我封存掉了，拿出来我没办法活。
　　
　　 其实，我也挺不容易的，一个人一辈子沉浸在你失去的东西里，是很要命的，这让人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实际上生活中我失去了很多东西。
　　
　　 他都回忆什么了？
　　
　　 挺可爱的，写父亲看着女儿长大，我小时候记得我爸爸教我骑自行车，带我去圆明园。还有就是他跟我妈妈离婚那一天，他把我送到史家胡同，就在11路车站(现在的111路)跟我说，我跟你妈离婚了，所以今天不回史家胡同了，你今天自己回去吧！我刚要过马路的时候，他说等会儿，我带你过去。他带我过完马路，看着我回去，然后再坐公交车原路回北大。这时候难受真的没法说，你就觉得这个人就这么没了(大哭)。
　　
　　 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我和我爸爸的亲情是在自行车上培养的。我那时候每个星期日的傍晚都要从史家胡同赶回外语附校，我爸爸总是陪我走，我坐车，他骑车，每当我坐的公共汽车赶上他的时候，他都要狂蹬一阵子，逗得我哈哈大笑。我那时候坐11路，到动物园倒车，再坐332在魏公村下车，下车以后要走一段路，每次我爸爸都用自行车带我进去。我坐着他的“二等”和他聊天，觉得我爸爸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人。
　　
　　 1977年我从美国回来，我们又开始在一起生活。我爸爸开始教我骑车。其实我已经会骑车，但是我爸爸说我的技术不过关，他不放心，我一回家就叫我蹬上车和他去练。现在想想，我爸爸可能是为了找一个机会和我单独在一起，他知道我和后妈朱一景合不来，也难为他了。
　　
　　 我们练车都是去圆明园的旧址，那时候那里没有旅游点，真是一片废墟，我们骑累了就坐在被八国联军推倒的汉白玉柱子上聊天。我爸爸喜欢问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会叹口气说，我研究了20年美国经济，还不知道信用卡长的什么样。
　　
　　 ——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

洪晃挺好玩的，她刚跑出来秀的时候头上那圈光环，每次看见都想笑：章士钊的外～～孙女，乔冠华的继～～女，陈凯歌的前～～妻……

章含之那本《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破绽百出，还经常掺着让人不得不生疑的细节----大部分有关政治的，前面有人引用“京城孤魂”的文字已经有了说明。
　　
　　我补充一些有关章含之家庭的细节，大家一起看看所谓“名门之后”的名门。
　　
　　章含之在书里明确写，章士钊前后一共有三位夫人。原配夫人是吴弱男。“吴弱男女士出身安徽名门，为中国最早一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她还是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会员，与孙先生、孙夫人很接近。……1909年，他们在伦敦结婚，大哥章可出生在英国。……不过，父亲后来与吴夫人感情发生裂痕。这似乎是因为吴夫人个性很强，致力于妇女运动而不善家务。用现在的话说是‘女强人’这一类的妇女活动家。而父亲在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之后，大概需要一个不介入社会活动、温顺美貌的女性做妻子，因而终于在20年代末与吴夫人离异并与我的母亲奚夫人结合。吴夫人带着她的三个儿子赴欧洲定居，直至欧战爆发才回国。”（引用均为章含之原文）吴夫人的三个儿子，章可、章用、章因，是章士钊的亲生儿子。按章含之的记录，“二哥、三哥都早殁于青年时代，都未及成家。大哥年过六旬才结婚，未有子嗣，如今也故世了。” 有一句题外话，顺便提一下，欧战期间，吴弱男陪二儿子章用在德国读书，章用有一位好友，是季羡林先生。他们之间的交往，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有记载，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察看。
　　
　　话说回来，章含之对自己的养母奚夫人的来历，从来没有细说过。倒是洪晃，满不在乎地揭穿了。“我的外婆是外公的二老婆，据说出身不是特别体面，是吃青春饭的。曾经有外号叫‘铁面观音’，因为她从来不笑，的确，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她的笑容。”所谓吃青春饭，洪晃还解释过：“我的外祖父有三个老婆……第二个老婆是我的外婆，带我长大，但是好像原来是青楼里的，我妈妈是抱来的……” 有章士钊的亲戚回忆，奚夫人名叫奚翠珍，苏州人。
　　
　　按照章含之的说法，章士钊和奚夫人一起生活的开始，是1920年末。他们没有亲生的孩子。章含之生于1935年，被章士钊和奚夫人抱养。1939年，章士钊为了躲避日伪政府的骚扰，避免“落水”做汉奸，从上海秘密迁入重庆，直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才重回上海。章士钊离开上海是独身而去，二太太奚夫人和养女章含之，留在上海。
　　
　　到了抗战胜利，“父亲从重庆回到上海。可是，久盼始归的父亲并没带给我多少欢乐，因为父亲在重庆期间又有了殷夫人。回到上海后，父亲就与殷夫人住在一起。”这位殷夫人叫殷德珍，原名雪明珠，无锡人，曾当过演员，演过《三娘教子》，据说还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的入室弟子。
　　
　　再看下面这一段有意思：“抗战胜利后，父亲的三位夫人都住在上海。据说吴夫人同殷夫人倒常见面，礼尚往来，只是我母亲奚夫人同她们两人从不见面。”原配和第三任夫人都来往，唯独奚夫人被排斥在外，这不是很耐人寻味么。
　　
　　到了解放前夕，原配夫人吴女士留在上海，抗战夫人殷夫人去了香港，章含之的养母奚夫人跟定了章士钊，于是一起搬到北京。文革末期奚夫人去世以后，章士钊借探望殷夫人之名，南下香港为中央做外交工作。当时他年事已高，去了香港就没回来，同年在那里过世了，享年93岁。
　　
　　


作者：bombyxmori　回复日期：2005-12-13　01:33:29　
　　再说一段有关章含之和乔冠华结婚时的“公案”。
　　
　　章含之书里的意思是乔冠华和龚澎的儿子乔宗淮和女儿乔松都，出于对父亲“特权”的留恋，而反对他们的再婚，还“偷”走了家里的一些财物。
　　
　　乔宗淮的妻子叫彭燕燕，也是一位革命干部的女儿。乔宗淮和妹妹被父亲和继母赶出家门以后，乔宗淮和妻子以及快要出世的孩子，搬到岳母家住下。彭燕燕的弟弟彭长征后来与吴祖光先生的女儿吴霜结婚，他署名彭查理，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当年的往事。
　　
　　文中写到：“我写这篇文章并非要埋怨任何人，也不想澄清什么事，只是有一种想述说往事的冲动。而我所说的这些内容在章含之的书中未见记载。我以为，乔章二人有权提出婚后必是『二人世界』的条件。乔冠华有权将子女驱出门外。乔宗淮有权回家将属于自己的物品搬走（按：文中细致提及搬了些什么，赌气拿走父亲的一沓唱片顶多二三十张，并非章含之书中说的五百张）。乔章二人有权只顾自己而漠视子女的存在。章含之有权按照自己的感受和角度去写回忆丈夫的文章。而我，也有权将我想说的往事叙述成文。”
　　
　　网上现在只能找到这么一小段。但是这篇文章很早（至少10年以前）就曾经在《文摘周报》上登载过，我印象很深的另一段是，章含之和乔冠华结婚后，乔松都当时参军，领导正在考虑她去进修。忽然有人打电话到部队揭发她，跟领导说她不够格进修。后来一打听，是继母打来的，部队干部都特别诧异。
　　

评论源自: ericvsmay · http://www.mmmca.com/blog_ericvsmay/index.html
年轻人都说愤青,但是愤青是一个褒义还是一个贬义的词汇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只有年轻人能够回答！还是让偶保持沉默吧！

她的确是个人物!
问好小丝!

评论源自: 昨日咖啡 · http://www.mmmca.com/blog_u4505/index.html
她的确是个人物!
问好小丝!

吉祥！来年多写美文！身体好！心情好！万事如意！

1943年11月，龚澎和乔冠华毫不声张地悄悄结婚了，没有惊动任何同事朋友。老友徐迟颇为不快，大大地发了一通议论：“这在事先我们全不知道。事成以后，我们感到惊喜。但是，和当时的任何婚事是完全不相同的，他们的婚礼竟然什么礼仪形式一概没有的。我也反对一般的繁琐的礼节，但认为有一定的朴素的礼节还是应当的。他们这样的做法却连我都感到太不习惯，不可理解了。”

新婚不久，乔冠华、龚澎夫妇便不幸遭劫。他俩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被小偷一扫而空。当时乔冠华夫妇的爱情小屋筑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三楼上。这位高明的“梁上君子”是用一根前端带铁钩的竹竿从窗格子里伸进去，轻而易举地得手的。费正清慷慨解衣，“由于我和乔木的身体相仿，又加上我正准备搭机回国，我便取出一套1936年在牛津时做的蓝哔叽西装，极力说服他把它作为友谊的纪念品接受下来。他回答道：‘物质的东西是供人们使用的。重要的是使用者是谁……我相信，我文章里的观点是你所同意和欣赏的。我们正在追求一种共同的理想，并在同一条战线上作战，不是吗？’”

乔冠华到重庆后，照例承袭了在香港的惯例，在神仙横街《新华日报》社租住的一间屋子继续举办读书会。结婚后，乔冠华不再唱“独脚戏”，而是开“夫妻老婆店”了。冯亦代两年前还曾饶有兴味地回忆当年愉快的情景：“老乔照例做总结发言，但是龚澎常有质疑，两夫妻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不过他们的争论，我们其他参加的人很难提意见，一是他们理论水平高，二是他们看的材料多，而龚澎看的材料和她得到的时局消息，特别牵涉到国际问题，使她说来头头是道，我们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老乔也看书多，而且特别熟悉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主张，对世界大战的形势研究有素。听他们的争论，对于我们听者常是一种快感，因为他们言必有据，决不信口下结论。我看当时能参加他们争论的也只有胡绳、杨刚两人，其他人只能洗耳恭听。他们的争论往往使复杂的形势、暖昧的外交辞令，几句话就说清楚了，揭穿了那些所谓政治家的谎言。我想我们这些人在抗战时能够对世界及国内形势看得比较清楚，和他们的谠论是分不开的。”而那时，小小的一间房屋前后竟布满了特务，他们如同恶狼一般的眼睛闪着绿光，监视着室内人员的每一个举动！

1944年秋，龚澎在山城重庆一家简陋的医院里生下了第一个小孩，他就是现在继承父业的中国驻朝鲜大使乔宗淮。

龚澎临盆之际，适逢同窗郑安娜也有孕待产。也许是人生的“第一回”，母亲又不在身边，不免有些慌乱失措，连婴儿的衣衫尿布等杂什都未及准备。大约是福人自有天助，正当乔冠华夫妇一筹莫展之际，忽然有人从“孤岛”上海带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冯亦代大儿冯浩襁褓时所用的旧物。乔、冯两家皆大欢喜，遂一分为二。后来龚澎分娩之时，乔冠华始终精心侍奉在侧。为了照顾好母子俩，乔冠华就在产房席地而卧，一时传为美谈。

满月不久，龚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时就把宗淮丢在“周公馆”，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帮忙照看，哭了抱，饥了喂，忙得不亦乐乎，同志们都说这个“仔仔”福大命大。

乔冠华和龚澎尚有一女，名“松都”（即“松松”）。朝鲜停战谈判时，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顾问随志愿军代表团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一向善解人意、体恤属下的周恩来曾命龚澎前往探视夫婿，故有“松都”之名。

精彩!我看了一上午.谢谢.

问好格蕾丝！
过去陆陆续续看过章含之写的往事，也看过她的前夫洪教授写的东东，两个人都有说不清的恩恩怨怨。他们的女儿敢爱、敢说、敢作、敢为，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女人。

嗯，只要她骂满三分钟俺就会喜欢上她了···

评论源自: 草禾 · http://www.mmmca.com/blog_u11313/index.html
精彩!我看了一上午.谢谢.


我真的无言！可悲的我这样的草民的一生，不可能回到开始。
新年到了！！

评论源自: eqcheng2004 · http://www.mmmca.com/blog_eqcheng2004/index.html
问好格蕾丝！
过去陆陆续续看过章含之写的往事，也看过她的前夫洪教授写的东东，两个人都有说不清的恩恩怨怨。他们的女儿敢爱、敢说、敢作、敢为，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女人。


问好！我觉得她是一个人物!

评论源自: 逸立 · http://blog.westca.com/blog_yili/index.html
嗯，只要她骂满三分钟俺就会喜欢上她了···

同感！她挺美的！
提前拜个早年！

挺喜欢洪晃的，问候格格

评论源自: 转弯的路口 · http://www.mmmca.com/blog_u13167/index.html
挺喜欢洪晃的，问候格格


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