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过的地方- 郊区厂宿舍(下) 1969~1973

我们那厂，前不着镇後不着店。每周48小时工作制，一个礼拜回市区一次，戏称我们厂与劳改营无异。其实，业余生活还是蛮丰富的。

男孩子下班後就去打篮球，夏天的时候到桥上一个个往河里跳水，企图以最出众的姿势吸引女孩子们的注意力。女孩子们边打毛衣边评论，往往对心仪的那位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晚饭後，食堂里挤满了做了爸爸妈妈的职工，全厂唯一的那台电视机像小孩子那样与你捉迷藏，给你看半天闪闪烁烁的横线条。有那么两个年轻人是观众的救星，那台电视机只有经过他们摆弄才出现图像。他俩私下也较劲，其中一个比较有心计，总要先搭搭架子：我不行，请某某调试吧。某某调好了，另一个和声称赞。万一整不好，另一个貌似谦虚地说那我就尝试尝试吧。这样，观众自然而然地分成两派粉丝，每次电视机一开机那滚动的横条出现时，观众席两个声音，最後就是：还是谁谁本事大。

每周一次的全厂大会也安排在晚上，内容千篇一律：党支部书记先讲政治形势，然後厂长做生产任务报告，最後有老工人代表上台表决心或者忆苦思甜等。不过女职工反感的是，纪律重申开会不能带针线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女人们把毛线藏在宽大的工作衣内，找到离主席台远点的座位，眼睛看着报告人，两手在餐桌下忙着穿针走线，毛衣的花样一点也不会错。

我这个人和大众好像脱节那样-对篮球游泳打毛衣看电视都不敢兴趣；和领导也脱节-听不懂大会报告的内容。政治形势听得糊里糊涂倒也算了，连生产报告也听得云里雾里。我所在的磨具车间在厂长眼里只能算配角。而装配车间成品，他讲的是缩写名称。直到N年之後才“大器晚成”地、惊讶地了解到，原来我们厂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全国最大最有名的物位仪表生产厂家。

全厂大会侵占了员工的业余时间，大家毫无抱怨，因为享用工作时间做工间操和唱革命样板戏也是那时的做法。有段时间，大约两三个月吧，我和另外一个女学徒被厂里指派参加了青浦县的革命样板戏演出，坐着大卡车唱遍上海市全部郊县，回来後一个个车间去教小常宝李铁梅的唱段。半小时学唱结束，大家喜欢怂恿我独唱“干部参加劳动好”，我也就唱了，不知觉中得罪了一些不参加劳动的干部。

有一年时兴拉练，就是每个厂派出几十个人到农村Hiking，领头的举着红旗，我还带着把二胡，歇脚时候挑完脚上的血泡就唱革命歌曲，感觉革命精神非常豪迈非常高尚。不过我那“革命精神”比起其他人差远了。有个女孩子天天晚上自愿加班到深夜，加了一年後入党了，入党後还是天天加班到深夜，直到做了车间主任。有个男孩子天天晚上在车间读毛著到深夜，读了三年才入党，入党後还是读毛著到深夜，直到粉碎了四人帮。还有个中年人，天天下班在厂区照看种下的树，撒药水。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旧不能理解他们的动机，总觉得那是年轻人体内的内分泌关系导致精力过剩所产生的行动。

我看书用的是扫描的方法，囫囵吞枣；除了看有关爱情的情节，那是字字细读。可惜厂里的图书馆没有什么多余的书，红楼梦有借，我也借了鲁迅的“两地书”，马克思和他妻子安妮的通信，企图从字里行间找点浪漫的痕迹。

厂里效益很不错，由于工资不能随便涨，厂里就变着法子发东西，从每月固定的肥皂、草纸、卫生巾（限女性）、汽水，到过年过节的鸡鸭鱼肉。前者都可以做到平均，後者就抽签，一溜排的家禽，编上号码，抽到什么就拿什么，没人争执。

时间过滤了一切粗糙，回想那些物质平贫困的年代，对于我，留下的只是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