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犹在 兰已凋 忆重奏 泛容音──追忆亡妻张佩兰
07-07-07
琴犹在 兰已凋 忆重奏 泛容音──追忆亡妻张佩兰
琴音袅袅，其乐融融；十有七载，其情无穷。
六月十四日凌晨，我用MS Word为妻子张佩兰设计结婚十七周年纪念卡，输入上面的字句，并插入我们婚宴请柬上的图案。图案中两心交叠，交叠处有一个二胡码子。近二十年前，张佩兰和我一起在中乐团里拉二胡，那架着两根琴弦的码子，渐令我们二人心弦共振。
妻子起床后，我拿起纪念卡送给她。突然，那在英语里称为bridge并让我们走近对方的码子，使我联想起奈何桥。四次化疗对扩散至我妻子肝脏和肺部的癌细胞毫无作用，我已知道明年没机会再给她纪念卡了。
但是，我没想到，过不了十天，妻子就在六月二十三日早上永远离开了我。看着当年亲手制作的图案，我思念与我心心相印的妻子。
我和张佩兰先在温哥华云中合唱团相识，后于温哥华中华民族乐团深交；但是，吸引我的并不是她的歌声或琴声，而是她的品格。她善良，有同情心，无损人利己之心。她对人一视同仁，不奉承有钱有势之人，不歧视在社会上处于劣势之人。她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宗教歧视，没有性别歧视，没有性倾向歧视，更没有地区文化背景歧视──不然，她不会同我这个来自中国大陆小村庄的人结婚。
她重视男女平等权利，常说男人可以怎样做，女人就可以怎样做。在家事上，她让我拍板，但一直保留投反对票的权利。她学历比我高，薪金比我多，却照样尊重我，也不储私房钱，而同我实行夫妇共产主义。我是bread earner，她是steak earner，但她不限制我用钱，反而鼓励我花几千元买照像机，花几千元买计算机，因为她知道我很想买给自己用，而又舍不得花那么多的钱。
同妻子朝夕相处，我当然了解她的缺点；但比起她的优点，那些缺点不值一提。值得提一提的，倒是她的一项特点：没有火气。
张佩兰去世后，一些朋友晚上在我家里追忆她的事迹，一位老朋友范万祥说想象不出她发火的样子。我说，我也只见过她一次勉强算是发火的样子。
那天见她在医院病床上辗转反侧，低声呻吟，我就问她是否感到疼痛。她说不痛，只是觉得不舒服。我问哪里不舒服，她说自己也说不清。我问“是不是这里”，她说“不是”。我又问“是不是那里”，她说“不是”。我问：“这里呢？”她还是说：“不是。”我再问：“那里呢？”她说：“别问了！”我住口了，因为我听到她声调稍变，知道她这是第一次在我面前发火。
那也是她最后一次在我面前发火。发火，据中医说，会伤肝。以前，我当然不希望妻子伤肝；现在，眼看着结婚十七周年纪念卡，我却在傻想：假如再有十七年的时间，假如我再有一次机会惹她发发火，那该多好！
2003．7．1
___后记___
前几天对Ingrid说，过几天等我的心情平静一点了，就贴上追忆亡妻的短文。现在心情还没平静，但今天比较特别，是零七年七月七日，而那篇文章是四年前的七月七日发表于《星岛日报》加西版的，所以就在这个日子里把它贴出来吧。文章见报时，我用的是中文真名，但在杂石园中我一直使用笔名，这次也不必提真名了。
我妻子重视生活，常说活着就要对自己好一点，但在生活突起风浪之时，她也能承受苦难，并不怨天尤人。
记得那是二零零三年二月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吃了饭，走进书房上网浏览了一会儿，妻子进来对我说：“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她告诉我，医生发现她极可能得了癌症，但还要抽取组织去检验才能确诊。我一听，心脏突突乱跳，泪水刷的一下子流下来了。妻子让我在网上查找关于那种癌症的资料，结果查出能活三五年的病人也只占很小的比例。妻子看着我说：“我最放不下的就是你。”我没说什么，心很乱，接着又听见她说：“我相信你能照顾好你自己。”
过了几天，我上班没过多久，就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妻子知道我不喜欢任何人为私事打电话到我的工作场所去找我，所以没有急事决不打电话到我的公司里去。她那一次真有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急事。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医生确诊，她的癌细胞已扩散到肝脏和肺部。
一放下电话听筒，我就去找上司，说，我辞职了。上司问明情况，就劝我先休假，以后再慢慢考虑工作问题。我说工作已不重要了，我要陪妻子走完她人生最后的一段路。
和那些已回公司的同事道别后，我在一位同事的协助下把装满个人物品的两个纸箱搬到公司门外，独自在那里等妻子开车来接我。那时我已拿了驾驶执照二十三年，但一直不喜欢开车。
妻子患病后，我们得到亲友以及旧同事的关怀和物质上的支持，这使我们深受鼓舞，变得更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命运的挑战。但是，化疗只使我妻子多次白白受折磨，而不能使癌细胞稍微收敛。终于，医生对我们说，没办法了。我问还剩下多少时间，得到的回答是：“半年。”
医生走出门外，把我们留在窄小得令人产生压抑感的诊视室内。“你害怕吗？”我问妻子。她点点头，接着就哭了。这是她自知患上绝症后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她哭了一两分钟，就擦干了眼泪。我说，要靠我们自己了，我们看中医吧。
中医也没办法。到了我们结婚十七周年那一天，妻子的身体已很弱，她看了我们的纪念卡，看了我们的结婚相簿，就显得十分疲倦。“我等一会儿要哭了，”她把相簿递给我，“你别害怕，我没什么，只是想哭，你不用管我。”过了一会儿，她哭了，哭了两三分钟。我第二次看到她哭泣，心里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见她平静下来，我自己还没平静下来，就听到她说：“心里没那么空了。”
过了几天，妻子进了医院。善终计划的一位职员来和我们谈话，说我妻子病情稍有好转，就可以选择住进设备非常好的善终病房，也可以选择回家去。那位职员告诉我们，政府的医疗保险计划将会出钱给我们买病床及其他设备，还会免费提供上门护理服务。我妻子对职员说，她要回家，她喜欢在家里听听音乐，看看电视节目，她喜欢我们的小花园。以前，妻子偶尔在花园里逗留一会儿，从来不说喜欢我种的花草树木，只是常常说前园那棵日本红枫树是她的。那确实是我见她喜欢而买来种给她的红枫树。
红枫树挺立于前园门口旁边，在微风中挥动手掌般的复叶，但再也没等到主人归来。我妻子和那位职员谈话后，吃了一点点午饭就感到肝区疼痛。护士给她注射了吗啡，就把她转移到单人病房里去。在静静的病房里，妻子可能意识到什么了。她对我说，她死后，器官要捐出去，遗体火化，骨灰不要留下来。我说，器官可能已有癌细胞。她说，眼角膜还可以用。
我们没有讨论下去。她又感到疼痛，护士又给她注射吗啡，后来索性通过静脉输液管把那种止痛药滴进她的血液里。妻子昏睡过去，后来在我的堂叔来探病时张开双眼，微笑着叫了他一声“北汉叔”，还没来得及看我一眼，又昏迷过去，再也没醒过来。我三天三夜留在病房里，只有一次在朋友的陪伴下到医院外慢慢走了半个钟头，因为我希望她一清醒过来就可以看到我在她身边，遗憾的是，她已不能再看看我了。
六月二十三日早上，我起床时发现妻子睁着右眼，于是走过去对她说话，见她没有反应，便去刷牙。走出洗手间之后，看到护士在房中，我就对她说，今天可能是我妻子的最后一天了。护士答道，很难说，病人的心脏很有力，但那个时刻已在逼近。她接着说，她要出去找人和她一起替我妻子翻身。
护士出去之后，我想抓紧时间去洗澡，但要先对妻子说几句话。我摸着她的脸在她耳边叫她的昵称。突然，她停止呼吸，几秒钟后才重新吸气，接着又停止呼吸，多过了一两秒钟再吸气。我见状忙冲出门口找护士，看到那位护士不在，就跑回妻子的床边按铃。我抓住妻子的手连声叫她，护士就在这时来了。妻子停止吸气的时间渐渐加长，护士一直托着她的左手腕，听测她的脉搏。在妻子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忘了看表，后来问护士，她说她看过手表：当时是九时三十分。
妻子死后火化，我把骨灰拿回家，拿进书房，放在她的书桌上，每天起床就去看一看。我常常想起我们的快乐时光，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感到悲痛，但听到好的音乐，看到好的书，就会由于不能与妻子分享而感到十分遗憾。我们都没有宗教信仰，我知道自己已永远不能与妻子沟通，我知道这种心情只有《长恨歌》的最后两句才能表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在那两句之前，白居易还写下“七月七日长生殿”之句。他所说的七月七日，是农历的七月初七，而不是公历的七月七日。但是，今天到底是个特别的日子，一生难得在日历一见07．07．07，我还是要在这个日子里贴上四年前07．07那一天见报的忆妻短文，并暂时不顾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站在妻子的书桌前背诵《长恨歌》的这几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晓临（http://blog.westca.com/blog_u12485.php）
2007．7．7
六月十四日凌晨，我用MS Word为妻子张佩兰设计结婚十七周年纪念卡，输入上面的字句，并插入我们婚宴请柬上的图案。图案中两心交叠，交叠处有一个二胡码子。近二十年前，张佩兰和我一起在中乐团里拉二胡，那架着两根琴弦的码子，渐令我们二人心弦共振。
妻子起床后，我拿起纪念卡送给她。突然，那在英语里称为bridge并让我们走近对方的码子，使我联想起奈何桥。四次化疗对扩散至我妻子肝脏和肺部的癌细胞毫无作用，我已知道明年没机会再给她纪念卡了。
但是，我没想到，过不了十天，妻子就在六月二十三日早上永远离开了我。看着当年亲手制作的图案，我思念与我心心相印的妻子。
我和张佩兰先在温哥华云中合唱团相识，后于温哥华中华民族乐团深交；但是，吸引我的并不是她的歌声或琴声，而是她的品格。她善良，有同情心，无损人利己之心。她对人一视同仁，不奉承有钱有势之人，不歧视在社会上处于劣势之人。她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宗教歧视，没有性别歧视，没有性倾向歧视，更没有地区文化背景歧视──不然，她不会同我这个来自中国大陆小村庄的人结婚。
她重视男女平等权利，常说男人可以怎样做，女人就可以怎样做。在家事上，她让我拍板，但一直保留投反对票的权利。她学历比我高，薪金比我多，却照样尊重我，也不储私房钱，而同我实行夫妇共产主义。我是bread earner，她是steak earner，但她不限制我用钱，反而鼓励我花几千元买照像机，花几千元买计算机，因为她知道我很想买给自己用，而又舍不得花那么多的钱。
同妻子朝夕相处，我当然了解她的缺点；但比起她的优点，那些缺点不值一提。值得提一提的，倒是她的一项特点：没有火气。
张佩兰去世后，一些朋友晚上在我家里追忆她的事迹，一位老朋友范万祥说想象不出她发火的样子。我说，我也只见过她一次勉强算是发火的样子。
那天见她在医院病床上辗转反侧，低声呻吟，我就问她是否感到疼痛。她说不痛，只是觉得不舒服。我问哪里不舒服，她说自己也说不清。我问“是不是这里”，她说“不是”。我又问“是不是那里”，她说“不是”。我问：“这里呢？”她还是说：“不是。”我再问：“那里呢？”她说：“别问了！”我住口了，因为我听到她声调稍变，知道她这是第一次在我面前发火。
那也是她最后一次在我面前发火。发火，据中医说，会伤肝。以前，我当然不希望妻子伤肝；现在，眼看着结婚十七周年纪念卡，我却在傻想：假如再有十七年的时间，假如我再有一次机会惹她发发火，那该多好！
2003．7．1
___后记___
前几天对Ingrid说，过几天等我的心情平静一点了，就贴上追忆亡妻的短文。现在心情还没平静，但今天比较特别，是零七年七月七日，而那篇文章是四年前的七月七日发表于《星岛日报》加西版的，所以就在这个日子里把它贴出来吧。文章见报时，我用的是中文真名，但在杂石园中我一直使用笔名，这次也不必提真名了。
我妻子重视生活，常说活着就要对自己好一点，但在生活突起风浪之时，她也能承受苦难，并不怨天尤人。
记得那是二零零三年二月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吃了饭，走进书房上网浏览了一会儿，妻子进来对我说：“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她告诉我，医生发现她极可能得了癌症，但还要抽取组织去检验才能确诊。我一听，心脏突突乱跳，泪水刷的一下子流下来了。妻子让我在网上查找关于那种癌症的资料，结果查出能活三五年的病人也只占很小的比例。妻子看着我说：“我最放不下的就是你。”我没说什么，心很乱，接着又听见她说：“我相信你能照顾好你自己。”
过了几天，我上班没过多久，就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妻子知道我不喜欢任何人为私事打电话到我的工作场所去找我，所以没有急事决不打电话到我的公司里去。她那一次真有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急事。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医生确诊，她的癌细胞已扩散到肝脏和肺部。
一放下电话听筒，我就去找上司，说，我辞职了。上司问明情况，就劝我先休假，以后再慢慢考虑工作问题。我说工作已不重要了，我要陪妻子走完她人生最后的一段路。
和那些已回公司的同事道别后，我在一位同事的协助下把装满个人物品的两个纸箱搬到公司门外，独自在那里等妻子开车来接我。那时我已拿了驾驶执照二十三年，但一直不喜欢开车。
妻子患病后，我们得到亲友以及旧同事的关怀和物质上的支持，这使我们深受鼓舞，变得更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命运的挑战。但是，化疗只使我妻子多次白白受折磨，而不能使癌细胞稍微收敛。终于，医生对我们说，没办法了。我问还剩下多少时间，得到的回答是：“半年。”
医生走出门外，把我们留在窄小得令人产生压抑感的诊视室内。“你害怕吗？”我问妻子。她点点头，接着就哭了。这是她自知患上绝症后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她哭了一两分钟，就擦干了眼泪。我说，要靠我们自己了，我们看中医吧。
中医也没办法。到了我们结婚十七周年那一天，妻子的身体已很弱，她看了我们的纪念卡，看了我们的结婚相簿，就显得十分疲倦。“我等一会儿要哭了，”她把相簿递给我，“你别害怕，我没什么，只是想哭，你不用管我。”过了一会儿，她哭了，哭了两三分钟。我第二次看到她哭泣，心里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见她平静下来，我自己还没平静下来，就听到她说：“心里没那么空了。”
过了几天，妻子进了医院。善终计划的一位职员来和我们谈话，说我妻子病情稍有好转，就可以选择住进设备非常好的善终病房，也可以选择回家去。那位职员告诉我们，政府的医疗保险计划将会出钱给我们买病床及其他设备，还会免费提供上门护理服务。我妻子对职员说，她要回家，她喜欢在家里听听音乐，看看电视节目，她喜欢我们的小花园。以前，妻子偶尔在花园里逗留一会儿，从来不说喜欢我种的花草树木，只是常常说前园那棵日本红枫树是她的。那确实是我见她喜欢而买来种给她的红枫树。
红枫树挺立于前园门口旁边，在微风中挥动手掌般的复叶，但再也没等到主人归来。我妻子和那位职员谈话后，吃了一点点午饭就感到肝区疼痛。护士给她注射了吗啡，就把她转移到单人病房里去。在静静的病房里，妻子可能意识到什么了。她对我说，她死后，器官要捐出去，遗体火化，骨灰不要留下来。我说，器官可能已有癌细胞。她说，眼角膜还可以用。
我们没有讨论下去。她又感到疼痛，护士又给她注射吗啡，后来索性通过静脉输液管把那种止痛药滴进她的血液里。妻子昏睡过去，后来在我的堂叔来探病时张开双眼，微笑着叫了他一声“北汉叔”，还没来得及看我一眼，又昏迷过去，再也没醒过来。我三天三夜留在病房里，只有一次在朋友的陪伴下到医院外慢慢走了半个钟头，因为我希望她一清醒过来就可以看到我在她身边，遗憾的是，她已不能再看看我了。
六月二十三日早上，我起床时发现妻子睁着右眼，于是走过去对她说话，见她没有反应，便去刷牙。走出洗手间之后，看到护士在房中，我就对她说，今天可能是我妻子的最后一天了。护士答道，很难说，病人的心脏很有力，但那个时刻已在逼近。她接着说，她要出去找人和她一起替我妻子翻身。
护士出去之后，我想抓紧时间去洗澡，但要先对妻子说几句话。我摸着她的脸在她耳边叫她的昵称。突然，她停止呼吸，几秒钟后才重新吸气，接着又停止呼吸，多过了一两秒钟再吸气。我见状忙冲出门口找护士，看到那位护士不在，就跑回妻子的床边按铃。我抓住妻子的手连声叫她，护士就在这时来了。妻子停止吸气的时间渐渐加长，护士一直托着她的左手腕，听测她的脉搏。在妻子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忘了看表，后来问护士，她说她看过手表：当时是九时三十分。
妻子死后火化，我把骨灰拿回家，拿进书房，放在她的书桌上，每天起床就去看一看。我常常想起我们的快乐时光，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感到悲痛，但听到好的音乐，看到好的书，就会由于不能与妻子分享而感到十分遗憾。我们都没有宗教信仰，我知道自己已永远不能与妻子沟通，我知道这种心情只有《长恨歌》的最后两句才能表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在那两句之前，白居易还写下“七月七日长生殿”之句。他所说的七月七日，是农历的七月初七，而不是公历的七月七日。但是，今天到底是个特别的日子，一生难得在日历一见07．07．07，我还是要在这个日子里贴上四年前07．07那一天见报的忆妻短文，并暂时不顾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站在妻子的书桌前背诵《长恨歌》的这几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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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