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血汗工厂”,全民共同的呼声与行动!
10:31:42, 分类: 博仁评论
核心提示：前不久，一份由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的《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揭开了5家港资企业在内地工厂涉嫌违反《劳动合同法》。其中，由前女首富张茵掌控下的玖龙纸业更被指为“港企之耻”。
“血汗工厂”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生产形态，我们看到的是它长期存在，没有任何短时的消失。谈及“血汗工厂”，它的故事在现今算是没完没了、层出不穷，甚至三天两头地换着主角。它里面有些比较典型，如：富士康事件、戴尔事件、苹果IPOD事件、LG事件，这些看似热闹非常，但早在中国开始成为“制造工厂”之前，当成千上万的外资制造性企业涌入中国的时候，现代“包身工”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大地的某些工厂里了，甚至出现了骇闻的“奴工”、“童工”事件。在过去很多年中，有关多数工厂私企不公平对待工人合法劳动权益所引发的讨论和思考已经非常丰富和深刻，但是“血汗工厂”事件仍然在发生，而且可以想象，在不久后的将来，仍然会有的同类事情被曝光……
在一些工厂里，一线的操作工缺乏基本的工作保障，有的甚至缺少人身自由。没有休息日，加班费没有一分报酬，而一旦违反某些厂规，惩罚手段却是成百元至上千元并按月工资扣。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刊载了一篇事发于天津的报道：《现代“包身工”惊现天津 记者：石洪涛》 2006年，某报记者王晓华、保罗、陈福香在广州某礼品公司“卧底”三天竟累得输液，而有关负责人却称超极限加班是工人自愿。三位记者以自身的亲身经历调查发现，在该公司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6小时，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每月加班200多小时。于是，他们写了篇题为《当代“包身工”惊现广州》的报道。还有《惨绝人寰，黑包工头制造当代“包身工”惨案》、《为何工伤不断竟无诉讼 作者：艾君》、《小矿主为何如此嚣张》，以及山西黑煤窑，等等的报道都见诸于报刊和电视。这些经济形态其本质已经是不良的，给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那么为何“血汗工厂”的故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还会坚持存续、屡教发生？
我想，当我们耳闻目睹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诸如此类的事情，许多人都会禁不住想起夏衍的名作《包身工》，可那揭露的是万恶的旧社会，私有制下工人的悲惨境遇。而如今在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公有制已成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居然又惊现此种“血汗工厂”及“包身工”惨像，难道不应引起人们的深思吗？！然而，尽管民众与政府职能机构对“血汗工厂”的报道不绝于耳，也尽管我们关注“血汗工厂”，但是大多数的人和相关机构却是保持沉默的姿态，几乎听不到关于抵制“血汗工厂”的言语。这种极少耳闻的状况，即便通过网络上google、百度的搜索，得到的结果几乎却是微乎甚微。尽管一些官员怔怔有词说：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但是，“血汗工厂”的故事已经让这些人有些麻木或“顺其自然”了。
其实，“血汗工厂”事件与权力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的只有寒冷。戴尔血汗工厂事实最先发现者，是香港7所高校的一个调查小组；苹果IPOD播放器的血汗工厂事件，最先见诸于一家苹果产品的专业网站；富士康事件爆发于一篇国内媒体的报道，而最近的GE事件则来自美国机构的调查报告。为什么率先发现问题的，总是与那些自己利益不相关，甚至难以进入当事企业核心厂区的外围机构，甚至只有做“卧底”才得以曝光真相？当“血汗工厂”里的工人们在生产线上超强度劳动12个小时以上，被剥夺正常法定休息假日，甚至得不到人身自由的时候，这些企业主的视而不见都是因为利益而黑了心，而那些担负着用工人员保护、企业守法运营监督的机构，为何也可以视而不见呢？
这其中蹊跷应该是“血汗工厂本身，并非一己获益”。这个道理很简单，第一层获益者是企业主，他们办工厂做生意的宗旨就是为了获得数十上百倍的利润；第二层获益者是政府和官员，除了就业和税收等为政府从中收益外，某些政府工作人员便从与“血汗工厂”的“互助”中获益。如果一个工厂所在的市（乡镇），一个对其税务专管的人员都能驾起了进口的私家车，除此而外，还有环保，治安，工商呢？如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些掌权者拿这块“互助”利润有多大？企业主为了满足这两层利益群体的利益，为了工厂存续下去，企业主与工厂就得“血汗”，就得尽量压榨弱势的用工者。这样的客观因素代表了什么，是100多年前西方大工业生产时期的血汗工厂的原始积累？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让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经历这原始积累的痛苦，那么工人阶级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的意义又何在呢？
100多年前西方大工业生产时期的“血汗工厂”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出现，我们的劳动者经历同样的痛苦，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不言而喻，我们是应该进行修正了。这里，我得延伸闸述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GDP的飞速增长？为了吸引国外的经济投资增长？还是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这些结果的得出往往令人茫然，GDP的增长是以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为代价，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GDP的提高和政府政绩，是用那些工人们（尤其农民工）的超强劳动负荷和不公平待遇作为垫脚石，特别地方经济的发展，以牺牲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来实现…… 如此，我们的主管机构和政府部门，也就可以不去限制和制止血汗工厂的发生和存在了。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限制工人待遇提高其实是一种非常短视的举动。记得，日本上世纪60年代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但日本政府没有去限制工资的上涨，而是借助这个机会提升劳动力质量，从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使经济结构和民众生活都得到了大幅提升。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却表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虽然他没有详细展开其论断的理由，但他的这句潜台词不言自明，那就是不鼓励劳动力成本上升。现在，中国已经入了世，整个国家也面临国际化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向“好的市场经济”学习，而向“坏的资本主义”学习呢？希望我们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们不要把这民生、劳资问题一味地归为“初级阶段”或者“发展中的问题”来对待，要积极寻求方法解决而不是继续沉默。否则，只能是一种无能、无为的表现。
历史的苍凉虽然已经渐行渐远，可眼下，遍布于中国的“血汗工厂”对劳动者的剥削甚至暴行却是血尚热、汗未干。从山西黑砖窑的“奴工”到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苛刻工人的行为，都是对法律、人性与良知的挑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奴役”是多么现实、多么沉重、多么活生生，我们呼吁与努力抵制“血汗工厂”更是那么的阵痛，而大多数人在抵制“家乐福”等外企及外货的“爱国主义”却是表现得那么爽快与刺激。抵制外企及外货只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激情的蛊惑，而抵制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发生着的灾难---“血汗工厂”，在此时它应该比抵制“家乐福”等外企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的现状是劳动执法脆弱，为了良心，为了我们的未来，发出抵制“血汗工厂”的呼声与行动更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素质的体现。
约翰·邓恩曾言：“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我们不能再麻木了，我们的良知是该被唤醒了，现在，是应该认真去关注和坚持不懈地抵制这“血汗工厂”的时候了。注：原文发表于博仁评论(博客网)5月3日
文/博仁 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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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汗工厂”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生产形态，我们看到的是它长期存在，没有任何短时的消失。谈及“血汗工厂”，它的故事在现今算是没完没了、层出不穷，甚至三天两头地换着主角。它里面有些比较典型，如：富士康事件、戴尔事件、苹果IPOD事件、LG事件，这些看似热闹非常，但早在中国开始成为“制造工厂”之前，当成千上万的外资制造性企业涌入中国的时候，现代“包身工”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大地的某些工厂里了，甚至出现了骇闻的“奴工”、“童工”事件。在过去很多年中，有关多数工厂私企不公平对待工人合法劳动权益所引发的讨论和思考已经非常丰富和深刻，但是“血汗工厂”事件仍然在发生，而且可以想象，在不久后的将来，仍然会有的同类事情被曝光……
在一些工厂里，一线的操作工缺乏基本的工作保障，有的甚至缺少人身自由。没有休息日，加班费没有一分报酬，而一旦违反某些厂规，惩罚手段却是成百元至上千元并按月工资扣。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刊载了一篇事发于天津的报道：《现代“包身工”惊现天津 记者：石洪涛》 2006年，某报记者王晓华、保罗、陈福香在广州某礼品公司“卧底”三天竟累得输液，而有关负责人却称超极限加班是工人自愿。三位记者以自身的亲身经历调查发现，在该公司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6小时，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每月加班200多小时。于是，他们写了篇题为《当代“包身工”惊现广州》的报道。还有《惨绝人寰，黑包工头制造当代“包身工”惨案》、《为何工伤不断竟无诉讼 作者：艾君》、《小矿主为何如此嚣张》，以及山西黑煤窑，等等的报道都见诸于报刊和电视。这些经济形态其本质已经是不良的，给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那么为何“血汗工厂”的故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还会坚持存续、屡教发生？
我想，当我们耳闻目睹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诸如此类的事情，许多人都会禁不住想起夏衍的名作《包身工》，可那揭露的是万恶的旧社会，私有制下工人的悲惨境遇。而如今在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公有制已成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居然又惊现此种“血汗工厂”及“包身工”惨像，难道不应引起人们的深思吗？！然而，尽管民众与政府职能机构对“血汗工厂”的报道不绝于耳，也尽管我们关注“血汗工厂”，但是大多数的人和相关机构却是保持沉默的姿态，几乎听不到关于抵制“血汗工厂”的言语。这种极少耳闻的状况，即便通过网络上google、百度的搜索，得到的结果几乎却是微乎甚微。尽管一些官员怔怔有词说：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但是，“血汗工厂”的故事已经让这些人有些麻木或“顺其自然”了。
其实，“血汗工厂”事件与权力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的只有寒冷。戴尔血汗工厂事实最先发现者，是香港7所高校的一个调查小组；苹果IPOD播放器的血汗工厂事件，最先见诸于一家苹果产品的专业网站；富士康事件爆发于一篇国内媒体的报道，而最近的GE事件则来自美国机构的调查报告。为什么率先发现问题的，总是与那些自己利益不相关，甚至难以进入当事企业核心厂区的外围机构，甚至只有做“卧底”才得以曝光真相？当“血汗工厂”里的工人们在生产线上超强度劳动12个小时以上，被剥夺正常法定休息假日，甚至得不到人身自由的时候，这些企业主的视而不见都是因为利益而黑了心，而那些担负着用工人员保护、企业守法运营监督的机构，为何也可以视而不见呢？
这其中蹊跷应该是“血汗工厂本身，并非一己获益”。这个道理很简单，第一层获益者是企业主，他们办工厂做生意的宗旨就是为了获得数十上百倍的利润；第二层获益者是政府和官员，除了就业和税收等为政府从中收益外，某些政府工作人员便从与“血汗工厂”的“互助”中获益。如果一个工厂所在的市（乡镇），一个对其税务专管的人员都能驾起了进口的私家车，除此而外，还有环保，治安，工商呢？如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些掌权者拿这块“互助”利润有多大？企业主为了满足这两层利益群体的利益，为了工厂存续下去，企业主与工厂就得“血汗”，就得尽量压榨弱势的用工者。这样的客观因素代表了什么，是100多年前西方大工业生产时期的血汗工厂的原始积累？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让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经历这原始积累的痛苦，那么工人阶级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的意义又何在呢？
100多年前西方大工业生产时期的“血汗工厂”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出现，我们的劳动者经历同样的痛苦，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不言而喻，我们是应该进行修正了。这里，我得延伸闸述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GDP的飞速增长？为了吸引国外的经济投资增长？还是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这些结果的得出往往令人茫然，GDP的增长是以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为代价，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GDP的提高和政府政绩，是用那些工人们（尤其农民工）的超强劳动负荷和不公平待遇作为垫脚石，特别地方经济的发展，以牺牲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来实现…… 如此，我们的主管机构和政府部门，也就可以不去限制和制止血汗工厂的发生和存在了。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限制工人待遇提高其实是一种非常短视的举动。记得，日本上世纪60年代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但日本政府没有去限制工资的上涨，而是借助这个机会提升劳动力质量，从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使经济结构和民众生活都得到了大幅提升。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却表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虽然他没有详细展开其论断的理由，但他的这句潜台词不言自明，那就是不鼓励劳动力成本上升。现在，中国已经入了世，整个国家也面临国际化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向“好的市场经济”学习，而向“坏的资本主义”学习呢？希望我们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们不要把这民生、劳资问题一味地归为“初级阶段”或者“发展中的问题”来对待，要积极寻求方法解决而不是继续沉默。否则，只能是一种无能、无为的表现。
历史的苍凉虽然已经渐行渐远，可眼下，遍布于中国的“血汗工厂”对劳动者的剥削甚至暴行却是血尚热、汗未干。从山西黑砖窑的“奴工”到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苛刻工人的行为，都是对法律、人性与良知的挑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奴役”是多么现实、多么沉重、多么活生生，我们呼吁与努力抵制“血汗工厂”更是那么的阵痛，而大多数人在抵制“家乐福”等外企及外货的“爱国主义”却是表现得那么爽快与刺激。抵制外企及外货只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激情的蛊惑，而抵制我们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发生着的灾难---“血汗工厂”，在此时它应该比抵制“家乐福”等外企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的现状是劳动执法脆弱，为了良心，为了我们的未来，发出抵制“血汗工厂”的呼声与行动更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素质的体现。
约翰·邓恩曾言：“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我们不能再麻木了，我们的良知是该被唤醒了，现在，是应该认真去关注和坚持不懈地抵制这“血汗工厂”的时候了。注：原文发表于博仁评论(博客网)5月3日
文/博仁 2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