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何所道

　　80年代末离开家乡，一去就是20年。
　　再次回到故乡的时候，看见昔日的高中同学，多数已经儿女满堂。下手早的，孩子都读大学了，行动迟缓的，也都在小学里。——当然我是例外。
　　同学在一起相聚，每次都要追忆当年大家的趣闻轶事，清点每个人现在过得如何。然后感慨一番。
　　我的高中岁月，过得十分伤感忧郁。记忆中都是在梧桐花有些闷人的芳香气息中，和冬日阴冷的晨雾中度过的。最多还有一段又一段的绵绵阴雨，几乎记不得有什么阳光明媚的日子。
　　从小学开始，我的多数日子沉浸在小说中，早早地开始了文字生涯。也因此带来严重的偏科，整个高中期间，数学从没有超过60分，最惨烈的时候，只得过2分。还是和监考老师谈条件——他嫌监考枯燥，知道我的课桌里有很多杂志期刊，向我借书看，我就要他给我说一个答案。就那一个题，得了两分。记得那次考的是解析几何。说来惭愧，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解析几何到底有什么用。 
 　　如今想起来，不堪回首。为什么我一上数学课就想睡觉呢？其他课绝没有这个问题。后来读佛洛伊德，知道这是一种心理病症，是一种对厌倦事物的消极抵抗与逃避，就像得忧郁症的人逃避和人交往交流一样。
　　人在青春期患有一点类似的心理病症，想来不是什么大事，就像更年期的人，身体也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一样。
　　因为数学学得烂，所以，第一年高中毕业后，我预选就被直接筛下来。——那时候的高考有参加高考的资格。
　　在我就读的学校里，一个50多人的班级，能够通过预选的学生不过10个，这10个人最后能考入大学的也只在2-3个。也就是说，一个学校，正常年景，200来人中，能上大学的也不过8、9人而已，这其中还包括一些上中专的同学，——哪像现在上大学这么轻松。
既然说起中专，就先从中专说起了，正好我英年早逝的四个同学中，有三个上的都是中专。那年月的中专之不祥，由此可见一斑。
　　先说第一个死去的朋友，任润民。他是得胜人，学期中间才转来我们学校班级的，他有点少年老成，嘴巴很宽，肩膀也很宽，和他的年龄不相称，在我的记忆中，他好像很早就是个成年人了。所以我们曾经给他有过一个外号：任蛮子。当然，现在如果认真想的话，在高中阶段，其实也就是个半大孩子而已。长得比同年龄段孩子略微壮些而已。
　　在同学中，他的家境算是比较贫寒的。但那时候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的同学，都很贫寒，所以也就不会显得谁比谁好多少，谁比谁差多少。
　　当时班里的孩子有几大类，总的可分为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但农村孩子之间也有差别，比如像任润民这样父母都是农民的家庭，完完全全的农民孩子，上学的学费杂费以及买饭票（——实际上是蒸饭的柴火费票）钱，都得父亲打零工，家里卖粮食，卖菜，卖鸡蛋等挣得。他们读书读得尤其不容易。
　　第二类是像我这样的半边户家庭，虽然也还是农村户口，但因为父亲一方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上着班，多少有点固定工资，甚至哥哥姐姐中有在拿着固定薪水的，能够偶尔有些添补。在用钱上，虽然一样不富裕，但是，学费、杂费基本上能够有一定保证。甚至偶尔还能有一点买书的闲钱。
但我们在第三类孩子们面前的自卑与羡慕，是一样的。
　　第三类是从县城转来的一群孩子，他们多数是干部家庭，至少是城市职员家庭，每个月都固定收入，吃的使用粮票从粮店买的粮食，和我们吃的自家田里种地粮食性质完全不一样。他们的生活要比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优越得多。穿的也比我们光鲜，喇叭裤，太阳镜，台湾校园流行歌曲，就是他们从县城带到我读中学的那个乡间小镇来的。
　　当然，这些细微的差别有一部分是我今天才想到、意识到的，当时大家之间并没有这么强烈的直接分野。因为总体上就学习成绩而言，我们这些农家子弟都是胜过那些城市孩子们一筹的。所以，我们在精神上可能比他们更有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一部分来自学习成绩好体现的智力上的些许优越，更多的其实是由于我们的自卑所产生的不服气，就像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时的愤懑，像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面对城里人的不服气，像外省青年拉斯蒂涅面对巴黎辉煌的夜色，高声宣告：我要战胜你！就像乡村青年于连索黑尔在与侯爵夫人周旋的时候，那种高傲的敏感。
　　优越感是没来由的。
　　和我的埋头狂写幼稚的文字，不断接获退稿不同，任润民是喜欢钻研功课的孩子，他对事情的思考，比我要超前，记得当时他曾经对《政治经济学》中提到“金银添天生是货币”，而“货币不必天生是金银”有疑惑，他专门就此向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写信，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还真给他写了回信,解答他的问题。记得他提出的问题还包括，为什么金银的价格比和它具有同样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商品价格要高很多？
　　对于前面一个问题，我对那命题本身就存疑，后一个问题，今天应该容易得到解答了，那主要是由资源的稀缺性决定的。就像同样年龄身高体重的女子，美女受欢迎程度高，因为美女属于稀缺资源。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当年人教社的编辑怎么回答他的问题，那封信我们虽然传阅了，但一个字也不记得。
　　毫无疑问，任润民是那种少年老成的孩子，他经常用很关怀的语言来和我交流读书感受。
　　他还和班里一个来自县城的与他同姓的女同学相处得十分亲切，俨然兄妹。适时对那女同学苦口婆心地劝诫，希望她能庄静用功些，不要一天疯疯癫癫，装疯迷窍的，好好学习，不辜负青春时光，可惜，正值青春年少的孩子们谁能约束得住自己呢？所以，我有时候还看见他对那女孩发脾气。不过似乎也不见效。
　　当年我们的班级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情是打篮球不错，我们班里有几个篮球球艺甚好的同学，我在这里记下他们的名字：李映旭，杨儒平，王欢，肖忠，刘季，魏家兴，廖香山，还有就是任润民。——有时候似乎还有任贵民，谢军。他们的组合，外班孩子根本不是对手，即使和年轻的体育老师们组合起来的队伍对抗，也经常是技高一筹。
　　每次晚自习前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全校同学都会围在学校操场上看篮球赛，通常都是我们班的这几位同学组成的球队和老师们组成的球队对抗。
哨声，篮球撞击篮板的声音，欢呼声和笑声一浪高过一浪。
　　任润民的球技并非精湛，但是他似乎很有韧性，抢夺蓝板球不是他的长项，但是他的奔跑和投篮的准确度颇堪一提。
　　每场篮球打完下来，大家都累的汗流浃背，回到教室座位上，兴奋劲很久消停不下来。

　　高中就这样结束了。
　　当年的预选我毫无悬念地落选，任润民进入了预选上线。
　　但是，我还是心有不甘，希望还能够有机会尝试一下，任润民找到我，他问我愿不愿意到附近的元山中学再试一试。当时我表哥也在那个区法庭当法官，我便同意和他一起去看一看。

　　我是否背着一口袋书到元山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那个仲夏的午后，我和他开始从驷马启程，到元山去，我们从桃园沟里，一路上行，溪山之间，清泉流瀑，芭茅疯涨，行到深涧中，听得鸟鸣声声。——如今那沟里的大片土地已成了我的种竹园。
　　走了半下午，走到五木，感觉五木像一个高原小镇，黄土道路伸向天边，尽头有几排乌黑的房屋，那就是五木乡所在。我们远远地从乡场外围经过。
　　一轮夕阳悬在群山之外，金色的阳光洒在黄土路上，我和任润民两个少年人疲惫地赶路。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两人都被重重光辉映照着。
　　往下走去，暮色降临了，四面稻田里传来阵阵蛙声，从某个农家院落里飘出用猪油炒菜的香味，闻得我们两人直馋。只盼着早些赶到元山，可以找地方吃顿晚饭。
　　那天我们在路上究竟聊了些什么天呢？我现在搜肠刮肚地想，也想不出一点点来。但我们肯定在一起聊过天的。
　　我们到元山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下来了。当我们远远地站在一个公路的大拐弯处，看着元山场稀稀落落的灯火的时候，我的心中无比惆怅，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在乡下的孩子除了考学和当兵之外，没有其他出路。而我，由于很小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较同龄人广阔而且深入。所以，我知道在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小的四川盆地东北部边沿小县之外，还有无比精彩的世界。可是我如何才能走出去，进入那个世界呢？曾经觉得考上大学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现在大学梦已经随预选落选宣告破灭，以后的人生何去何从呢？
　　当年，我和任润民坐在路边，心底一片迷茫，荒草丛生。
　　我想他当时的迷茫并不比我好多少，尽管他预选上线，但是，接下来的高考依然前途未卜。我想他也在担忧中。

　　元山之行其实没有什么结果。预选名额很少，我一个外来者不可能获得那样的机会。即使后来我表哥出面和校长交涉，一样没有结果。
　　但任润民是我在失败中陪我走过一下午崎岖山路的兄弟，是陪伴我一起去寻找过希望的兄弟。

　　再次见到任润民的时候，他已经在四川财政学校读书了。那是1987年的春天。
　　我从西藏回到四川，在一家野鸡报社打工，我们在锦江边上喝了一次茶，我带了照相机，和三个在该校读书的同学合了影。（不幸的是，照片中的四个人已经死了俩），这张照片现在应该还在我的相册里可以找到。
　　之后，我越走越远，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再回到北京。

　　某年我回北京路过成都的时候，与廖香山联系上，问起任润民，他说，他已经去世了。我惊愕不已。问起去世的时间，竟然是我在成都的前后，我在电话里和香山说，要是早知道，我该去医院看看他。
　　香山说：也就罢了。其实你在成都那时候，他已经人事不醒了。就算是你去看他，他也未必认得出你来。事实上那时候，由于病灶压迫视神经，他已经失明。

　　再后来，我听任洪波说，他曾经去任润民老家给他烧过纸钱，悼念这位曾经待她若亲妹妹的哥哥。
　　我可以想象，当草纸点燃后，红黄的火焰之间，任润民这小子还会少年老成地晃晃大脑袋对大家说：时间不早了，早些回去吧。心里记得我就行了，以后别跑那么远的山路来看我。

　　而在我的心中，任润民是在温暖的夕阳和习习凉风中，行走在五木乡间黄土路上，两个少年人中，稍微壮些的那一个。
　　乡间夕阳的光辉至今还照在他的头上，肩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田埂上，草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