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中国（四）

之二：文化隔膜与“心灵鸡汤”

去国六年，乡音未改，乡情未了，又一直从事中文媒体工作，较普通人更为关注中国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年年回乡探亲，与亲友联系频繁，比起其他海外游子来，也似乎更为熟悉中国的变迁。即使是这样，我仍深深感到，六年来游离于中国的发展，脱节于其经济、文化演进的历程，由此产生的隔膜与差异，使我有种“找不着北”的感觉。

回到北京后，我们从旅行奔波回复日常的家居生活。我到报刊亭买了各种各样的大报小报，希望由此熟悉了解我所身处的周边世界。但是，一大堆红红绿绿的文字很快被我一扫而过，快餐文化中找不到我渴求的营养，我只好转而求助于昔日的同事、学长。中华的资深编审柴剑虹先生虽已退休，但仍活跃在学术圈的主流之中，他刚从欧洲几国讲学回来，过几天又要到新疆去开会，与俄国东方研究所的专家们商谈交流。趁几天的空档，我到中华去拜访他。半年前已从法国海归的旧同事王楠也特地赶来，她正在整理从那边带回来的伯希和与斯文赫定等人的通信，已确定在中华出版，并附上她在法国做的论文。

我对柴先生讲了自己的困惑，觉得完全号不准当今中国学术文化的脉络，不知自己在母国文化的海洋中，是否还能象过去一样清楚何为前沿，深度几许，什么人正执领风骚。谈到时下的学风，柴先生指着桌子上堆放的厚厚一摞稿件，说这是某博士的毕业论文，他正在修改，而质量实在不敢恭维。当今中国的教育科研体制，对博士生、硕士生们在不同级别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有硬性规定，而有限的学报学刊只好忙于应付各博导硕导们送来的学生稿件，并为此收取版面费。这类论文少有真知灼见，但若不发表论文、专著，学者亦无法在学界生存。王楠的夫君是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位有实力和潜力的敦煌学研究者，但因乏专著，想去理想的学术单位却得不到接纳，理由是“未达标”。大量粗放培养的博士们涌入各个单位，使各单位用人标准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只看文凭，以至于一些已是博导之人，为了前途再去攻读博士。多方压力之下，真才实学之辈往往难以显现，浮出水面的不能说是“不学无术”，但确实是“三分学术，七分关系”。

我在中华的时候，谈文论道、出高质量学术书的好风气已经式微，如今更是以市场为导向，每年出书品种多达七百余种，是原来的两倍，编辑、校对与质检都是匆忙应付，真正的学术书越来越少，畅销书才是社里依靠的根本。我们的谈话自然离不开当红人物于丹，毕竟她在中华出的《论语心得》已印了四百万册，算是对中华的利润有所贡献，而且还盘活了中华其它不少冷门书。作为曾辅导过于丹，并推荐于丹考研究生的老师，柴先生说，于丹受到责难后的态度还算谦虚，她的错误不在于心得有误，（任继愈先生客观之语：“人人都可以讲心得，只要不作为指南就行了”），而在于谈得太多，谈完论语谈庄子，然后又要谈李白，看上去是博通文史，实际上却容易露拙显错。在媒体的鼓躁之下，于丹的身世（与中华的渊源）与个人经历也不再是个人隐私，而于丹在成为公众人物之后，亦渐渐迎合媒体，浮夸乱侃。柴先生给我看了几封他与于丹的通信，里面有不少很好的规劝和建议，于丹亦表示这是“父亲般的教诲”，要认真听取并采纳之，但实际行为上却并未体现出来。比如，她所称四岁在父亲指导下读《论语》；柴先生在她中学时期开始辅导她等等说法，都不是实际情况。在柴先生看来，于丹之红火，在于符合了中宣部创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人民要相信政府”，在《论语心得》的影响下，于无形之中，有如“心灵鸡汤”，缓解社会矛盾，减少不满不平的怨气。如果对此没有清醒认识，就会跟着媒体起舞，使学人益加浮躁，不肯踏实治学为文。

回家后翻阅柴先生赠给我的新著《我的老师启功先生》，看到其中引用了启功先生在七八年开始招研究生时自撰的《墓志铭》，虽是启功先生的自嘲，却正好可以讽谕时下追浮名逐俗利的世风：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启功先生以高中未毕业的学历，被历史学家陈垣先生破格录用，执大学教鞭，后来又担任研究生导师。与已取得博士文凭，且在学界小有声名的王楠夫君史睿今日之境遇相比，真是令人无限感慨。电话中昔日旧同事、北大名教授茅海建训斥我说：好好的一个人，非要出国，这回找不着北了吧？我默然，找不着北或许与出国后的文化隔膜相关，但留在国内的，也并不是个个都能煲出“心灵鸡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