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family man 到司法评论员

从family man 到司法评论员
-----平民议员卡德曼致力司法改革之路

不了解卡德曼身世的人们，也许会猜测在议会推动司法改革、长期担任官方反对党司法评论员的卡德曼理应出身大学法学院，是一位资深的法律工作者，其实大谬不然。从一个法学门外汉到在议会提出司法修改案，并最终改写有关法律条文，卡德曼走过的道路值得我们每一个公民深思与借鉴。他的经历再次证明，在民主法治的国家，法律是民意的反映，并服务于民众；议会是人民的代言机构，是民意最终得以体现的地方。

卡德曼（Chuck Cadman），1948年2月21日生于安省 Kitchener市，2005年7月9日因皮肤癌恶化，卒于BC省Surrey市。青年时代的卡德曼，是The Fringe乐队的一名摇滚吉他手，曾跟着乐队在加拿大各地巡回演出。有时也在CBC电视节目“The Guess Who”中担任候场乐手。定居BC素里市后，他到BCIT学习，成为持证电子工程技术员，此后十年一直服务于ICBC。

如果不是因为突然的家庭悲剧，卡德曼和任何一位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男人”一样，在周末的上午，会在北素里的一间咖啡吧与朋友聊天，吃着他喜欢的煎蛋培根早午餐。那时的他，绝不会想到后半生是为加国司法改革而活着，为维护受害者利益而奔忙。1992年10月18日那天，四十四岁的电工卡德曼改变了命运。他16岁的儿子Jesse在家门口附近的街道上玩耍时，被街头一伙青少年流氓刺死，而杀死儿子的首犯是小区里一个才被假释回家的少年犯。在假释期间，该犯并未受到应有的监控，导致再次犯法。

卡德曼夫妇失去爱子的伤痛，很快被司法裁决结果再撒上一把盐。罪犯仍获轻判（只有两年），并且将很快又被假释。而卡德曼的儿子，却在青春刚刚启程的时候，永远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来不及实现与父亲一起同台弹唱的梦想。这一悲剧引发了卡德曼对加国青少年犯罪法的质疑与不满，他和妻子Dona于1993年创办“犯罪、责任与青年（CRY）”，旨在推动司法改革、保护牺牲者权益。他们把业余时间用来学习法律条文，在社区为有犯罪倾向的青少年提供咨询帮助，用亲身经历到中小学讲课，呼吁青少年远离犯罪。

从1994年起，卡德曼参加创建社区青少年感化项目，在正式法庭程序难以涉及的领域，帮助那些首次非暴力青少年犯罪者。随着对法律运作的了解日益深入，卡德曼深感一些司法条文必须修改，才能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但修改法律需要联邦立法行动。为此，卡德曼于1997年投身政坛，并在当年作为改革党（联盟党前身，后来合并为现在的保守党）议员进入国会。至2003年，他一直担任议会司法与人权常务理事会副主席。1999年，他在议会提出个人法案，对那些不能很好监护子女，导致后者犯罪的父母予以惩罚。这一法案最终被合并入“青年犯罪法案”，并于2002年通过，成为正式法律条文。

2004年联邦大选前，卡德曼在保守党党内候选人提名战中败给印裔对手Jasbir Singh Cheema（此人在选前动员了大批印裔移民突击入党）。但是，不屈的卡德曼很快以独立候选人资格参加大选，不靠党派资源，完全凭借个人威望，最终赢得了本选区的席位，成为少数政府中地位极为重要的独立议员。那时 的卡德曼，已被诊断患有癌症，在生命最后一段的政治拚博中，他为有志从政而又受限于党派理念或党内政治斗争的普通平民，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2005年5月19日，卡德曼尊重选民不希望年内重开大选的愿望，以曾为多年保守党党员的政治背景，转而决定投票支持自由党预算案，以一票制衡，使自由党免于下台。两个月后（7月9日），卡德曼在家中去世。7月16日，他的葬礼在素里Johnston Heights Church举行，超过1500人，上至联邦总理、内阁部长，下至普通社区邻居，参加了对他的悼念。

卡德曼以一介平民，因家庭悲剧而走上从政之路，推动加国司法改革，使法律更好地保护受害者及其家属。这个在议会里以蓝色牛仔裤、脑后札一束马尾辫为特征的“音乐家”议员，一个从政不为做官而为做事的政治家，不仅活着是一位“有尊严的议员”，死后也给加拿大留下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他的示范作用鼓励我们每一个普通公民，在身遇绝境时永不气馁，而是勇敢地抗争，坚信个人之力亦可由小变大，最终影响社区，影响国家。

附记：我曾在卡德曼生前采访过他，当时他刚刚当选独立议员。不过，那时的采访稿虽然也写了生平，但更多集中在政治派别的斗争及议会中作为独立议员的作用上。这篇新稿则侧重于他作为平民走上司法改革之路，并确实取得实效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