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梧桐树

      梧桐树有好几种，有一种梧桐树笔直笔直，长的很高，其籽待秋季长老时可以吃，香香的。不知为什么，成年后的我走过许多地方，看到许多种树木，却没有见到过这种梧桐树。我渴望再见到这高高的梧桐树，它牵系着我童年那片粉红色的记忆。

      我出生在黄河岸边一个大农场，各个分场散布于方圆百里的黄河滩上。我家住在农场场部，从黄河大堤下来一条笔直的大马路，马路两旁密密地立着两排高大的梧桐树，像两排卫士般守护着这片黄土地，也守护着我们这群农垦子弟。夏季我们在它绿荫庇护下嬉戏玩耍，秋季它的果实便是我们幼时贫乏食物中的珍品，因为吃在嘴里实在太香啦，诱人香味一直延续在至今残存的童年记忆里。

      但能吃到梧桐果实在不易，因为它的树干太高，太光，太直，很难爬的上去。我自小是个假小子，男孩子能干的事情全能干，摔跤、爬树也是公认的好手。可为了能爬上梧桐树，摘下那诱人的果实，不知在那光光的树干上下了多少功夫。背心磨破，瘪瘪的小肚皮被划上道道痕迹，才终于有一天爬到了那高高的枝叉上。那时，望着树下一颗颗高仰着的羡慕的小脑袋，那种自豪不亚于如今考上重点学校的学子。

      但我最佩服的还是邻家的哥哥---小民，因为只有他可以不用肚皮贴着树干，只用两手和两脚就能蹬、蹬爬上去，嗨，真了不起。

      邻家哥哥家与我家只有一墙之隔，他比我大两岁，和我上同一年级。他的父亲是老革命，农垦部直接任命的第一任农场场长。五十年代初，曾经作为中国农业代表团团长带队出访苏联等国，我第一次对莫斯科红场的印象就是在他家影集里看到的。原来外面还有这么精彩的世界呀，长大后我一定要走出去看看，也许，我现在喜欢到处走动的“恶习”就是那时开始萌芽的。小民的父亲因农场创业过度劳累，很早就去世了，我的父亲，一位农业大学毕业的技术员提起老场长就落泪，说去世时全场职工痛哭流涕。

      可惜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当时小民也不满周岁。他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也只比他大两三岁，他的母亲还有工作，管不了这些孩子，便把他寄养在黄河北岸的一个农民家里，一直养到小学三年级才回来。一口的豫北土话，一身的农村孩子的野性，使在家里照看哥哥姐姐的老保姆看他总不顺眼，加上长期的隔离，母亲与哥姐也与他生分。我在家里也是这种角色，自然我俩就特别亲近，他是我依赖的哥哥，我是需要他照看的妹妹。

      小民是我们农场的“小孩王”，他豪爽、义气又大方，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淘气的小子。他的队伍里不要丫头的，只有我例外，谁让我只给他叫哥哥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是革命的对象，尽管他母亲出身也不好，但有他父亲身份的庇护，他家里还算太平无事。我带着小我几岁的妹妹，加入他的行列中不知少受了多少欺负。记得一次妹妹发高烧，父母在批斗班里关着不能回家，是小民背着妹妹从几里外的学校送回家来。他的家成了我的庇护所，有时就天天住在那里。

      精神的恐惧和生活的磨难使我失去了许多少年的欢乐，可小民哥是我的“保护神”和快乐源泉。学校停课后，我便跟着他活跃在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中，打弹弓，逮麻雀，挖战壕，架陷阱，玩的昏天黑地，大概我至今的“野性”也是这几年生活经历所形成。最野的便是下黄河里游泳，夏季是黄河水泛滥的时候，每年都会有冲到岸边的溺水者尸体，怪吓人的，大人们最怕自家孩子到黄河里游泳。可酷暑中投入那清凉的河水又实在太诱人。为了避开回家后大人们的检查，小民出主意，上岸后一律在河边把身体晒干方能回家。霎那间，河岸边爬了一溜儿光着背的“小泥鳅”。其不知黄河水含泥量大，身上沾上一层细泥，表面上晒的光光的，可回到家里父母用手指头在被上轻轻一划，一道白印就显现出来，接下去自然少不了一顿揍。

      小民也有依赖我的地方，我家里书多，停课后就常躲在角落里看书。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看完就比着做实验，大床下面堆放着我制作的晴雨计，放大镜。小民把我当“顾问”用，遇到有关知识问题便找我来解答，包括平时的功课，他做不出来准照我的抄。最好笑的是一次数学大考，小民头一天下午派“手下兵”把试卷从老师的抽斗里拿了出来，又急着还回去，匆匆忙忙把我找去解题，我慌忙中算错了一道。第二天考试时，我的解题在同伙中广泛传抄，老师改卷时发现答案对错都一样，要追查原因。可惜当时没人把这件事顶真，要放到现在恐怕我俩就惨啦。

      少年特殊时期的经历给我一生都带来了不可磨灭的阴影，残存在脑海里有各种色彩的记忆。但最令我难忘的，记忆犹新的是与小民患难与共，两小无猜的童年纯真，至今仍时刻珍藏在我心里。

      时光荏苒。初中毕业后，小民的母亲调动工作到当地的县城，他一家便离开了农场。相隔几十里，我们不能经常泡在一起，加上年龄长大，知道男女有别，渐渐产生了距离，但在我心里，他还是我最信赖的哥哥。后来，高中毕业后我们都当了知青。他插队的知青点离我们仍有几十里，加上我们都长大成人，又有了新的同学和朋友，来往机会就更少。我不记得我们之间通过信，只是假期时相互到对方家里看望聊天，我已很少会去想念他了。

      那时，知青中家里有门道的会被推荐上大学，或者找工作，再差点的男知青大都会去部队，参军成了一个离开农村的好途径。小民也不例外，下乡两年后，他便随一批同学参军入伍。走时他让小时的伙伴捎来口信儿，要来农场与我告别，我也为他能够离开农村高兴，毕竟他是我可亲近的哥哥。果然，他在穿上新军装后赶到农场看望我，我父母自小就把他当成自家孩子，便在家里热情招待他。我更没有忘记送他当时最时髦的礼物，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还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上革命誓言。

      我陪着他找原来的小伙伴话别，相伴着走遍小时侯常玩的地方，黄河滩、大堤坝、果园里、梧桐树下。可不知为什么，我发现他似乎有什么心事一样，说话心不在焉，欲言又止，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爽快。我也同样，分别几年后，感觉我俩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往日的回忆成了主要话题。临分别时，我送他到梧桐树下，嘱咐他到部队后常来信，我会惦记着他这位好大哥。

      他走了，望着他身着绿军装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只留下真挚的祝福。

      我依旧着往日的岁月，麻木的劳作，苦闷的生活。闲暇之余常独自一人徘徊于黄河岸边，长时间地望着滔滔东去的黄河水发呆。该走的知青都会慢慢走的，我的路在何方？

      他很快便有信来，分配到了新疆，吕正操将军的部队。来信叙述部队的新生活，言语中透出几分满足和自豪。小民是个不喜欢文字的人，书信内容简单直白，没有情趣，使人看后留不下多少记忆。而我当时的情绪沮丧极了，为自己无期盼的命运苦恼，也不记得给他写过热情洋溢的信，只是该回复时会回个短信，不好的心情跃然纸上。现在已记不起我们通过多少封信，也记不得保持多长时间。

       只记得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只寥寥数语，意思是：他希望与我交更深的朋友，但不知道我的意思，如果我同意，就给他寄张照片过去，不同意就不用再回信。看完我呆了，但也很快理解小民，直率而简单，这，就是冯小民独有的风格。

      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我，没有给他回信，也没有给他寄照片。
  
      在我的心里他是永远可信赖的大哥，这种情感真挚、纯洁，没有一丝杂念，可也没有一点男女之爱的萌芽与情愫。我从来没有过和他生活在一起的闪念，真的没有。爱情，不只是信赖，需要有欣赏、倾慕、激动，对小民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感。他是个好人，是个好大哥，但未必是爱人，是生活一辈子的伴侣。我无法成就他的愿望，只能在心里为他暗暗祝福。

      从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系，直到如今，再也没有见过面。我却一直在关注他的情况，真诚地希望他能生活的幸福。听同学们讲，小民后来找了位一起下乡的女同学，我见过的，性格温柔，与小民的粗狂挺般配。他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当地最大的国营企业---造纸厂，这家工厂工资高，待遇好，能进到这家厂会令许多人羡慕。我呢，在恢复高考第一年也上了学，走上另外一条不归路。

      去年回国，和儿时的同学相见，望着一个个两鬓斑白，只会感叹岁月的无情。问起小民的现况，大伙儿告诉我，现在最大的国营造纸厂早已倒闭，长期不发工资。小民脾气倔，不会做生意，他是电工班长，为了生活，便带着几个电工去承包建筑工地的电路工程，结果辛苦半年却没有拿到一分工钱，现正在为权益打着官司。能想象出他的愤怒和不平，他目前的生活也一定挺清贫。我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也许他不会接受我的帮助，他是个不求人的性格；也许他早把往日的小妹忘掉，当时他拒绝联系是他已经选择了更为现实的生活；也许他心里永远有个可爱的妹妹，但又不愿让她为自己担忧，更不希望让她看到现在的窘况。“男子汉打碎牙齿往肚里吞”，这是他不变的信念。

      北方的男子就像那高高的梧桐树，高高大大，清清爽爽，时光日月的薰染，其果实淳香恒久，让人心觉得悠悠地，欣欣的。

      生活里，很多美丽，虽然我们不在意，但是它却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延续。不经意地记起，就勾起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高高的梧桐树，在我的记忆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存，就像童年的邻家哥哥，让人悠长地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