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往事

从“神童”到“顽童”

6岁时爸爸妈妈在城里上班，把我放在乡下爷爷奶奶家。一次爸爸从镇上来奶奶家，吃过晚饭后，天黑了，到镇上有三里多乡路，不好走。大爷找来一支手电筒，可是只有一节电池。我接过手电筒看了看，说：“我想想办法。”他们没太在意我的话。我出去找来一截铁丝，放在一根木棍上，绕成螺旋形，然后用手抻长一点儿，把它装到电筒里顶一节电池的位置。打开开关，手电筒亮了，虽然亮度不很强，可是能够照清路面。大人们都非常惊讶，那时不要说我不懂什么是电，就是他们也不明白什么是导体，什么是绝缘体。后来，我又把奶奶家的一把很大很大的废旧铁锁和大爷的汽车零件给拆卸开了，于是大家都称我为“神童”。
小学二年级，爸爸在镇中心小学当老师，把我转学到那里。那时有手工劳动课，第一堂课，老师让大家做一只鸭子。鸭子是用硬纸板剪成的，把它放在桌子上一推，会迈步走。那个脚是用硬纸板剪成十字形的4只脚，中心用铁钉固定在鸭子的底部，这样一推，4只脚就依次落下来，看着就像鸭子在迈步似的。老师先让同学们画了图样，下一堂课交作业。回家后，开始做鸭子，可是我发现老师的图样，鸭子的脚是圆形的，就像毡靴似的，可是我看到鸭子的脚像巴掌似的。于是我去观察邻居家的鸭子，照着画了4只巴掌样的脚。交了作业，在下一堂课时，老师说，全校同学只有我做的鸭子与众不同。他表扬了我善于观察，敢于打破老师的样板，一下子我在全校出名了。接下来，是用秫秸做小凳子，在测验时，我做的小凳子，比老师做的放的砖头还多；我用泥塑的茄子在全校展览。聪明伶俐是当时师生、亲戚们对我的一致评价。
三年级时我又和爸爸一起回到县城，我进了全县最好的学校，县实验小学。不知为什么，老师看不上我。老师不喜欢，班干部自然也就不会对你好，班上的坏学生还专门欺侮我这个农村来的孩子。以致于有些日子我逃学了，后来妈妈又把我送回学校。上课时我不怎么注意听讲，下了课我就琢磨着各种玩法，比如，从扫帚上折一支竹枝，做成一个小小的弓箭，比谁射得远，射得准；用女孩子扎头发用的皮套做微型弹弓，上课时把砂粒放在弹弓上射同学的脸，然后把弹弓握在手心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同学们都称我为“发明家”，于是常常被老师叫到教研室，弓箭、弹弓被没收，写检查、保证书。
就这样我从一个“神童”变成了“顽童”。
那时，我可能是令老师头痛的孩子之一。而且，换班主任时，前任班主任向后任班主任介绍班上学生的情况。新班主任先入为主，自然对淘气的孩子另眼看待，所以我总也翻不过身来，这样的待遇一直延续到离开学校。

老 师

我在所有老师的那里几乎都被放在很难对付的学生之列。因为，他们无法对我做出品质不好的评价，而我淘气，但很讲道理，敢于同老师和班干部讲道理，老师觉得这样的孩子比其他的坏学生更难对付。尤其是我看的书多，甚至某些方面的知识比老师还多。而那些老师一旦看不上你，就变着法地找你的别扭，打击你，让你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让你感到自卑，看不到希望，失去了荣誉感，从此麻木于批评和羞辱，并进而产生破罐破摔的心理和强烈地抵触情绪。
那年暑假过后，开学时换了新班主任，姓李，是个体育老师，一个个头不很高，但很精明强干的小老头儿。第一次见面会上，他说，你们过去表现怎么样我都不管，我只看你们以后的表现。
他没有像别的新来的老师那样，先给淘气的学生一个下马威，刚开始那几天，他什么也没说。过了几天，他开会，第一个表扬了，弄得我和全班同学都十分意外。因为自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只是听批评了，从来没有听到过表扬，听了他的表扬，除了意外，不习惯，还有兴奋。他说：“何继维同学课间休息时，把煤核一个一个捡起来放在煤箱子里，这种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本来还以为新来的老师还会像别的老师那样对待我，没想到这么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竟然让他发现了，还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我。从此不好意思再调皮了，开始注意遵守纪律，多干好事。不久，李老师宣布我为副组长，戴上了一道杠，这是我在校时当的最大的“官”，也是唯一的一次。
后来又换了老师，我又重新滑到坏学生的堆里。
这一年又换新班主任了，姓陈，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教语文的。班上有个同学作文写得不怎么好，可是他几次把他的作文当范文读。同学们很有意见，但只在背后议论，当面谁也不说。这一天，他又读这个同学的范文，读完了让大家提意见，我举手发言：“陈老师是把这篇作文当作范文来读，范文就是最好的作文，我们怎么能挑范文的毛病呢？”听了我的话，同学们在底下哧哧地笑。陈老师没说什么，让我坐下了。
放学回家我去挑水，看到陈老师来了，我跟他打了招呼，他问我：“你爸爸在家吗？”我说：“在家，做饭呢。”他在我的前面进了家门，见到爸爸叫老师。我想陈老师肯定是来告状的，一顿胖揍是躲不过去了。等他走后，爸爸说：“陈老师在教你呀，他是我的学生，来看我的。”陈老师没有告我的状，还是爸爸的学生，我不能再跟他作对了。
前些时编百科全书，其中有“皮格马利翁效应”的词条。
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里的塞浦路斯国王，他爱上了自己雕塑的一个少女像，并且真诚地期望自己的爱能被接受。这种真挚的爱情和真切的期望感动了爱神阿芙洛狄罗忒，就给了雕像以生命。虽然这只是一个神话传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期望而使“雕像”变成“美少女”的例子也不鲜见。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助手来到一所小学做了一次实验：声称要进行一个“未来发展趋势测验”，并以赞赏的口吻将一份“最有发展前途者”的名单交给了校长和相关老师，叮嘱他们务必要保密，以免影响实验的正确性。其实他撒了一个“权威性谎言”，因为名单上的学生根本就是随机挑选出来的。8个月后，奇迹出现了。凡是上了名单的学生，各个成绩有了较大的进步，且各方面都很优秀。显然，罗森塔尔的“权威性谎言”发生了作用，因为这个谎言对老师产生了暗示，左右了老师对名单上学生的能力的评价；而老师又将自己的这一心理活动通过自己的情感、语言和行为传染给学生，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老师的热爱和期望，变得更加自尊、自爱、自信、自强，从而使各方面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进步。后来，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罗森塔尔现象”，或“皮格马利翁效应”。它表明：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非凡的人，一个孩子能不能成为天才，关键是家长和老师能不能像对待天才一样地爱他、期望他、教育他。
可见，老师对一个孩子的态度会对孩子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个好老师应该把每一个学生都当作天才来培养，都当作好孩子来对待。
数学老师姓杨，他不是我的班主任，我是一班，他是二班班主任。他也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个头不高，有几分帅气，课讲得不错。他喜欢用粉笔头打学生，看到谁精神溜号了，就从粉笔上掰下一块粉笔头，远远地扔过去，打得非常准。我时常上课不注意听讲，所以经常挨粉笔头打。他也时常在我精神溜号时提问我，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问题，就说：“老师，我没听清问题。”他把问题重复一遍，几乎每次我都能正确的回答上，于是他说：“坐下吧，不许再摆弄东西。”有时他也让我到黑板上去作题，三四个同学我差不多总是第一个作完，作完题我转身就走，他把我喊回来，什么也不说然后让我回座位，我又转身往回走，你就又喊我回来，又是什么也不说，我就又转身往回走，他就又喊我。就办法，回来后我只得给他敬礼，这样他才让我回到座位。我们两个就常常这样较劲，可是我的数学学得还算不错，他好像也无可奈何的样子。
期末考试分数出来了，还没有正式公布，课间远远地看到几个女同学围着杨老师打听自己的分数和某道题的正确答案。我绕着弯躲开，杨老师喊我，我只得过去，他跟我说我打了88分。当时数学打80分就算高分，90分以上的全校也没有几个。他告诉我打了88分，一是对这个他看不上的学生打了高分表现了无奈，另外也是让我因差2分没到90分而遗憾。他哪里知道，我当时根本不注意学习成绩的好坏。只是到了初中三年第二学期我才突然意识到，如果不能升高中，我将永远离开学校，这才开始着急。
文化大革命中二班的同学开始给杨老师贴大字报，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根据中央精神开始给老师“定性”，记得当时要把他们分成四类，三类是犯了严重错误，可以教育好的，四类是必须打倒的，也就是说，三类和四类是敌我矛盾的分界。他们班的同学和其他班的部分同学要把他定为四类。有一天在学校礼堂开全校师生大会，通过公开辩论的方式给老师定性。二班的一个男生先发言，他一条一条地列举了杨老师的“罪状”，其中有说他作风不正派，穿着衬衣衬裤进女生宿舍，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接下来，又有几个同学发言支持给杨老师定四类。我征集了身边几个同学的意见，然后上台说，我代表某某同学，某某同学……同意给杨老师定为三类，下面有赞成的同学鼓掌支持。我刚走下台，二班那位男同学就气冲冲地登上台，“刚才那位同学不同意给杨某某定四类，那就请你驳一驳我们铁的事实吧！”下面支持的那一派鼓起掌来。我又登上了台，“我们完全承认你们铁的事实，可是你们的事实恰恰证明杨某某只够三类，所以我们只得把他定为三类！”下面掌声雷动。
又一个同学上了台，他说，他不同意定三类，也不同意定四类。他说定三类太低了，定四类太高了，我同意给杨某某定3.45类。会场哄堂大笑，接着响起掌声，谁知道他的意思是，四舍五入，还是要定三类。
有一次，杨老师和其他几个被办学习班的老师在劳动，远远地看到我，他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
后来听说杨老师因为和学生有不正当的性关系被开除了公职。

班 干 部

班干部总是同学们的对立面，大家都认为他们是老师的“走狗”，都爱背后打同学们的小报告，在老师面前干面子活儿，在老师背后不比其他同学好多少。
有一个姓邢的同学是学习委员，同学们都说他“臊性”，因为他总爱跟女同学粘粘乎乎地，没完没了地唠嗑，自习课说话，有时上课也说话。同学们烦透他了，可是敢怒不敢言，怕他到老师那打小报告，给小鞋穿。
我写了一个纸条：“见女开口笑，见男狼面迎。整天嗡嗡嗡，像个绿豆蝇。……”课间休息，趁大家不注意贴在了黑板旁边。上课铃响了，同学们陆续走进教室，发现黑板旁边多了张纸条，就去看，有的还念出声来。念过了，大家哄堂大笑。好多同学围上去看，老师走进教室，同学们跑回自己的座位，老师看了看纸条，揭下来，夹在教案里，过后老师那没什么动静。
学习委员坐在我的前排，有一次考试，他把书放在书桌堂里翻开看，我举手要发言，老师问我有啥事，我指着他说：“老师，他看书。”同学们既感到惊讶，又解气地对我表示支持。
老师把团支部书记安排和我同桌，团支部书记是个女同学，我知道这是让她看着我。写了入团申请书的同学都争先恐后地约她谈话，因为和她谈话对自己入团很有好处，所以有人羡慕我和她同桌。她在班上是学习尖子，自习时，她有的题做不上，就问我：“某某题你做完了吗？”我说：“没有。”其实，我早就做完了，不愿意给她看，原因是怕人家说我溜虚她。有一天放学，她跟我说：“你有时间吗？我跟你谈谈话。”我说：“没时间，我得回家做饭。”做饭是实情，爸爸妈妈都上班，晚饭都是由我来做，但主要是我不愿意跟她谈话。我从来没有入过团，可是文化大革命时我向学校交了入党申请书，有人说，你连团员都不是怎么能入党呢，我说，党章有规定不是团员不许入党吗？
班上有个班长，长得膀大腰圆，这小子更坏，同学们都恨透他了。有一天，大扫除，我发现水盆漏水，他的书桌有一道裂缝，就把水盆放在他的书桌上，然后走开了。打扫完卫生，要回家时，老师来了，招集大家开会。我知道是什么原因，果然老师追查是谁把水盆放在班长的书桌上，把班长的书包弄湿了，说这是打击报复。我说水盆是我放的，我也不知道水盆是漏的，别人找我干别的活我就走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时，班干部和校干部曾把我的日记和书偷偷地拿到校团委，说我的思想反动。因为我说过，将来到了共产主义政党就不存在了，国家也没有了，他们说中国****永远会存在，中国永远会存在，他说没有了，这多么反动呀！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背地里进行的任何人都不知道。
他们还秘密开会把班上同学划分了左中右，其中左派不多，右派只有5个，其中有我一个。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怎么这事让班上同学听到了风声，听说这事后，大家十分气愤，自发召开全班会议，敦促他们交待事情的实情。这是第一次不是由老师，不是由班干部主持的班组会议。群情激奋，几个干部威风扫地，个个人心自危。有的同学要动手打他们，我出面制止了，我说他们毕竟是学生，不是斗争的大方向，他们的作法是错误的，交待了就行了。会议一直开到半夜。
之后他们纷纷主动找我谈话，因为他们看我能够主持正义。他们把其中很多内幕跟我说了，包括秘密审查我的事。
后来，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召开了左派代表会议，每个班三两个代表，我作为左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很快工宣队又撤出了学校，开始了大串连。
还有同学算学生干部的后账。有一天，校团委组织部长马同学来找我，说有人在他的褥子上写字威胁他。他是农村来的，家里很困难，他刚刚从家里回来，妈妈给他拆洗了被褥，褥子破了补了一块白布补丁，上面被人用油笔写上了字。我和他一起来到宿舍，那是和教室同样大的房间，里面是双层铺，能住几十个人，他睡下铺。进了宿舍我一边看他的褥子，一边念道：“马某某你必须交出黑材料，否则我们将采取革命行动！”大大的油笔字占了整块布。他的上铺有几个人在打扑克，我猜想就是他们干的，就冲着他们吼道：“谁写的！有种的站出来！”他们面面相觑，没有人吱声。我想，我走后他们还得欺负他，就帮他抱着行李另外找地方住了。
****后城里的同学下乡，农村的同学返乡，大家失去了联系。听说班长不知得了什么病，双腿残了，拄起了双拐。原来那么健壮的人竟然变成了残疾人，很令人惋惜。
参加工作后，有一天班长找到了我，拄着双拐，简直不能让人相信这是真。我没有表示任何的同情、惋惜，甚至没有表示一点奇怪和惊讶。我觉得那样除了引起他的悲伤，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这之后他时不时地来看我，他家住在矿区，他在那里开了个修表的小店，他知道我爱吃面包，每次来就给我带下井工人发的大面包，我留他在家吃饭。后来他把修表店迁到了城里来，我经常去他那里坐坐。因为我当时任城管大队的大队长，对他有所关照。他喜欢看报纸刊物，我时常拿些刊物给他。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就谈他对文章的理解和评价。我们谁都没有提过在学校时的那些往事，我们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