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俗的大伯(下)

二十多年里我们没有任何来往，也没有什么信息沟通。有一次，父亲看见大伯从大江桥那边过来，大概是出差来绍的，上去跟他打了招呼，聊了没几句就走开了，感觉没什么好说的。说不清是哪一年了，父亲在酒店柜台上的一张《浙江日报》上看到了大伯的名字，父亲看了有些兴奋，拿回家来给我们看。上面有一篇报道，介绍大伯退休后主动自掏腰包，为街道居民出黑板报的事迹。父亲的举动多少也反映出深埋内心的兄弟之情，我不知道大伯心里怎么想。在那个年代，他怕兄弟找他麻烦，不算怎么出格，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并不罕见。至于后来嘛，长期不走动，感情上自然也会疏远，没有特别一点的动力，惯性是不会轻易打破的。慢慢地，好象也就没有那种需要了，双方同时伸手，难有这样的机会，哪一方先伸出手来都感到有点吃力。作为系铃人之一的父亲一过世，更加没有什么想头了。如果不是大伯八十六岁那年心有所动，这份亲缘就完全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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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俗的大伯(上)

父亲只有一个兄弟，大伯也只有我这样一个侄儿。按理说，我们血缘关系最亲近，应该走动最热睦。可是，我出生十年，还没见过大伯的面。十岁那年我才知道，原来父亲还有一个哥哥住在杭州。那年春节，父亲和我去他家作客，大约住了三、四天吧。他们住在海月桥江边一所十分简陋的小屋里，离钱塘江只有十多米之遥，听得见江潮拍岸的声响。叫人不解的是，大伯那阵居然没呆家里。后来我才明白，他在诸暨湄池粮管所工作，为了方便人家过年，他主动留下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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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背影(下)

大概是九零年吧，他和一家大企业建立了联系，他们资助他去省里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脱产文学培训，与省内几个青年作者交流创作体会，进行采风活动。作为报答，他为那位老板写了一篇创业事迹报告。这事对他的影响，显然不在于他的写作能力有了什么提升，最重要的是他的爱情找到了归属，我从一件小事中看出来，他们已经确定了关系。那天他终于答应，把自己那本心爱的、我已眼红很久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让给我，因为他的女友也有。作为交换，我为他借走的《透明的红罗卜》立了“卖身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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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背影(上)

我调到钱中的第一个意外之喜就是认识了他。那年他刚从师专毕业，他书桌上的那本《现代西方文论选》吸引了我的目光。在我印象中，一般的中文专业毕业生，并不就是文学爱好者，真正痴迷文学的不多，对这样的理论读物感兴趣的，自然就更少了。当时我正处于文学青年的热恋期吧，接连写过一些分行的文字，其中几段还有点自鸣得意，有可以交流的朋友，一直是我内心一种隐秘的想望。后来证明，他的确不是那种平常的文学青年，是我不可多得的有共同语言的朋友。我很钦佩他的才气，他有一个开本较大的日记本，专门收录他的诗作，数量也很大，几乎每天都有新作补充，意象非常丰富，意境也很独特，说实话，有很多我没能力读懂。与他一比，我那些东西显得特幼稚，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征求他的意见了。不过他后来看到我在一本学生文学社的油印刊物上的一首诗，称道其中几行诗句，说自己没有那种生活基础，写不出那样的句子。学生告诉了我，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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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城当然值得庆幸，可惜生活已经不能回到从前。因为没有城镇户口，我们享受不到任何居民的正常待遇。那些年商品极端匮乏，买什么都要票，连豆腐、火柴、食盐都需凭票供应。有件事说出来很难让人相信，作为农村居民，我们一家三口，半年内只有半斤肉票。那天一早，母亲去离家很远的城东定点处买肉，在寒风中等了个把钟头。可是店面打开后，后边的人群使劲往前涌，把她挤出来了。母亲空手回来后，难过了很久：自己给儿子的承诺落空了。后来总算买到了，那天对我来说，就像过节一样。我甚至都没注意到，父母其实没吃什么。可是，由于长期吃不到肉，肠胃已经不太适应，那天晚上我拉肚子了。
父亲已经失去搬运队里的工作，没事可干，只好赋闲在家。母亲给邻居做点衣服，成了我们唯一的经济来源。不要说菜了，连买米的钱都没有着落，不得不向亲戚邻居借。因为没有参加农业劳动，我们的口粮不能白给，筹措每年两次买粮款，无疑是最紧迫的大事。有几次父亲买来的是黄霉米，我不知道农民兄弟是否也吃这种米。不过他们不高兴，也是可以理解的。父亲一向抽烟，在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烟当然属于奢侈品了，可是烟瘾难耐，只好上街捡烟蒂头，我也帮过忙。至于卫生不卫生，那时都不值得考虑了。
其实，在我成长的每一个时期，经济困难始终困扰着我一家。两个姐姐好不容易拉扯大，却先后下乡务农去了。父母亲均无工作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想象一下当年，我们一家真是个社会孤儿，完全听天由命，像一间风雨中飘摇的草屋，找不到任何依靠。正如后来三舅妈常说的，那也是瞎眼小鸡天照应。当时要是其中任何一个大病一场的话，肯定只好眼睁睁看着他去阎王爷那里报到。有一回，我被蜜蜂叮伤，半边脸都肿了。父母领我去医院，医生开出一块多钱的药，我们犹豫再三，没有去配。回家路上，给我买了两毛钱的桃酥，过了几天，伤自然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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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落户的地方在东湖镇，那时叫东红大队，离城大约二十里地，当时还没通车，货运都走水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家竟被安置在村旁一个小山头上，山虽不高，大概有三、四十级台阶，但半山腰有一方坟地，是当地人死后的归宿。山顶上有一座破庙，农民们没有多余的空屋，就在庙内西侧给我们砌了间小屋，门口还有一口石椁改造的水池，好象是新做的，用来蓄水饮用。大姐来的时候，体谅父母的艰辛，特意从山下挑了一担一担的水上来。我去的时候，池里水还很满，因为打水艰难，家里舍不得用，直到后来回城时还没用光。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庙里的菩萨、佛像已无踪影，墙上歪歪忸忸地写着些标语口号，还有毛主席语录。昔日的宗教圣地，如今竟然沦落为养猪场。我们一家三口不知是哪里修来的缘份，成了这些猪的唯一邻居。我在山上一共呆了十多天，只有刚到那天去过山下村里，父亲领我去看校舍。一个中年老师正在校门口生煤炉，有气无力地打着扇子，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影，爱理不理的样子。我在那里接触到的唯一外人，就是每天定时来山上喂猪的那个年长妇女。她大概五十多岁，性情温和，经常笑嘻嘻地跟我说话。有过一次，两个孩子上来，送我们一个南瓜，被我不客气地赶了下去。我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想让他们领教一下城里人的威风。
那几天，我总是独个儿坐在空旷的庙里，一边唱着样板戏，一边翻来覆去翻看带来的连环画和几本《工农兵画报》，没有一点伤感，可能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在起作用。正对面是更高的山群，很有气势，仿佛围住我们这个山头，马上就要向我扑过来似地。父亲在山下农田里干活，母亲跟过去一样，在屋里给人家做点缝纫活，洗衣烧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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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末，中苏交恶，国际形势开始吃紧。有一阵，好象战争就在眼前了，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准备打仗的风声越来越紧，全民备战的空气越来越浓。最高统帅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来犯之敌。绍兴城内三座小山都装了警报器，各个单位都花大力气，不惜血本大造防空洞，有些家庭也挖起藏身地窖，居委会旁边那座小小的馒头山上，也连日连夜挖造。空袭警报一连演习好几次。那阵子，我和严家孩子关系密切，经常到他家去玩。警报响起时，一起躲在八仙桌下，大气也不敢出，想象飞机正在头顶盘旋。有人说，绍兴城里防空地道规模挺大，已把三个山头联为一体。有个姓胡的邻居曾经带我们去参观过，就像电影里的煤矿坑道一样，里面一路灯火通明，把我看呆了。
其实，形势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当时敌我观念太强，难免神经过敏。可叹的是,当官的神经一紧张，小老百姓就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根据上级文件精神，为了备战止敌机空袭人口密集城市，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城市人口必须向农村疏散。不过谁也不会相信，把“四类分子”赶到农村去，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免遭战机轰炸。那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被打倒的反动派，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一刻也没有放弃复辟的梦想。把他们下放到农村去，可以减小破坏力。
父亲属于“三九类”（虽然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到底是哪几类），第二批迁送人员中，我们家榜上有名。显然，父母亲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没有料到，对我们家境非常熟悉的居委会干部，竟会这样狠心。母亲是个身体虚弱的斯文人，父亲有病，经常复发，两个女儿都已支农，儿子又那么小，哪有劳力参加农田劳动，这不成心把人往死路上推嘛。那个年头，干部的决定比判决书还严肃，根本不听什么申辩。在剩下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母亲一反往常疏于走动的习惯，用她微弱的力量向亲友们求告，希望他们能够帮忙。那几天，她去我大姨妈家次数最多，那是因为大姨妈有个儿子在县委工作，可能有点心存幻想吧。当然这是徒劳的，一则他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作用，二来有这么个亲戚，他也脸上无光，怎么好意思去求情。好象大姨妈答应了什么，父亲便以母亲的名义，给县委办公室写了份申请报告，要求将未满十岁的儿子寄养在姨妈家，当即遭到一口回绝。我看过那封回信，劈头一句就是“最高指示”：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完全无辜的母亲，因为所嫁非人，在那些政治机器眼里，变成没有灵魂的东西。这是母亲平生心灵上遭受到的最大伤害，每次回忆起来，她都会脸上发烧。这下母亲完全绝望了，那天晚上，她坐在床上痛哭一场。我听她说，要不是我还小，她真地不想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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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根就出在父亲身上，一切都是从他那年替兄从军开始的。父亲只有一个哥哥，比他大十二岁。当年“抓壮丁”抽中了，可是他已经成家立业，是一家的栋梁。奶奶作主，让小儿子去顶替。这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很多人当兵出去，再也不能回来。只要有点钱的人家，一般都是破财消灾，找个青壮年替代。那时有的人以此谋生，简直是当兵专业户，当上一阵又逃回来，然后再替人家出征。可惜家里太穷了，实在没钱雇人。可怜的父亲当初只有十六岁，还不到征兵年龄，一夜之间硬是虚长了两岁。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了半年之后，他偷偷逃了回来。我听他说，那次叫他们天蒙蒙亮出去接一支部队，到那没几分钟，忽然前方开了枪，他们急忙把船推开，钻进茭白地里躲起来。对岸发生的一切使他终生难忘，有个同伴来不及逃离，跌倒在地，被赶上来的追兵用刺刀戳。父亲咬紧舌头，不敢出声。这时，日本佬已经占领绍兴，父亲逃回家后，一直躲在楼上不敢下来，还生了一身疥疮。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慢慢传出去了，说长桥脚下有个“和平军”（指国民党军队）藏在家里。要是日本人得知，只怕性命难保。奶奶急得团团转，托来挽去求人帮忙，总算找到安身之地，让他在上大路35号落了脚，在那里呆了半年。后来知道，这是汪精卫手下的一个组织。可以想象，当时可能没有比这地方更安全了，想不到的是，日后的祸根也就此种下。
父亲因为这段历史问题，之前已经受过严肃处理。虽然他考上粮食局后，几乎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还是遭到无情清算，几年前被开除回乡。这一次也未能幸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马上闻到了火药味。那天傍晚，我们正要开饭，工作组突然派人来找他，我们左等右等，不见回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半个多钟头后，父亲回来了，脸色非常难看，神情极度沮丧，进了门就往楼上走。母亲不解地跟了上去，我也随即蹭了过去。父亲倒在床上，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大声叹气，这天没有下来吃饭。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一进居委会办公室的门，那个外调人员马上跳起来，指名道姓骂他，说他伪装老实，隐瞒历史，欺骗人民，要是不低头认罪，必将被无产阶级的铁拳砸得粉碎。
这以后，每次开批斗会，父亲都要和几个地主、坏分子一起站在台上，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特务分子某某某”，名字上还打了红叉叉。每天清早天不亮都要出门，义务清扫街道。父亲床下有一捆书，工作组的人在居委会干部的陪同下，几次来我家搜抄，每次都要打开来仔细翻看，虽然总是没有发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慢慢地，我的学校生活也开始出现变化，让特务的儿子站在台上唱样板戏，还那么风光地扮演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有些人就看不惯，后来演出就没有我的份了，红小兵中队的活动也不让我参加了。一个从小表现欲高涨的孩子，忽然这样被晾在一边，我心里空落落的，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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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都那样不顾一切地“闹革命”，国民经济必定崩溃，老百姓的生活日见艰难，后来连人粪都成了商品。每天一早，每家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马桶拎出来，做完饭后端上饭碗，蹲在门口，边吃边等。城郊有的农民一大早就进城来了，他们先打开马桶看看，有时还用木棒试探一番，接着开始讨价还价，一般能买几分钱。连人粪都成了能变钱的宝，今天的孩子一定会觉得多么荒诞无稽。我还亲眼看见一个半老头，把人家埋在桑树丛里的死鸡挖出来，然后拎着去河里褪毛，鸡毛一路往下掉，裸露的鸡皮已经变色，我好象还能闻到一种气味，不知道他怎么咽得下去。
石灰桥那边有个“四类分子”，揪出来后丢了工作，一家生活无着，度日艰难。儿子虽小，却很懂事，一放学就丢下书包、挎上篮子，跟几个小伙伴一道去火车站拾煤渣，卖点钱贴补家用。没想到才几天就出事了。那天他们几个趁人不备，悄悄爬上煤车偷煤块，不想火车开动了，那几个大点的孩子急忙跳车。他年龄最小，胆子也小，一时不敢跳，火车越开越快，把他急坏了，匆忙中跌落在铁轨上。可怜这一家连口棺材也买不起，孩子被裹在一张破草席里，两只光脚露在外面。想一想吧，我儿子像他这般年纪，还在他妈妈面前吵着要这要那，答应得慢点还噘小嘴呢，这个可爱的孩子却为了一口粗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生命之花还来不及真正开放。那是什么年月啊！
然而，办法总是有的，事在人为嘛。你不是嫌现在生活艰苦吗，那就回过头看看过去吧。于是，新的花样又出来了，大张旗鼓的“忆苦思甜”活动开始了。各居民小组分头开会，大家围成一堆，真的吃起野菜糠团子来，又苦又涩，可是没有人敢吐出来，不然就是阶级觉悟低，你会抬不起头来的。大家一起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那时最流行的一支歌，几乎人人都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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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那段经历使我初次体验到了一个精神上的孤儿的滋味，那么很快，我们一家越来越走下坡路，最终成了被这个红色年代彻底抛弃的社会孤儿。
利用青年学生的盲目热情，把刘少奇打倒以后，毛泽东开始安排他们的生活出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他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最新指示连夜播发，全国上下立即动员起来。因为预见到上山下乡运动可能遇到的阻力，上级领导从各部门抽调了一些人员，分头奔赴各居委会，深入有关对象家中，上门作思想工作。这些工作队特别顽强，老百姓说，跟蚂蝗一样，只要你不答应去迁户口，他们就整天呆在你家不走，天天晚上陪你坐着，直到你实在烦不过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个女的蹲点干部有句话非常经典，她说：你就是一块铁，我也要把你烧化。现在看起来，这种作风还真有点无赖。当然他们也是无辜的，应该怎么做，上面早就安排好了。
桥脚丁家有两个儿子，说什么也不肯去，其中有一个还被逼急得跳了河。也许为了杀一儆百，工作队竟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名，把他们老爸抓起来，给他套上纸糊的高帽，叫他边走边敲手中的铜锣，吸引别人围观，从前街到后街，来回走了好几趟。我们几个孩子嘻嘻哈哈跟着他，过节似地高兴。丁家儿子到底没能顶住，结果，锣也白敲了，河也白跳了。那个精明强干的女干部，在台上拍得桌子都发跳，声音也变得很异样了：人民政府是不跟你开玩笑的。这倒是一句地地道道的大实话。那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确实没有什么东西难得到政府，真有什么办不到的，那是执行者心里并不真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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